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鬼谷子”

沈尹默的名字，在知堂日记与文章中，出现的频率很高，是周氏兄弟较为要好的朋友。沈氏最早认识鲁迅，那还是辛亥革命后在杭州，由他的弟弟沈兼士介绍的。沈兼士和周氏兄弟为留学日本时的同学，曾先后随章太炎读书。后来他们都相聚于北京，成了好友。周作人在回忆录中，常谈起过三沈，即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三兄弟。周作人对他们中的老大沈士远印象较好，尹默次之，沈兼士后来与他来往最多，同在北大授课。但因为沈兼士在抗战后接管北平文教工作，乃得意的差事，而周氏那时锒铛入狱，判然有别，不知为何，对兼士多有微词。惟对尹默态度平和，出狱后还拜见过他，是有一定的交情的。

周作人第一次见到沈尹默是在1917年4月10日，那时沈尹默在北大任教，已颇有些名气。据说陈独秀的去北大，与沈氏有关，乃他鼎力推荐所致。所以后来《新青年》红火的时候，沈尹默也是其中的编委，与周氏兄弟相聚甚多，彼此是熟悉的。沈尹默是新文化运动中重要的人物之一，与鲁迅一直有着较好的关系，对周作人亦有不少的帮助。比如邀请周氏到孔德学校教书，应周氏之请为别人题字等等。从1923年至1929年，沈尹默经常出现在周氏住宅，到了三十年代，他们依然有着较多的交往。沈尹默在《鲁迅生活中的一节》中，曾介绍过八道湾当年的情景：“‘五四’前后，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每逢元日，八道湾周宅必定有一封信来，邀我去宴集。”周氏兄弟分手后，沈尹默对二人的态度依旧，似乎未受到什么影响。彼此互赠书籍，共同饮宴的次数不可胜计。周作人后来回忆沈氏，每每有一种暖意，也证明了尹默的魅力。

沈尹默是个性情中人，所谓大事不糊涂者正是。1925年，他和鲁迅、周作人等七教授发表宣言，支持女师大学生风潮。1927年李大钊被害时，沈尹默主动保护起李大钊的儿子，想了许多办法。周作人曾形容，沈尹默是他们那个圈子里的“鬼谷子”，关键的时候镇定自若，妙策多多。李大钊儿子在周作人那儿避难，就是沈尹默的主意，后来将其转移外地，也是沈氏之力使然。沈氏曾一度走上仕途，虽引起同仁们的一些非议，但也证明了与苦雨斋诸位在气质上的不同。

沈尹默生于1883年，卒于1971年。早年曾写过白话诗，后致力于书法与旧体诗写作，有《秋明集》《秋明室杂诗》传世。他最初因白话诗而闻名，和刘大白、鲁迅、胡适、周作人等是最早尝试写新诗者。不过他的新诗写得平平，远不及其旧体诗和书法有名。鲁迅和周作人，都挺看重他的书法，1933年，鲁迅和郑振铎合编《北平笺谱》，书的题签就出自沈氏之手，鲁迅对此是满意的。沈尹默还为苦雨斋题了字，一直挂在八道湾的客厅。那字至今还保留在周家后代手里，已成了珍贵的文物。提起苦雨斋，人们自然也要想起这位书法家的。

浏览沈氏的诗作，印象是夫子之作，功底很深，然缺少奇气，所以后来流传不广，远不及他的书法名气大。他的诗很清秀、温和，略带一丝丝感伤，旧文人的情调还是较浓的。那些新诗和周作人、刘半农等人的尝试之作一样，好像刚会走路的孩子，蹒跚而行，有点稚气，但是真实无伪，有透明的感觉。而旧体诗则圆熟、老到，运用自如，自成一调。看他的诗，有时也能感受到“五四”后北京文人的一种状态，其中题赠钱玄同、沈兼士、张凤举、俞平伯、顾颉刚的作品，带有苦雨斋式的情愫，细细品味，也可以想见他与苦雨斋客人们的关系。如《玉楼春·春日寄玄同》写道：

年年纵被春情误，莫道春情无着处。海棠开了好题诗，绿柳阴浓听燕语。

人生自有真情绪，不合空教愁里度。与君俱是眼前人，领取从来无尽趣。[12]

写给张凤举的《思佳客·共凤举谈赋此》云：

心事千般各有因，猜时那有见时真。话言一一传天使，烦恼重重缚爱神。

情缱绻，意殷勤，年年见惯月华新。语君一事君须会，莫道嫦娥是故人。[13]

这些作品，都无惊人之语，但那一代人的情调、友谊，隐隐可以感到。在那样一个年代，一些不甘沦为流俗，又有点旧文人习气的人，一旦汇在一起，便有一种深切的感动。我读沈尹默的文字，有时依稀感受到一种平和之气。这平和，大概也正是苦雨斋里的一种色调。倘若将这些人的集子汇于一体，是可以看到彼此的相近之处的。

沈尹默早年留学日本，曾任北大教授、北平大学校长，河北省教育厅长。解放后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等职。周作人晚年与他还有一点交往，但并不亲近。沈尹默对周氏兄弟，尤其对鲁迅，感念很深。他写怀人的文章，不尚粉饰，文笔平和，从实道来，给人真切的感觉。或许，也正因为如此，周氏兄弟，对他一向敬重。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沈氏与八道湾主人，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