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忧远虑：人工智能的伦理学和存在论分析7

本世纪以来，与人类未来命运最为密切相关的大事无过于人工智能和基因工程的惊人发展，这些技术将要给人类带来存在论级别的巨变。

基因工程是一个好坏后果相对比较清晰的问题，至少在伦理学上相对容易给出判断。比如说，基因工程那些能够用于治病救人的生物医学技术无疑都无量功德，此类事情没有争议。然而，通过基因编辑而改变一个人的智力水平和生物极限，从而使一个人获得近乎超人的智力或者长生数百岁，这种努力虽然诱人，却是一个有着巨大未知风险的目标。假如此类技术能够普惠每个人，可能就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但仍然存在未知风险），但假如只限于特惠少数人，则显然不会被众人所接受。经济上的巨大不平等已经可能导致社会动乱和报复性行为，生命权的不平等恐怕会让人忍无可忍而导致致命的全面动乱、报复、反叛和战争。显然，那些导致生命不平等的基因技术完全缺乏伦理支持，不仅不义，而且不智，因此，以理性之名可以推想，应该会有人类公约将基因工程控制在普惠众人的限度内，任何自私狂悖的冒险都非常可能被禁止。可以说，基因工程是一个需要严肃对待的实践问题，却并非一个价值疑难问题。

与此不同，人工智能的发展却涉及理论上的许多根本困惑，以至于难以判断。仅就单纯的技术应用而言，人工智能似乎能够普惠人类，并不违反平等原则，因此在伦理学上并无明显疑点，但就其革命性的存在论后果来看，人工智能有可能改变或重新定义存在的概念，有可能在存在论水平上彻底改变生命、人类和世界的存在性质。这个革命过于重大，我们难以判断这样深刻的“存在升级”是人类的幸运还是不幸。所以，人工智能不仅是个技术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哲学疑问。我愿意以杞人忧天的方式提出几个问题：（1）人类到底是需要人工智能替人劳作，还是需要人工智能替人思考？（2）如果让人工智能替人劳作，人类因此得以摆脱艰苦的劳动，那么，人类的生活会因此变得更好吗？（3）如果人工智能获得超越人的智慧，人工智能还需要人类吗？人类文明还能够延续吗？或者，人类文明还有意义吗？人类已经习惯了带来“进步”的新发明，但人类真的需要任何一种新发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