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转眼间，以研究“一带一路”为主业已经六年。本书是第三部以“一带一路”为主题的个人文集。前两部是：2016年出版的《“一带一路”与“亚欧世纪”的到来》与2018年出版的《“一带一路”与改革开放》。可能有人心理会嘀咕：“一带一路”是个政策性很强的议题，有多少学术性可言，值得如此投入地研究，还一本接一本地出文集？我的回答：是的，非常值得研究，在2025年退休之前，都会以此为主业。

一 “一带一路”研究与个人志业

笔者愿意沉入“一带一路”研究，一方面是因为其丰富的内涵，几乎到了无所不包的程度，这给了学者发挥的空间，从宏观的战略到微观的企业行为、民众心理。另一方面，中国发展到今天，进一步的发展确实需要有一个导引性的东西。叫什么并不重要，关键是要能助力中国克服障碍、进一步发展。纵观人类历史，没有一个国家（无论是王朝、帝国还是民族国家）是以和平方式实现崛起的。如果说，战争是几千年来国家崛起的标配，殖民则是五百年来基督教国家轮番崛起的必备手段。但这两条路都不适合于中国，和平发展进而实现国家崛起是唯一可行的现实选择。这正是“一带一路”所展示的理念与运作方式。同时，“一带一路”倡议并不完善，甚至显得“粗糙”，很容易找到缺点与毛病，作为一个宏大的倡议，这很正常。也正因为如此，非常需要中国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深入研究。无论是理论构建还是政策建议，都是“一带一路”建设所需要的。当然，有些议题也可能与“一带一路”的关联性并不明显，但归根结底有益于14亿国人，因此也必须加以研究。

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有一批学者重点研究“一带一路”，但各人的侧重点不太一样。这与学者个人的兴趣点与自我定位有关。笔者的兴趣点与定位是：

（1）从政策研究角度看，做建设性的批评者。一味点赞不是学者该做的，一味批评也不可取。发现问题、给出高质量的改进建议，是政策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基于过去几年的经历，觉得自己在这方面还有发力的空间。

（2）如果能从理论上清晰阐述中国的崛起路径，则于中华功莫大焉。不敢说自己有足够的智力进行理论创新，但愿意为此做小小的铺垫，充当一粒沙子。近年埋首《论语》 《礼记》《圣经》等经典即与此有关。

（3）从学术角度看，做有深度与广度的研究者。为此，从历史、哲学、宗教、文明、战略文化、外交方略、政治、经济等不同角度进行思考、写作。在思考与写作的过程中，“可以沉默，不做谀言”，尽力做到不人云亦云，言人所未言，俾使受众在阅读中有所获益。

粗看上去，我的研究跨度很大，有的议题（issue）也未必与“一带一路”有关。以至于有些人觉得笔者的研究没有边界。从来没有回应过这个问题，这里简单说几句。首先，学术研究只能基于学者的求知愿望与“觉得好玩、有意思”的心理，而绝不能以直观的“有用与否、能否赚钱”作为评判的标准。既往的人生经历决定了我很重视这个标准。其次，我有比较强烈的求知欲与好奇心，这对从事学术研究是个有利因素。但人生有涯而求知无涯，学术上要有所成，必须要有所聚焦。为此，我已经把许多议题、领域从研究对象中排除，并确定了自己的志业：“把握不同文明之真谛、探究中华崛起之方略”，因此，与战略、文明相关的大小议题，经常会放任自己的好奇心去探究一番，直到弄明白，比如说，与中国本土的中国人相比，新加坡华族到底有什么特点？以英美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战略文化的精髓是什么？波斯人接受伊斯兰教后为什么成为什叶派而不是逊尼派？大和民族的神道教到底有什么特点？一神教与多神教的关键区别在哪里？中华文明的核心特征是什么？禅宗与佛教、道教是什么关系？中国崛起的指标是什么？如此等等。

二 文章介绍——基于文本类型

本书是2018年1月1日到2019年12月31日期间发表的部分成果汇编，中文文章36篇，英文文章22篇，多为中文文章的改写或者翻译。依据文章特点可分为：学术论文（3篇）、时事评论（21篇）、深度战略评论（6篇）、词条（3篇）、媒体专访（1篇）、学术访谈（2篇）。对此，需要稍加说明。

学术论文 许多人注意到，韩国总统多数下场不佳，但很少人对此进行学理分析。基于几年来的阅读与思考，加上向中韩两国学者请教，笔者在与董向荣研究员合写的《韩国研究之二：总统命运》一文给出了四大原因：强调“义”的韩式儒家、几百年来的党派斗争传统、过于密切的政商关系、浓重的地缘情结。这是个有待深化的研究结论，可能遗漏了别的重要因素。而这四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对领导人影响的权重等，也都需要进一步研究。

韩国与新加坡很可能是对“一带一路”研究最为深入的周边国家，所以文在寅总统甫上台即能推出“朝鲜半岛新经济地图” “新南方政策” “新北方政策”等外交政策，并且有许多可操作的建议。相形之下，中国对文在寅提出的这些政策的重视程度与了解，都存在落差。因此，在《“新北、南方政策”与“一带一路”对接分析》一文中，笔者建议，考虑到韩国在中国对东北亚国家外交方略中的地位与作用，中国有必要强化对韩国上述政策的研究，以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东北亚乃至其他国家。

《东亚国家如何看待“一带一路”》一文基于对东亚八个国家精英的访谈，分类分析他们对“一带一路”的看法，对于读者了解东北亚与东南亚国家的精英如何看待“一带一路”或有助益。毕竟，周边国家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优先方向，东南亚国家更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交会区，从经济合作、安全合作、文化交流等方面，可以看作是验证“一带一路”建设是否成功有效的试金石。整体而言，中国不应该满足于现有的成绩，应该着眼于存在的问题，如南海问题对“一带一路”的影响、国家形象的提升、对东道国角色更为重视等方面做出改进。

时事评论 这一部分的内容最多，有21篇，多是2018—2019年两年时间里在《世界知识》“地心力说”专栏上发表的文章。笔者感谢《世界知识》编辑部特别是王亚娟总编的邀请，在这个面向普通读者的代表性国际问题杂志上，展示自己对一些问题的思考。数十年前，笔者就是这个刊物的读者，但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其专栏作者。历时三年（2017—2019年）的专栏作者经历无疑是一笔难得的财富。很难想象以后还会有这种经历。笔者智商不算高，但好奇心比较重，也知道以勤补拙。所以，专栏文章的主题比较广泛。综观这些文章，很少近距离地介绍、评价某一个具体事件（会议、讲话、出访、国际热点事件），多数情况下，都是有距离地分析一个国家的某些特性：或者是历史视角，或者是文化视角，或者是战略视角，或者兼而有之。主要原因在于笔者的研究偏好是：力避“小题小做”（即单纯地介绍与分析），而能就特定议题“小题深做”（即舍弃“树叶”，抓“树干”、挖“树根”）。

职是之故，写作专栏文章时，通常就是一个专题学习的过程，除了自己大量阅读、思考、提炼外，还要把初稿发给专业研究人员斧正，以避免硬伤、深化认知。这个过程不容易，以至于一篇不到2000字的文章，要耗时一周乃至两周。有时候要到截稿日前一天才通宵熬夜写出。这些文章，时效性通常不强，但过若干年看，可能还有一定价值。文章主题选择文化、历史、认同、方略即与此相关。一个副作用是，不时发现一篇写不完，乃按照不同的分主题在2—3篇展开论述，如土耳其的历史魅力与历史痕迹，日本的文化特征与长期外交方略。有些实在没法在1700字内阐述清楚的主题，则干脆扩展为3000字以上的深度战略评论，典型如《英国研究之二：“脱欧”后的多重分化》。

深度战略评论 这是笔者比较喜欢写作的文章类型，因此自创了“深度战略评论”这个术语。这类文章的特点是：通常在3000—10000字，论述比较详细，有时伴有一些考证，常有一些个性化的文字。此类文信息量明显大于一般的时事评论，基本上能把问题与观点说透。因此，写起来比较过瘾，社会影响力方面也大于笔者写的其他类型文章。FT中文网“一带一路与中国外交转型”专栏上发表的30篇左右文章多属此类。通常是自己选题，没有交稿时间限制。少数情况是编辑约稿的主题恰好是自己想写的，但给的时间比较充裕。因此，我可以从容思考、修改、与同行交流，提交给编辑后可能还要交流修改。此类文写作时间需要半个月到一个月，乃至更长。有些文章字数在8000字以上，对不同分论题进行详细的论述，有文内注释，整体上已经接近学术论文。当然，也有一些长期思考后在几天内就写出的，如《朝核问题与“顽固性牛皮癣”》。

《朝核问题与“顽固性牛皮癣”》写作于朝美河内峰会之前，完整地阐述了笔者对朝核问题、河内峰会的看法，核心观点是：朝鲜在20世纪90年代全力发展核武器的内部原因有二：经济困难以及由此导致的政权脆弱性增加。外部主要原因有三：苏东剧变；来自美国的安全压力；中韩建交。朝核问题是难以根治的“顽固性牛皮癣”，特朗普与金正恩在河内的第二次峰会，是双方都需要的一场政治秀，会谈在解决朝核问题上的作用有限。

词条 这是为新版《“一带一路”手册》而写的。选择这三个词条的原因是希望通过专题研究，深化对它们的认识，便于后续的研究。在写作的过程中，也确实有新的认识。

笔者在本书中希望传递的一个信息是：地球上从来不存在单一文明独存的时代，文明共存是常态。过去几百年里，西方文明一家独大。但随着西方的相对衰弱，“西方独大”时代正在过去。事实上，两次世界大战清晰地展示：“最文明的欧洲”主导世界的后果是把人类拖入空前的大屠杀与对文明的大破坏，这使得欧洲丧失了主导世界的能力与正当性。两次世界大战的一大后果是，世界中心从欧洲转移到美国，基督教文明因而得以继续主导“二战”后的世界秩序构建。在核武器背景下，世界大战或者主要国家之间很难发生全面或者大规模的战争。不过，随着美国的相对衰弱与充当世界领导的意愿下降，加上非西方文明整体实力的发展，导致的一大后果是：西方文明一支独大的历史正在过去，世界将回到多文明共存的时代，这是一个多种文明互相竞争、取长补短的长周期，也许要历时百年以上。基于这种判断，笔者将本书命名为《“一带一路”与文明交流》。作者将在另外的文章与专著中对此进行详细的论述。

在《文明交流与互鉴》一文中，笔者强调，中国意识到了文明共存、竞争与合作将成为常态，因此将“文明交流与互鉴”当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大手段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一个重点领域，赋予其沟通民心、缓和冲突、实现文明间取长补短、助力共同繁荣的重任。

“一带一路”是中国几百年来首次有能力、有意愿提出的综合性、全球性合作倡议，其实施的重点地区是亚欧大陆，如果中欧能大力合作，那么，亚欧大陆有望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世界从而进入亚欧世纪。为此，笔者将第一部个人文集命名为《“一带一路”与“亚欧世纪”的到来》。在《“中欧陆海快线”与“一带一路”》一文中，笔者的体会是：“中欧陆海快线”是中国为巴尔干四国量身定做的项目，属于“一带一路”倡议下中欧合作的旗舰项目。中欧陆海快线贯穿希腊、马其顿、塞尔维亚与匈牙利，直接辐射人口3200多万，将产生巨大经济地区辐射效应，为中欧贸易、商品运输、人员交流往来带来客观利益与美好前景。

“中间走廊”倡议是土耳其政府呼应“一带一路”倡议而提出的一个发展计划，体现了土耳其总统厄尔多安的眼界与雄心。很有意思的一点是：这个走廊的主要部分不在土耳其境内，而是在中国与土耳其之间的若干国家：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这显著不同于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蒙古国、韩国、越南等周边国家提出的“对接”倡议。中国政府对此表示赞赏。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将之操作化。

媒体专访 《中意签谅解备忘录对欧盟的影响》一文中，笔者表达的观点是：意大利是七国集团成员，因此，中国与意大利签署“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具有象征意义。但这是特定情况下的产物，其他西方大国跟进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他们对中国崛起、对“一带一路”、对中国人的天下治理理念，尚不了解。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中国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欢迎但不祈求西方国家加入“一带一路”。

学术访谈 这是笔者主持的“‘一带一路’6年评估全球访谈”项目，从2017年开始实施，现在仍在进行中。具体操作是：围绕“一带一路”，列出三大类十多个问题，然后选择不同国家熟悉中国问题的精英（学者、外交官、知名媒体人）进行一对一的录音访谈，访谈时间通常在1—2个小时。访谈过程中有一些进一步的追问。然后把这些访谈录音整理成文。刚开始由于人手的限制，通常直接整理成中文稿。后来随着助手的增加，通常先整理出英文稿，由笔者进行初步审核后发给受访对象进行核对，然后再翻译成中文。如果受访者懂中文，则还会发给对方中文稿供审阅，笔者再做文字润色后定稿。这是一个非常烦琐、耗时间的过程，先后参与这个过程的将近20人。笔者对这些人表示由衷的感谢。

这个系列已经发表了20多篇，算是个比较有特色的“一带一路”研究，体现了“源自中国、属于世界”的“一带一路”精神，也有助于海内外受众更好地理解“一带一路”。因而受到中央相关部委、中外学术界同仁、中外媒体的关注，国家外文局还将其中若干篇缩写后以英文版与中英文对照两种形式，通过英文网站China Focus向全球推送。许多同行建议将这个访谈结集出版，笔者也希望有这样的机会。这里仅选择其中2篇，受访者之一郑永年教授为有代表性的海外华人学者。受访者之二为英国政府财政部“一带一路”特使范智廉（Douglas Flint）。

三 文章介绍——基于文本涉及的地理

显然，按照文章的特点分类编排，结构上将很不平衡。为此，从地理角度将文章分为全球、区域、国别三个部分：“一带一路”下的国际秩序与全球治理，“一带一路”与区域治理，“一带一路”下的国别研究，英文文章仍然予以单列，构成本书的第四部分。

第一部分的“一带一路”下的国际秩序与全球治理，探讨全球性问题：全球化有什么新特点？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是怎么回事？走向如何？更重要的是，过去70年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如何？未来中国应该谋求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并将承担什么样的角色？

笔者的初步判断是：核武器的出现使得通过战争构建国际新秩序变得不可能，但是，随着西方的相对衰弱，世界将进入一个文明间和平竞争的长时段。在这个时段，西方文明依然有相对的优势，但无法如过去几十年那样继续主导全球规则的制定与调整。全球主要文明将基于自己的价值观而构建秩序，可能是地区性的，也可能是功能性的。中国应该清晰意识到这个历史大趋势，从而确定自己崛起的指标，避免犯大错误。

第二部分的“一带一路”与区域治理，涉及以下几个区域：东北亚、东南亚、非洲、中东、欧盟、中东欧、印太。重点分析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针对这些区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略，现有的做法与这些方略有什么关系，这些地区是如何看待“一带一路”等，以及“印太战略”对“一带一路”的影响。

笔者觉得中美是对手不是敌人，“冷缠斗”是双边关系的显著特征，东北亚地区的冷战结构依然明显，中国对此应该以适应为主，为此针对这一地区的方略应该是双边为主。韩国是支轴国家。中国在处理朝鲜问题时应该注意到一点：没有朝鲜的经济开放，东北与世界市场的区隔就很难消除。即使是为了东北的发展，中国也应该促成朝鲜的对外开放。“印太战略”对“一带一路”影响有限。

第三部分的“一带一路”下的国别研究，涉及朝鲜、韩国、日本、新加坡、土耳其、英国、美国、俄罗斯等国家。

笔者认为，以核武器为代表的朝鲜问题属于疑难杂症，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独力解决，也急不得。韩国政治文化有其特征，新北方政策值得中国强化研究。神道教是日本文化底色，“坚守中开放”是日本文化的显著特征。圣德太子以来日本始终采取“与强者为伍”，在此过程中致力于“吸纳他者长处强筋日本”。平成时期的主要特征是平静成熟不淡定，日本在对华外交中非常重视“礼文化”并受益匪浅。中国应高度重视新加坡华族“普通外国人”的自我定位，以免误判两国关系。土耳其的历史具有多重性，与其他伊斯兰国家相比具有比较明显的世俗色彩。脱欧后的英国不会走向自闭，但会出现多方面的分化。美国对“基于规则的秩序”整体上采取实用主义态度，有利则用，无利则不理。中俄不应该结盟，双方也无意结盟。中韩发展战略对接有提升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