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乡情与阶级感情的融合
第一节 故乡与革命休戚与共
故乡随政治局势而变化，《风雨江南》（1949）（章泯）中，农家子弟被逼无路参加了新四军，他们的故乡随着新四军的前进脚步而随时变化。故乡风光恬美，但是政治风云影响到了故乡每一个角落。影片呈现故乡田园风光，高树浓荫，平畴千里，荷塘飘香，水田云影，耕牛老农，和风拂面。在优美宁静的田园牧歌伴奏中，插入了大提琴声部的不和谐音，“私藏奸匪格杀勿论”的告示，昭示田园故乡不是世外桃源，自然风物脱离不了社会政治、阶级对立的影响。
首先展示的是贫穷的苦难和阶级的冲突。穷人家没钱买药治病，过端午节吃不起粽子，而地主老财家却大鱼大肉，奢侈浪费。地主只管榨取穷人财物，不管穷人死活。穷人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地主逍遥享乐，作威作福，其根本在于统治阶级的剥削制度。地主占有土地，放高利贷，又把持着政府、军队、司法势力，穷人被钳制得死死的，被重利盘剥还不起息，收成不好交不起租。
穷则思变，穷人被逼得太狠，被逼到绝路，自然要反抗，他们盼望着新四军的到来。倾诉苦难的时候，镜头是俯视着佝偻垂首、无力无奈、愁眉苦脸的老年人，而盼望新四军、穷人心里燃起希望的时候，镜头变成仰视昂首挺胸、强力热情、神采飞扬的年轻人。新四军到来的消息确定了后，乌云沉沉、天幕低垂的镜头一变而为蓝天白云、晴空万里。
影片细致地展示群众的分化。有的做牛做马、被逼到山穷水尽也不敢反抗，甚至不敢接近有反抗精神的人。有的则不把伪军的告示当回事，勇敢无畏地期待、协助新四军的到来。
统治阶级从制度到道德都失去了合理性。统治阶级其家庭也是有违传统道德风俗的，他们在一家之内明争暗斗，妯娌不和、姑嫂斗法、连襟争利，将女儿作为保家庭利益进行政治联姻的工具，对下人视若猪狗。他们亲人之间丧失了亲情与人性，女儿不像个女儿，父亲不像个父亲。他们的阵营内部也是钩心斗角，彼此争权夺利，相互窥伺陷害。兵不能保平安，新四军还没来，他们就先成了土匪，烧杀淫掠一通之后逃跑了，“比强盗还不如，真正的强盗也不会这样”。他们内讧的时候彼此揭露了对方的罪恶老底，他们有的是恶霸，逼死了多条人命，有的凭着官员背景霸占人家财产，反把人家关在监牢里。
影片展示了当时乡村政治纠葛的复杂性。整部影片安排了诸多对比镜头，特别是地主的前倨后恭。新四军的消息令地主胆战心惊，挖空心思四处求人，卑躬屈膝重金笼络，但转身面对穷人又残忍狠戾、无所不用其极，气焰滔天，变脸切换毫不勉强。影片犀利地揭示地主人性的自私、冷漠、酷毒，自己的蝇头小利之得失有如天大，他人生死大事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穷人的出路也在对比镜头下呈现，愈是逆来顺受，地主愈是心狠手辣，没有丝毫心慈手软；只有壮大反抗的力量，坚持推翻反动制度，才能彻底改变地主吃人不吐骨头的残酷现实。
正如《风雨江南》，在1940到1960年代的电影里，故乡叙事与政治叙事往往结合起来，国民党的反动与共产党的民心所向在故乡的境况上显而易见，故乡只有在人民子弟兵的带领下才有出路。在《回到自己队伍来》（1949）（成荫）里，国民党军队掳掠故乡财物，欺压故乡人民，而解放军则解救人民于水火之中。农家子弟进国民党军队是背叛故乡与乡民，而投奔解放军则是“回到自己队伍”。电影开始那段长达五分钟的镜头里，国军反动的本质暴露无遗：老乡的猪被国军绑起来抬走，米被一簸箕又一簸箕倒满麻袋背走，老乡御寒防冻的被褥、衣物被抱走，茅屋陋居被抢劫后又被一把火烧掉，国军长长的队伍车载马拉、肩挑身挂着从老乡那里抢劫来的财物。国军成了强盗，成了老乡的仇人，所以解放军到来以后，老乡自告奋勇地为帮助解放军追击国军带路。[1]
战争中的故乡人民，处于巨大的恐惧当中。国军抢劫他们，还造谣说解放军会杀掉或活埋有家人参加了国军的人。他们在神灵面前烧香跪拜，彻夜难眠，警醒着双耳聆听屋子外面的动静。明月穿过云层，照着黑沉沉的大地、房屋，树枝伸长了在月光下张望，乡民们战战兢兢地等待着要降临到他们头上的未知“噩运”。解放军来到了家里，乡民们唯唯诺诺，士兵们一跟他们说话他们就打哆嗦，他们不敢有任何主见，不敢有任何交流，完全封闭起自己。他们躲在角落里，不敢接近士兵们。革命战士们想要消除冰封的隔膜，改变顽固的观念，但这是非常难的，要使人民心里破冰解冻，既需要行动表现，也需要言语说服，还需要打动人心的契机。
幸好解放军是与故乡休戚与共、血浓于水的，他们不过就是穿上了军装、扛上了武器的乡民而已。为着保卫自己的家园、洗雪自己的仇恨、创造和平安宁的生活，他们才离开自己的家乡参加了革命的军队。而解放军来的时候秋毫无犯，深夜到来时，为了不骚扰老百姓，战士们宁肯在寒风呼啸中就地室外休息，也不去借用房屋打扰老百姓。他们每到一个地方，就把那里当成自己的家，他们打扫卫生、收拾庭院、拾掇粮食，毫不做作地成了乡民的家人。国军抢劫去的财物，解放军打了胜仗后，又将这些发还给了老乡。很自然地，乡民们的戒心很快就解除了，他们把解放军当成了自己人。战士们撸起袖子锯木凿眼，热火朝天地帮乡民们做好了门窗，糊好了漏洞，抵御了冬天的严寒，也融化了戒心最重的那些老乡心头的寒冰。
最大的冲突产生于那些有子弟参加了国军的家庭，他们担心解放军会因此报复自己，因为国军残酷迫害了那些有家人参加了解放军的家庭。解放军将国军与国军家属区分开来，国军家属是穷苦人，与国军的恶行没关系，他们仍然是解放军自家人。消除了恐惧的乡民全心地拥戴解放军，他们与战士促膝谈心。故乡与革命军队连成一体，革命军队是故乡人民的理想所在。
不只是农民，城市流浪者也支持革命。《母亲》（1956）（凌子风）里，在故乡活不下去了，农民到城市里流浪，他们得到了革命者的帮助，通过拼命做工维持一家人的生存。他们爱戴革命者，冒着危险收留革命者，在革命者开会时替他们把门望风，还省出自己家的口粮给他们。
在城市，不只是流浪者，其他被压迫、受痛苦的民众也都支持革命。故都古城是美好的，但被黑恶势力统治，革命队伍来了古城才重归美好。《方珍珠》（1952）（徐昌霖）也是重返故乡的题材，充满浓烈的感情，呈现了故乡北平的风貌、气息与神韵。四处漂流的民间艺人们坐着火车回阔别十年的北平故乡，车窗外的青山田园快速往后退去，他们的心飞回了故乡。离开北平时，大凤才十岁，珍珠才九岁，故乡的影像、气味和声音，她们全都深刻地记得：天桥、厂甸、北海、前门……人们一提到前门，心里就像吃了凉柿子一样。轻快前行的三轮车，飞奔在故乡的大街上，又飞快地过了桥洞、牌楼，正如他们急切归乡的心情。夜晚华灯初上，街上人头攒动。他们在故乡有自己的亲朋故交，老琴师在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的统治下为他们守着房子；同门相声艺人白二立困居在这危城里，与流亡漂泊的人们互相牵挂。
影片展现北平城市的风俗百态。前门游艺社熙熙攘攘，相声社里座无虚席。朝阳透过树杈，早起的人们在树下遛鸟打拳。四合院院落宽敞、绿树垂阴。女艺人不被当人看，被各路流氓恶霸欺辱。戏院老板烟盒里一边三炮台专为孝敬警察流氓，一边小哈德门给自己抽，但就是这样，还是被各路流氓三番五次地敲诈。改朝换代流氓不倒，人们怕的是向三元这种流氓，日本人来了他是特务，国民党来了他还是特务，只有人民政府来了才彻底肃清了这些黑恶势力。在家里母亲专制，女儿、养女成了佣人，都是供母亲使唤的。女性压迫同性有复杂的心理原因，方妈就是享受将珍珠踩在脚下的快意。解放后，珍珠不服她的压迫，方妈最看不惯的就是珍珠的自由状态，她不允许珍珠“美”。
故乡人理不清的是各种情。方妈对养女珍珠总是另眼相看，大凤和破风筝、珍珠却是患难情深、生死与共。珍珠的亲生父亲临死前将珍珠托付给破风筝的，破风筝被各方勒索开不成园，珍珠将父亲传给她的珍珠拿出来去当钱共渡难关，但破风筝不愿意动用老友珍贵的遗物，更令他难过的是珍珠被托付给他后，十来年到处卖艺，吃苦受罪。方妈不让亲生女儿抛头露面，吃卖艺这份辛苦饭，却将珍珠当摇钱树。但方妈泼辣世故，破风筝软弱斯文，珍珠正直单纯，幸亏方妈出头替他们去对付各种黑恶势力。还有昔年同门恩怨，白二立向来“欺负”破风筝，只有师姐方妈管得了他，师姐以掌门自居，警告二立在破风筝成班后不要捣乱。破风筝与白二立兄弟义气，可是不愿意搭班，同行是冤家，都想要争叫座、争头牌，白二立作为相声界的头儿，禁止其他相声艺人去破风筝的新园子捧场。
更难应付的是地痞流氓、兵匪官绅。赤手空拳回到北平，卖艺班尚未开，一个接着一个，戏痞、匪兵要来敲诈勒索，流氓、伪军官要来调戏霸占女艺人，一个流氓地痞就要免费霸占十个座，政风科怀疑卖艺班思想不纯正不让开张，其实也是要来勒索好处。更黑的是统治阶级一手遮天，国民党李将军控制着三教九流、各行各业，通过恶霸流氓榨取保护费。李将军自称是特务的祖宗，艺人不答应去他那里过夜，他手下的狗腿子就不让艺人上台演出，破风筝倾家荡产才准备好的第一天演出就被砸了场子。[2]
解放军的群众基础广大无比，与农民、工人形成对比的是少数栖栖遑遑的知识分子，他们游离于革命之外，又失去了故乡。《早春二月》（1963）（谢铁骊）一开始画面呈现的是在渡船货舱里堆成一堆的行李货物，这些是赚钱谋食、养家糊口的工具，既是谋生之倚仗，又是人生之负累。透过一个小窗户的封闭构图，看到的是客舱里拥挤的旅客。在这封闭纷乱的空间里昏昏欲睡的旅客当中，主人公萧涧秋背对着镜头望着小窗外。这是一个知识分子，他想要呼吸自由空气，也想给黑暗社会打开一扇窗、一道门，开辟一条道路，救济苦难中的人们。他只带着一口皮箱云游天下。
滔滔江水泛着金光。同船的文嫂的丈夫当革命军打仗死了，文嫂家现在孤儿寡母、弱妇稚子，等待着她们的每一寸时间都将是艰难苦楚的。这对前路渺茫的孤儿寡母就摆到了萧涧秋眼前，这个向往自由的空气和广阔的天地、同情苦难中的人们的知识分子，他要怎样才能救助她们？岸边的孤舟岌岌可危，如无人管，将被江水裹挟而去。
萧涧秋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厌倦了城市，现在来到了这个小镇上，想投身新式教育。在小学校长陶慕侃眼里，这个小小的芙蓉镇是个世外桃源。显然这里不是，诸如盯着人的身份和隐私的镇民，庸俗浅薄的学校同事，狭隘鄙俗的男性。正如陶岚犀利地批评的，质朴里面藏着奸刁，平安下面伏着纷扰。
另一个向往自由的人陶岚，是一个新式女性，她首先面对的困扰是庸俗卑劣男性的追逐，她自己则想要追随一个人生导师，一个懂哲学、懂真正做人的知识的人。萧涧秋一来，她就表达了热切的欢迎和信任。她自称是只顾自己的个人主义，但她的确是在迷茫当中。她向往自由，但缺乏行动的勇气和能力。
他们谈到了许多的主义，从资本主义、三民主义到个人主义，但是陶岚将难题摆到了他们面前：丈夫为革命牺牲，而抚恤金一分也没有拿到的文嫂。满怀理想和忧患的知识分子，是整天谈着理想、袖手仰望长天，以幻想拯救将来的人类和世界为自得，还是伸出手来马上行动，给眼前的孤儿寡母以实际的救助？萧涧秋第一时间跑到了文嫂家里，她们一家三口困居陋室，无以谋生，无地无亲戚，陷入了绝境。文嫂没有任何办法，可是又必须让两个孩子活下去。说是天无绝人之路，可是文嫂已经无路可走了。在萧涧秋决定帮助抚养两个孩子后，镜头里雪后江南晴空一碧如洗。他决定帮助采莲上学后，镜头里鸭子成群自由地戏水。
萧涧秋终究只是无路可走的彷徨者而已。五四运动的分化，大革命后的分化，他都无所适从。大雪后檐头雪水清脆伴奏，但是春天没有到来，人们仍旧只是茫然。萧涧秋相信教育是一条出路，他全心投身于教育，但是顽劣的学生、飞短流长的议论，终于使他的教育梦破灭了。而旧社会的“交头接耳”则使他连对文嫂一家的善意也无法表达。知识分子的空想如此无用，他只能再次从又一个地方逃离，他是一只离群的孤雁。
故乡只有在革命军队和政府的领导下才有光明和幸福，这是这段时期的电影普遍表现的共同主题，这些电影当中有许多主要展现革命胜利后的故乡和人民的新面貌。在《卫国保家》（1950）（严恭）中，从蓝天白云到辽阔的大地，摇镜头展现了故乡的美好景象，画面停留在麦浪起伏的田野上，丰收更强化了人们对故乡的热爱。
八路军没有来之前，故乡被地主恶霸统治着。八路军赶跑了日本鬼子，又发动群众斗争地主，老百姓才有了好日子过。刚开始的时候，老百姓不敢相信八路军，他们还不知道革命能够坚持多久。地主仍然霸占民女，敲诈勒索。桂英宁肯死也不愿意嫁给恶霸地主刘二坏当二房。老百姓忍气吞声，受苦挨欺也不愿意告诉革命工作人员，他们担心最终斗不过地主，受更残酷的打击报复。就像叶紫的小说《星》所描写的，苏维埃时期，妇女在苏维埃政府的支持下追求自由的爱情和婚姻，但是苏维埃政府一失败，她们就遭受了更残忍的虐待。一度解放的妇女们遭到丈夫更毒辣的打骂，她们与革命者生下的孩子被虐待惨死，太多被鼓舞起来参加革命的弱者成了时代变幻中的牺牲品。
革命政府铲除了反动势力，帮助穷人翻身得自由，赢得了老百姓的拥戴。桂英在县政府的主持公道下，不独解除了刘二坏强加的婚约，而且和被唤醒的群众一起斗倒了这个恶霸，压在老百姓头上的这座大山被粉碎了。桂英和父亲越过了高耸的山岭，克服了对地主的恐惧心理，来到了代表老百姓利益的县政府。八路军的县政府就像是老百姓的“家里”一样，而县长就像一个庄稼人。
在革命政府主持下，恶霸地主的统治被推翻了，政府组织老百姓起来追讨地主们的罪恶。农民觉醒了自己的力量，他们摆脱了奴隶的状态和心理，掌握了现代的观念和语言，揭露批判地主的剥削压迫，他们要求退回被霸占的土地和多交的租子。太阳东升，阳光普照大地，农民们在自己的田地里耕种，妇女们在屋前摆好纺车参加干部组织的集体劳动，欢快地纺起了纱线。
农民不仅拥有了土地，自由劳动，而且带来了婚姻、家庭各方面的改革。婆婆不能再压迫媳妇了，丈夫不能再打骂妻子了，旧的买卖婚姻、强迫婚姻被解除了。
但是地主不甘心被打倒，他们处心积虑想要破坏革命政府，企图卷土重来。他们到处利用落后群众搞破坏，鼓动老人出来阻碍妇女走出家门参加集体的劳动。地主抓住了集体劳动与私人劳动之间的矛盾，造谣言说农民为集体劳动得不到报酬，还诽谤八路军霸占女兵。妇女参与集体劳动拿到了可观的报酬，地主造的谣言破产了，老人们极力支持家人参加集体劳动。
革命政府在领导农民进行生产活动时做了更周密合理的部署，赢得了经济战线上的胜利，经济上的成功加强了革命政府的地位，合作社在社员获得经济收益后受到了更多群众的拥护。同时，干部们照顾到个体劳动的特殊性和多样性，既组织集体劳动，又鼓励社员在家劳动，兼顾了集体任务和家庭困难。人们的劳动热情高涨，坚持纺线到夜深。干部们还和邻村进行劳动竞赛，劳动既有经济价值，也有政治价值，还提升了劳动者的社会地位，劳动成了一种快乐。合作社收益高，群众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老人们、顽固落后的群众也被团结了，地主被彻底打倒了。
农民政治上也进步了，成了革命政府里的领头人。桂英由一个被地主压迫的妇女，成长为革命基层政府的村长，杨得志因为战功成为全区的民兵英雄。革命的指引使故乡成了乐土，故乡成为革命理想画面里一道亮丽的风景。桂英和杨得志并肩站在河边，一个是劳动模范，一个是战斗英雄，都是农家子弟当中成长起来的优秀青年。街道上老人小孩悠然自得，墙上到处可见促生产、赛劳动、卖货物的标语广告，河里成群结队的鸭子游过去，亮堂堂的阳光透过繁茂的树枝照亮了他们年轻朝气的脸庞，河水泛着金光往前稳稳地流淌。故乡发展与国家命运、个人生命与历史方向统一，这对青年在确定婚姻的时候相约“互相学习，加紧工作”，订婚后还进行生产竞赛。故乡的太平依靠他们，故乡有勤劳美丽的未婚妻在等候他们，杨得志这样的战士充满着必胜的昂扬斗志。
故乡是国家整体的一部分，是大树上的枝叶。赶跑了侵略者，革命政府领导减租减息斗地主，故乡和农民获得了自由。杨得志牵着健壮的马匹，桂英喂养着油光水滑的猪和鸡，坚实牢固的门与栅栏，主人和牲口在画面的中心。稳定坚实的构图中，屋檐下向日葵朵朵盛开。这是安居乐业、太平快乐的生活，然而这幸福的生活是与国家、人民一体同气的，有国才有家，需要“往后不打仗了”的保障。故乡的太平，需要人民团结一心，首先保国家安全。
影片后边部分强调个人、家庭的幸福是以集体、国家的安宁为前提的。桂英想过好小家的日子，希望可以“少管村里的事”，但这都是以国家太平为前提的。桂英一天到晚埋头准备她的婚姻，展望她的小家庭的幸福，脱离团体的工作。她在处理个人的事情和大家的事情上一度失衡了，就算引起了群众的非议和反感，她仍旧沉浸在个人的幸福中不能自拔，完全没心思承担集体的工作职责。小家与大家的矛盾是普遍的，也有人理解桂英的错误，因为桂英的脱离集体，引发了群众的分裂。但是世界并不太平，地主老财伺机而动，国民党摩拳擦枪。黑云蔽日，地动山摇，桂英和杨得志的结婚大礼已经筹划好了，可是国民党发起了内战，国不宁家不安，必须先顾大家后顾小家，他们只能约好消灭反动派后才能完婚，打倒反动派是他们给婚姻的最大礼物。故乡的人们凝聚成一颗心，同仇敌忾，民兵积极参加主力部队，群众连儿童、妇女在内，全体热情拥护支援解放军，争做后勤工作。桂英反省了自己的错误，重新将革命的任务、大家的利益放在了前头，也获得了妇女群众的谅解，大家又团结起来投入支援前线的工作中来。在战争结束后，杨得志是解放军代表，桂英是村子里老百姓的代表，军民携手共赴生产建设战线，夫妻俩的携手共进正是军民一家人一条心的象征。正如《保卫胜利果实》（1952）（依琳、李恩杰）中叙述的，农民离开故乡参加解放军为的是保卫胜利果实，彻底解放全中国，永远确保人民幸福生活，革命的胜利保障了家庭、个人的幸福。
第二节 乡情与阶级感情的融合
在革命叙事中，故乡既满足乡情，更渗透着阶级感情和意识。个人有他对家庭、故乡的独特感情，但在现代中国，乡情、亲情与国家、革命密不可分。《太平春》（1950）（桑弧）里，一个乡下孩子根宝离开了故乡，来到小镇上做裁缝学徒。十几年下来，小镇成了他新的故乡，由于反动派的陷害，他又逃回了乡下。电影展现了这个孩子及其家庭长达几十年的升沉坎坷，他拥有乡村与小镇两个故乡，故乡最终融入国家、革命的整体中。
电影镜头独具乡土特色，江南小镇与乡村的水乡气息与泥土气味浓郁。从绿树枝叶间远望过去是平阔的江水和迢递的青山。河堤上迤逦走来背着包袱、夹着油纸伞的祖孙俩，水中的倒影随着他们一道前行。人的头从石拱桥那边渐现，逐渐显现全身。大花轿吹着吉庆嘹亮的唢呐，罩着大红的绫罗绸缎，轿夫穿着清朝服装。河中行船高张着帆，岸边田地里禾苗青青。凤英和根宝逃命到乡下老家，根宝妈妈做了一大晒箩汤团招待凤英，凤英还没有过门，仍旧是客人。
影片对权势阶层的揭露狠辣而又蕴藉。他们权势滔天，他们的女人也能一手遮天、通吃黑白；他们的家庭腐烂失德，多妻制下的女人们钩心斗角、互相陷害；他们的地位来自丧失人格，来自为侵略者做奴才，为讨好侵略者甚至把自己的女人送去。而这些揭露都是在水乡日常生活的画面中不动声色地进行的，通过老裁缝的旁观，通过姨太太的争宠表功、撒娇撒泼间接表现出来。赵老爷几朝元老，给日本人做汉奸，日本人走了他又伪装成与日本不合作的人投靠上国民党。前一个镜头里，他一身长袍奴颜婢膝带着姨太太陪日本人看戏，后一个镜头直接转到他摇身一变，穿着笔挺的中山装陪国民党党棍看戏，还无耻地宣传自己在日本人的压力下如何的不合作。为了夺取凤英，他串通王团长抓了根宝的壮丁，而且留下根宝的命以逼迫凤英就范。但在老裁缝面前他装作不知情，还慈眉善目，伪装帮助去探望根宝，实际上却在部署以根宝之命换凤英之身的毒计。自然老裁缝的性格也表现得透辟而蕴藉。在难以伺候、不可理喻的太太群里，在心狠手辣、无耻厚颜的汉奸财主面前，他都被当作可以托付重务、不需避嫌的人，可见他的八面玲珑、老实听话。
影片镜头转换极具匠心。前一个镜头里赵老爷为了利用姨太太的美色去讨好侵略者，在姨太太面前嘲笑大太太长相见不得人，一脸小心地贱笑来哄姨太太欢心；后一个镜头就转到老裁缝自己的老婆，长得蛮横不讲理，对小学徒毫无人性地使唤，根宝才劈完柴又得冒大雨给她女儿送饭送伞，可是大雨里根宝没伞怎么回来她就完全不当回事了。而对比之下，师妹凤英的善良懂事、对根宝的同情照顾尤其令人印象深刻。师妹吃完了，关心根宝吃了没有，还担心根宝回去后菜都被吃完了，所以给根宝留了一个鸡蛋，根宝不敢要，师妹给塞到口袋里。赵老爷几朝元老、陪日本人和国民党党棍看戏的镜头转换，是通过凤英、根宝的主观镜头表现出来的，小时候的凤英对根宝埋怨听不清戏，直接转到日本人被赶跑后赵老爷陪国民党、长大的根宝陪凤英又来看戏。
镜头的重复变奏也颇富意趣。少年时代的根宝初次来到裁缝铺拜师，师傅在门前拾掇熨斗，木匠在专注拉墨线，青年时代的根宝再次站在大门口，木匠仍然在做工，这次换成他拾掇熨斗了。师娘病了一辈子，家人伺候了她一辈子，她也由泼辣好斗、铁石心肠感化为一心向善、多愁善感了。时间流逝，物是人非，卑鄙无耻仍然高高在上，善良淳朴仍然被横加罪愆。汉奸流氓仍然横行霸道，唯唯诺诺的底层小民仍然打躬作揖、赔尽小心。前一个镜头里根宝作为小学徒劈柴倒水，被薄情寡恩的师娘随叫随到，后面的镜头里他仍然在劈柴，不过成了老裁缝和凤英的家人。少年根宝初来小镇，路上碰到的是王大叔迎亲的花轿，青年根宝被赵老爷陷害，凤英被逼嫁，又是王大叔的花轿队来迎亲；昔年根宝问道时，王大叔是在庙门口喝水歇息，如今也是设计在庙门口喝水、赌钱，根宝趁机携凤英逃婚。当年赵老爷抓根宝壮丁时，根宝和凤英准备马上结婚，写信给根宝妈妈，兵荒马乱的让她不用来镇上，两人写完正读的时候，玉碎镜破，抓壮丁的来了；如今解放军来了，赵老爷逃跑了，根宝和凤英正式结婚，两人安心欢喜地写完信又读信，让老人家来镇上主婚。电影也安排了三场看戏，将整个作品串联起来，国民党反动派被赶走以后，政府安排看戏，凤英高兴地说，“以前看戏从来没有这么好的位置”。
镜头的运用考究精审，镜头转换的节奏紧凑流利，如行云流水，又饱含情思与义愤，令观众深思并切齿。前一个镜头里凤英给根宝的母亲写信，告知结婚大事，两人恩爱和谐。信正在念，赵老爷陷害根宝、霸占凤英，派人来抓根宝壮丁，令人心惊肉跳的敲门声打断了读信，打断了他们的幸福。镜头透过窗子拍摄室中小两口，如惊弓之鸟岌岌可危，窗子震动，两人含糊的身影摇摇欲坠，又像风中的灯影，随即就会被吹灭。两个人影愈来愈模糊，闪烁了两下，被吞没在黑暗里。
影片对旧中国社会政治也做了深刻的批判。统治者寡廉鲜耻，无耻之徒盘踞高位。国民党的官僚拿着公权做交易，以陷害老百姓的生命和家庭为生意。横行了一辈子，赵老爷仗着权势，放纵禽兽之欲，见色起心，霸占民女。权势阶级的道德是虚伪败坏的，为自己纵欲而随意利用。他们打着尽孝、传宗接代的圣人之言的幌子，满足动物性的贪欲。在权力、欲望操纵下，他们人性丧尽，不念任何旧情和常理，为了霸占凤英，赵老爷将根宝抓了壮丁准备枪毙他。将一个人陷害至死，对于当官的来说是轻而易举、心安理得的，王团长跷着二郎腿说：“我随便加上他一个罪名好了。”为了一己兽欲，将一个人的生命放在手上玩弄，为逼凤英就范，赵老爷恐吓凤英，根宝的命就在他嘴里，可生可死，可速可缓，而老百姓则随着他的说法肝肠寸断。恐吓完凤英后，他又蛊惑凤英考虑嫁给他，说话时伸出舌头舔了一下烟头，比一头露出獠牙咬啮猎物的猛兽还要可憎。花轿队帮助凤英逃婚时，将凤英换成了一头黑猪，与赵老爷颇为般配。
影片表现了人物的复杂性。老裁缝对阔太太忠心耿耿，鞍前马后殷勤伺候，他将阔人的使唤看作“人家看得起”。他愚忠奴性，糊涂窝囊，充当帮凶而不自省。替阔太太放印子钱榨取穷人血汗钱，为人人不齿的汉奸做奴才。他怕老婆，同情学徒可又无可奈何。他胆怯懦弱，遇到压迫逆来顺受，警察勒索高额城隍捐，他二话不说就乖乖掏钱。赵老爷霸占了老裁缝的女儿，又将老裁缝关进了大牢，害得老裁缝家破人亡，可是国民党垮台时，赵老爷带不走的大部分财产找不到可靠的人保管，结果他们最终找的可靠的人还是老裁缝。老裁缝就是这样一个即使被主人敲骨吸髓，却还被看作是可靠的奴才，就算被吃了也不会反抗的奴才。但是老裁缝有他的良知，他并不愿意自己的女儿被赵老爷霸占糟蹋，他掷地有声地说，“这个事情实在办不到”，弯了一辈子腰脊，为了女儿的幸福、为了守住最根本的道德信念老裁缝站直了。他的道德观念也是有其复杂性的，他不愿辜负赵太太的信任替她保管财产，不愿上交财产的理由是守信知恩，但实际上他知道反动派是不会再回来了，他还是贪图利益。
电影最后引入了一个当时普遍的主题，一切当以国家、革命为重。老裁缝保管反动派的不义之财，从他们那里获得好处，不愿意将这些上交国家。根宝和凤英认为这是犯罪，必须上交政府，最终用在老百姓身上。上交后，政府还要估价给予群众相应的奖励，群众如果不要奖金，也可以购买公债。老裁缝很伤心，从故乡传统的观念来看，他教养根宝几十年，还将女儿嫁给他，结果根宝为了国家、人民利益和法律，与他作对，反过来咬他一口，要去举报他窝藏反动派财产。老裁缝总相信是赵太太救了他，总坚持赵太太的托付是对他的信任，他要知恩图报，要恪守传统的忠孝节义信。乡情、亲情、阶级友情、传统道德、个人信念，这些最终都得从属于国家、革命利益和立场。对反动派讲忠、义，更是必须被铲除的封建的道德观念。[3]
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也展示了没有人民政府故乡不能得救，如《哈森与加米拉》（1955）（吴永刚）。景颇山寨和哈萨克牧区一样，与革命融合起来才拥有了希望和前途。《景颇姑娘》（1965）（王家乙）叙述景颇姑娘黛诺逃避山官买卖婚姻被解放军拯救。镜头表现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独特风情。崇山峻岭、林密草深、怪石嶙峋、瘴雾弥漫，镜头跟着逃婚女孩慌不择路、跳下悬崖。黛诺蜷伏在石崖乱草当中，不敢与爱人相见、告别。黛诺的寨子被表现成蛮荒群山、险峰榛莽屏障起来的封闭野蛮世界。云海遮蔽，群山无言，苍天无语，镜头拉到更远，这是化外之地。黛诺逃到傣族人的篱下，在陌生惊疑的眼神下，她只能继续逃亡。但是革命的春风无远弗届，也要吹到这里来。
与景颇寨子蛮荒封闭的意象不同，解放区自然景象明媚葱茏，人们热情和善，女医生、护士的形象表现了妇女的自由解放，大货车的形象表现了对自然的征服、对科技力量的掌控。黛诺绝望困顿的心中开始期待朝阳驱散愁云惨雾。
在黛诺和李医生的二人中景镜头里，黛诺背对着李医生，低着头，一开始景颇人作为“野山头”对汉人、解放军怀着戒备、恐惧之心，而李医生敞开心胸，笑脸面向黛诺，解放军的温暖与救助始终是一视同仁地面向所有受压迫者的。黛诺学习了文化科学知识，接受了革命思想，成长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
阳光朗照之下山明水秀，解放军队伍朝气蓬勃地进了寨子，景颇山寨的封闭被打开了。山官横加阻拦，散布民族差异的偏见与民族压迫的谣言，恐吓景颇人不得接近解放军，寨子里暗流涌动，景颇人关上了朝向解放军的心灵的窗口，对解放军充满了畏惧。在工作组搭救被逼婚女性的那段镜头里，山官们头上包着黑布，身上穿着黑衣服，解放军穿着浅色的军装，形成鲜明的对比，山官是黑暗反动的势力，而解放军代表光明与生机。黛诺作为革命与寨子之间的使者，与工作组一起，改变了家乡刀耕火种的落后生产方式，废除了压迫制度，普及了文化知识，人人平等，个个劳动。黛诺和她的爱人、家乡一起投向了革命的怀抱。
《患难之交》（1958）（王逸）表现抗日战争时期东北林区中朝杂居地区人民的生活。年轻人想去城里寻找机会，但是在日本人的统治下没有希望，只能困守在故乡。影片充满浓郁的边疆地区少数民族风情：穿着民族服装纺线的妇女，在小酒馆席地而坐喝闷酒的人，头顶水罐打水的朝鲜族女孩，还有朝鲜族前要打鱼跳舞的古老风俗。
边疆不是世外桃源。金保只想做个安分守己的庄稼人，既不想当胡子、做游击队，也不想做日本人的走狗。但在日本人的统治下没有世外桃源，老百姓随时会被日本人抓作劳工受糟践，想要逃劳工必须交大笔钱，老百姓因此陷入绝境。权势阶层与底层群众之间对比的镜头安排很有艺术性，金保的父亲为了不让儿子出劳工，跑到村长家里去哀求，而村长在家里惬意地喝酒品肴，他那做队长的儿子恭顺地为他斟上一杯又一杯酒。老百姓的父亲为了儿子的生存拜倒在人跟前，而权势者的父亲却身居高位快意喝酒，肆意拨弄人家儿子的身家性命。通过抓劳工压榨老百姓，权势阶级榨取了老百姓的土地和财产，接着又逼迫他们变成自己的奴隶。老百姓拼了命挖到的人参，差点被村长强取豪夺走了。最后卖了钱还是被村长夺走了，不给钱就要被抓去坐牢。
影片呈现了离乡挖参人的惊险、艰苦、奇丽画面。金保家因抓劳工被村长压榨光了，永俊要娶顺女也必须准备一大笔钱，两人只好结伴冒险上山挖人参。崇山峻岭、溪流湍急、巨木参天，日本人岗哨凶狠残忍，两人在冒险中互相救助扶持。他们在巨木丛中迷了路，转来转去转回了原地。阴森森的参天的大树阵中，脚下是将腿脚陷没的腐烂树叶的海洋，树阵如铁桶般围困着金保和永俊。上山挖参生死未卜，挖参人在山上想念亲人，家人们在山下牵挂他们，老人家坐在窗前夜不成寐。
底层人民之间友情淳朴。在深山老林里迷路之后，金保将食物给了永俊，让永俊脱离险境，因为永俊体力好，更有希望脱险。金保担心如果两个人都回不去，两家的家人会更痛苦。遭遇到鬼子后，永俊为了保护金保引开了鬼子，被鬼子开枪打下山崖，金保冒着生命危险在悬崖间寻找永俊，最后没有找到永俊的尸体。金保将卖参的钱全给了永俊的母亲和妹妹，又将她们家地里的活全给扛下了。他又为了保护永俊的心上人顺女免遭队长污辱挺身而出，结果被队长以谋害永俊的罪名抓走了。永俊没有死，为了救金保，他跑到村长家作证，结果金保被放了，永俊却以勾结游击队的罪名被抓了。金保趁夜冒死偷进村长家，将永俊救出来，永俊和顺女一起上山加入了游击队。
第三节 故乡的生产建设是另一条战线
生产建设是国家与革命的另一条战线，故乡的生产、发展和生活被纳入国家与革命的战略格局中。
电影《农家乐》（1950）（张客）讲述农村土地改革后走合作化道路的故事，农村与城市、整个国家的部署密切结合。自土地革命分到土地、牲口、农具后，各家各户热火朝天搞生产，在生产当中人们感觉到合作互助的必要。但是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的飞机在解放区的上空投掷炸弹，农村的安宁需要彻底打倒反动派才能得到保障。老百姓的子弟踊跃参军，人民齐心协力让反动派、恶霸地主不能再翻天。
这段时期同类题材电影流行安排男女相恋，但反动派没有被彻底肃清，为了人民的幸福生活，男人上了战场，女人全心支持，送给男人杀敌立功的荷包，期盼男子胜利归来。战争胜利之后，男子回到故乡成长为劳动模范，与爱人进行劳动竞赛。总之，个体基本上从属于革命叙事，是革命大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他们是忠诚的革命者，从战争年代到和平时代，都忠实执行党的路线方针，他们的家庭、婚姻和爱情也服从于革命。
影片也细致地表现了主人公国宝对故乡、家庭和爱人的浓烈情感，听到领导提到爱人，他连介绍信都忘记拿起就要赶回家，对他来说，看起来家庭和爱人与革命工作是同样重要的。显然，爱情、亲情、乡情与革命信念是融合为一体的。故乡正是他日思夜想的美好乐园，道路上羊儿在吃草，田园里庄稼长势喜人，天空一碧如洗，大地辽阔无边。乡亲们唱着《东方红》，快活地忙着生产。母亲在给大健牛喂草，大健牛有着硕大的头颅、温顺的大眼睛，明亮的阳光洒在人和牛身上。母亲抱起了羊羔，赶起了鸡鸭，自豪而又满足地和孩子说：“这都是咱们的！”故乡强烈地呼唤着自由、安宁、发展。
亲情是故乡情里最重要的核心。母亲不相信国宝回家了，听到敲门声说：“哪个猴子在哄我？”影片以幽默的方式强化了母亲对儿子的思念。儿子回来了，母亲忙得歇不下手脚，牵挂儿子走了太长的路，一定要给儿子收拾行李包，拿来大毛巾让儿子擦汗，又叫儿子不要脱衣服以免受凉。影片细节丰富精审，儿子坐上炕受伤的腿显出不便，母亲紧张地问怎么了，儿子不愿意母亲担心，瞒了母亲轻描淡写地说没什么。国宝急切地跑去果园找父亲，一来牵挂父亲，二来和他商量种洋棉。梨花盛开的梨园里，长大了的弟弟竟然不认识哥哥了：“这个同志哪部分的？”一家人团圆的喜悦被隐藏在意外的喜剧情节中，影片以幽默的手法强调农民翻身后搞建设的欢快昂扬的气氛。老五责备国宝写信太少，但家人的久别、战争的残酷被影片营造的胜利、进取、团结一心给超越了。
农村的战略地位和生产建设也都具有军事上的意义。国宝在战场上英勇战斗，负伤后回到故乡积极组织群众抓生产，是开辟了另一条战线。生产建设的政治意义因为地主的企图翻天而更得到彰显，革命不仅需要军事上的胜利，更需要建设好社会秩序安定、人民生活富足的国家，才算革命的最终胜利。地主要么挑拨离间，破坏农民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要么用下三烂的手段破坏生产。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新的矛盾也出现了，在新形势下如何坚持革命的理想成了问题。地主一门心思想着发财，有些农民安于现状，有口饱饭吃就满足了，这样地主反而比农民更代表了生产力发展的需求，有更现代的理念。贫农老五对改良种子、种洋棉就毫不感兴趣。革命政府需要引导群众既坚持革命的理想，又提升物质生活水平。国宝带领群众改良技术，提高生产效率，正是要解决这个新问题，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最终需要在发展得更高的生产力、更富裕的物质生活水平上体现出来。
新的矛盾还体现在政府自上而下地推动生产革新和农民自身保守僵化的观念之间，计划经济的管理和个体经济的自发性之间的矛盾。政府想要统一部署安排农民全体种植洋棉，但部分农民不愿意种，家家户户缺劳动力、劳动工具、牲口，或者担心收成不好，到时政府还是强行收取棉花。个体劳动理性但有时保守狭隘，计划经济高瞻远瞩但有时候脱离实际，所以两者需要兼顾、平衡。干部和积极分子急的是上头压下的任务完不成，群众担心的是种洋棉将要遇到的实际困难，“种棉花像绣花，绣不好全白搭”。影片将难题摆在干部面前，欲扬先抑。有些干部面对群众的不理解，企图强制命令，搞“专制派”那套，工作作风简单，凡是不服从政府安排的就是“自私自利”。干部们要做好宣传说服工作，最关键的是要解决自己“还不在行”的问题，掌握新的科学技术，团结发动群众，找到各种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行之有效的办法措施一摆出来，群众马上都齐心协力了。
落后群众对新鲜事物本能地排斥，有些干部认为农民对革命冷淡，有些积极分子指责老五忘记了树和地都是毛主席分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生产问题之间的关系，需要适当的梳理，将政治思维强加在生产问题之上不恰当，但完全脱离政治孤立抓生产也不正确，指导生产仍然需要将群众路线和党的领导结合起来。农民甘于满足现状，没有想国家的需要，的确是思想上的问题。干部需要督促、教育群众，先进带动后进。电影比流行的模式化的作品表现得更深刻，它突出了实际问题的复杂性、曲折性。干部们对待老五叔的方式还是粗暴高压的，他们抬出的名号是落后、不带头、忘本，全是政治上表态的那套，而且随之而来的是群众运动、被孤立的压力和周边人的批评指责。这些都是群众运动的做法，而正确的做法本来就摆在那里了，剧中施加影响给老五叔的并不是科学实验、实践经验，而是政治上、心理上的打击孤立，连家庭成员都被人瞧不起，在家里也受到了家人的压力。这完全是文不对题的，这不是搞生产，而是搞群众斗争。最终周县委出场做通了群众的工作，这里诉诸的仍然是政治和权威的力量。
冒着黑烟的火车正面驰来，在画面中央停留了好几秒的时间。在战士勇敢作战、农民辛勤耕作的镜头当中，现代科技、现代知识、技术改革等符号和画面被突出地呈现。革命的胜利、制度的优越性还需要农村和现代文明、现代科技结合起来。老五是闻名遐迩的干活能手，他有丰富的经验，但他的经验是老的经验，现代农业建设需要知识的更新、技术的换代，世代种田也需要学习新经验。推广组的干部们教给了人们先泡种子等方法，在技术层面上打消了农民的顾虑。推广组治梨虫失败也进一步表现了遵循科学规律的重要性，治梨虫的方法没有经过相关专家的论证就拿出来用了。
故乡当然是紧密跟随国家和革命的脚步的，它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连在一起，但是故乡与国家的融合也需要尊重故乡的利益、经验和传统。影片反复强调向群众学习，也就是要尊重本乡本土的传统和利益。但是尊重群众，尊重地方传统，不是做群众的尾巴，而是需要帮助群众克服思想缺陷，带领群众学习新知，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像老五叔这种顽固不化的个别人，就需要时间或者现实血淋淋的教训去教育他。
这部电影虽然总体上表现的题材和生活仍然是当时流行的模式，但在制作和艺术处理上颇见匠心。整体结构和镜头转换、时空跳跃比较灵动自由，从现实到沉思的转换很流畅，比如从县委的经济建设部署转场到定点种洋棉的杜家庄。演员的表演也亲切自然。[4]
《辽远的乡村》（1950）（吴永刚）也将乡村纳入关系全国大局的战略格局，它是支援前线、确保全国彻底胜利的大后方，又要在胜利后为工业建设积累资本，以达成由农业国向现代化工业国家的转变。
注释
[1]成荫等.万水千山：成荫电影之路[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7:235.
[2]董大中主编.赵树理全集：4：诗歌、文艺批评[C].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8:263.
[3]赵建飞.重返江南：中国电影中的江南影像[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4:76.
[4]孟犁野.新中国电影艺术史（1949—1965）[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