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今年是韦卓民先生诞辰122周年,逝世34周年,华中师范大学与珠海市在他的故乡联合举办国际研讨会以隆重纪念。
正如许多伟大先驱者一样,他们的文化精神遗产往往是在身后才逐渐得到应有的全面认知。韦卓民先生曾为之奉献终生的华中大学及其后继者华中师范大学,直到1993年,也就是在他离开人世17年以后,才首次为他举办“韦卓民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对他在教育、学术、宗教各方面的卓越贡献初步进行比较全面、客观、公正的探讨与评论。
我认为,韦卓民一生最大的贡献,就是参与筹建华中大学并长期领导华中大学的运营与发展。华中大学位于内地,办学条件与规模并不具有多大优势,但韦卓民却能够通过哈佛燕京学社与雅礼协会等重要学术中介,使该校与国内外若干名校建立起紧密联系,使其在教学、科研、师资、图书、设备诸方面都获益匪浅。他对外勇于开拓,对内善于凝聚,能够陆续汇集一批知名学者与教学骨干,并且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把华中大学办得有声有色,其辐射力很快就超越武汉与湖北,逐渐扩大到整个华中乃至华中以外地区。华中大学的经营及其多方面贡献,堪称内容丰富、多姿多彩。
我与韦卓民先生接触不多,但他在担任华中大学校长时的一句口头禅“为谁辛苦为谁忙”却让我刻骨铭心、终生难忘。特别是在我作为他的后继者,当了六年华中师范大学校长之后,对于这句话更是深有同感。在中国办事难,办大学更难,无论过去与现在,情况都是这样。如果将韦先生这句“为谁辛苦为谁忙”理解为自怨自艾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据我所知,他这句话主要是对学生说的,无论是大会讲演还是个别恳谈,实乃推心置腹的倾诉。“为谁”?作为老师,特别是作为校长,还不都是为了自己的学生!“辛苦”算什么?“忙”更算不了什么!为了青年学生,为了他们能健康成长、成才,成为栋梁,个人再苦再忙也无怨无悔。苦中有甜,忙中有乐,这是每一个真正的为人师表者必有的内心世界。韦卓民先生所以把“为谁辛苦为谁忙”挂在嘴上,无非是敞开心扉,让学生更好地了解老师的内心世界,提醒少不更事的年轻人,千万不要辜负师长所付出的心血、所寄托的殷切期望。
“大学是象牙之塔”,说这种话的人多半不了解实情。大学从诞生之日起,何尝有一天能够摆脱人世间的纷扰;大学无时无刻不处在社会与政府的各种干预之中,古今中外莫不如此。以中国教会大学为例,向教育部注册之后,固然体现了收回教育主权的正义,而且还在办学资源与条件各方面获得政府不同程度的帮助,但是政治干预也随之而加强。20世纪20年代以后,教会大学的本土化、学术化乃至世俗化,本来是世界各地的共同趋向,如果就高等教育的正常发展来说,实乃无可厚非,但是在国民党政府主导下,本土化、世俗化都逐渐演变成教育的“党化”,三民主义取代了宗教课程,总理纪念周取代了礼拜祈祷,国民党党部与军训教官都随之进入校园。如果说,过去的教会大学校长只有外国差会一个婆婆,那么经过注册成为合法的私立大学以后,他们便无可奈何地扮演了莎翁《一仆二主》剧中的主角,其处境之尴尬、应对之艰难与心境之复杂,不言而喻。
在本土化与世俗化的过程中,不仅教会与政府之间存在着或明或暗的博弈,基督宗教界与非基督徒社会人士之间也存在着深刻的歧见,这样就更增加了教会大学校长工作的难度。我曾肄业于教会大学,花甲之年又曾当过一段时间的校长,所以比较容易理解当年韦卓民们岁月的艰辛。我希望今日的读者在阅读韦卓民相关著作的时候,能够看到历史事件之中的人物,特别是看到历史过程背后当事人的心路历程,这样或许可以从既往的史事中获取更多的社会阅历与人生感悟。
我总觉得近年来有些学者对教会大学“本土化”(或“中国化”)制定的标准似乎过高。因为教会大学毕竟是一个外来事物,它的本土化往往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既有它本身的自我调适过程,也有本土社会对它的认同接纳过程,其间还有种种教育以外政治事件或偶发事故的干扰。但从总的趋势来说,教会大学的中方教职员一般是顺应这个趋势的,尽管自觉的程度有所区别;但绝大多数中国校长都是爱国守法的,尽管受到宗教信仰与教会背景的局限其表现未能尽如人意。应该承认,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至1949年前后,中国教会大学的本土化及最终改制公有,都是他们亲自参与完成的。
韦卓民先生在国际宗教界与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他曾先后在哈佛、耶鲁及伦敦大学等名校攻读,荣获七八个博士学位。又曾先后在耶鲁大学任Woodward讲座,在哥伦比亚大学任Schermerhorn讲座,在奥伯林神学院任Haskell讲座。特别是在1946年春,他在纽约神学院荣任亨利·鲁斯客座教授,并作为第一个东方人在波士顿等地区担任Hewett基金会讲座,其系列演讲于1947年在美国出版,书名为《中国文化之精神》(The Spirit of Chinese Culture),在海外影响甚大。以这样深厚的学养与教会背景,韦卓民先生在美国也拥有很大的个人学术事业发展空间,但是他从来没有这样的念头,终生都立足于中国大地,把中国文化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根。他是虔诚的基督徒,但他一贯主张基督教传播应该根植于中华文化的土壤。他是胸怀全球的世界主义者,但他又竭诚维护中国领土主权与民族尊严。他在国外讲学总是宣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并且直言不讳地批评西方早期传教士汉学家,从源头上揭示西方学者对于中国文化认知的缺失。如果没有深厚的中西兼通的学术功底,如果没有执著追求真理的勇气,试问有几人能够在西方学界显示这样的坦荡气概?
此次研讨会已经圆满成功,并将提交会议的论文编辑出版,阅读之后受益匪浅。略抒所感,即以此为序。
章开沅
2010年初夏于实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