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巴勒莫石碑

在开罗繁忙的市中心附近，人造岛的尽头，有个方方正正、毫不起眼的建筑。在它厚重的石墙上，有个拱形的矮墙，在这周围，有一个小型宫殿，一个祭奠享誉阿拉伯世界的埃及女歌手乌姆·库勒苏姆的博物馆，以及我们所熟知的尼罗河。

如果你走进建筑内部，会发现它是架在一口深井上的，井壁由石头砌成，井口的面积约40平方英尺，深入地下。石阶则沿着井壁顺势而下。你还能看到一根大理石柱子从暗处升起，直穿中心。石柱上的刻度沿着柱面的八个角等距排列。沿着石室的低墙，有三条地下通道伸向尼罗河。

这座中东最拥挤的城市所带来的喧闹，会在石室内部化作一片寂静。整个石井被混凝土包裹着，地下通道也被严密封住了。如果重新疏通通道，尼罗河的水就会涌过来，将石室淹没，水位会不断上升，直到与外面的河流平齐。大理石柱子上的刻度用于丈量河水水位。5 000年来，数十个这样的建筑，为埃及的社会管理和人类文明的延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这样的建筑叫作“尼罗河丈量仪”（用阿拉伯语来说就是“miqyas”），其建造目的是让埃及的统治者能及时了解尼罗河每年泛洪的情况。尼罗河称得上是全球最有规律的河流之一：每年夏天，干旱少雨，热气腾腾，尼罗河却能在好几周内神奇地充盈起来，漫过河岸，缓慢地淹没土地，之后再缓缓地退去。对居住在现今撒哈拉沙漠一带的古代人来说，河水的升降是无法捉摸、令人敬仰的年度盛事，带有超自然的神圣色彩。他们虽然不能洞悉河水每年准时泛滥的原理，但能感受到它的影响。

尼罗河洪水对早期埃及人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洪水是维系整个文明的关键，使人们能在沙漠中种植粮食，饲养牲畜。因而，对埃及统治者而言，掌握涨水的确切日期与达到洪峰的时间，是至关重要的。河水的水位在丈量仪上爬升，随后趋于稳定，再缓慢下降，他们严密地监视这一过程，以确定当年尼罗河最大的用水供给量。了解了水势，官方就会发布公告，传布公告的人随即在街上大声呼号，奴隶们赶忙推开土石坝，让尼罗河的水漫溢干裂的农田。在刺眼的阳光下，河水肆意地在河谷间流淌，泛滥好几个星期，随后消退。一旦涨水，农民便顺势在肥沃的土地上播种。这些河谷旁低洼处的土地和形似耳垂、向地中海延展的三角洲，像深色的腰带一样裹住了沙漠，很快变得郁郁葱葱。田里的庄稼得到了充分灌溉，来年的生计就有了着落。

在夏季播种之前，埃及的统治者们就已经通过水势推断出了庄稼的收成，他们知道来年是丰收还是歉收。尼罗河丈量仪所划定的洪峰高度与周围被淹没的土地面积和播种的范围直接相关。由此，他们预测出了农民能收获多少粮食，便随之划定了当年的税收水平。

尼罗河丈量仪仍矗立在开罗的劳代岛上，始建于861年，是埃及最晚出现的丈量仪之一。早期的丈量仪通常建在如今已经消失了的古代河道上，有几千年的历史。目前已经发现的丈量仪有四种类型：简单的石柱，通入水里的、由阶梯组成的墙或是通道，被环形墙包围的、能连通河水的井（通常由阶梯环绕，阶梯沿着边向下延伸），或是井和柱子的结合体，类似开罗的那个丈量仪。柱子上用于丈量长度的刻痕叫作“腕尺”，与一个人的前臂长度相当。著有《博物志》的古罗马学者老普林尼曾使用丈量仪数据预估普通埃及人的食物储备，他所参考的丈量仪位于尼罗河三角洲上如今已被损毁的城市孟菲斯。这种预测方法，有可能是如今公共卫生定量测量的最早操作。他曾写到，如果水位升至十二腕尺，就意味着会有人死于饥荒。如果水位升至十三腕尺，还是会有人挨饿。如果水位升至十四腕尺，就可以开心起来了。如果水位升至十五腕尺，一切就会平安无事。要是水位升至十六腕尺，那简直是天大的惊喜了！

数千年以来，埃及人（甚至是后来的入侵者）都在用丈量仪追踪每年尼罗河洪水的情况。由于这些数据至关重要，因而每年的水位值和其他重要记录，包括农业产量、税收收入等一起被刻在了一块重要的石碑上，即“王室编年记”。七块残存的编年记石碑，如今被收藏在开罗、伦敦和巴勒莫的博物馆中。数十年来，它们的重要价值一直被人们忽视，因为上面的文字一直没有得到翻译，而且这几块石碑是偶然从几个古董商那里收来的。据说其中一块在被发现时，还充当着门槛。最大、保存得最好的那块石碑，一直到1895年才被发现。当时是一位到访意大利巴勒莫地区的法国人在一个博物馆的院子角落注意到了它，它显然已经在屋外久经风霜了。

这块石碑就是如今被人所知的“巴勒莫石碑”。与其他的考古发现相比，它和其他六块残片对阐释古埃及历史的帮助更大。石碑铸造的年代是在法老统治的第五王朝，即公元前25世纪。这块石碑上记载了尼罗河每年洪水顶峰的水位，最早能追溯到第一王朝，约公元前3100年左右。因而，尼罗河泛滥的历史成了人类历史上记载最久远的科学数据记录。研究者们用这些记录来解释古埃及的一切现象，从自然气候的变迁到社会起义的偶然爆发。

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哈佛大学的天文学家芭芭拉·贝尔最早将洪水的低水位和早期埃及的第一黑暗时期联系起来。在黑暗时期，原本长期稳定的文明陷入了混乱状态，使得埃及第六王朝和古王国走向崩裂的结局。埃及历史上最压抑的几个年代，都和这个时期有关。当时埃及的社会秩序完全崩溃了，起义、谋杀、抢劫、盗墓层出不穷，农民吓得不敢出来种田。

在古埃及的漫长历史中，这样崩坏的时期是很罕见的。为了避免这样的悲剧重演，埃及的统治者严格限制获取丈量仪数据的途径。丈量仪通常建在受统治者控制的神庙内部或是其附近，只有像祭司这样的神职人员或是其他高层官员才能获准进入检查。以洪水测量系统为中心的农业规划，是埃及法老帝国得以延续3 000多年、只经历了三个黑暗时期的原因之一。整个埃及帝国的历史，起始于统一的埃及帝国的出现（即第一王朝，约公元前3100年），终结于亚历山大大帝的占领，以及公元前30年罗马帝国的吞并。

富有魅力的、埃及最后的独立统治者克娄巴特拉七世，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埃及艳后”，在吞下毒物奄奄一息之时，是否曾回想过尼罗河丈量仪的重要意义，我们不得而知，但丈量仪的确是法老遗产中长期存留的一部分。埃及成了罗马帝国的附属国，罗马三分之一的谷物供应都仰赖尼罗河河谷。开罗的丈量仪一直到1887年还在运转，已经累计运作了1 000年之久。天然的洪水灌溉式农业则一直延续到1970年，当时阿斯旺水坝的建成终结了尼罗河较低河谷每年的洪水泛滥。埃及因而把天然的洪水灌溉替换成了稳定可控的灌溉模式，更多地依靠风力产能。

数千年来，尼罗河每年良性的洪水泛滥维系了埃及人民的生计，也巩固了帝王的统治。倘若洪水未曾出现，那么此地所孕育的最稳定、辉煌的人类文明之一，也将荡然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