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各地出现了社区治理的丰富实践
针对社区的变化,虽然人们在看法上存在很大差别,但无论是对社区秩序和稳定的担忧,还是对社区凝聚力下降的担心,又或者是对社区自治能否落到实处的痛惜,都推动各地进行了大量丰富的实践。这些实践的目的,虽然依据的力量各异、实现的途径各不相同,但都是希望促进社区治理的实现和社会团结的实现。
这些实践和探索,有的着眼于体制创新。比如,成都市推出了村民自治的“升级版”,将村民自治三权——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分权制衡,形成“村支部领导、议事会决策、村委会执行、监事会监督”的农村治理新模式。河北省肃宁县在村党支部、村委会“老两委”外,设立村民委员会和村民监督委员会“新两会”。村民委员会为常设性议事、决策机构,由村民代表组成,作为村民参政、议政主要平台。在村务公开监督小组和村民理财小组基础上成立村民监督委员会,负责对村务管理进行监督。贵州省贵阳市小河区、安徽省铜陵市铜管山区、湖北省黄石市铁山区、北京市石景山区鲁谷社区、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浮山后社区等地试行取消街道办,由市(区)直管社区。
有的着眼于加强社区管理和服务。比如,为数不少的地方建立了社区服务中心、社区卫生中心、社区居民公共活动中心、“爱心超市”等。深圳市南山区率先推行“网格化”社会管理服务模式并得到全国多地仿效,北京朝阳区推行建立于网络基础上的“全模式”管理,广州荔湾区和北京芳草地社区推行一刻钟服务圈,上海、江苏、广东等地社区还在社区服务中普遍引入专业社工、引入心理咨询等。
有的着眼于提高对特殊人群服务的针对性。比如,北京、上海等地的老年人午间厨房、托老所,广州、江苏太仓的外来人口活动之家、外地流动人口子女校外课堂等。
有的着眼于社会矛盾化解。比如,江苏省海门市城乡社区普遍建立的“老娘舅”矛盾纠纷调解员、武汉东湖区搞的“相约星期四,说说心里事”活动。有的着眼于社区文化建设。比如,在社区建立图书室、阅览室、文化活动室,在农村建立农家书屋、文化大院、文体广场等。有的着眼于党建,比如,河北肃宁县推行的城乡社区“党建带社建”、“四个全覆盖”,北京推行的“楼宇党建”等。
其中,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草根性社区实践尤为显眼,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好评。比如,北京天通苑社区居民自发组织“社区班车”、山东省即墨市曙光公益志愿者团队周末社区公益、深圳各社区业主委员会联合组织“深圳物业管理现状”的专题调查、浙江温州市活跃着一批草根民间文化社团等。
在全社会创新社区治理积极性普遍高涨的大背景下,作为主管社区建设工作的主要机构——民政部,顺势而为,在全国开展了社区管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工作。1999年,民政部在19个省(区、市)将26个城区确定为城市社区建设实验区,全国各地也确定了近100个省(市)的社区建设实验区。2000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此后,城市社区建设进入快车道。中央相关部门与地方的努力逐渐形成了合力,城市社区建设在服务设施、服务内容、队伍、网络、运行机制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2013年民政部又出台了《关于加强全国社区管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工作的意见》,并适时开展了全国社区管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中期评估。评估发现,围绕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增强社区自治功能、提升社区服务能力、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等领域,各地社区建设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基本形成了“因地制宜,百花齐放”的局面。2014年1月,民政部同意将北京市东城区等31个单位确认为“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见表1-3),实验时间从2014年1月至2016年12月,为期三年。另外,民政部还连续举行了“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遴选推介活动,每年推出一些典型加以推广推介。2014年,在自主申报、省级推荐基础上,经第三方机构材料初审、匿名评审、联席评审、社会公示等环节,确定南京市民政局“‘六个一’街道中心化改革”等11项创新经验为“2014年度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深圳市光明新区党工委、管委会“社区基金会助推社区治理创新”等9项创新经验为“2014年度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提名成果。同时,还举办了美丽社区经验交流等多项活动,希望推动社区治理创新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拓展。
表1-3 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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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 2014年度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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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 “2014年度中国社区治理十大创新成果”提名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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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龚维斌:《城市化面临空间变化与社会重构问题》,中国经济网,http://www.ce.cn/xwzx/gnsz/zg/201206/26/t20120626_23438923.shtml,最后一次访问2014年2月24日。
[2] 詹成付:《关于社区建设的几个问题》,未刊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