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涅克拉索夫与诗人在生活中的地位[1]
一
以才具的深度和广度而论，普希金是最伟大的俄国诗人，他不能不明明白白地确定诗人在生活中的地位。
一方面，产生他的那个时代是一个特殊的革命的时代：贵族中的某一部分人同旧的专制制度、同本阶级的死硬派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另一方面，这又是我国总的发展过程所造成的，是国内的上层必然欧化的结果。同普希金最接近的人要求他们的第一位诗人、要求这个应该表现扩展中的文化领域的基本倾向的人物具有政治自主精神。
当时的先进贵族虽然走着不稳固、不彻底的道路，又分成了好些派别——从激进的到稍微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可是他们毕竟向专制制度大举进攻了；在那个时代，普希金意识中有一股政治上表示反抗和作为一个公民而热爱自由的颇为激烈的情绪，并且反映到他的作品里面。然而贵族革命是脆弱的，起来对戴皇冠的领袖造反的统治阶级代表，其地位是自相矛盾的，这两点很快便表现出来了：从社会上说是十二月起义的溃败，从文化上说则是人们迅速放弃原来的政治立场和公民立场。这一次退潮也卷走了普希金。
普希金是一个拥有强大的智慧和温厚的情怀的人，他给自己寻找理由来替他这种变节行为辩解，同时从哲学上对革命的暴烈手段加以谴责，相当苦闷地探出一条自由主义的保守主义道路，最主要的是，他带着一种幽婉的悲戚心情，——令人想起色彩熠熠的日暮景象——沉溺到纯诗歌中去了。
普希金这一次退却一定使他非常痛苦，因为即使在他的创作中这个不问政治的时期，他也有权利认为自己是促进社会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普希金确实像天才亚当一样教导人们怎样生活，怎样认识自己的个性、本质。他充满感情地重新给周围一切事物定出名称，他为文辞、为音乐般的语言、清朗的散文、感情上的各种不同色调、激切而深刻的思想的表现法奠定了极好的基础。在他以后，任何阶级、任何集团要插足于俄罗斯文学，都非念完这个亚当的学校不可，虽然他们可以完全照另一个样子去应用他们在这所学校里学到的东西。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今天竟有一些评论家和作家要千方百计毁坏普希金的纪念碑，——不是耸立在特威尔林荫道上的纪念碑，也不是普希金真的为自己建立的那座超人工的纪念碑，而是普希金用来宣告这座超人工的纪念碑业已建成的名诗《纪念碑》。米·奥·盖尔宪仲早就要让我们相信：《纪念碑》的开头部分全是讽谑之作，只有最末一部分——关于“上帝的意旨”的部分才流露了真情。[2]最近又有一位当代大作家[3]断言：普希金的《纪念碑》是一首模仿杰尔查文的《纪念碑》的谐谑诗，应该把它理解为对那些“具有公民精神的分子”的暗中攻击，他们希望有一个“术士”“拿起”扫帚来清除一下；——仿佛真的可以相信普希金认为在遍地奴役的残酷时代歌颂自由，或者在警察和地主横行的漫漫黑夜宣传人道是一件无聊的事，是多此一举似的。当然不能相信这个。可以容许的只有一点，就是：照普希金的自我鉴定，他的诗歌中的这些因素并不是最好的东西，因为（既然他已被反动派压得垂头丧气）他确实没有予以发挥，也不可能充分发挥，但是他确实懂得他的诗歌的这些因素在人民群众眼里的全部价值。他认为，只有成为这样的诗人，才会长久地为人民所敬爱。
二
涅克拉索夫的诗歌创作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具有人民性质的贵族自由主义仍旧存在着，虽然已经带上某种萎靡不振和感伤主义的特点。可是后来，属于新的思想体系的知识分子即平民知识分子的巨浪巍然升起，好比一个气势更磅礴、威力更雄厚得多的山脉，他们在政治上充满着激进民主主义的情绪，他们更接近人民群众，把群众看作争取自由的斗争中的唯一支柱。
使环境发生这种变化的内在力量，当然是国内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但是，尽管平民知识分子及其情绪、学说和策略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我们却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仿佛他们是直接间接拥护资本主义的人。当时的资本家同贵族专制政府和教会紧密地勾结在一起，他们暴露出来的面貌主要是一伙以原始积累为目标的残酷的破坏者，因此他们完全引不起平民知识分子的任何好感。平民知识分子向他们挑战，把他们向专制制度、迷信以及俄国生活中其他可诅咒的东西并列。这个情况不能不促使平民知识分子的思想走上最果断、最有远见的贵族代表如巴枯宁和赫尔岑已经走过的道路，即渴望和追求社会主义的道路，虽然这种社会主义还缺乏纯粹的科学性。
涅克拉索夫原是贵族出身，他的家风家法曾使他饱经忧患，所以他无论如何必须走上反抗的道路，正像在同一时期同样受过各种欺诈的地主之子萨尔蒂科夫—谢德林一般。但是涅克拉索夫的家庭，或者说得更正确些，他的父亲，不仅野蛮地恣意专横，让这孩子看了难过，甚至还为了一次小小的口角就把他赶到大街上，从此完全不去接济他。
因此，涅克拉索夫是作为一个有知识的无产者、作为城市贫民的真正代表度过他的大部分青年时代的，他同别人的区别，只是他的文化程度比较高罢了。涅克拉索夫愿意做任何工作，不过他当然特别向往刚刚发展起来的城市所需要的文学工作，城市居民喜欢读报纸和报上的杂文。诗人、杂文家、轻松喜剧作者，——这个时期的涅克拉索夫便是这样的人。当时他耗费了大量的纸张，只为了获得一点糊口之资，稍稍改善一下他那困苦的境况。当涅克拉索夫碰到平民知识分子的伟大领袖别林斯基的时候，他正是这么一个卖文为生的无产者，通过别林斯基的关系，他同平民知识界的先进部分有了进一步的交往。
这些因素将天赋优异的涅克拉索夫的面貌规定得清清楚楚。对专制政体和地主制度的憎恨，对农民的深切同情，与这份同情密切相关的对农民中间所蕴藏的潜力的自豪的爱（请回想一下诗人描写村童农妇的那些惊人之笔），对城市生活旋律的敏感，敏锐的、纯然是城市式的观察力，用绘声绘影的词句抓住城市广大读者的本领，以才识出众的杂志工作者的巧妙手腕把悲愤、悲壮和往往带有优秀趣剧性质的苦笑糅合在一起的本领，——这一切，很快使涅克拉索夫首先变成了一位政论诗人。于是在那个即将来到的世界、带着非常明显的资本主义色彩的世界中，涅克拉索夫和他的平民知识分子朋友一道，占据了一席十分明确的位置：他是被压迫者——还没有完全显露出来的无产阶级——的保护人和剥削者的死敌。
那是一个轰轰烈烈的决定性的时代，成熟的新兴力量同丑恶的、僵化的旧制度进行激烈斗争的时代。这种过渡时期，尤其是在斗争最尖锐的关头，当然会给充满深刻的内容与火热的情感的政论作品创造一切必要条件。涅克拉索夫没有首先把自己看作那样的诗人，其使命只是追随在普希金之后，旧调重弹地用甜蜜愉快的词句来记述私生活中的吉日良辰，或者提出一般的不着边际的问题；涅克拉索夫是办杂志起家的。他希望鼓动周围的人，帮助他们去攻破谎言，因为谎言似乎已经为时代所不容了。涅克拉索夫以一片真诚宣布了他的名言：“你可以不做诗人，但是必须做一个公民！”[4]不过那只能理解为这个意思：一个人应该先成为公民，然后再做诗人。涅克拉索夫感觉自己是诗人，是能够把自己的感受移注到形象和音组之中以鼓动同胞们的人；但正是公民精神才应该成为诗歌的基础。
公民诗或政治诗常常失之于矫饰和冷漠，然而只有当它本身尚未成熟到具有真正的热忱、高度的激情的时候，才会这样。涅克拉索夫没有也不可能有这种情况。他的机智、他的同情心、他的爱活动的性格，使他对当时一般公民所关注的问题的热情从来没有衰退过。这些问题过于重大，它们所引起的思虑真是不仅代替了人们的世界观，而且变成了一种真正的世界观，它们深入到每个人的私生活里面，成为这私生活的光芒四射、决定一切的中心。因此涅克拉索夫才能变成真正的诗人，令人想起他的前辈[5]在两首歌咏先知的诗中所描绘的崇高的诗人形象。他确实能够“用语言去燃起人们的心灵”[6]，确实能够从人们眼睛里看出他们的“凶狠与恶习”[7]，使他们在深刻的艺术的镜子中看到他们自己的影子。同时，他的宣传闪耀着各种色彩，成了一支雄壮和谐的乐曲，却又没有背离他的时代和决定时代面貌的先进集团的基本口号。
可是这样评论涅克拉索夫还十分不够。涅克拉索夫的无比的深刻性、他的极富感染力的抒情风格、他的充满人道精神的调子，这些东西又来自他那性质十分特别的个人痛苦，来自他那表现为两个全然互相排斥的阶级力量之交错的内心纠葛。
地主习气在涅克拉索夫身上流露得比较少：涅克拉索夫的地主出身只是给他带来了深湛的农村知识，使他对农奴主产生了以牙还牙的憎恨，对浅薄腐朽的贵族自由主义抱着看透了底细的轻蔑态度。
不过问题在于涅克拉索夫施展才能的那个时代开辟了两条道路：一条是参加“为伟大的博爱事业而捐躯的人们的阵营”[8]，即参加社会主义战士的阵营，当时社会主义的概念还很模糊，可是无论如何，它同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倾向显然是对立的；另一条道路正是牟利的道路，追求功名的道路。
资本主义摧毁农奴制度而迅速增长起来以后，为各种投机活动、各种钻营手腕、造成了机会。甚至在文学上也打下了这种烙印。一个合乎“潮流”的杂志能够给人带来大宗进益，能够大量印行。“不必出卖灵感，但是可以出卖手稿，”[9]——如果出卖的不是自己的手稿，而是别人的，同时又能印行千千万万册，那么事情便大大有利可图了。
涅克拉索夫有浓重的资产者习气，当然，知识分子味毕竟占了上风。在某种程度上说，涅克拉索夫身上的资产阶级的东西倒是他的一个强有力的方面。他是生意人，又是一位出色的文学事业组织家，他没有忘记自己的利益，可是对他的杂志撰稿人也照应得很不错。他所特有的精明强干赢得了人家的好感。有个时期，人们大骂涅克拉索夫吝啬、亏待朋友，还说他有过某些可疑的欺诈行为，但是这类指责看来已经完全不能成立了。只有他作为一个懂得劳动和金钱的价值的干练人物、一个真正的“经营家”的显著特点，才是确实可信的。
追求阔绰的生活，追求一个近乎奢华的舒适环境，等等，这同样不一定是典型的资产阶级代表的特点，在原始积累时期尤其如此。但因为青年时代经历过苦日子而似乎要慰劳一下自己，这却完全是涅克拉索夫的夙愿。此外，还得加上对打牌的嗜好，涅克拉索夫的容易入迷的性格和他那资产阶级的务实的强烈倾向，在这件事上得到了不正常的表现。在这里，在低劣的争斗和输赢的交替上头，他耗费了他一部分强大的精力。
在涅克拉索夫本人看来，就是这些特点——一方面是资产阶级的钻营手腕，孜孜为利，另一方面是铺张浪费，——损害了他自己的品格。
即使他不能克服——例如说——某种庸人的畏惧心理，实际加入献身“博爱事业”的战士的阵营，那也算不了什么，虽然乌斯宾斯基正好在知识界看出了相反的两极——英雄、“尽到义务的人”和庸夫、“债务人”[10]，并且因为自己没有直接参加革命斗争而感到苦闷，朋友们说他用他的文学工作大力支援了革命运动事业，他也不大接受劝慰。涅克拉索夫受到青年们的无限敬爱，他的每一首诗都成了先进社会人士的注意中心，尽管他没有足够的勇气加入地下组织，冒着生命危险去向可恨的制度作斗争，大概也很可聊以自慰了。为了保全他的杂志，有时候他不得不在表面上姑息敌人，向他们低头，连这种情况也很容易被认为是作战上所必需的计谋。涅克拉索夫所不能原谅自己的，正是他受了本性的无法抗拒的招引，在生活上贪图安乐，正是他白白花费或损失了大批的金钱，正是他费了无数的时光去满足他的嗜好，那只能叫作猥琐无聊的嗜好，不是一个自觉的公民所应有的。在涅克拉索夫过着半无产者生活期间滋长起来、在他同革命朋友交往中加强起来的革命精神，无情地谴责了他的性格上的资产阶级特点，而从这个不走运的地主身上所滋长的资产者习气，连同那一切恶劣的倾向，却坚决抗拒，不愿让步，既要保住金钱，又要保住自私的、不体面的花钱方式。
不要以为这个冲突只是表面的冲突；恰恰相反，它使涅克拉索夫非常痛苦。他觉得自己的生活方式是犯罪的、可耻的，但是他没法斩断他亲手制造的这条镀金的锁链。从这里产生了他那一系列十分特别的悔过的作品，《一时的英雄》也许永远是其中最伟大的一篇；从这里产生了他在最最残酷的苦刑之下的呼号，而这苦刑原是他自己施加于自身的；从这里又产生了他临终时的断肠的悲伤，那时涅克拉索夫被可怕的病痛折磨着，不过他的苦难与其说是来自生理上的痼疾，不如说是由于良心的苛责。涅克拉索夫是愤怒和复仇的诗人、泛爱人民的诗人、泼辣尖刻的讽刺诗人，同时又是怀有极大的内心痛苦的诗人，这是因为他生活的那个时期、他同时属于的两个世界——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世界和资产阶级事务的世界——在他心里引起了纠纷的缘故。
不必奇怪，为什么涅克拉索夫在痛苦中弥留的时候，车尔尼雪夫斯基给他寄去了一封令人读来不能不激动的信。[11]人人都记得这封信。车尔尼雪夫斯基向涅克拉索夫表示了兄弟情谊。他对他说，由于他在公民诗歌创作上立了大功，他个人的一切过失或缺点都会得到宽恕；他对他说，人民把他看作自己最伟大的诗人。
在《纪念碑》中，普希金已经懂得一个诗人怎样才能长久地为人民所敬爱，可是在这种为了生活中的光明因素的胜利而直接维护一些人、攻击另一些人的公民诗、政治诗方面，涅克拉索夫当然远远超过了普希金。但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否有权利饶恕涅克拉索夫的过错？我们现在是否应该像涅克拉索夫时代的某些评论家和传记作家那样，再对他横加斥责，或者发表一些浅薄的意见，说他不够真诚，因为一个人不能左手玩牌，右手却大写其反映乡间疾苦的动人的诗？
不。第一，我们也像车尔尼雪夫斯基一样，应该把私生活同社会生活严格区别开来。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原谅私生活上的毛病，——完全不是；这只是说，普希金在他另一首名诗[12]中所提出的也是真理，那首诗极力想确定诗人在生活中的地位。一个诗人，在能够使他由庸人变成重大真理代言人的呼声要求他献出力量以前，在他登上讲坛向千百万人、向一代又一代的人说话以前，他也许只是沉浸在“纷纷扰扰的上流社会生活”中，毫无出息，他也许只是一个渺不足道的人。不过我们要记住：普希金认定是灵感、是什么神的呼唤的那个现象，其实就是人的转变的时刻，转变之后，他才会履行他的社会职责。诗人应该说出许许多多人所关心的事情，他非抛弃自己身上的猥琐的东西不可，洗掉这一切灰尘以后，他才能出现在万目睽睽的听众面前。涅克拉索夫也是这样。作为一个社会现象，作为群众的喉舌，作为当时社会优秀分子的功业的宣传者，涅克拉索夫始终是可贵的，不管他这个庸人平日的行为怎么样。
然而还不仅如此。涅克拉索夫把他的内心纠纷变成了诗歌的对象，变成了一种新的社会价值。涅克拉索夫的苦闷的实质何在？在于他同当时的革命之间起了纠纷。然而涅克拉索夫感觉这场纠纷正是他个人的过错，是他不配踏进他那个时代的中心。
个别人同革命之的分歧，也就是对现存事物的批判高潮和新鲜事物的创造之间的分歧，向来不是一件稀罕的事情，对那些按其阶级出身并不属于承担革命重任的集团的个人来说，更是如此。他们可能感到革命事件的急流对他们有极大的吸引力，同时他们内心又跟它很疏远。但是问题就在涅克拉索夫写出了令人心碎的悲凉的乐曲，来责备自己未能克服这场内心纠纷。
我们今天也看到了这种现象，甚至看到某些个人或代表这些个人的集团，企图通过政论文章或文学作品来表现自己疏远当代主要现象的事实。有人极力把叶赛宁的自杀解释为这种疏远的结果，可是不说那同涅克拉索夫的情况一样，不是把它解释为自我惩罚，惩罚自己未能全身心地、无条件地、有成效地走上时代的创造途径，而是解释为一项证据，证明个人似乎比他们所谓的过于褊狭、缺少文化、只是致全力于政治斗争的时代来得优越。叶赛宁自杀案还没有完全查明，不过我个人觉得，叶赛宁本人是有过纯涅克拉索夫式的绝望的时刻，有过面对他所极其尊崇但又是他所不能理解或不能企及的革命而自惭形秽的时刻的。可是叶赛宁的追随者极力在这件事上颠倒黑白，反而诋毁革命，仿佛是革命对禀赋优异的人过于冷酷和怠慢。这样从利己主义出发将自己同革命对立起来的论调，不管其目的是在艺术上抵制革命或是为自己发牢骚和腐化堕落辩解，在我们今天听来，有时是很叫人厌烦的。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明白涅克拉索夫的诗歌的新价值了。
请您思索和比较一下吧：一方面是涅克拉索夫时代的革命尝试的嫩弱的萌芽、它的最初的闪光，另一方面是诗人的磅礴的才气。在我们今天，却一方面是胜利的、囊括万有的、给我们展开了全面创造的宏大远景的世界革命，另一方面则多半是极端自负而又确实非常渺小的个人。
在向形形色色的腐化、绝望、个人自大狂作斗争时，涅克拉索夫的忏悔乐曲有着极大的教益。毫无疑义，我们今天的诗歌应该是涅克拉索夫式，而且不能不是涅克拉索夫式。这意思当然不是说：我们要在外形上模仿涅克拉索夫的创作，或者再现他的思想和感情、他的题材和形象，或者把他周围的生活和亲身的经历在他心中唤起的欢乐或痛苦，重新领略一番。
做一个涅克拉索夫式的诗人，就是要比涅克拉索夫更进一步，在各方面胜过他，好像今天的革命规模早已超过他那时代的革命一样。做一个涅克拉索夫式的诗人，就是要以他在我们今天的文学之前所发展的公民诗、那种洋溢着最深厚的革命激情的诗为自己的方向，以他的披肝沥胆的自我剖析为自己的方向。能够认为自己是站在革命的水平上的人，是幸福的，善于在时代的伟大事件面前考验自己、尽力把自己提高到这些事件的水平而又取得了或大或小的成绩的人，是可敬的。因为有过绝望、畏缩和自私的时刻而责备自己、想尽可能多多体会一下当他真正成了时代英雄时的心情的人，应该得到原谅，并且常常能给社会带来很大的益处。认为自己百事大吉、其实只是对本身的缺陷熟视无睹的自满的人，是恶劣的，灰心丧气地陷在污泥潭里的牢骚家，是讨厌的。如果他把他这种沉沦不归咎于自己，却归咎于他远远配不上、他无力去接触的时代，那么他简直是讨厌透顶了。
在涅克拉索夫遗留给我们的丰富的宝库中，一切都是于社会有益的。像真正挺拔卓越的人物常有的情形那样，连他的缺点，连他的创伤和两重性，经过创作之火的烧炼，最后都会变成赤金，可以收入我们的宝库里面，使我们感到骄傲，给我们带来益处。
注释
[1]本文初次发表于1928年第1期《革命与文化》双周刊。译自《卢那察尔斯基八卷集》第1卷。
[2]米·奥·盖尔宪仲（1869—1925），文学史家和政论家，普希金研究方面的学者，主张凭直觉认识艺术作品。上述论点见于他的《普希金的灵智》（1919）第三章。
[3]指小说家和文艺学家维·维·魏烈萨耶夫（1867—1945）。
[4]出自《诗人与公民》（1856）。
[5]前辈，指普希金和莱蒙托夫。
[6]见普希金的《先知》（1826）。与原诗略有出入。
[7]见莱蒙托夫的《先知》（1841）。
[8]见《一时的英雄》。
[9]见普希金的《书商和诗人的谈话》（1824）。
[10]出自格列勃·乌斯宾斯基的文集《新时代——新忧虑》（1873—1878）中的特写《债务人》（1876）。在俄文中，“债务”和“义务”是同一个词。
[11]1877年8月14日，车尔尼雪夫斯基从西伯利亚流放地写信给表弟亚·佩平，托他转告涅克拉索夫：
我确信：他会名传不朽，俄国将永远爱他，他是一切俄国诗人中最有天才和最高贵的人。……作为诗人，他当然高于一切俄国诗人。
[12]指《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