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核心概念与理论依据

一、概念研究与界定

（一）认同

“认同”是当前心理学、社会学、传播学、政治学等学科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二战”以来，殖民主义、移民迁徙、全球化等所带来的后果以及新出现的社会运动、认同政治形态的发展，使得认同问题成为人文、社会学科辩论的核心之一。从跨学科视角而言，认同研究涉及文化、政治、心理、传播等学科领域。以社会学为例，“认同”泛指个人与他人有共同的想法，即人们在交往过程中，为他人的感情和经验所同化，或者自己的感情和经验足以同化他人，彼此间产生内心的默契。以政治学科为例，“认同”在该学科领域被定义为相关国家、政权、政党认同等。此外，“认同”概念的界定与社会历史发展环境紧密相连。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流派，从马克思主义、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对“认同”的界定则不尽相同。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个人是阶级关系的产物，人的主体性与认同由意识形态掌控。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人的主体性就是阶级的主体性，而阶级地位是主体性和认同形成的重要决定因素。马克思主义理论更多从社会语境与话语权角度来分析“认同”，揭示社会资本占有、阶级权力中构建的社会认同。

作为“伯明翰学派”文化批评研究之父，斯图加特·霍尔（Stuart Hall）从话语权分析角度界定“认同”这一概念。霍尔（1996）认为“认同”是一种社会建构：认同是关于在成为“非自我”过程中运用历史、语言以及文化资源的问题；这个过程不是“我们是谁”或者“我们来自何方”，而是关于“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我们如何被（社会）再现”及所再现中包含了多少“我们的自我再现”；这与弗洛伊德的“本我”与“超我”相互作用最终形成“自我”的过程不尽相同。显然，霍尔对认同的定义放在“个人”与“社会”互动的社会语境当中，人们的“认同”是在个人与社会的协商、调整、平衡过程中逐渐被构建形成。因此，人的自我认同过程也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一个被规划、被调整的社会化过程。

爱浦斯敦（Epstein）如是总结“认同”这一概念：

人们的确在构建自己的认同，但不能随心所欲。尽管“认同”是一个允许人们决定自身在世界上身份的主动性主体现象，但与此同时，认同过程也是将人们受制于某种外在的社会控制权力……人们越被迫于发觉他们的真实身份，他们就越有可能受制于既有认同分类所提供的身份确认。

也有学者从社会学个人与他人的关系角度来界定认同。塔吉菲尔和特纳（Tajfel & Tuener，1986）提出，认同是关于归属、关于个体同社会上一些人有什么共同之处而与其他人有什么区别之处，并据此从根本上赋予个体某种位置感，从而产生个体性稳固核心。当然，塔吉菲尔和特纳也强调，认同涉及日益复杂、令人困惑的社会关系，认同谁则取决于多种因素，而价值因素最为重要。

（二）文化认同

简言之，认同可以被用来表达个人同紧密接触的家庭环境，抑或更大的社会、国家组织，再到抽象的历史与传统观念之间的关系。信息、大众媒介、旅行、多文化经历操纵我们的自我认知，而认同总是而且必须是文化的产物，这是因为文化可以解释所有构建我们自我意识的全部因素。因此，认同问题归根到底是文化认同问题，在当今时代，文化认同是个人认同、性别认同、国家认同、社会认同、种族认同等所有认同的合一。

霍尔（1990）在其著作《文化认同与移民》（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中提出，对于“文化认同”（CulturalIdentity）应该至少有两种不同的定义视角。第一种视角将“文化认同”定义为一个共享的文化，一种“真正自我”的集合，这个“共享文化”或“集合”隐藏于很多表面或强加于虚像自我当中，有共同历史和祖先的人们会拥有共同的“共享文化”或“真正自我”集合。这种视角的文化认同概念在重构世界格局的后殖民斗争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如此，这个概念将继续成为被边缘化民族及种族再现自我的形式，是一种具有创造力的强大力量。第二种视角认识到在构建“我们真正是什么”时，除了很多的相似点外，还存在很多重要的、深层次的不同点。因此，对“文化认同”的第二个界定是：认同是一个既关于“要成为”（becoming）又关于“已成为（being）”的概念；文化认同既属于未来，同样也属于过去；它是一直存在的、先验的时间、空间、历史和文化事物。虽然文化认同来自有历史的地方，但同所有历史性事物一样，文化认同经历着不断的转化。就研究对象而言，美国华人文化认同构建既有第一种概念所包含的“共享文化”，也含有第二种概念所指的“不断转化”。共同的文化、历史、风俗、种族血缘及“想象家园”帮助美国华人构建自己的文化认同，并以这种认同来培养“种族骄傲”，从而与主流社会的种种不公作抗争；与此同时，随着移民时间推移、国家关系、移民政策等因素的影响，美国华人的文化认同也在经历着“不断转化”。基于以上两种视角的分析，霍尔将“文化认同”概括为个人或群体在文化作用下所形成的一种关于身份的认知，这种认知为个人或群体提供某种“归属感”与“同盟感”。基于历史、文化动态发展特性，文化认同没有本质及固定的内涵，处于不断变化与转变过程中。因此，文化认同的研究也应该采用结构主义、多元、差异及动态的思维展开研究，要从历史统一性与差异性视角研究文化认同。本研究正是以中美两国关系历史发展为时间主线，历时性梳理不同历史阶段美籍华人文化认同的“统一性”或“差异性”。

上文已提及，全球化导致大量人口在世界范围内迁徙，这引起了更多研究者对移民及移民者文化认同（Diasporic identities）的研究。霍尔（1994）对“移民认同”如是定义：移民认同总是沿着移民路径被不断地构建以及再构建，因此其具有异质性与多样性特点。最关键的一点，霍尔指出移民生活在一个文化无主之地，在这个无主之地，去领土化与想象再领土化不断使移民认同碎片化，但同时也在创造对文化凝聚和统一的信仰。移民认同是一种“转化”（translation）的认同：

认同转化是那些永远离开自己祖国的人们所进行的转化，在没有被同化而完全失去自我认同的背景下，他们被迫逐渐习惯于居住国文化，沿袭着那些塑造自身认同的特定文化、传统、语言及历史印迹。但不同的是，他们现在或将来都永远不会以过去的方式整合自己，因为他们是几个相互锁扣的历史和文化共同且不可返溯的产物，在属于某个“家园”的同时也属于其他“家园”。

就本书研究对象而言，美国华人的认同也同样经历了这种“转化”。在国家关系宏观政治背景下，美国华人文化认同在中国传统文化、美国本土主流文化、美国移民文化等多重文化作用下被整合、构建及再构建。

（三）认同的特点与构建

1.认同的特点

传统社会中的认同相对固定、单一，然而随着科技推动社会的快速发展，全球化带来人口、资本、技术等前所未有的流动性，这无疑给传统社会组织带来巨大的冲击，而传统社会组织中所构建的文化、群体、政治认同等也随之被削弱或解体。快节奏的社会生活也加速了人们身份角色的转化，因此持续“转化性”（transformative）成为认同的重要特性。后结构女权主义认为，人们的主体性是在对周围环境回应时被历史持续地构建。外部环境的转化导致个体主体性的一些改变，进而导致形成多个主体性。各种主体性所产生的矛盾与冲突会影响人们的认同发展和取向。如前文所述，霍尔也赞同认同的“转化”特征，并指出认同转化过程不断地经历碎片化、断裂化以及多样化。此外，霍尔还认为，认同还具有另外一个特性，即非天生性（Non-natural given）。认同的构建基于标志性界限划分，是界限内外内容暂时性、战略性分开的结果。换言之，认同总有一个外在构建因素（Constitutive outside）。

2.认同的构建

正如霍尔对认同概念定义中所阐释的那样，认同构建主要在间接性再现过程中实现，主要来自自我叙述、来自成为核心群体成员或经历群体固化的幻想。认同构建涉及社会机制和心理机制两个方面。通过公共话语权及社会外在力量，比如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种族等，认同构建给社会个体强加某一社会位置。套用阿尔都塞（Althusser）的话，通过对人们认同的构建来“召唤”他们进入各自“位置”，以便对其进行管控 。对于认同的心理机制，霍尔从两个方面阐述。一方面，人们对外在社会统治力的默许（assent），导致权力通过重复性实践行为渗入他们的心理 。巴特勒（Bulter）把这种内在心理机制定义为“认同化”（identification）过程：通过这个过程，心理会在各种社会关系限制中“选择”认同一些已界定的社会身份。另一方面，心理机制又是反对外在“统治力”的，这种“异己”力量会与人们所面临的社会话语权展开抵抗、调节甚或斗争，这一过程即是认同的构建过程 。费舍尔（Fischer）把认同发展过程描述为一个动态系统，在该系统中稳定性和变化性均来自个人与环境（也就是社会机制）之间持续的相互作用 。费舍尔的观点与霍尔认同构建社会—心理机制比较一致，前者同样认为特定的心理——社会认同阶段由人们及其生存环境共同来决定。事实上，不管是后现代主义中的同性恋权利运动还是女权主义运动，都是后现代社会发展环境中某个群体对自我认同的思考定位。卡斯摩儿（Cashmore,1996）认为，移民的认同构建不仅仅是纯粹文化性的，移民的认同或国家主义来自被主流社会过度边缘化后产生的主动性或被动性的反应，移民群体的构建更多是对定居国社会所强加的种种机会限制的回应。

这种相关认同构建的社会—心理机制、认同化过程同样适用于移民者认同构建。美国华人在美国本土的认同构建，一方面受自身群体心理机制影响，比如当美国华人被迫接受美国主流社会将其贴上“黄祸”“不可同化”“模范华族”等种种社会身份标签时、主流群体对华人文化加以排斥时，华人则通过对祖籍国语言、文化、历史、风俗习惯的崇拜与实践来表征自我身份，以抗争主流社会对华人的身份界定；而另一方面，美国华人的文化认同构建也受国内外社会机制制约，比如受到世界格局及移居国与祖籍国国家关系发展等宏观因素制约，受到美国对华政策、移民政策，文化政策、美国主流媒体对华人移民认同的刻板印象等中观因素制约，也受到社区、学校、家庭及个体教育背景等微观因素制约。

（四）美国华人及文化认同

本研究中所涉及的“美国华人”主要包括以下几类群体：①移民美国、历经数代的粤闽籍华人，传统上以“同乡会”“同宗会”“姓氏会馆”等组织在美国社会求得生存、发展，倾向于居住华人聚居区，一般称为“老侨民”；②自20世纪60—70年代，从中国（包括台湾地区及香港地区）移民至美国的“新移民”，这个群体一般有较高的教育文化程度，经济上也比较富裕；③长期居住在美国的求学者、学者、就业工作者，即使拿到绿卡也有可能将来回国的群体。所以，“美国华裔”“美国侨民”等词语不能很好地囊括本研究所指对象，而“美国华人”则具有更大的涵括范围。

此外，本书研究探讨的华人文化认同包含两层含义：其一，华人文化认同中的“文化”指扎根于中国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包括凸显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特性的行为、思维、生活、价值观等；其二，本书研究美国华人文化认同主要体现为美国华人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或对祖籍国中国的认同。

二、理论依据

（一）跨文化认同构建模式理论

约翰·贝里（John W. Berry，1997）在其文化适应理论中指出，跨国移民群体在跨文化适应过程中需处理两大问题——对祖籍国文化的维护以及对移居国文化的接触、参与。换言之，移民群体的跨文化适应过程也是其文化认同调整与改变的过程。因此，贝里提出的四种跨文化适应模式，即文化融合（integration）、文化同化（assimilation）、文化隔离（separation）及文化边缘化（marginalization），也同样是移民群体在适应移居国社会生活过程中的自身文化认同构建模式。将跨文化群体的文化认同放置在移民群体接触、参与定居国文化以及维系、保留其祖籍国文化认同两个维度中进行研究，这两个问题的处理过程会引起二元文化认同取舍：维系自身少数民族特有的认同价值抑或趋同于主流社会关系的价值。因此，在少数民族社区与主流社会关系现实背景下，少数民族移民群体往往面临四种文化认同取舍模式（如图所示）：文化同化（Assimilation），即移民群体或个体放弃其祖籍国特有的文化认同、价值及行为准则，在与主流社会日常接触过程中，完全接受并践行定居国主流社会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文化分离（Separation），即移民群体或个人维持其祖籍国特有的文化价值，因个人或社会因素，与主流社会处于分离状态，而这种分离状态以某种社会习规或法律形式加以强化，会最终促成移民群体及个人与主流社会的文化隔离；文化融合（Integration），即移民群体或个人在保持其祖籍国特有文化价值的同时，积极参与主流社会行为活动、接受并实践主流社会文化的行为准则与标准；文化边缘化（Marginalization），即移民群体及个人既避免坚守其祖籍国文化价值又避免与定居国主流文化的接触。

值得注意的是，贝里的四类文化适应模式是在移民群体具有选择自己文化互动模式自由的假设前提下提出的。事实上，定居国文化主流群体对少数族裔群体的文化包容与开放程度、文化政策、是否存在刻板印象，与其祖籍国的文化距离、国家关系等均会直接影响移民群体的文化认同取向。比如，主流文化群体强制推行或限制某种文化互动模式，移民群体的跨文化适应或文化认同构建就变成了可操作性或可控性，这就加剧了移民群体文化认同构建的复杂性、动态性与摇摆性。无论是移民群体在“自由选择”或“强制选择”状态，贝里的文化适应与文化认同构建四大基本模式分类仍是研究跨文化认同模式的重要依据。因此，本书将依据贝里所提出的四种跨文化认同构建模式，来考察基于国家关系的宏观背景下，华人报刊文本所再现的华人群体与其祖籍国——中国和其定居国——美国之间的关系，以及华人群体对定居国美国文化、祖籍国中国文化的取向，来归纳研究美国华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认同模式。

（二）移民报刊媒介文化功能

根据历史发展，每一次世界移民浪潮总会导致人们对某种特殊媒介的需求：自20世纪以来，美国本土涌现出许多诸如华人、犹太人、爱尔兰人、德国人的报刊，这些报刊的存在和发展都证明了移民媒介的不可或缺性。美国本土关于移民媒介（Immigrant media）——现多称族群媒介（ethnic media）的学术性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由罗伯特·帕克领导的芝加哥学派。帕克（Park，1922）在其经典著作《移民报刊及其控制》（Immigration Press and Its Control）中，对40多种语言的几十家移民报纸展开系统的研究。通过研究，帕克认为，虽然移民媒介被视为保护母语免遭消亡的强大机构，但移民媒介的主要作用是帮助移民同化于美国主流社会。他引用研究对象之一——某外国语言报刊编辑所宣称的：他们的报刊不仅是一个促使移民进入美国环境的媒介，而且也是将读者转换引入美国“方式和理念”的手段。帕克及其芝加哥学派同事的调查结果表明，这些外国语言媒介很大程度上服务于一代移民，而后随着移民及其子女英语学习浸入、同化进入主流社会，移民媒介的重要性逐渐减弱，数量也随之减少。在接受新文化过程中，移民会失去他们本来的文化特性。总之，基于研究，以帕克为代表的美国学者认为，移民报刊在帮助移民同化于主流文化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然而，随着20世纪60—70年代新的移民潮到来，学者们开始提出，移民在定居国的适应过程中仍保持同祖籍国联系的现象，不能简单由“媒介同化模式”来解释（Riggins, 1992；F.A. Subervi-Velez, 1986）。同时，还有学者指出，媒介“直线”（Directive Line）同化理论视移民者的同化为不可避免的过程并不具有说服力（Fong，2001；Novak，1971）。一方面，作为信仰或目标的同化，固然有助于解释在主流社会与移民群体之间的“主流—少数民族关系”的多元性，但事实上，不是所有群体都寻求同化，同时也不是所有寻求同化的群体就会达到同化。另一方面，同化过程是否为“直线”，仍在很多情况下遭到质疑（Parrillo, 1994）。此外，对于“移民媒介”的措辞也受到质疑，学者们认为“族群媒介”更具有适用性，因为这样的措辞对移民后裔具有更久的吸引力（Miller, 1987）。

对于移民媒介“同化作用”理论的进一步修正，学者们提出了族群媒介的“多元化”功能理论。该理论认为，尽管一些诸如语言应用能力等种族特性会从第一代移民开始减弱，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他的种族特性还是被保持下来并得到了加强。换句话说，多元主义导致了加入定居国社会群体后，移民者的种族差异性与异质化得到了保持与延续。因此，以苏博维-威雷（Subervi-Velez）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移民媒介的“双重功能”理论：种族群体报刊、少数民族报刊既有同化功能，也有多元化主义功能。其同化功能表现在，种族群体媒介会帮助其受众在主流社会中进行社会化，并教给他们如何在新社会中生活。刊登全国及地方主要社会新闻的移民报刊具有强大的信息传播功能。移民媒介的多元主义功能表现在，移民媒介会保持移民同其祖籍国的联系，不仅能表达该群体的价值、历史遗产、种族文化及认同感，而且还能提升种族群体骄傲，保障其经济、政治权利。因此，美国华人不同时期的代表性报刊是研究美国华人文化认同的重要史料，通过文本分析，对其作历时性梳理，是研究美国华人文化认同流变的有效途径。

（三）媒介框架理论

框架理论（Frame）最初由社会学家戈夫曼（1974）提出，随着传播学对“框架”概念的引入，媒介理论研究者将“框架”作为一种系统研究媒介报道如何描述新闻故事的研究方法（Pan & Kosicki,1993；Tankard et al.,1991）。其实，框架研究法并非一个原创的媒介研究策略，其与李普曼1922年提出的报刊报道中的“刻板印象”、麦库姆斯和肖1972年提出的“媒介议程设置”理论都有异曲同工之处。“刻板印象”是指对复杂或陌生事物进行简单化、主观化、选择性描述与刻画；而“议程设置”理论从宏观媒介社会效果角度，来研究大众媒介通过“选择”报道一些事件，从而构建了社会舆论环境。

什么是框架？任何一个新概念、理论的提出都不断经历着改进、提高的过程，“框架”概念及理论发展也是如此。戈夫曼最早将“框架”定义为决定事件（至少是社会事件），以及人们主观介入事件的组织原则。他将“框架”视为能够帮助人们组织、协调日常所见的“条框”（strip）。吉特林（Gitlin,1980）对“框架”内部的指导原则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框架”是“对于现存的、发生的、重要的事物的心照不宣的理论所构成的选择、强调及再现原则”。美国学者加姆森（Gamson）同样肯定了“框架”对新闻事件构建的重要性，他认为“框架”是“相关事件产生意义及暗示事件的争议的核心组织理念”。而把媒介框架由概念上升至理论层面的学者则是坦克德等传播学者（Tankard et al.,1991）。在他这儿，框架被理论化定义为：“一个提供语境，并通过运用选择、强调、排斥、详尽描述来暗示问题所在的新闻报道内容的核心组织理念。”在坦克德等学者所提出的“框架理论”基础上，很多学者从不同视角运用了这一理论。比如一些学者提出了从社会学和心理学视角，进一步研究新闻媒介中的新闻框架及构架过程（Pan & Kosicki,1993；Iyengar & Simon, 1993）；从社会学视角运用框架理论，研究者则发现新闻媒介往往倾向于运用叙述言语、象征词及刻板词汇来推进新闻故事的发展（Iyengar& Simon, 1993）；而从心理学视角的研究者则认为，框架过程是通过在特殊语境下设置信息及问题，来陈述、判断、再现新闻事件的改变过程，而框架中所筛选出的信息则成为受众个体认知的来源素材，并影响受众对事件的判断（Pan & Kosicki,1993）。

通常情况下，传播学者对框架理论的运用多为经验性量化研究，即通过对具体新闻事件报道的文本内容研究（contextualized content analysis），来揭示内在报道框架。潘和考斯基（Pan & Kosicki）以建构主义视角，运用框架分析法对新闻话语进行研究。根据新闻框架，他们将话语文本分为四个可操作性维度：句法结构（指新闻文本写作专业习规，如倒金字塔结构）、剧本结构（指包括重大新闻事件的新闻故事）、主题结构（指关注问题的相关信息、事件及行动，即相关主题性报道），以及修辞结构（包括比喻、例子、标语、叙事及视觉形象等）。

很多传播学者对媒介框架理论的应用绝非仅停留在对新闻报道本身的内容研究上，麦奎尔（2005）曾指出，对于“框架”概念的理解可以从两个关键意义入手，一是新闻内容，二是框架对公众产生效果的意义研究 。在麦奎尔对媒介逻辑（Media Logic）的研究中也可以看出，他对媒介研究主张突破文本本身的研究取向。“媒介逻辑”是指在特定媒介中，能够预示媒介产品的生产、消费及加工行为等。媒介逻辑包括一定的格式和基本原理（Format and Grammar）。媒介格式或称类型（Genres）指定义、选择、组织和识别信息的原则；媒介基本原理指不同新闻材料和媒介产品被编排在一起的方法或方式，以及随之产生的后果及相关关系。因此，除了对媒介格式中的文本信息构建研究外，对媒介基本原理也要加以研究。如具体到报刊新闻报道中，对文字及插图、题目、排版、主编、创刊者及办刊宗旨等方面的研究都非常必要和重要。既然框架分析主要是研究信息发出者的意图，那么对于新闻框架中的信息发送者（记者、报社主编、报社所有者、资助者等）进行考察也是必要的。恩特曼（Entman,1993）指出，框架所在的四个位置（four locations），即传播者（如记者、主编、媒介机构本身等）、文本、受众及文化（如办报宗旨、政治倾向、报道内容习惯性分配、选择、对某一社会问题的一贯态度与倾向等）。恩特曼还认为，基于这四个位置的新闻报道框架，基本上能起到定义问题、诊断原因、道德判断及方法建议四个重要功能作用。

本研究主要内容是美国华人1942—2001年的文化认同构建变化。研究依据陶文钊、何兴强《中美关系史》（2009）对该60年间中美转折性外交关系的分段结论，截取了四个研究时期，并选择每一时期内的代表性华人报刊作文本分析。研究主要基于两个报道框架：一是关于美国华人与中国、与美国及其主流社会的关系构建框架；二是关于美国华人对祖籍国传统文化，对美国主流文化的认知、情感、态度及行为实践等报道框架。依据框架理论提出的意识形态、目的性及价值导向的“选择性”措辞与报道方式，研究系统梳理华人报刊在所选定的两大报道框架中，如何再现自身身份及文化认同。与此同时，本研究也采用了文献分析方法，即依据恩特曼所提出的传播者、文本、受众及文化框架“四个位置”研究法，依据中美关系不同时期对相关报刊研究的文献分析，通过对报刊机构本身（包括主编、办刊宗旨、报刊所有者）、读者（群体及范围）、报道文化（对中美两国的态度及倾向、对美国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等），来分析美国华人在中美关系的不同时期的文化认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