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结语
澳门近代水陆交通发达，与当地的博彩业合法化并日渐蓬勃有很大关系。
鸦片战争之后，英国占领了香港并宣布香港为免税自由港。清政府被迫签订屈辱的《南京条约》，又增设了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多个通商口岸，澳门不再是最重要的外贸港口，地位一落千丈。澳葡当局赖以维持“自治”的关税急剧减少，葡萄牙国内也笼罩着一种悲观的气氛，有些政客甚至建议把澳门“卖”给英国人或法国人，以免成为葡国的负担。[32]
然而，鸦片战争结束后，香山一带“夷船复来，时洋船四五十只，华船蚁附，通市珍奇毕具，娼航赌艇比于珠江”。[33]1846年就任澳门总督的亚马留积极推行殖民扩张政策，清朝的禁赌令不能够再约束澳门的葡萄牙人。当时社会环境的相对稳定和中外贸易的恢复，为澳门开赌奠定了基础。
咸丰年间爆发太平天国起义以后，失去土地的农民、失去谋生工具的城市小手工业者以及内地难民，纷纷逃到相对安全的澳门，成为国际人口贩卖集团的“货源”。[34]据不完全统计，1856～1873年，西方侵略者从这里掠走了20万名华工。1847～1874年，古巴和秘鲁分别掠去14.3名和12万名华工，大多数是从澳门运出的。[35]如此众多的人口流动，没有相对发达的交通运输网络是办不到的。此外，内地每次发生战祸和社会动乱，都有大批内地居民迁徙到澳门躲避，部分人就此留下来，在澳门落地生根。基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这些移民不时要回乡探亲，这也是珠澳两地近代对外交通比较发达的原因之一。
澳门博彩业合法化后，澳葡政府的政策较为稳定，很少朝令夕改。随着时光流逝，澳门适合博彩业发展的政策与社会稳定的优势，就逐步显示出来了。商人们由粤澳两地跑，直到在澳门设立总部，把投资重点放在澳门。由于澳门博彩业最大的市场不在本地而在广东，为了多做生意，拓宽市场，商人们必须千方百计地吸引客人来澳门。珠海与澳门近代的水陆交通运输，就是在这样的特定历史条件下逐步发展起来的。
长期以来，珠海与澳门的对外交通一直以水路船舶为主。19世纪末，人力车逐步推广，珠海与澳门之间的陆路交通得以迅速发展。澳门至翠微、前山、白石的公路畅通，大大促进了珠澳两地的商旅往来，进而为珠江口西岸的现代公路运输奠定了有力的基础。
[1] 胡根，澳门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长。
[2] （明）陈仁锡：《皇明世法录》第75卷，“各省海防”，《中国史学丛书》，影印明刊本，台北，学生书局，1986，第1985页。
[3] 汤开建：《澳门开埠时间考》，氏著《澳门开埠初期史研究》，中华书局，1999，第82～99页。
[4] （嘉靖）《香山县志》第1卷，第306页上、下。
[5] 〔葡〕施白蒂：《澳门编年史：十九世纪》，澳门基金会，1998，第243页。
[6] 《两宜谕饬》，1895年5月15日《镜海丛报》。
[7] 陈芳（1825～1906）又名国芬，广东香山杨梅斜村（今属珠海）人，早年随叔父赴美国夏威夷经商。陈芳1870年创办芳植记公司，从事甘蔗种植和制糖业，后渐发迹为夏威夷巨富，被誉为“商界王子”，并成为夏威夷国王驸马。1878年后，他曾任夏威夷政府枢密院顾问、华人商董、中国驻夏威夷领事，1882年辞职。1890年，他变卖资产60万美元，返香港、澳门投资火轮业和酒店业，定居澳门，并在家乡创办学校和其他慈善事业。1906年，陈芳病逝于澳门。
[8] 《车路已成》，1894年10月3日《镜海丛报》。
[9] 《拘车肇事》，1895年4月17日《镜海丛报》。
[10] 《车路阻塞》，1895年4月10日《镜海丛报》。
[11] 《葡筑粤路》，1904年3月26日《华字日报》。
[12] 《镜海工程》，1909年3月2日《华字日报》。
[13] （清）印光任、张汝霖著《澳门记略》，赵春晨校注，《官守篇·政令附》，第20页：“（嘉靖）十四年，都指挥黄庆纳贿，请于上官，移舶口于濠镜……”
[14] （清）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上卷，“形势篇”，第2页。
[15] 《中外报》，1894年12月12日《镜海丛报》。
[16] 《税册照登》，1895年8月7日《镜海丛报》。
[17] 《同乐其乐》，1895年12月18日《镜海丛报》。
[18] Boletim de Província：Recenseamento Geral da População Chinesa de Macau，Taipa e Coloane，1878.
[19] 潘日明：《百年前的华人区》，《殊途同归——澳门的文化交融》，澳门文化司署，1992，第174～176页。
[20] Richards，Comprehensive Geography of the Chinese Empire 1908；李长傅：《海外华侨人数之统计》，《南洋史地与华侨华人研究——李长傅先生论文选集》，暨南大学出版社，2001，第51页。
[21] 《新会双水口澳门轮拖饷渡广告》，1901年7月4日《华字日报》。
[22] 《小轮拖渡》，1895年1月9日《镜海丛报》。
[23] 《禀请改运土丝之近事》，甲辰年（1904）十月初十日《广东日报》。
[24] 《起卸席草之改良》，乙巳年（1905）八月二十五日《广东日报》。
[25]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汇编》（六），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澳门基金会、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1999，第674页。
[26] 〔葡〕施白蒂：《澳门编年史：十九世纪》，澳门基金会，1998，第231页。
[27] 《禀请浚河》，1895年6月12日《镜海丛报》。
[28] 〔葡〕施白蒂：《澳门编年史：十九世纪》，澳门基金会，1998，第263页。
[29] 《镜海工程》，1909年3月2日《华字日报》。
[30] 《香洲添设轮船之可行》，庚戌五月初一日《香山旬报》第61期。
[31] 《又将有第二之香洲埠出现》，己酉五月初一日《香山旬报》第27期：“邑属黄梁都南水乡，前对北水，后枕高栏飞沙两山，右近六灶三灶，左通獭洲赤溪等处，离邑城一百一十余里，离香港一百二十余里，离澳门七十余里，离香洲埠七十余里。该处渔业最盛，又有锑磁水晶煤油等矿产，诚天然的商港也，现有吏拟在该地开辟商埠，特派本邑清乡委员帖令宗晋就近查勘，兹闻帖令已于本月二十日邀同香山自治研究社社员黄君仙裴、黄君会云、梁君侣俦、黄君芷裳等，乘坐宣威轮船到该处查勘一切云。”
[32] 〔葡〕费尔南多·克雷亚·德·奥利维拉：《葡中接触五百年》，纪念葡萄牙发现事业澳门地区委员会、澳门东方基金会，1999，第134页。
[33] （同治）《香山县志》第22卷，《纪事》，第42页。
[34] 1854年8月朔旦《遐迩贯珍》第八号：“十五、六间，省垣各富商室，畏乱先徙，多携眷附本港当行载运贸易之火轮船，赴本港及澳门寄寓。有一火船载至六百余人者，多妇女幼稚。亦有用中土快艇载人，以缆系于火船以行者。各船价水脚涌贵，闻一中土客赁一火船载眷，价至一千二百余元。”
[35] 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1册，《前言》，中华书局，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