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缘起：“数字化”重塑社会形态
1.1 数字社会的进化
目前，关于数字社会的研究更多是从数据、算力、算法技术等维度进行分析，并提出数字社会的要素构成。本书尝试着从社会治理角度思考数字社会构建的基本要素，提出从技术和治理双重视角分析构建数字社会的数据要素、数字身份、数字信用、数字规则、数据技术五大要素。
1.1.1 从狩猎社会到数字社会
人是社会发展与社会关系构建的核心。人与环境的交互推动着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与演进。自人类诞生以来，随着生产力的提升和生产关系的变革，社会形态不断迭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形态是由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全部社会要素组成的完整的社会体系，是按照自身特有的规律运动、变化、发展着的活的社会有机体。人类社会形态的划分有着多种视角，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以下两种：一种是根据生产关系的特征与性质；另一种是以占据主导地位的产业结构为标准。结合不同视角可以发现，随着技术的迭代升级，整个人类社会的进化史历经了狩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如今正在迈入数字社会。本书所称的“数字社会”是数字时代的社会形态，展现了人、技术及数据的相互作用的过程。
不同的社会形态表现出不同的社会关系特性。在狩猎社会，人们主要靠捕鱼、打猎和采集为主，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和改造停留于浅显层面，更多的是对自然界的适应过程。在农业社会，社会的战略资源是有限的土地，铜器和铁器是主要生产工具，生产范围的有限性使得农业社会的人与环境的关系依靠初级社会群体维持。在工业社会，社会的战略资源不再局限于土地，逐渐扩展到矿藏、石油、电力等各类能源，特别是电力的发明，人们通过操作动力机械，形成工业社会新的生产力，个体被绑定为机器系统的一部分，由此以企业组织与社会团体为基础的相关关系得以体现。在信息社会，人类利用信息和知识，通过泛在化的信息网络服务方式从事生产，人类可以脱离生产过程独立存在，社会关系体现为以信息为纽带的社会连接。进入数字社会，随着数据、算法和算力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对资源要素配置影响力的提升及贡献作用的不断增强，数据成为一种全新的生产要素，算法和算力则成为新的生产力，网络相连的人和物成为生产数据的基本单位，同时也成为传送数字信息和参与社会互动的基本单元。
通过人类社会的演进历程发现，整个社会形态的演变主要基于不同的生产方式，生产资料在不同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演变中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指出，人类自身的生产及与之对应的人的依赖关系，对于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正因如此，人类社会的结构便是先从“以家族血统为主导的模式”向“以财富地位为主导的模式”转变，再向“以知识智慧为主导的模式”不断转化。起初的狩猎社会和农业社会，是以“血缘”为其主导的社会依赖关系，“家族”（泛指“家庭”与“氏族”）便成了当时人类社会的主要组织模式。此后的工业社会，是以“商品”（物缘的依赖关系）为其主导的社会依赖关系，企业和单位便成了当时人类社会的主要组织模式。进入信息社会之后，“信息”及由此衍生的“知识”将成为社会的主要联结纽带，而这“信息的纽带”，又因通信媒介的革命性进步，使单个的个体独立性得以在社会关系中凸显，异质性、协同性、共享化的社会特征更加明显。部分学者将数字社会视为信息社会的进一步演化，二者都是以虚拟的信息和数据为生产资料并以此作为社会连接的纽带，但在特性上差别较大，下文将进行深入辨析。
1.1.2 信息社会的再认识：知识和效率
信息社会作为与数字社会较为相近的社会，最早由日本学者林雄二郎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兹·马克卢普（Fritz Machlup）最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对知识和知识产业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一系列新技术的出现和应用，推动了美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同时也带来了经济发展模式的改变。时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的马克卢普在其代表作《美国的知识生产与分配》中正式提出“知识产业”这一概念。他在书中评估1958年美国知识生产的总规模为1364.36亿美元，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9%，成为美国的第一大产业，远超当时的钢铁业、化工业和汽车业，美国已进入“知识社会”。这一论断对全球思想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信息社会开始被相关学者提出并逐渐被人们所认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现代知识及与之相关技术应用的驱动下，在国际竞争中抢占先机，形成新的竞争优势。以马克卢普等为代表的学者对知识生产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作用开展了深入分析，以期深入了解知识生产对当时美国经济高速发展产生的作用机制，且关于该问题的研究最终形成了《美国的知识生产与分配》这一著作。马克卢普通过研究发现，1958年美国知识生产规模的总量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占比高达29%，在美国产业结构中占据首位。针对这一变化，马克卢普认为美国已经由传统的工业社会步入“知识社会”，这一结论与提法带来了极大影响。在此之后，人们逐步摆脱对经济发展的实物化视角，广泛接受知识和知识创新是驱动现代经济持续增长的基本、普遍、决定性因素的新共识。随后的马克·波拉特（Marc U.Porat）、彼得·德鲁克（Peter F.Drucker）等对马克卢普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完善。这一时期的信息社会探讨的主要是工业社会在当时如何实现转型发展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后，互联网技术的出现及应用成为加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动力。多位国外学者针对这一现象与变化开展了相关研究，其中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的“后工业化社会”、阿尔温·托夫勒（Alvin Toffler）的“第三次浪潮”、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的“网络社会”等理论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和较大的代表性。这些理论的提出，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信息社会从理论研究与发展实践均步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人们对于信息社会的理解认知已经由经济产业层面延伸拓展至更宽泛的社会层面。例如，贝尔认为“后工业化社会”的特征集中体现在以知识为核心。
20世纪90年代后，一个以计算机与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革命时代的到来，信息化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并给整个人类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得益于美国作为信息革命起源地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相关学者围绕信息技术与信息社会间的关系开展了深入研究。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有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他的著作《数字化生存》对网络时代下人们的生活生产方式等进行了全景式的描述，成为许多人了解网络世界的必读经典著作。在这一阶段，信息技术革命被视作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要素，在其作用下人类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加快演进。
20世纪90年代后，网络通信技术的发展按下了快递键，短时间内迎来了爆发式增长，对人类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与冲击深刻而持久。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技术视角思考网络技术对人类发展带来的影响，认为推动信息社会形成的并非信息和知识而是以电子通信、计算机、互联网等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但是这一阶段的关于信息社会的研究，虽然强调了同工业社会、工业经济的断裂，但却对社会形态的研究只是停留在网络化的发展、信息的全球化、互动的便利性所带来的经济效率提升这个层面，缺乏技术变革带来的对整个社会形态的思考和研究。
通过对信息社会理论变迁的回顾可知，其研究主要包括知识主义与技术主义两大流派。在信息社会理论发展早期，人们更多是围绕知识与社会的关系来剖析认知信息社会，尽管学术界对于信息社会究竟是一种区别于原来社会形态的新社会形态，还是传统社会发展到新阶段的具体表现有着一定争议，但即便如此，对于信息社会的某些特征，学术界仍是达成了某些共识：①知识的价值作用显著增强。人们普遍认为知识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作用持续增强，这种贡献既体现在知识分子“人”的方面也体现在知识经济产业方面。②知识对于政策制定的影响作用日趋明显。这种影响集中表现在专业人才和专业知识两方面。综合来看，不断丰富的知识资源加速驱动着人类社会向信息社会迈进。
1.1.3 数字社会的再进化：数据和计算
数字社会是信息社会的进化，数字社会的技术逻辑起源于大数据的发展和演进。20世纪90年代，随着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经济社会各领域产生和处理的数据量不断增大。2011年6月，麦肯锡（James O.Mckinsey）在其发布的《大数据：下一个创新、竞争和生产力的前沿》报告中对于数据作为新生产因素如何发挥作用做了分析。报告认为，数据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因素，正在越来越深入地渗透影响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每个行业领域，人类社会可通过对海量数据的充分利用迎来新一轮生产率的增加。这篇报告引起了企业、政府、学术界对于大数据革命的空前重视和讨论，一个数据驱动下的全新时代正在到来。国际著名咨询公司IDC在相关报告中指出，目前人类社会产生数据规模总量呈现出指数式增长，现在已进入ZB[1]时代，推动着产业形态朝着“数据驱动范式”前进。继大数据之后，谷歌（Google）在2006年首先提出“云计算”的概念。云计算系统是一个极其庞大的算力资源池，甚至可以让普通用户体验每秒10万亿次的运算能力，如此强大的运算能力，使得模拟核爆炸、预测气候演变、实现基因测序都不再困难。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的发展，采集的数据越来越多，存储的数据规模越来越大，分析数据的能力越来越强，人们从海量数据中不断挖掘数据带来的价值。之后，随着机器学习能力的加强，人工智能将与大数据进一步融合，使得大数据整体逐渐“逼近”客观现实，成为世界的数据化表象。综上，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的出现和发展之所以是人类历史的重大变革，不仅在于人类可以借此更深入和广泛地认识世界，还在于让世界的可计算性更接近现实。
由数据和计算引发的社会形态的变革，早在尼葛洛庞帝在1996年出版的《数字化生存》中就已经有所阐释。尼葛洛庞帝将“数字化生存”阐释为，在虚拟数字化空间中人们通过对数字技术的广泛利用开展信息传播、交流、学习、工作等各种活动。首先，尼葛洛庞帝把整个社会的变化概括为数字化。其次，数字化的特点是使得信息比特化。比特同原子不同，比特的传输不用通过现实的物理空间，而是通过网络，这解决了传统信息传输交流的局限，但更为关键的是，比特具有可以计算的特点。该书认为，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在今天，这句话尤其贴切，数字化不仅是信息交流的数字化，算法正在不断改变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生活在以数字技术为基础映射形成的虚拟世界与现实的物理世界共同构建的多维空间下，个人、商业和政府在数字化生存时代的行为模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1.4 数字社会的内涵：基于知识主义和技术主义维度
相关学者认为，人类社会由信息社会发展至数字社会是技术主义与知识主义交织叠加的结果，表现出“双重进化”的特征。知识主义以知识为基础，以知识的实际应用推动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从知识主义看，知识取代了金钱，知识胜过资本，财富也将知识化，知识可以代替多种形式的资源，甚至知识支配着生产方式，进而决定着生产什么，社会如何生产。1994年，尼科·斯特尔（Nico Stehr）在《知识社会》一书中指出，在知识社会，知识价值论取代劳动价值论成为社会的核心认知。[2]从技术主义看，技术主义认为技术在社会生产活动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是当代社会发展演化的主要驱动力量。技术主义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信息技术革命。信息技术介入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日常生活领域，在各领域所表现出的共同特征是建立在信息化处理技术之上，就此建立的生产、传播、消费等各个环节并不依赖传统工业生产所需的原材料、机器设备、体力劳动者，取而代之的是对专利、研发、数据的渴求。技术主义建立了与传统工业资本主义完全不同的经济范式，构建了独特的“资本—技术”生态，并使得资本的演变能力和扩张力量达到了更高的水平。
数字社会至少从两个维度延伸了信息社会的内涵。
一是从知识主义维度来理解，变化的关键在于把信息泛化延伸为数据。在信息社会，信息的传播依然是有限的，信息之间的关系分析侧重于前因后果。进入数字社会，数据量的爆发式增长，使得信息的有用性降低，人们认为信息相关关系分析的价值优于因果关系的分析，延续了数千年的人类思维模式被颠覆打破，而这也恰恰是数字化时代的特别之处。数据的泛化使得万事万物都数字化，数据体量的快速增加及维度的日益丰富使其逐渐演变成了社会核心资源，在其作用下知识信息的生产、传播及由此带来的创新活动更加活跃。在知识主义维度下，数字社会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就是对数据资源持续深入地挖掘利用过程。“数据”成为与土地、劳动、资本、技术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新生产要素。
二是从技术主义维度来理解，技术从连接功能转向智慧化。如果说信息社会的互联网技术侧重于缩小时空范围，发挥传播媒介作用，那么进入数字社会，技术主义的要旨体现为数字科技的创新与应用带来的不仅仅是效率的提升，更是新的价值发现的源泉，基于算法、模型，实现对数据的重组、挖掘，计算成为价值来源的核心。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机器智能化程度不断提升并越来越接近于真实的人类，这些技术通过对人类思维及脑力活动的模拟功能作用变得越来越强大，随着其在人类生产生活众多领域的深入应用，驱动人类社会以加速度向智能社会迈进。从人类社会科学技术的演进过程来看，整体上表现出“拟人化”的特征。如果说工业时代蒸汽机、电气技术等技术是对人类运动器官的模拟与延伸、加强，那么数字时代的网络通信与计算机技术则更侧重于对人类思维感知器官的模拟与扩展。与此前的技术相比，数字技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更加深远，渗透性及颠覆性更强。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将数字社会理解为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基于对各种数字技术的综合应用而逐渐建立起的社会系统，是万物互联从原子世界向比特世界发展的新阶段。数字社会表现出知识建构和技术驱动的双重特性，人类社会在物理空间的大多数行为以“数据”的形式在虚拟网络空间中体现出来，构建了全面映射并逐步走向“数字孪生”，且通过“数据”的模拟仿真以未来视角智能干预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