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蒙元时期基督教的其他构成

除了蒙古各部落原有的基督教聂斯脱里派信仰外，元朝的基督教还有以下几种构成：来自欧洲的罗马天主教，来自钦察、俄罗斯一带的东方正教，还有亚美尼亚教会及来自古老东方教会的雅各教派信徒。[56]它们均为元代基督教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基督教其他派别在蒙元时期的传播主要有以下几种途径：战俘及军事驻扎，官仕于蒙元朝廷，经商、游历，移民迁徙，当然还有一种渠道便是来自欧洲的传教士们传教的结果。

多桑曾经如此描述蒙古皇帝境内各国、各族间的交流情况：“蒙古之侵略曾缩短亚洲极端各地之交通。当波斯、鞑靼地域中国等地悉隶于同一君主统治下之时，亚洲各国之军民往来于此广大帝国之中，曾见阿兰及钦察之军队作战于交趾。又曾见中国之工师服役于达曷水（Tigre）畔。穆斯林之居留中国者为数甚众，多跻高位，且有统军者。大都宫廷之中，可见有波斯之历数家与中国学者聚议。臣事蒙古皇帝者有二十国之人，而诸国之名在十三世纪以前，或未为人所熟闻也。”[57]

1236～1237年，蒙古军队攻陷俄罗斯境内的莫斯科、梁赞、苏兹达利、弗拉基米尔、雅罗斯拉夫、特维尔，一直北进至诺夫哥罗德，因泥沼不利骑兵，转而经略俄罗斯南部。1240～1241年，蒙军攻陷基辅，后来蒙古帝国封此地为术赤领地，成为钦察汗国。钦察汗国人当时已有正教信仰，因为罗斯受洗[58]距当时已过200多年时间，正教在其境内已经得到广泛传播，而此汗国与元朝间交往频繁，钦察汗国的都城萨莱处在中国与西亚和欧洲贸易的通道上，在这条通道上，持有双方政府牌符与玺书的使臣和商贾络绎不绝，因此不排除一些正教信徒及商人生活于元朝疆域。张星烺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曾指出钦察军队在元廷中占据要职，在世祖的时候，有钦察卫之设。至文宗天历时，分为右钦察卫和左钦察卫，皆属于大都府。此外还有隆镇卫，也有钦察军隶属其中。[59]据巴托尔德研究：“钦察人早在前蒙古时代就受到基督教的影响，这是从两方面来的：一方面是斡罗思，另一方面是西欧。这种宣传一直延续到蒙古时代，这可从钦察、库蛮的词典，即人们所谓的库蛮词典中看出。它是13世纪末的著作，其中福音书和天主教的颂诗的原文是翻成突厥语的。”[60]

关于蒙元时期来自欧洲的传教士的描述，多来自当时到过中国的旅行家的记录。比如方济各会修士鄂多立克在其游记中，便曾提到他于1330年，从广州到汗八里时途经杭州和扬州，在杭州他碰到了一批方济各会修士，在这个城市中，他还碰到了其他基督教徒。另外，在扬州，他看见一座方济各会的房子，同时还提到该城有3座景教堂。在京城汗八里，鄂多立克这样描述：方济各会士受到汗廷的尊重，被列为外交使节。他们常与大佛寺的喇嘛及外国君主一道出席国家宴会，参拜大汗，为皇帝祝福。另外，汗廷里有一些显贵改宗了天主教，汗八里除了主教外，还有其他一批方济各会士。关于蒙元帝国境内罗马天主教的情况，我们将在本书基督教的分布、元代与教廷的往来等章节中予以介绍，这里不再赘述。

此外，曾任元代泉州主教的裴莱格林乍到大都协助总主教孟高维诺时，曾去信给欧洲，信中提到了一个信仰基督教的群体——亚美尼亚人：“憎恨搞宗教分裂的聂斯脱里派教徒的其他信仰基督教的民族以教友约翰为榜样，特别是阿美尼亚人，他们现在正在为他们自己建筑一座非常壮丽的教堂，并且打算把它捐献给教友约翰。因此，教友约翰经常同他们在一起，并且把拉丁教堂交给其他教友管理”。另外一位泉州主教佩鲁贾人安德鲁在信中提道：“在大洋之滨，有一座大城，波斯语称之为刺桐。在城内，一位富有的阿美尼亚贵妇建筑了一座相当华丽宏大的教堂。在总主教根据她的遗嘱指定这座教堂为总教堂以后，她把这座教堂连同一笔合适的捐款遗赠给主教哲拉德和同他在一起的教友们。”从为当时的大都及刺桐两地捐献教堂这点来看，元代的亚美尼亚人拥有较大的群体、较雄厚的资财及虔诚的信仰。

亚美尼亚人的基督教信仰在其他有关蒙元帝国的史料中也多有提及，据《多桑蒙古史》记载，窝阔台在位时，亚美尼亚王海屯（Hayton）于1244年遣使纳款于蒙古大将拜住，称藩于蒙古皇帝。1254年，海屯亲自到蒙古国朝拜蒙哥，在帝廷停留50日。得到蒙哥册封，并减轻小亚美尼亚贡赋，豁免教会税课之诏。[61]根据《东方史》第23章记载，在蒙廷期间，国王海屯请求蒙古皇帝的第一件事就是其皈依基督教，并着手于全国百姓的皈依。蒙哥召集会议商量包括这个请求在内的6项事宜。商议后，蒙哥说：“阿美尼亚王既从远道自动来朝，所请亦甚正当，应准如所请。赖天之助，将实行之。朕将先与鞑靼贵人同受洗礼，奉此基督之教，并使人民悉皆乐从。”于是蒙哥接受洗礼，其他宫廷中人亦陆续都接受了洗礼。虽然，多桑怀疑此记载的真实性，但从中亦证实亚美尼亚国的基督教信仰及其在蒙古朝廷中的影响。[62]

早在公元314年，有“照耀者”（Illuminator）之称的格列高利（Gregory）从恺撒里亚的宗主教处获得主教称号，成为第一位亚美尼亚宗主教。公元4世纪初，他给亚美尼亚国王特拉达三世（Tiridates III）施洗，后者将基督教定为官方宗教，亚美尼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国家。公元5世纪初，艾萨克（Isaac）和米索（Mesrob）为亚美尼亚人民创造了亚美尼亚字母，并将《圣经》翻译成亚美尼亚文。亚美尼亚教会属于独立基督教会，信奉基督一性说，认为基督只有一个真正的属性——神性。区别于基督教的主流教义强调神的“三位一体”和“两种属性”，即认为基督既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具有神、人两种本性。在公元451年卡尔西顿会议上，这种“两性说”被确立为基督教的正统，而亚美尼亚教会并不承认卡尔西顿决议的合法性。[63]

在亚美尼亚的文献中，很早便有关于中国的记载，公元440年摩西（Moses）的著作中便对哲那斯坦（Jenasdan＝Chinistán）这个平原国家有所记述，称这个伟大的国家“位于斯基泰人之东，人类所知世界的边缘，国人富庶、文明，性喜和平，不仅可以称为‘和平之友’，而且可以称为‘生活之友’。其国盛产丝绸，……还出产麝香、番红花和棉花。还有孔雀。该国有29个民族组成。”根据这位作者的记述，提格兰六世（Tigranes VI，142-178）统治时期，数批外国定居者，包括中国人被安置在戈尔第耶（Gordyene）即库尔德亚美尼亚（Kurdish Armenia），为亚美尼亚戍边。在亚美尼亚，不止一个名门望族被认为具有中国血统。另外，还有记载描述了中国皇帝曾经居间调停波斯国王阿尔达西尔与亚美尼亚国王库斯老一世之间的纷争。[64]

公元11世纪末，塞尔柱突厥人入侵，迫使大量亚美尼亚人逃往接近地中海海岸的西里西亚，亚美尼亚的王子利奥（Leo）致力于寻找与西方的合作，寻求政治上的独立性，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六世和教宗塞莱斯廷三世（Celestine III）的支持下，他在1198年1月6日获得了王位，建立了一个小的独立王国，史称小亚美尼亚，这个王国从12世纪末叶开始存续到1375年。在小亚美尼亚，国王和天主教徒们开始在西里西亚（Cilician）引导一种拉丁化的进程，遭到了大亚美尼亚大区的强烈反对。1307年，小亚美尼亚的统治阶层正式进入了罗马的主教管辖区。[65]在元代曾协助总主教孟高维诺、泉州主教建造教堂的亚美尼亚人，就其宗教的认同性及虔诚度来说，既然其“憎恶宗教分裂”，那么他（她）们极有可能是来自拉丁化的小亚美尼亚。

同样，在元朝的基督教族群中，不得不提到阿速人。[66]阿速人，又称阿思人、阿宿人、阿兰人，原居于高加索北麓的伊朗，信奉东正教，后来迁徙到捷尔宾特伏尔加河口。1239年，被拔都所率的蒙古军所灭，很多阿速人也被编入蒙古人的军队，阿速军是元朝怯薛军中的劲旅，元朝的阿速人多达3万人。鲁布鲁克曾记载阿速人“按希腊的礼拜式，算是基督徒，使用希腊文字，有希腊教士。不过他们不像希腊人那样是宗教分裂论者，因为不管什么人，他们尊敬一切基督徒。”[67]马黎诺里在汗八里停留期间，也曾对一群体的信仰做过介绍：“汗的国家有王公三万余，称为阿速人，统辖整个东方帝国。他们在事实上或名义上皆为基督教徒，自称教皇之奴仆，愿为法兰克人而死。他们称我们为法兰克人，而非法兰西人。他们中间的第一位传教士为修士约翰，其外号蒙特·科维诺，初充士兵、后任法官、腓特烈皇帝之教师，72年后，他成为一位最聪明最有学识的方济各会修士。”这些阿速人后来在孟高维诺的引导下，很多皈依了天主教，据记载，孟高维诺曾在北京为6000名教徒施洗，其中绝大多数是阿速人。罗马天主教在中国的流行以及同罗马教廷的联系，很多便是由阿速权贵所促成的。1336年7月，这些阿速军的后裔写信给罗马教皇本尼狄克十二世，表示归顺。在1338年赴亚未农教皇处的使团中，除了纳昔奥的安德鲁和威廉外，还有阿速人托盖。

在《元史》和《马可波罗行纪》中均有对阿速人的记载，其中涉及他们在常州因醉酒被屠的故事。《元史》中的杭忽思、玉哇失、昂吉儿诸传对此均有记载，至元十一年（1274年），阿兰人杭忽思、玉也烈拔都儿等率阿速军戍常州，“民不堪命，宋降将洪福以计乘醉而杀之”[68]。《马可波罗行纪》是如下描述这段历史的，“从镇江府城发足，东南向骑行三日，抵镇巢军（Chingingui）。城甚大。居民是偶像教徒，使用纸币，臣属大汗，恃工商为活。……兹请言此城人所为一次恶行而受重惩之事，先是蛮子大州略定之时，军帅伯颜遣一队名称阿兰（Alains）之人往取此城。诸阿兰皆是基督教徒，取此城入据之，在城中见有美酒，饮之醉，酣睡如同猪豚，及夜，居民尽杀之，无能脱者。”[69]

穆尔在《一五五○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史》中曾记载，将近17世纪末，耶稣会教士柏应理在江苏常州得到一本13世纪的拉丁文版《圣经》，这可说是方济各的唯一遗物，现藏佛罗伦萨芬伦蒂图书馆。穆尔认为这本书很有可能是马可·波罗或者其他欧洲人随身带去的。邱树森则认为，这部《圣经》不大可能是马可·波罗留下的，一是因为他不是传教士，二是他在其行记中已经明确讲常州的居民都是偶像教徒，既然没有基督教徒，也就不大可能留下《圣经》。所以这部圣经的来源有两种可能：“一是在常州戍守的阿兰等人改宗方济各会基督教，因而遗下了这部圣经，二是拥有这部圣经的常州人的祖先已经入教，因而其后裔视此圣经为珍贵，珍藏长达四个世纪之久而不弃，如是，则为元代汉人入教提供了重要依据。”[70]而最近根据意大利学者Patrizio Foresta的研究，该《圣经》发现于江苏的常熟，而不是常州，极有可能是耶稣会士柏应理在1684～1685年期间，捐献给大公爵科西莫三世的。而最早保管这部著作的西方人有可能是常熟教区的负责人鲁日满，鲁日满和柏应理相互熟识，而且是柏应理在鲁日满去世后，将其遗骸带回常熟。根据这一研究，《圣经》可能出自当地的官宦世家吴历（吴渔山，1632～1718）之手。吴历在1672年皈依天主教，后经鲁日满引荐，见到柏应理，并受洗起名西蒙·沙勿略。1680年，吴历离开常熟和鲁日满一起到澳门。[71]

此外，基督教雅各派教徒在撒马儿干存在是不争的事实，直到东方教会被帖木儿帝国所摧毁，在该地区仍存在“亚美尼亚人、希腊教徒、基督教的雅各布派（Yakubi）和聂斯脱里派（Nasturi）”[72]。在马可·波罗的行记中也记录了可失哈儿（今新疆喀什）和鸭儿看（今新疆莎车）等地有基督教存在，在谈到鸭儿看时，他说：“那个省的居民几乎都属于穆斯林的教区，也有一些聂斯脱里基督徒和雅各布宾信徒（Jacobins），数量不多。他们臣服于我在前面提到过的大汗的同一个侄子（海都）。”雅各派是叙利亚正教会的别称，因“伊德撒主教雅各·巴拉丢（Jacob Baradaeus，578年卒）”而得名，他反对卡尔西顿会议基督两性论的主张，在叙利亚正统教会之外建立了一性论教会，史称雅各派。基督教著作家把·赫卜烈思（Bar Hebraeus，1226-1286）便是其中一位杰出的主教，随着14世纪蒙古人的入侵，该派信徒人数也在减少。雅各派、聂斯脱里派以及迈尔凯特派（Melkites）是操叙利亚语的3个重要基督徒群体，被分别称为叙利亚正教会（Syrian Orthodox Church）、叙利亚东部教会（the Church of the East）以及安提阿正教会（the Antoochian Orthodx Church）。[73]

除以上各来源外，在蒙元时代基督教徒还来自于中亚、西亚及东欧其他地区，在《至顺镇江志》中所提到的马薛里吉斯便来自于中亚的薛迷思贤（今中亚撒马儿干），该地区早在公元9世纪就已经成为聂斯脱里派主教的驻扎地。虽然此地当时已经逐渐伊斯兰教化，但直到伊儿汗国阿鲁浑汗时代（1284～1291年），基督教聂斯脱里派仍具有很大的势力，并得到阿鲁浑汗的支持。有国内学者曾经对元代基督教的境外来源做过总结，这些地域包括：（1）马剌黑（Maragheh），亦称马拉格，在波斯乌尔米亚湖地区，元代时该地传教士多有来华者。（2）巴耳打阿（Bardaa），在库尔河与阿拉斯河之间，14世纪时，聂斯脱里派教会乃设于此。（3）撒麻耳干（Samarcand），属花剌子模国河中府地区，聂斯脱里派在此设有教区。（4）拂林（Falang），或称富浪，指今叙利亚。当时该地分属于法兰克人的安都（Antioch）公国、特里波立（Tripoli）伯国、耶路撒冷（Jerusalem）王国与穆斯林的阿尤布（Ayyubids）王朝。[74]（5）撒耳柯思（Cricasses），又称薛儿客速，为居于阿速以南、高加索以西的部族，哲别、速不台大军曾进入撒耳柯思地，并掳掠撒耳柯思人东来。（6）谷儿只（Georgia），亦称曲儿只，即今格鲁吉亚。[75]（7）鲁木（Rum），又称鲁迷，公元4世纪罗马帝国分裂后，鲁木乃指拜占庭。据《史集》记载，贵由汗时，有许多西域基督教士东来中土，其中就有鲁木传教士。（8）大马司（Damascus），即今叙利亚大马士革。（9）吉打（Baghdad），亦称报达国、巴黑塔、八哈塔，位于底格里斯河西，即巴格达，曾为聂斯脱里派教会所在地。（10）撒速（Saxi），为居住于伏尔加河流域的部族。（11）孛烈儿（Bular），亦称孛剌儿、孛勒噶儿，即今之波兰。（12）马札儿（Magyars），也称马茶、马札剌惕，即今之匈牙利。（13）阿美尼亚（Armenia），即今亚美尼亚。（14）毛夕里（Mossoul），马可·波罗提到在该国除了阿拉伯人之外，便是聂斯脱里派（Nestoriens）和雅各派（Jacobites）之基督教徒。他们甚至有一总主教，他所任命的神职人员到达印度、契丹等地。[76]除上述地区外，在《元史》中，还曾提到过南印度地区也曾有基督教教士与元朝政府往来：（1）俱蓝国（Koulam），《元史·世祖本纪》卷十二载至元十九年九月，“招讨使杨廷璧招抚海外，南番皆遣使来贡。俱蓝国主遣使奉表，进宝货，黑猿一。……寓俱蓝国也里可温主兀咱儿撇里马亦遣使奉表，进七宝项牌一、药物两瓶。”（2）马八儿国（Maabar），《马八儿等国传》卷二百一十列传第九十七载，至元十九年二三月间，广东招讨使杨廷璧抵俱蓝国，“时也里可温兀咱儿撒里马，及木速蛮主马合麻等亦在其国。闻诏使至，皆相帅来告愿纳岁币，遣使入觐。”《马可波罗行纪》中曾提到两个国家，但他认为俱蓝国基督徒很少，而马八儿国多为偶像教徒。[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