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结论

与英国等国的东印度公司所不同的是，瑞典东印度公司从未被充当为殖民工具，正因为这样，瑞典东印度公司对澳门的记载更具有客观性。自我国明代中期开始，葡萄牙人就逐步在澳门取得居住权，甚至自治权，这使得澳门成为西方人士最早接触的中国地区之一。随着清代中西贸易的增多，又由于清政府在广州对外国人的种种限制，华洋分治的澳门成为外国商人的聚集地，他们一方面坚持自己的欧式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也吸收借鉴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闲适优美的一面，这为中西文化在澳门相互渗透融合创造了条件。因此，澳门文化决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殖民地文化，而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经过几百年的中西文化融合的产物，这也是澳门的这种文化在今天仍得以保留和发展的原因。

[1] 本文是上海高校选拔培养优秀青年教师科研专项基金的阶段性成果，特此致谢。

[2] 王梦达，上海外国语大学瑞典语专业助教。

[3] 在Tore Frängsmyr的Ostindiska Kompaniet一书第52～54页中，对当时瑞典东印度公司同中国的贸易货品交换情况有如下的描述：“由于路途遥远，货船需要沿路停靠很多海港。货物不停地拆卸和装载，每一次旅途的交易记录都不尽相同。从哥德堡出发的时候，瑞典东印度公司主要装载钢铁和木材，此外还有进口的红酒、面粉、鱼干等食品，一些科学工具和器材，包括指南针、气泵等同样会用于交易的用途。瑞典东印度公司的交易首先发生在西班牙的加的斯，中国人希望在交易货品时获得银币，瑞典人需要在加的斯交换到这些银币，为此他们用瑞典的货品进行买卖。在中国他们购入的货品中，最主要的是瓷器和茶叶，其余的重要货品包括生丝、丝绸及其他布料、大黄、白藤、西谷米、大米、桂皮、锌板、良姜和奎宁（专供瑞典药房），此外还有珍珠母、手绘墙纸、纸花、漆器小盒等。”可见，瑞典的钢铁和木材同中国的瓷器和茶叶的交易是一种间接交易，其媒介是西班牙银币。

[4] 张海林：《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第81～82页。

[5] John Fredrik Dalman，Under Resan från Giötehborg til Canton och hem som börjades År 1748 d. 19 Febr.och slutades År 1749 d. 11 Julii. （《始于1748年2月19日，终于1749年7月11日，从哥德堡至广州的旅行途中》），Kungl.Vetenskapsakademiens Bibliotek（KVBS）。

[6] John Fredrik Dalman，Under Resan från Giötehborg til Canton och hem som börjades År 1748 d. 19 Febr.och slutades År 1749 d. 11 Julii. （《始于1748年2月19日，终于1749年7月11日，从哥德堡至广州的旅行途中》），Kungl.Vetenskapsakademiens Bibliotek（KVBS）。

[7] John Fredrik Dalman，Under Resan från Giötehborg til Canton och hem som börjades År 1748 d. 19 Febr.och slutades År 1749 d. 11 Julii. （《始于1748年2月19日，终于1749年7月11日，从哥德堡至广州的旅行途中》），Kungl.Vetenskapsakademiens Bibliotek（KVBS）。

[8] Sven T.Kjellberg，Svenska Ostindiska Compagnierna 1731-1813（《瑞典东印度公司1731～1813》），p.103，Allhems Förlag Malmö，1974。

[9] 吴志良：《生存之道——论澳门政治制度与政治发展》，澳门成人教育学会，1998，第91～92页。

[10] David S.Howard，A tale of three cities，Canton，Shanghai & Hongkong（《三城故事：广州，上海和香港》），p.46，Sotheby’s Institute，London，1997。

[11] Sven T.Kjellberg，Svenska Ostindiska Compagnierna 1731-1813（《瑞典东印度公司1731～1813》），Allhems Förlag Malmö，1974，p.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