氧气与志气

凡从河南到木里矿的人，第一个要面对的，就是缺氧的问题。

如果按一个换算公式去套的话，木里矿的含氧量，能很快得出答案。这个换算公式是这样的：海拔为0米时，空气中的含氧量是20.95%。海拔每升高1000米，空气含氧量就下降1.6%。海拔高度为1000米的时候，空气含氧量下降1.6%，为19.35%，是零海拔含氧量的92.4%。木里矿海拔4200米，空气含氧量下降应该是6.72%，为14.23%，是零海拔含氧量的67.9%。至于义海公司大煤沟矿的含氧量，可参照木里煤矿，一望而知。

也就是说，木里矿的含氧量还不到零海拔含氧量的70%。面对这样一个数字，到木里矿工作的中原人会有什么反应呢？尽管我在前文已提到，但在这里我还想再提一次，具体一些，详细一些。

初到木里矿，对于缺氧的感觉是直观的，头痛、胸闷、嘴唇发紫、睡觉夜半常常被憋醒，白天空手行走在矿区，犹如扛了一袋二十公斤重的东西。也有人说，脚下没根儿，总感到站不稳，像是踩在棉絮上，或者像腾云驾雾似的。

木里矿职工王美丹是个有心人，有着较高的文学修养，她来到木里矿的第一个晚上，一夜都未曾入眠。不管是睁着眼睛还是闭着眼睛，都没有丝毫的睡意。到了黎明，眼皮刚涩涩地有点发沉，不想就“咯噔”一下，睡意又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她谈了自己的感觉后，我觉得她谈到了细微处，便鼓励她将这一夜特殊的经历记录下来。很快，她就写了一篇题为《木里山的第一个夜晚》的散文，后来在《义海人》上发表了。

最终，王美丹还是选择留下来，留在了木里矿。

若干年后，我再次读到王美丹的那篇《木里山的第一个夜晚》，依然不禁为她的文学才华所折服。对于那一夜最初的感受，她这样写道：“两个小时过去了，我感觉我的头越来越痛，还是喘不过气来，呼吸更加急促，说话一点力气都没有，这时的感觉好像快死掉一样。我赶快给他打电话，说，我的心跳加速，都快要跳出胸膛了，十分的难受。还烦躁不安，都快要发疯了。我现在一刻都不愿意在这里停留，想连夜下山回河南去……”

这里的他，就是王美丹的丈夫。那一夜，他在矿上值班。

王美丹接着写道：“他说，天这么晚了，现在矿上一辆车也没有，山肯定是下不去了。这是典型的高原反应，别害怕。你再吃几粒我给你准备的红景天，缓解一下，然后打开氧气袋，把氧气吸上，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王美丹按照丈夫的说法去做了。那是她一生中第一次吸氧气袋，不免有些手忙脚乱。她便开始埋怨丈夫不近人情，只顾值班，竟然把自己一个人扔在这里，就不怕出意外？想到这里，她落下了眼泪。她原本想随丈夫一起来义海工作，不承想现在鼻子里却插上了吸氧气的管子，备受痛苦的熬煎。

“躺在床上，在高原万籁俱寂的夜晚，突然被一阵恐惧所攫，我还能活着走出木里山吗？还能回河南见到我的爸妈吗？还能见到我那活泼可爱的小女儿吗？还能听见她用稚嫩的声音喊我妈妈吗？”不知何时，王美丹脸上布满了泪水。吸上氧气一个小时后，王美丹感到心跳不那么快了，头也没有刚开始那么痛了，心情也好了许多。于是，她又想，我能挺得住，别人能在这里坚持下来，我为什么不能？

听说氧气吸的时间长了会产生依赖，王美丹想，那可不行，那永远就不能适应缺氧的木里环境了。就坐起身，将吸氧管给拔了下来。氧气被拔去半个小时后，王美丹再次发生了高原反应。这次比上一次更厉害，头痛欲裂，胸口像压了一块巨大的石头，把她的心都快压扁了、压碎了。

王美丹说，我真的受不住了，再次打起了退堂鼓，想回家，想女儿。

已下夜班回来的丈夫对她说：“真不行你就回去吧，天一亮我就去借钱给你买车票。”

丈夫的这句话让王美丹鼻头发酸，并一下子击垮了她。自己来时的车票也是借钱买的。为什么要从河南来到这木里山？她心里再清楚不过了。家里目前欠有外债，不到一岁的女儿吃奶粉是一笔不菲的花销，上面还有年迈的父母。女儿快一岁了，还没有一件像样的玩具，看到别人家孩子的玩具伸着小手直哭，那情形让她这个做母亲的五味杂陈，心都是疼的。

想到这一点，王美丹再不说走了，她要留下来，与高原缺氧做斗争，战胜它。那一晚，抱着这样的决心，王美丹把氧气袋放在嘴边，难受了就戴上，稍有缓解就拔掉，她怕一直吸会对氧气产生依赖，那样天天吊着氧气袋还怎么工作？反反复复做了五六次，不吸氧的时间一次比一次长，由最初的二十分钟延长到后来的两个半小时，王美丹靠毅力熬过了来木里山的第一个夜晚。

这是2009年2月19日的一个夜晚。王美丹将它视作人生中最漫长的一夜，比万里长城还要长。熬过了这一夜，也就等于闯过了高原缺氧这一关。十天后，王美丹所有的高原反应全部消失。高原接纳了她。

留在高原，留在木里煤矿，王美丹有一种精神支柱，就是想把日子过得好一些，把自己的小家庭建造得更美满甜蜜一些。而王美丹所遭遇的一切，几乎是所有来木里矿的职工所遭遇的。

这还是最直观的高原缺氧反应。

因为缺氧，再加上严寒，在高原，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2003年的冬天，狂风大作，徐敬民从工作面收工回宿舍，碰见迎面走来的同事，想上前打个招呼，突然发现干张嘴就是发不出声音来。这令他感到吃惊和恐惧，用手拼命地在嘴上、咽喉部位揉啊、搓啊，好一阵子才能说出话来。

事后才知道，那是因为高原缺氧，加上那一天又特别冷，把嗓子冻麻木了。喉咙都被冻得失去知觉，这种冷的程度，是想象不出来的。

到2013年6月，徐敬民在木里矿整整坚持了十年。有一次，我曾问过他这样一个问题：退休后还准备回河南吗？

徐敬民想了想，说：“那是故乡，怎么能不想回去？但是，等再过几年，回去已经不是简单一句话的事了。”

接着，他解释了其中的原因。

在高原的时间长了，人的生理机能慢慢地会发生一些变化，以适应高寒缺氧的生存环境。适者生存。不久前他做了一次体检，结果显示，徐敬民的心脏已经轻微移位，脾和肝脏也增大了数毫米，如果再等七八年，到退休时，这种情况肯定还会加重，如果那时直接回到河南去，身体肯定会受不了。因为已经适应高原的身体很难再适应中原的生存环境。

“那会出现什么现象？”我问徐敬民。

徐敬民说：“最明显的一点就是醉氧。成天昏昏欲睡，浑身无力。早两年，有一个河南人在青藏高原工作了一辈子，退休了想叶落归根，可回到中原后大小病不断，检查又检查不出病因，生活没有了乐趣，不得不又返回高原。”

“这种情况有办法解决吗？”

“也有办法，只是需要大费周章。譬如，若干年后我退休回老家定居，从木里山下去，得先在西宁生活个一两年，然后再到兰州生活个一两年，逐渐东移，慢慢适应，也许能解决醉氧这个难题。但这只是个理论上的概念，还没人这样实践过。”徐敬民笑笑。

告别徐敬民，回到住处，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是什么力量让他在这个高寒缺氧的环境中一干就是十年，而且还要继续干下去。尤其让我敬重的是，徐敬民已经检查出来患有高原病，他本可以以此为由，申请调回河南去，可他没有这样做。他好像没把这些放在心上，谈吐之间，依然流露出一种积极的乐观精神。

我走到窗前，往外眺望。不远处矗立着一块巨大的宣传牌，上面醒目地写着几个大字：“义海是我家，建设靠大家。”不禁心头一动，想，这就是答案了。

徐敬民胸中一定装有一个坚强的信念，一种他所追求的理想，这无疑就是支撑他在高寒缺氧的木里山坚持下来的精神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