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山与上海
宋钻友[1]
上海的近代崛起是世界城市化历史的传奇，在不到百年的时间内，这个中国东海岸中部的港口，从蕞尔小县成长为亚洲第一商埠，位居世界大都市行列。造成这一奇迹出现的原因很多，大量移民的进入无疑是最重要的因素。据统计，近代上海人口的87%来自外地，全国20多个省区，除少数边远省份之外，都有旅沪人口，都为上海的近代化作出了贡献。香山人是其中非常突出的移民群体。
一 人口数量和特点
早在开埠之初，香山人即前往上海，当时来沪的广东人以沿海地区的船员及长途贸易商人为主。1851年，上海小刀会起义爆发，参加起义的有不少广东人，其领袖刘丽川即香山人。起义遭清军镇压，广东人在上海的势力受到一定打击，清政府规定粤民从此不准居住在城内，这对广东人向上海的迁移可能有一定的影响，但并不持久。到1860年代，上海的广东人口又开始增加。从1860年代至1949年，在各地来沪的人口中，广东旅沪人口一直位居第三，全盛时期曾达到12万人。在广东各县中，旅沪人口最多的是香山人，我们利用同乡会的会员资料作了一个分析，发现香山人占旅沪广东人的1/3，全盛时期约35000～40000人。旅沪香山人来自该县143个乡村，分布十分分散，下面是依据中山同乡会会员名录所作的统计：
一区：石岐、沙涌、竹秀园、长洲、良都、厚亨、鹿鸣、马岭、月角、厚兴、上塘、板桥、张溪、渡头、员峰、恒美、牛起湾、深湾、濠涌、大塾、旗鼓、梅岭、梅坪、槎桥、寮后、大陂、金角环、芦溪、港口、树涌、合水口、曹边、沙田、柏镇、象角。石岐旅沪人数322人。
二区：南文、岐山、永厚、安堂、溪角、林边塘、秀美园、格哼、乐群、大同、下泽、龙聚环、岚霞、南村、叠石、新路、豪冲、涌头、隆都、全禄、中兴、大岚、大龙头。二区旅沪人口最为分散，来沪最多的村镇为南文，15人。
三区：小榄、古镇、曹步、大杭、邦平。小榄人数最多，计292人。
四区：麻子、横门、西拱、南塘、李屋边、左步头、五夙、崖口、六梯、建治、南蓈、西江美、亨美、大乐、涌口、龙头穴、珊洲、化美、格田、窈窕、安定、西亨、大环、茶园、蒲山、濠头、大柏山、平山、大岭头、石门、大鳌溪、坑尾、白沙湾、沣沙、隔田、小引、江尾头、东镇、北山、亨尾、尚武、龙溪、贝头里、白庙、李尾巷、库充、紫马岭、蓈尾。四区来沪人数最多的村庄为南蓈，47人，次为岐山13人，其余村落1～2人。
五区：梅溪、南溪、平岚、翠微、上白石、外塘敢、壅陌、沥溪、山场、沙岗、外界涌、南屏、乌石、下北山、前山、北山、鸦岗、北山岭、左宥、大布、将军、里塘敢、左鹤、前陇、茅湾。五区旅沪人口较多的村镇依次为翠微（61人）、平岚（60人）、外界涌（40人）。
六区：翠亨、那洲、唐家、上栅、鸡山、下栅、东岸、官塘、外沙、鸡柏、北山、黄宁塘、淇浜、泞升。六区来沪人数最多的为唐家（74人），次为上栅（72人）、官塘（62人）、东岸（39人）。
八、九、十区旅沪人口很少，总计也不足20人。[2]
《广东全省地方纪要》一书第一章指出，中山“二、四两区之民多以南洋、美洲为营业地，五、六、七区之众，则多在京津沪汉及其他各省业洋务或经纪。至三、八、九等众庶或致力蚕桑，或致力田园”。[3]
移民史已有的研究理论把移民分作被动移民和主动移民，被动移民在城市生存下来的困难更大，而主动移民则具备一些较快在城市生存下来的条件，他们或有一技之长，或有创业资金，或有文化知识，还有的在城市可以找到亲戚或熟悉的同乡。一个移民群体如果大部分由主动移民构成，则较易适应新的环境，并有所作为。旅居上海的香山人大部分是主动移民，这是旅沪香山人的第一个重要特点。
采访中，老人告诉我们，香山人到15岁，就会很认真考虑向外发展，并做一些准备。香山人郑宝瑚在《广东人向外进展之精神》中写道：“广东人谋生于外者虽众，但于离乡之前，亦须经一番辛勤之筹谋”，“又赴南北美及澳洲者，以20岁左右年富力强之青年为多，流外久暂，恒无一定，因而又发生一种特别习惯，当其人未起程数月以前，其父母辄先为其成婚，贫者虽于经济上感觉拮据，亦多如是，意欲使其知有家室之乐，冀其届时努力发愤，得于早日获得相当积蓄回国而享其家庭之福”。[4]因事先作了多方面的准备，主动移民就较易适应迁入地的生活。
二是香山人的整体文化素质在上海各移民群体中居于较高水平。由于无法利用户籍资料对上海各县级移民群体的文化程度作准确统计，我们退而求其次，对1945年出版的《上海百业人才小史》所载江苏、浙江、广东三省旅沪名人的学历作了一项统计，得到数据见表1：
表1 江苏、浙江、广东三省旅沪人口学历情况
按照表1，上海的广东旅居者每一万人中的大学生是江苏省的12倍、浙江省的近8倍。[5]
三是外向型地域文化特色。中国的地域文化大体分为黄土文化和海洋文化两大类，前者和小农经济紧密相连，性格上表现出谨慎有余、开拓不足，不易接受新的事物和知识。海洋文化正好相反，有向外开拓发展的性格，勇于冒险，喜欢并熟悉贸易和市场。地域文化特色的形成和地理位置有关，黄土文化多在内地，海洋文化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香山位于南海边，具有典型的海洋文化特色。例如香山人很早就有向外开拓移民的历史，敢于冒险犯难。明清以来，西方殖民主义者长期占据澳门，香山人得以接触外埠世界，一定程度受西方重商精神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的束缚相对较小。
二 香山买办与上海早期工业化
一个移民群体进入一个新的迁移城市，在初期，从事哪些职业，不可避免会受到移民原乡社会经济状况和商业资源的影响。香山与西方通商甚早，比较熟悉西方的商业文化，不少香山人在上海开埠之前已与西方通商，有的甚至充当买办，来上海后，一些香山人很快就被急切寻找贸易中介的西方商人雇佣，当然，也可能有的买办是被洋行从广东带来的。
对上海买办的人数和籍贯，郝延平作过杰出的研究，据他的研究，1880年之前，上海的买办势力，广东人远大于其他地方，在广东买办垄断中西贸易代理权的1850～1880年代，近一半的买办是香山、南海、番禺人，香山买办一直是广东买办的代表，以至于香山人成了买办的代名词。[6]提起香山人，人们脑子里会同时跳出“买办”一词。现在人们已很熟悉的唐廷枢、徐润、郑观应就是香山买办的杰出代表。
唐廷枢、徐润、郑观应可不是一般的人物，他们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有多重要呢，只要看一下有关他们的中外研究成果就知道了。中国老一辈经济史学家汪敬虞花费十多年时间编撰了一部唐廷枢的年谱；徐润本人写过自己的年谱，现在，仍有人在利用新发现的资料作博士论文；郑观应被人称作“硕学买办”，华东师大的夏东元先生整理出版了郑观应的文集，发表了郑观应传，又出版了郑观应的年谱长编。
以唐廷枢、徐润、郑观应为代表的香山买办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的主要事功，是推动了中国的早期近代化，集中表现在几个洋务企业的创办和管理上。
唐、徐、郑三人参加创办和管理的洋务企业主要有四个，即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江南制造局以及开平煤矿，这四家企业也是中国洋务运动中最重要的骨干企业：轮船招商局是个航运公司，以发展沿海航运、内河航运、远洋航运为目标；机器织布局是家纺织企业；江南制造局以轮船制造为主，后也制造枪炮弹药，是当时清朝政府为实现富国强兵设立的一家重要企业。这几家洋务企业除上海机器织布局后被烧毁之外，其余三家奠定了中国早期工业化的基础。
唐、徐、郑三大香山买办，各以巨资参加三家企业的投资，据郝延平的研究，1877年唐廷枢在开平煤矿的投资约白银30万两。[7]另据徐润在其年谱中说，他在各家近代企业中的总投资达白银127万余两。郑观应在洋务企业中可能投入了白银40万两。香山三大买办不仅有巨额投资，还是李鸿章建立洋务企业最倚重的助手。他们也确实不负信任，发挥了粤商精明的商业天赋。唐廷枢、徐润不仅是轮船招商局早期的主要负责人，制定了一整套体现现代企业原则的规章制度和管理条例，还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内实际主持该局的管理和运营，取得了非常好的经营业绩。唐、徐分任总会办的时代，是轮船招商局最辉煌的时期，船队的规模在扩大，经营的利润在上升，较快还掉了一部分官股。郑观应对轮船招商局也有突出贡献，曾两次参与该局的管理，对轮船招商局的发展提出过一系列充满真知灼见的改革意见。1880年代，在唐廷枢、徐润遭盛宣怀等人的排挤，离开管理岗位后，轮船招商局进入以盛宣怀为督办的时代，未久，该局的业绩就一落千丈。郑观应临危受命，在作了充分的调查后，对该局的改革提出了一个体大思精的方案，赢得李鸿章的高度赞赏，他亲自点名让郑观应回到轮船招商局的管理岗位，担任该局总办，但深知轮船招商局积弊之深的郑观应没有应命。[8]郑观应的不少看法是超越时代的。他认为轮船招商局能得到李鸿章很多年的鼎力支持，完全是个偶然事件，如果没有了李鸿章，商人在这样的官督企业中，很难按照市场经济原则来经营，失败将是必然的。读郑观应的文字，让人不能不佩服。香山三大买办确实是那个年代中国最睿智的企业家，尤其是郑观应，其通透的思想在一百年之后仍然发人深省。
三 香山商人与20世纪上海的崛起
进入20世纪以后，江浙买办的势力迅速超过广东买办，尤其是浙江买办，人数多，资金势力强，大量投资金融业，逐渐成为上海商界的巨无霸，这种局面一直持续了近20年。一次大战后，因欧美资本无法顾及东方市场，中国的民族资本得到一个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此时以香山旅外侨商为核心的华侨资本又一次掀起向上海的投资热潮，前来上海投资的除香山海外侨商外，还有台山等地的华侨。侨资带动了其他广东资本的大规模北上，广东人在上海的商业势力重新崛起，至1930年代，宁波商人和广东商人一直被公认为上海最重要的两个商帮。[9]香山人这一时期的商业势力迅速拓展，投资领域涉及工业、贸易、金融等，并在一些行业居于垄断地位，从不同方面推动了上海的近代化。下面是我们以1930年代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征信调查资料对香山人的投资情况所作的一个综合。
旅社及酒店：扬子饭店。
华洋百货业：华新股份有限公司、裕发公司、明星袜厂、新华袜厂。
环球百货业：先施公司、永安公司、新新公司、大新公司、丽华公司。
进出口业：新华行股份有限公司、捷益洋行、金海贸易公司、华茶公司、成业行、大方进出口行、永安企业公司、裕源商行。
食品工业：马宝山糖果饼干股份有限公司。
内衣针织业：景纶衫袜纺织厂股份有限公司、富华织造股份有限公司。
纺纱、织布业：永安纺织集团。
化学工业：裕华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开林油漆股份有限公司、开成油漆股份有限公司。
机器制造业：合昌机器厂。
金融业：先施保险公司、永安人寿保险公司、永安水火保险公司，华丰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华侨信托公司，[10]联昌、华丰公司、孔雀证券号。
银行：道亨银号（后升格为银行）。
电影院：新光、大上海、南京、丽都、亚洲影院公司、南怡怡公司、联怡公司。[11]
香山人在上海的投资广泛，涉及商业、贸易、工业、娱乐消费、金融等领域，工业又可分为食品、纺织、针织、化工、机械，金融包括信托、证券、银行、保险等门类，相当齐全，其中，有四家以上企业的行业有纺织、大百货、电影、进出口公司和金融业。
上海是中国民族纺织工业中心，各地商人在棉纺织业都有投资，但论投资经额之大、工厂纱锭之多、产品品格之佳，香山商人开设的永安纺织公司堪称巨擘，虽然在规模上永安纱厂可能略逊申新集团，但管理比申新更加科学，产品质量及市场竞争力都驾于申新之上。永安纺织公司的六家企业与申新纱厂等华资纱厂共同构成了上海民族纺织工业的脊梁。
环球百货业诞生于19世纪60年代，是全新的商业业态，相比原来的小店铺，大百货公司货备万家，顾客步入店堂，可购置到各种生活用品，避免了往返于多家专门店铺的不经济。1906年英商在上海创办了首家大百货公司，层高5楼，堪称上海商业之巨厦，开设后数年，一直只开放3层，4～5层部分用做办公室，部分出租。1917年香山商人马应彪等人率先在南京路浙江路口创办先施公司，1918年永安公司落成、1926年新新公司开张、1936年大新公司揭幕。四大百货公司的投资总额超过一千万元，对上海的商业形态变迁有巨大贡献，影响难以估量，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四大公司经营的环球货品来自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凡是当时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上比较出名的产品，如英国的毛织品，日本的人造纤维，德国的五金、皮革，法国的化妆品，美国的电器用品，澳洲的罐头食品，捷克的玻璃器皿，瑞士的钟表，等等”，永安公司无不搜罗齐备，整个商场如同外国商品的陈列所。[12]四大公司的创立使上海一下子从小杂货铺跨入了与国际大都会地位相称的环球百货商业业态。
第二，在消费的促进和生活时尚的推广上，四大公司也功不可没。为做到与世界的时尚同步，开业之初，永安公司的舶来品主要由香港永安和国外办庄代办，或者向上海的洋行订购；后来由于业务不断发展，销售量日益增加，于1921年间由上海派人在日本神户新设办庄，在英、美、法、德等国，先后委托当地外商代理办庄业务，给予佣金。此外，每过一两年，联合港公司就派人到世界各国去进一次货，了解各国这一两年来新产品的销售情况，把适合上海销售的采办进口。先施公司部分董事和沪上部分殷商共同投资设立了进口公司，专司商品的进口。大新公司的商品大部分是从香港采办的。
电影，1895年由法国人发明，1896年传入上海，同年8月11日在上海徐园内的又一村放映了西洋影戏，1908年，上海出现了第一家正式的电影院——虹口大戏院。1920年代，香山籍买办郑伯昭初涉电影院投资，斥资15万元，建奥迪安。不久又在宁波路贵州路以每月1000元租金租地建造新光电影院，耗资20万元。郑氏欲借奥迪安投石问路，希望能够以此为起点，建立电影院放映院线，垄断放映市场。郑氏投资延续了粤商的一贯风格，不建则已，要建则必定坚持高标准，奥迪安和新光当时均以富丽豪华著称。
郑伯昭建立院线的计划虽然没有成功，但粤商没有停止投资电影院的行动，自1920年代后期至1930年代末，十年间，香山人何挺然又建造或经营管理了多家电影院，被同行视为电影院大王。何挺然创办的南怡怡和联怡公司先后投资管理的电影院有三家，即南京大戏院、大上海电影院、丽都电影院。其中南京大戏院位于八仙桥，是当时最高档的电影院之一，堪与大光明媲美。丽都原名北京大戏院，由何挺然投资设立，位于今北京路贵州路，与郑伯昭所建新光仅一街之隔。南怡怡公司属下的三家电影院均以放映好莱坞电影为主，且为第一轮院线，有很大的市场影响力。1938年，南怡怡所属三家电影院与大光明、国泰等合组亚洲影院公司，统一票价，避免削价竞争，这是上海电影院第一次企业联盟，有利于保障票房收入。太平洋公司聘美国人担任董事长，何挺然担任总经理。1934年何挺然受国民政府电影局的委托，出国考察海外电影事业，先后到过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何在中国电影放映界的地位于此可见。[13]电影是一种全新的娱乐形式，在现代都市十分流行，深受市民喜爱。香山商人对高档电影院的投资，满足了都市人的文化消费需求，为大众文化的流行和普及、现代观念的传播和确立创造了条件。
香山商人的另一贡献是创造了一些著名的国货品牌，如油漆、肥皂、内衣，这些产品都具有很强的市场竞争力，畅销国内外，一定程度上堵塞了漏卮，挽回了利权。
景纶内衣厂原名云林袜衫厂，由杭州商人创办，因经营不善，由香山买办徐润盘进。当时内衣在中国尚属新潮商品，没有什么市场。徐润出其商业之长才，精心经营，不惜投入巨资，终于创立了风行一时的金爵牌卫生衫，此为“国人自制冬季内衣之始”，“质量足与洋货相颉颃”。金爵牌内衣出口南洋后，在华侨中赢得高度赞誉，从此“海外侨胞莫不知有国货劲军景纶袜衫厂矣”。在林林总总的国产内衣品牌中，景纶一直独居鳌头。[14]
肥皂是一日不可或缺之日常生活用品，19世纪末英国肥皂输入中国，从此国人开始用上舶来洗涤用品，并开始仿制洋式肥皂。至1920年代，制皂已是上海颇具规模的轻工行业，华资工厂将近百家，五洲药房生产的固本肥皂是国产肥皂的品牌代表。1933年香山人梁崧龄发起创办裕华化学工业公司，所制香皂以“三妹牌”为商标，因用料讲究，设备先进，技术力量雄厚，质量上乘，迅速赢得市场，影响力超过了固本肥皂。识者评曰：“在国产之肥皂制品中，足称冠军而无愧”，“制造技术方面，足以媲美国外之大肥皂厂”，“出品遍销全国，国外更远达南洋群岛一带”。[15]
油漆的用途甚广，是一个发展空间巨大的产业，中国的涂料，包括油漆，一度是舶来品的一统天下。1915年，香山人周元泰集资发起创办开林油漆有限公司，开始国产油漆的创业之路。经过十余年的奋斗，开林成为上海民族制漆业的代表，产品以双斧牌为商标，“品质高超精细，与别不同”，“比之舶来货，有过之无不及，除畅销本国各省各埠外，远及国外，南洋各属代理推销之商号无处无之”。[16]
针织内衣、油漆、肥皂都是厂商林立的大行业，也是20世纪20年代上海国货运动中华商投资的热点，香山商人所设工厂有限，但他们坚持创建民族品牌的信念，采用最先进的设备，集聚最优秀的技术人才，采用上乘的原料，实行严格、科学的管理，创出了著名的民族品牌。
四 乡情网络与中外关系的沟通
对缺少资金的上海民族经济来说，广东买办资本、本土商业资本以及旅外华侨资本的大量投资对上海的近代化意义自然不容小觑，但广东人、香山商人更重要的价值是沟通了中国与海外的联系，其价值表现在三方面：
一是为华南、港澳及海外华人资本流入上海建立了可靠通道。上述香山人在上海的投资大多包含金融不等的华南、港澳或海外资本，四大公司的大部分资金来自华侨，部分由香港、香山本土的资本家投资。其他投资项目股东中也有相当旅居港澳或海外的同乡商人。
二是建立起一个地域广袤跨界跨国的商业网络，极大拓展了上海的市场空间。香山人非常珍视乡情，每到一地，就建立同乡组织，守望相助，共同应对移居生活中的困难。同乡情感在商业拓展上也有无可替代的价值。黎志刚先生曾发表过一篇论文，探讨檀香山的香山商人如何利用乡情网络开展长距离贸易，列举了大量材料，很有说服力。[17]这种情况在上海同样存在，上海的香山商人在贸易领域主要侧重于对外贸易，一些商号在商业活动中便利用了旅港的同乡关系。
香山人沟通上海与海外联系的第三个方面，也是最具价值的：不少曾旅居海外的香山人的归来，带来了丰富的海外生活经验，减少了上海人对西方世界认知上的局限，消融了彼此的紧张，影响难以估量。香山人、广东人为什么能在国货品牌的创造上屡有佳绩，是因为他们知道什么商品可以打入国际市场，他们为什么敢屡屡投资新兴行业，每每有常人认为是疯狂的投资举动，其实是因为中外在城市化和工业化时序上的前后差使他们知道，追赶西方世界城市化进程的中国、上海，无法逾越西方已经过的阶段，因此，投资大百货不会有任何风险，看电影一定会成为都市最火的娱乐方式。香山人的商业行为在一定意义上为上海华商提供了一种追赶世界潮流的参照。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三大公司之后，浙江商人会投资设立上海国货公司，在粤商大举投资电影院之后，宁波商人也紧紧跟上。
一位美国的汉学家指出，近代中国与海外有大量联系，海外华人从资金和人力资源上为中国的近代巨变增添了动力，漠视这种外部因素，要正确解释中国近代史是不可能的。对香山人与上海近代化的关系，我以为也应从这一角度去理解。
五 香山人与上海城市精神的建构
上海是近代中国的经济文化政治中心，从经济上来说，近代中国40%以上的棉纺织厂在上海，上海的金融机构占全国的比例也高得惊人，上海的对外贸易占全国总额的40%以上，上海还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汇的城市，西方文明（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大量输入上海，又通过上海向全国辐射，极大地推动了近代中国的文化变革。上海在1930年代即被日本人称为“魔都”。在国人的眼中，它的一切都代表了“摩登”。当时报纸就有上海化的天津、南京、广州等的说法。上海成了中国其他城市仿效的对象。
上海在前清时代只是一个三等小县，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上海的崛起改变了世界大城市的版图，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在创造百年传奇的过程中，上海人逐渐形成了一种特异的文化性格，近年来上海市政府对上海的城市精神作了深入研讨，归纳成四句话：“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上海的城市精神从何而来，要从各地的旅居者群体中去找，我有个比喻，城市精神可以比作一条河，是各地移民在创业过程中所发散的精神如涓涓细流会聚而成。每个移民群体都有自己的性格特色，在某一方面为上海城市精神的形成作出了贡献。在各地移民群体中，广东人，包括香山人对上海城市精神的形成影响甚大，这四句话一定程度上也是广东人包括香山旅沪市民精神风貌的真实写照。
海纳百川，是一种兼容并蓄，对异质文明能够采取包容开放的态度，不只是排拒，吸纳其精华，为我所用。近代上海是中西文化交汇之地，西方文明之所以能够借上海登堂入室，通过上海这一口岸向其他地区辐射，和上海人的开放心态关系至巨，而广东人包括香山人毫无疑问是上海旅居者中心态最开放的族群之一。买办最初被人叫做“康摆渡”，又称“西崽”，明显寓有轻蔑之意。但香山人并不在意，在对待西洋文明中的一些事物，如报纸、股份制公司制度、坚船利炮，香山人都热情有加，虚心接受。郑观应对西洋文明知识之丰富，被人视做“硕学买办”，其胸怀可见一斑。开放的心态，加上较早与西方交往，使旅沪广东人、香山商人在上海这个西潮激荡的现代都市如鱼得水，在文化上、商业上处处能开风气之先。
追求卓越是旅沪粤商最鲜明的品格，上海的产品质量百年来一直独步华夏，上海几乎成了质量的代名词。探究其原因，和1949年以前上海的市场竞争环境有关，开埠以来，上海的商家，无论华人还是洋人都要面对多方面的挑战，没有一招鲜，很难赢得市场，这种复杂的竞争环境造成上海商家必须以更大的决心追求品牌的质量。不少香山商人有在海外打拼的经历，他们胸中往往装着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和海外市场，因此，习惯以世界的标准来建立品牌。他们的企业为什么投资金额特别大，设备总是比一般的华商来得先进，技术人员的学术背景更加过硬，其原因皆在于此，其结果是香山商人创建的国货品牌不仅在国内能赢得市场，还能出口南洋。
开明睿智，是一种非常难得的品格，香山人一定程度上具备了这种可贵的品格，在上海，香山人的精明有口皆碑，四大公司便是一部香山商人的经营“圣经”。
首先是强烈的服务意识。一个商家有没有很强的服务意识，是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四大公司对顾客是尊重的，对售货员的工作态度有严格的要求，永安公司强调“顾客永远是对的”，不允许懈怠顾客，更难以容忍售货员对顾客不假辞色，一旦发现，立刻辞退。为方便顾客，永安公司长期实行送货上门，哪怕只是几把刀片，只要顾客提出要求，也照送不误。而同时期其他商店为顾客送货是要收费的。仅此一端，就可看出永安的服务之道。
在服务上，四大公司各显神通，新新公司另辟蹊径，通过加强对顾客的情感投资来发展稳定的消费群。1940年，新新公司发行了以青年妇女及其子女为对象的期刊《理想家庭》，主要刊载家庭生活常识、儿童益智文章。同时刊载与玻璃电台有关的信息，虽是一份商家办的刊物，但所载商品广告不多，主要目的是增进消费者与商家之间的信任，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
其次，四大公司懂得扬长避短，实行错位经营。四大公司扎堆在一条马路的两侧，很容易形成恶性竞争，四大公司各自从自身条件出发，实行错位经营，力求确立自己的经营特色，以此确保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以洋货的销售为例，永安公司因资金实力较强，在较长时间内一直坚持走高端路线，洋货的销售比例很高。新新公司长期受流动资金不足的困扰，李泽任总经理后，为加快资金的流动，采取薄利多销方针，所售商品以中低档产品为主，虽然获利较薄，但经营状况很快得到改善。
另外，标新立异、注重特色是商家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四大公司的企业家都深得此中三昧，而这一点在新新公司总经理李泽身上又体现得特别鲜明。李泽是新新公司发起人李敏周的侄子，1936年李敏周不幸遇难，李泽由董事会推举为总经理，时年30岁左右，并不被人看好。但正是在李泽任上，新新公司迅速实现盈余，并逐步走上稳步发展之轨道。李泽把新新公司带出了董事会内申港两派争斗不已的困境，其法宝就是标新立异，注重特色。为吸引顾客，促进销售，李泽在同乡黄寅初的帮助下，设立了玻璃电台，玻璃电台设在4楼商场的中间，透过玻璃挡板，顾客可以看到平时难得一见的电影明星、歌星。玻璃电台的别出心裁，取得了巨大成功，一时间新新的销售额迅速转旺。但李泽并没有陶醉于此，在他的支持下，玻璃电台作为一个特色得到了精心的培育，为扩大影响力，玻璃电台请少年儿童前来作广播比赛，看谁的普通话更标准、谁播报的文字内容更感人，并组织了评奖活动。由此，玻璃电台在青少年及他们的家长心目中树立了非同一般的地位。
大新公司的董事会作出创立上海大新公司决定时，先施、永安早已确立了行业垄断地位。作为一个后来者，大新要与三大公司竞争，必须有自己的鲜招。顾客自动传送电梯就是由大新公司率先采用的现代设备，在1930年代的上海，自动电梯还是新鲜玩意，引起了市民的极大兴趣。开张之初，来大新的人十有八九是为见识电梯而来，对主业的促进不言而喻。
六 香山文化研究的当下意义
对香山的历史文化，海内外不少学者怀有浓厚兴趣，其背景就是全球化。全球化是世界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它改变了东西方相对隔绝的状态，改变了近代世界的进程，也改变了许多国家的命运。对全球化有欢呼、有诅咒，但全球化潮流不可阻挡，谁也无法否认。全球化必然伴随世界范围的移民运动，孔飞力认为，中国闽粤人民是世界移民潮流的先驱，是中国人最先走出国门，冲击了当时的国际秩序，推动了世界历史的近代进程。将香山的历史文化、将广东人与近代中国巨变的关系置于这一背景下考察，就能获得一些极其珍贵的认知。其中之一，尽管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东来对中华民族是一场噩梦，但这一伴随全球化运动而来的西方势力的扩张并没有也不可能扼杀中华民族的发展生机，背负着家国被陵夷的悲情离乡背井的中国移民，在生命和财产时时受到威胁的不利条件下，依然在许多地方创造了商业传奇，广东人包括香山人在上海的成功就是例证，其原因何在？回答这样的提问，对于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次大规模走向世界的国人来说，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 宋钻友，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2] 根据《中国旅沪同乡会会员名册》统计，上海档案馆档案，卷号Q117-16-1、2、3。
[3] 广东民政厅编《广东全省地方纪要》（第一册），1934。
[4] 许晚成主编《上海百业人才小史》，上海龙文书店，1945。
[5] 郑宝瑚：《广东人向外进展之精神》，载《生活周刊》合订本第5卷（下册），第812页。
[6] 郝延平：《19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方联系的桥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7] 郝延平：《19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方联系的桥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8] 夏东元：《郑观应年谱长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第156～157、336～337、341～344页。
[9] 张其昀文，载《宁波旅沪同乡会月刊》第73期，1929年8月。
[10] 两公司材料见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Q275-1-1822。
[11]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Q275-1-2041。
[12]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著《上海永安公司的产生、发展和改造》，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13]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Q275-1-2096。
[14] 上海档案馆档案，Q78-2-12670。
[15]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Q275-1-2021。
[16]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Q275-1-1892。
[17] 黎志刚：《香山人的商业网络》，2008年第三届世界中国学国际研讨会（上海）会议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