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研究

基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需要，近年来围绕马克思经济学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的成果仍然不少，在试图突破传统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束缚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并且在利用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揭示中国发展道路方面取得了进展。

一 研究对象

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中突破斯大林的政治经济学“只研究生产关系”规定，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归结为“主要研究关系”，并提出“要联系生产力研究生产关系”“要联系上层建筑研究经济基础”。用田光给出的“上层建筑——生产关系——生产力”公式，就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抓住‘中间’，联系‘两头’，三者是不可缺少的”。[34]这是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第一种主要观点。马家驹和蔺子荣、吴易风等根据《资本论》的叙述，提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生产方式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35]，这是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第二种主要观点。[36]那么政治经济学究竟是研究什么呢？

刘学梅和郭冠清在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演变历史进行详细考察的基础上，利用吴易风等论证的“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把“主要研究生产关系，但要联系生产力研究生产关系”统一在“研究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之下。主要原因在于，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还有一个中间的“生产方式”，没有脱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独立存在的生产方式[37]，研究生产方式也就涵盖了“联系生产力研究生产关系”，于是“主要研究生产关系，但要联系生产力研究生产关系”也可以统一在“研究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框架下。但是将政治经济学或《资本论》研究对象归结为“研究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仍然存在问题，因为这个研究中没有将“流通过程”或者说“交换”包含进来，而无论资本主义社会、传统社会主义，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流通过程”都是不可或缺的，而且《资本论》第二卷标题就是“资本的流通过程”。经过逻辑分析，刘学梅和郭冠清把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归结为“研究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应的生产和交换条件”。之所以未将生产关系纳入进来，根据作者的意思，那是因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中已包含“生产、交换的研究”，从而也包含了广义生产关系和狭义生产关系的研究，为避免范畴之间的包含或同义反复，不应该再将“生产关系”本身直接列入研究对象之中，但是“生产关系”依然是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内容。有趣的是，这个结论正是郭冠清通过历史考证得出的结论，其关键是在《资本论》序言关于研究对象表述时将verhältnisse既具有“条件”（condition）也具有“关系”（relation）的词语应该翻译为“条件”却翻译成了“关系”。[38][39]

二 研究方法

如果说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是唯物史观可能没有人会提出异议[40]，但是究竟唯物史观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却是一件争议非常大的事情。如上所述，马家驹和蔺子荣、吴易风等认为唯物史观的核心思想是“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是三个独立的范畴），卫兴华等经济学家认为唯物史观的核心思想是“生产力——生产关系”。“对于社会发展究竟是否存在‘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吴宣恭提出了诘问，并做了否定的回答。[41]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生产力一元决定论”是否成立，在这个问题上两种观点是没有分歧的，第一种观点无外乎是“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结果还是“生产力一元决定论”。

郭冠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进一步论证[42]，结论是唯物史观的核心命题是“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而不是“生产力——生产关系”，这一点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版）、《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和《资本论》第三卷中都有无歧义的表述，至于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三者之间的关系，郭冠清的结论是：“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不仅不是生产力的单调增值函数，而且也不是它的单调函数，生产力是生产方式（从而生产关系）的一个滞后变量。生产力影响生产方式，它是生产方式赖以产生的已有基础，生产方式反过来也影响生产力。”[43]

在研究方法上另一个进展是，以马克思的方法论为基础揭示中国发展道路。在王瑶等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每一个时期，都是在一定的生产力的基础条件下，选择促进生产力的生产方式，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保证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性质。例如，就农业生产力而言，人民公社的制度安排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生产方式选择，但如果考虑到“工业化发展战略”，需要“以农补工”，就整个生产力的发展状况而言，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仍然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注意这里的“人民公社”，不包括“人民公社运动”时期的“人民公社”，指的是1962年开始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以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为基础，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为逻辑主线，王瑶等对新中国成立之初、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三个时期党的领导集体如何选择中国经济发展道路进行了研究，对各个历史阶段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并从经济思想史的视角，对中国经济发展道路进行了揭示。[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