第3章 时代将中国推向世界舞台中央
中国从逐渐崛起到真正站上世界舞台中心，存在一个时间差，需要慢慢发展。这一过程固然不可避免，但幸而将在时代的作用力下逐步推进。
从一枝独秀到10年相持
从全球范围看，中国经济的表现依然突出。2022年，我国GDP比上年增长3%，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经济规模达到121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占全球经济的18%左右，经济增长快于多数主要经济体。[1]在世界经济前景黯淡、地缘政治局势紧张的情况下，中国在推动全球经济复苏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宏观亮眼，中微观却难。2023年4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为49.2%，已低于临界点。从不同规模的企业看，大、中、小型企业的PMI分别为49.3%、49.2%和49.0%，均低于临界点。[2]从分类指数看，在构成制造业PMI的5个分类指数中，生产指数和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高于临界点，新订单指数、原材料库存指数和从业人员指数均低于临界点。那么，究竟该如何理解宏观与中微观之间的落差？危机到底在哪儿？
实际上，宏观层面之所以如此亮眼，背后有其必然性。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经济率先从疫情中走出。中国一手抓防控，一手抓复工复产，做到了两手抓、两手硬。因而在其他国家尚处于疫情的水深火热中时，中国率先马力全开，并成为世界各国采购防疫等各类物资的首选地。另一方面是因为老的增长空间尚未用尽，新的增长空间又集中而至。具体体现在以下六点。
第一，从改革开放到复式时代。改革开放后，中国从计划经济转轨至市场经济，政府权重降低，逐渐让位于市场，不断释放出市场的潜力。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复式危机全面爆发，单一、线性的发展路径已经走不通，必须走上“大政府+大市场”的第三条道路。
第二，从区域纵深到双循环。过去，东部沿海、中西部等区域分梯次向纵深发展，东部经济率先腾飞，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区域经济落差。而今，“脱钩”强势登台，全球化面临“进二退一”[3]，尤其是中国走向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离不开国内统一市场的大循环，国内面临市场经济的二次统一。而双循环本身也恰恰抓住了复式时代的要义。
第三，从城市化到城市深化。城市化在带来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同质化的城市定位、同构化的产业结构，以及同源化的空间布局等，部分城市内涵缺失，城市发展急需深化补魂。
第四，市场空间从城市拓展到新农村。过去通过价格剪刀差，实现农村、农业支持城市发展。如今，城乡关系走向城乡一体化、城乡融合发展，且国家将更多的目光转向农村。按“新农村建设”总体部署，政府基本建设的增量将主要用于农业和农村，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如在“十四五”期间，中国将实行村庄整体规划等措施，进一步建设新农村智能系统住宅。与城市深化相对应的是，新农村建设不仅涵盖交通、住宅等硬件的基本建设，还更注重人文、教育等软件的基本建设，以求最大化释放农村发展潜力。
第五，从工业化到数智经济。在工业经济时代，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对自然资源的占有和配置。在工业化推进过程中，经济总量快速上升，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也带来了产业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而在网络、大数据、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持下，主动地满足人的各种需求的数智经济时代来临，这将极大地拉平差距，城市和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成为必由之路。
第六，从劳动力禀赋到中产消费。过去，中国依靠劳动力禀赋实现了经济高增长。如今，人口红利逐渐退却，与此同时，中产消费群体崛起，中国经济将由劳动力禀赋带动逐渐转向由中产消费支撑。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估算，到2027年，估计会有12亿中国人属于中产。[4]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中产消费市场，显然已成为跨国企业的优先选择，而这必将影响未来全球的政治经济。只不过，中产消费将迈入以精神消费为主的新阶段。
概而言之，老“5+1”（工业化、城镇化、市场空间、劳动力禀赋、区域纵深+改革开放）带动中国进入经济起飞期，新“6+1”（大基建、后工业、数字化、绿色化、新能源、新“三农”+世界经济安全岛）已呼啸而来，这奠定了中国经济的基本盘，也造就了当下宏观层面的大好行情。
中微观层面却异常艰难，一方面在于新经济登台，老经济难以适应，新老交替加速了产业重整。新经济浪潮对各行业的渗透和扩张，直接影响并冲击着传统产业的发展。随着劳动力成本及其他要素成本的逐渐提高，传统产业的比较优势逐渐减弱，老经济的生存空间被挤压。以传统零售业为例，中国零售业净利润率从2015年的3.2%下降到2017年的2.7%，如今更是在2%左右浮动。另一方面则在于各行各业面临产能过剩后的大洗牌。市场经济一边创造财富，一边制造过剩，从钢铁、煤炭到造船、化工，乃至某些新兴产业，都出现了产能过剩问题。以汽车行业为例，不仅传统燃油车过剩，新能源车也出现了产能过剩问题。更要命的是，全球大放水下，各类资产价格扭曲高涨。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不断采取前所未有的财政刺激政策和货币宽松措施，由于实体经济恢复缓慢，无处可去的资金正不断流入各种实物资产，导致原材料价格走高，各行业、企业遭受直接或间接的成本冲击，已是举步维艰。
因此，从宏观上看危机似乎没了踪影，而实际上危机早已变异、变形。中国经济未来10年的发展将进入一个迥异于以往、战略相持的时期。
一是旧矛盾叠加新问题，未来俄乌战争、能源危机以及全球经济衰退还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给我国的经济转型设置了重重障碍。
二是中美博弈陷入僵持阶段。中美两个大国之间本就有差异，而生存空间的挤压更是带来矛盾。当下，美国正阶段性地对中国进行战略围堵，中国也不断予以正当反击。
三是经济旧动能转向新动能，还需相当漫长的切换期。旧动能比如房地产行业，过度绑架了经济与社会，而现在，靠刺激房地产来拉动经济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且过去“大量建设、大量消耗、大量排放”和过度房地产化的城市开发建设方式也难以为继。2020年以来，对房地产的调控政策以及再推房地产税试点已然彰显出国家管控房地产风险的决心。然而，旧动能受限，新动能却难以及时跟上。而且，新、旧动能切换并不意味着对旧动能的全盘否定及对新动能的盲目追逐。如新基建虽是未来发展的趋势与主流，但真正的应用场景尚未全面到来，基站能耗巨大且已然过剩，不知不觉中成了“烧钱”的无底洞。正所谓“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面对外部环境的冲击，中国能做的准备更多的是修炼好自身，也就是做好内部动能切换，以迎接虽艰难但可以借机实现完美蜕变的10年。
中国的三大过剩与四大替代
在全球危机下，世界经济还依赖中国市场的拉动，而中国自身也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中国经济要实现平稳地回归常态增长，并且更加可持续地常态增长，尚需付出更多努力。更何况，目前中国还面临三大过剩——制造业产能过剩、城市化相对过剩（以钢筋水泥外延扩张为基本特征）、过度金融化尚未出清。而四大替代——新消费、新基建、城市深化、新型金融资本领域方兴未艾，未完全成势。在三大过剩与四大替代的转换时期，经济形势可谓错综复杂。那么，中国经济将走向何方？
纵观中国经济发展史不难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发展和工业化成就瞩目，但也由此出现了第一大过剩——制造业产能过剩。产能过剩不仅意味着有大量闲置产能，意味着资源的浪费，还会产生更深远的影响，如制约经济增长、增加通货紧缩风险、增加债务风险、引发系统性风险等。为化解危机，早在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把“去产能”列为2016年五大结构性改革任务之首。但至今，制造业产能过剩痼疾难除。毕竟，工业时代的特点是批量化生产，而批量化生产会不可避免地造成产能严重过剩。停工停产的损失比继续生产的亏损更大，因为存在高昂的固定成本。
而当下，消费互联网逐渐发展成熟，同时，新消费初露头角，对冲制造业产能过剩，形成第一大替代，但与此同时又带来新的问题。疫情之下，直播带货、在线办公、互联网医疗等逐渐盛行，却又存在假货多、个人信息泄露等问题，行业相关规范等制度建设严重滞后。无论是消费互联网还是新消费，都不可避免地加快了产能过剩与个性化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根本原因在于，目前互联网消费端消化的商品大部分还是建立在传统的规模化生产的基础之上，并不都能满足消费者个性化的需求。更重要的是，消费端互联网的繁荣让传统生产制造企业产生市场错觉，在过剩的生产道路上渐行渐远。历数工业时代几轮经济危机的应对方案，消化过剩产能的最终方式是市场倾销乃至战争。当代战争的成本高昂，更有毁天灭地的核弹威慑，世界大战基本属于小概率事件，所以人们只能回到生产制造领域寻找解决之法。致力于打通需求端与生产端的产业互联网应运而生，让产品在生产之时就与需求形成匹配，从根本上改善供需结构错配，化解产能过剩问题。只不过我国的产业互联网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目前工业等领域的数字化程度不高。
不可否认的是，产业发展虽然带来了产能过剩，但也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吸引了人口集聚，城市就此繁华、壮大，不过也由此形成了第二大过剩——城市化相对过剩。为支撑更庞大的人口的生产与生活，以钢筋水泥、高楼大厦为基本特征的外延式城市化进程铺展开来。据统计，中国城市化率已从1978年的17.9%一跃上涨到2021年的64.72%，城市数量达到了691个，成为全世界城市化速度最快的国家。[5]然而，我国这种非典型的城市发展路径，虽在GDP的贡献上厥功至伟，却造成城市在应有功能上存在明显缺失。如今城市发展“由硬变软”，在大众从追求物质满足向追求精神体验转变的当口，若沿用过去追求钢筋水泥、高楼大厦的城市化模式，必然难以为继。世界高层建筑与都市人居学会（CTBUH）的数据库显示，截至2020年9月3日，中国“未完成”和“暂停施工”的摩天大楼共有81幢，其中66幢是烂尾楼。[6]这些烂尾楼的建筑功能多样，但办公用途占比最高。仲量联行2021年9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中国41个中心城市里，有19个城市的甲级写字楼空置率超过30%。[7]当下，个别地方政府要么沉溺于城市发展的惯性思维，要么还未完全实现由城市化向城市深化（第二大替代）的思维切换，城市发展从“量”到“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实际上，城市化与城市深化虽仅有一字之差，内涵却全然不同，实际落实上更是大相径庭。城市深化已然超越纯经济视角，不再囿于GDP、土地财政等指标，而是从更高的战略层面俯瞰整个城市经济生态的格局。而在城市化转向城市深化的过程中，第三大替代——新基建的作用不容忽视。传统基建构建城市内部及各城市之间的链接，而以5G网络、数据中心等为代表的新基建指明未来科技发展的方向，是城市深化的新毛细血管，也是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只不过从实际投资占比看，新基建仅占10%，与老基建相差甚远，但新基建的成形将给城市经济发展及城市深化带来叠加、倍增效果。
进一步而言，城市的实质归根结底是人、物、信息集中与交换的场所。正是因为交易、交流及要素优化配置等功能的需要，城市化成为金融诞生的必备条件之一。而在经济发展及城市化水平提升的过程中，金融发展更是成为重要推动因素之一。但与此同时，实体经济与地方政府又不可避免地对金融产生过度依赖，造成行业性的过度金融化，因而第三大过剩随之产生，如地方债风险积聚、企业杠杆过高等，整体发展有着脱实向虚的趋势。如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显示，2015年末中国企业部门的债务率高达170.8%。为避免出现美国金融行业对实体经济过度挤压等负面现象，中国及时调整管控，以2017年的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为转折点，政府对过去金融发展方面的工作进行了纠偏，重新明确了金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发展方向。
但随之而来的是各类金融衍生品相继“爆雷”。这边传统金融才被戴上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紧箍”，而另一边，金融改革已开启一条金融资本化、资本基金化、基金平台化、平台股权化的“非典型道路”，传统金融又将被新型资本釜底抽薪，只不过新型资本的发展尚在雏形。比如社会资本尚在鼓励引导阶段，新基建投资虽在引导民间资本进入，但仍是以政府资本为主导。
由此可见，“三大过剩”已然形成，而“四大替代”尚未完全开启，经济处于转轨阶段，难免出现一时的错配、紊乱。因而有必要重新审视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的关系，既不能讳疾忌医，任由无形之手和有形之手互搏，又不能过于自信，重新回到计划经济，而是应当着力让市场机制脱胎换骨以更好地发挥基础性、决定性的作用。这决定了中国未来发展必然走向“大政府+大市场”的复式之路。
迈向世界舞台中央的机遇与挑战
世界风云变幻，时代已将中国推向世界舞台中央。笔者在2020年6月就曾提出，由于在应对疫情上采取的不同策略和由此导致的冰火两重天的结果，中国的GDP总量超越美国将不再需要等待漫长的10～15年，而会以非常态的速度追上美国。近两年的GDP数据也印证了笔者之前的观点。经济学人集团下的经济学人资讯社认为，按照这样的趋势发展，中国的GDP总量会在2026年超越美国；日本、英国的研究人员得出的结论则是，中国的GDP总量会在2028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简而言之，中国的GDP总量超越美国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我们这一代人即将见证一个伟大的奇迹。
从历史上看，唐朝时，中国的GDP总量就曾占到世界GDP总量的58%，而当时的第二名东罗马帝国的GDP总量仅占世界总量的9%。到了宋朝，中国的GDP总量占到世界GDP总量的60%，达到中国占世界GDP总量比重的最高峰，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富有的朝代。明清时期，由于错过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国占世界GDP总量的比重不断下降，1840年后跌至不到10%，经济大幅衰退，大量白银用于赔款。1949年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GDP总量节节攀升。2010年我国的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历史或许是一个轮回，我国曾经历了100多年的衰落，也走过了新中国成立以来70余年艰苦奋斗的征程，如今在经济上正在重新靠近世界舞台的中央。舆论场上开始热议一个新命题：中国站上世界舞台中心还需要多久？
事实上，从当前居于世界舞台“中心”的美国来看，早在1894年，美国的GDP总量就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1905年，美国在人均GDP上也超越了英国；到了1910年，在综合国力上美国已经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经济上，美国牵头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使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让美元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取得了中心地位，还建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两个重要的国际金融机构。在政治上，“民主”这一概念逐渐演变成了以“宪政”“个人主义”“美国梦”等概念为核心的美式民主，并在全球很多地方受到热捧。自此，美国才终于获得了世界金融体系的话语权和国际舆论的强大影响力，站到了世界舞台中央。
由此观之，从GDP总量世界第一到建立一整套共同话语体系并得到世界认可，存在一个时间差，需要慢慢发展。中国如今虽然正一步步接近世界舞台中央，但其间还有许多障碍需要跨越、许多问题需要解决，且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并不主动谋求对外扩张，因此经历的时间或许会比美国更加漫长。同时，中国历来重视与世界各国的交流合作，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也需要和各国进一步加强了解与磨合，共同解决当今世界的挑战，而这一切发展都还需要时间。
首先是经济上，人民币国际化依然道阻且长。据IMF的研究数据，截至2022年第四季度，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比例为58.36%，而人民币的占比仅有2.69%，[8]除了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的储备份额也高于人民币，人民币目前在全球外汇储备市场中只能排在第五位，还远远称不上国际通用货币。在海外，能够直接使用人民币交易的国家主要是一些东南亚和非洲国家，以发展中国家为主。只有人民币真正成为国际货币，才能有效对冲国际市场上美元带来的金融风险，为投资者提供更多的选择，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维护国际金融安全。
其次是政治上，国际社会中依然存在对中国各种制度的不理解。例如在全球抗疫的过程中，将“抗疫”政治化，质疑中国“要人权还是要安全”“要抗疫还是要自由”等问题。这还只是当前国际社会上“逢中必反”风气的一个缩影。这种风气存在的背后固然离不开一些反华势力的推波助澜，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政治制度、社会管理方式等许多方面还缺乏了解和信任，中国的特有模式还没有得到普遍认可，想要得到更多理解和接纳，还需要耐心和时间。
最后是文化上，从影响力到产业化，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相比都存在较大差距。不论是全球最受欢迎的社交媒体平台，如脸书、推特，还是最有影响力的娱乐巨头，如迪士尼、网飞，这些美国公司的全球影响力都是中国同行短期内难以望其项背的。就目前看来，中国人想要提高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促进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交流，同样需要一个积累的过程。
困难固然不可避免，但幸而这一切将在时代的作用力下慢慢地推进。如果说过去登上世界舞台中央的国家是踩着鲜血上位的，那么今天中国一步步靠近世界舞台中央，更多的是顺应时代的发展，是大势所趋。
现在，与之配套的价值体系已经面临着严重的理论危机。一方面，许多国家出现了经济金融化现象，尤其是美国，出现了严重的产业空心化和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社会矛盾激化，经济危机不断。另一方面，“自由、民主”的体系目前已经产生了裂痕，处在坍塌的边缘。自大批中东难民涌入欧洲以来，原有的西方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就在一轮轮冲击下走到了崩溃的边缘。西方世界无法再挥舞“自由、民主、博爱”的大旗接纳难民和移民，而是走上了民粹主义、保护主义的道路，以邻为壑，互相攻讦。上层精英和底层民众之间的割裂，已无法弥合。
旧体系的坍塌已然为新体系的重建腾出空间，而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或许正孕育着转机。
一方面，疫情使中国加速成为全球的“经济安全岛”。经此一“疫”，中国经济依靠国家资本与市场资本相结合，依靠完整的产业链循环体系，实现了较强的韧性复苏，成为“世界经济安全岛”；而美国以金融、服务业为主体，受疫情摧残最大，以致美国金融“安全岛”的地位迅速滑落。如此反差将极大缩小中美差距。
另一方面，中国将在疫后新一波全球基建潮中脱颖而出。疫情过后，世界经济亟待复苏，但发展模式只注重眼前利益，且多以私人资本为主导，难以扛起迅速恢复世界经济、提振市场信心、改善人民生活的重任。要想让世界尽快走出疫情阴霾，由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就成为各国的不二选择。但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受疫情影响，可能短时间内无力承担大规模的基建工程，而中国不仅快速控制住了疫情，而且有底气在这一波全球范围的基建潮中大显身手。在这个过程中，秉承“共商、共享、共建”原则的“一带一路”倡议，会真正成为连接沿线各个国家和人民的桥梁，在潜移默化中让中国制造、中国标准走出国门，与世界融合，成为新的全球模式的一部分。
同时，疫情、战争等给人们的心理造成的创伤也需要修复。近年来“黑天鹅”事件频出，不论是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都无法单独对这一系列问题做出完美的解答，只有同时吸收采纳东西方优秀文明成果并形成新的价值话语体系，使其成为融合中华优秀传统、西方先进文化的未来需要的文明体系，才能建立在世界范围内受到接纳和欢迎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化解疫情、战争等给全人类心理带来的不良影响，让人们面向未来，重新出发。世界早已是一个整体，各国人民的命运休戚与共，紧密相连。自古以来，中国的文化基因中就蕴含着调和、折中的中庸之道和灵活多变的实用主义，因此中国才会率先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总之，现在的世界正处在旧的政治秩序和道德体系坍塌，而新的体系还在酝酿和沉淀的特殊阶段。如今虽然中国在经济上即将取代美国站上世界舞台的中心，但建立新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体系还需要时间积累。在这段需要慢慢熬过的时间里，中国会与世界各国一道，在交流、融合、共赢中不断发展，中国自身也会在时代推动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注释
[1]张晓翀.去年我国GDP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即将跻身高收入经济体行列[EB/OL].（2023-02-28）[2023-09-10].
[2]国家统计局.2023年4月中国采购经理指数运行情况[R/OL].（2023-04-30）[2023-09-10].
[3]“进二退一”指进步并非直线性向前，而是在曲折中螺旋式上升。“退一”仅为插曲，“进二”才是大趋势。
[4]环球网.美媒：中国中产影响未来全球政经[EB/OL].（2020-10-14）[2023-09-10].
[5]壹城壹策.「壹城观点」新型城镇化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EB/OL].（2022-10-28）[2023-09-10].
[6]旺角黄汉城.中国的“摩天大楼诅咒”[EB/OL].（2020-12-22）[2023-09-10].
[7]财经白话.写字楼库存高企！41个中心城市，19个空置率超30%[EB/OL].（2022-03-08）[2023-09-10].
[8]知行视之.全球储备货币占比：美元跌至58.36%，欧元保持20.47%，人民币呢[EB/OL].（2023-04-13）[2023-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