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的确立

隋唐之际，一种分科选拔官吏的制度——科举制，逐渐取代九品中正制而形成并确立。

朝廷的选官制度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在中国古代社会，统治阶级往往出于某种政治目的的考量，采取各种不同的选拔人才方式，从而制定出相应的选拔制度，任用符合其政治需求的人才，以巩固自己的统治。于是，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在不断的革新中发展变化着。在奴隶制社会时期，为世袭制，爵位和官职的任命，领地的分封等，主要按血缘关系的远近进行，世代相传，不能随意任免。战国时期，这种情况得到改善，出现了一些新的选拔人才的方式和途径，如“养士”“军功”“客卿”等。两汉时期，主要存在两种考量制度：察举制和征辟制。察举制是指由下而上推选人才，经过各种考核以录用。征辟制，亦称辟举制，是一种自上而下选任官吏的制度，皇帝征聘或公府、州郡辟除的直接方式进行指名征聘。然而，察举制发展至东汉末年，由于官僚们的徇私舞弊，竟然出现了“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的荒谬现象。到了魏晋时期，实行的是九品中正制，魏文帝曹丕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由中央选派各地“贤有识鉴”的官员担任大、小中正，将辖区内的人物分为九等，中央政府依等第授予官职。九品中正制客观上改善了东汉以来州郡名士左右荐举和征辟的局面，自然是一大进步。但随着豪门世族力量的发展，大、小中正都被世家大族所把控，九品中正制完全变质而转化成了巩固门阀势力的工具。然而，到了南北朝时期，由于士族门阀的日益腐朽，势力得到了很大的削弱，各方寒族开始活跃在政治舞台上。显然，九品中正制已经无法符合当时的发展需要，衰亡在所难免。直到隋代建立起了科举制，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官吏选拔制度才得以正式确立。

隋朝建立初期，在朝廷选官制度方面，也曾一度承继了魏晋时期实行的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是由魏文帝制定的，它承继的是两汉的察举制，以德行、家世、才能等标准进行考核。如此一来，在实际的选拔过程中，这种品评人物的办法就被上层的世家大族所控制和左右，以致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政局情况，并不是寒门庶族子弟德劣能少，而是因为其家庭出身不在豪门贵族。几乎完全以家世背景来测定一个人的品级，使得“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家世、门第成为评定官品的最主要标准。中小地主以及平民百姓，即使能力品行都十分卓著，也并不能进入到政治的核心范围，只能徒有一身才华而白白埋没。

但是，隋朝时期，世家大族日趋衰落，庶族势力日趋崛起，那么，无论是为了加强政治上的集权，把选拔人才的权力收归中央，还是为了国家经济、文化的发展，显然，九品中正制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需求了。于是，开皇七年，隋文帝废九品中正制，改为诸州岁贡三人，且明禁商人入仕。开皇十八年秋七月，文帝“诏京官五品已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以“志行修谨”“清平干举”二科选士。隋炀帝大业二年，始置进士科，实行试策取士，标志着科举制的创立，其考试内容一般为儒家经义和对时事的看法等。大业三年，炀帝正式颁布科举之诏，以十科举人。大业五年六月，又下诏诸郡以四科举人，“诏诸郡学业该通、才艺优洽，膂力骁壮、超绝等伦，在官勤奋、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四科举人”。

科举制不同于九品中正制的地方，主要是国家主导，设立科目，通过考试的方法为国家选拔人才和官吏，不再循由地方察举的途径，不是唯以家世背景来定阶品。科举考试，有不同科目，也即分科取士，每个人都能自由报名，平等竞争，而且，最终的结果会以考试成绩来定，公开张榜。

唐承隋制，其中包括科举制这一选官制度。唐初，历经高祖、太宗、高宗、武后各朝，科举制日益发展和完善。唐制取士分制科和常科两种。制科是由皇帝自诏举行，以待非常之才，多临时不定期举行。制科的科目繁多，主要有博学宏词、直言极谏、贤良方正、才堪经邦、茂材异等、武足安边等科。常科主要包括明经、进士二科。玄宗朝后，进士科地位更加突出，此科一旦登第，就可飞黄腾达、闻名士林。至唐中期，进士科更成为衡量官僚臣子的必要尺度，即使官职很高，若不是进士科出身，亦“终不为美”。

科举制作为我国帝制时期选拔官吏的主要方式，创立于隋朝，发展完善于唐代，一直到清末废除，共历经了六个朝代。科举制的确立，客观上为出身寒门庶族的有才华人士，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和报效国家的机会，总体上是进步的和积极的，是符合历史前进需要的。隋朝一代，科举制虽然并没有形成特别完善的制度，但这种选拔人才的方式，把一个人的政治前途与读书、文化涵养等个人品行联系起来的做法，对后代学者重视读书的学风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在唐朝更加完善了隋朝创立的科举制后，“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不论出身，只要有才能，就可以入朝为官，成为国家的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