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传统世家
亨内家在美因茨留下的最早痕迹是1330年关于弗里勒·拉夫特·根斯弗莱施（Friele Raft zum Gensfleisch）的记录。他的名字取自拉夫特和根斯弗莱施两处宅院。在弗里勒第一段婚姻中诞生的三个儿子——弗里勒、约翰和彼得曼（Petermann）——都可以算作城市贵族。其中，弗里勒后来成为圣彼得教堂的法政牧师（kanoniker），彼得曼则担任颇具影响力的陪审员一职，此外还经营两家织品商店。经营商店的前提是享有商店经营特权，这意味着彼得曼必然拥有城市贵族的身份。彼得曼与内泽·荣根（Nese zum Jungen）结为夫妻，他们的儿子弗里勒·根斯弗莱施（Friele zum Gensfleisch）在1368年7月搬进了拉登宅院，因此被称为拉登。
在弗里勒·拉登的第一段婚姻中，他娶的是格雷特·荣根·阿本（Grete zur jungen Aben）。从结婚对象的名字上可以看出城市贵族世家之间的联姻关系。在当时，结婚的目的是尽可能多地增加权势和财富，最起码要维持原有的权势和财富。荣根（zum Jungen）、埃泽尔维克（zum Eselweck）、荣根·阿本（zur jungen Aben）都是城市贵族的姓氏，源于他们所居住的城市宅院。在结婚对象的选择上，城市贵族只考虑城市贵族或传统贵族，如果对方非常富有，偶尔也将商人纳入考虑范围。
弗里勒·拉登的第三个孩子出生在拉登大院，同样名为弗里勒[3]。得以继承这个大院的是兄长，弗里勒后来搬到了古登堡宅院，这座宅院中有一部分属于他的远房亲戚亨内·荣根（Henne zum Jungen）和海因里希·荣根（Heinrich zum Jungen）兄弟。通过调解或者诉讼，弗里勒逐步拥有了整个大院。在他的第一段婚姻中诞生了一个名为帕萨（Patza）或帕策（Patze）的女儿，她嫁给了美因茨市长彼得·荣根（Peter zum Jungen），还出现在前文提及的1420年的遗产继承调解中，正是在这次调解中出现了对亨内·拉登的第一次文书记录。
1386年前后，弗里勒进入了第二段婚姻。当时人们再婚的原因多是伴侣去世。婚姻主要是经济上的结合，同时，家庭中也需要一个女主人来掌管庞杂的家事安排，因此，有人“接任”家庭主妇这个“职位”是很有必要的。从监管女工到安排餐食，再到规划和确定家庭支出，负责儿子的学龄前教育和女儿的教育等，这些都是妻子的任务。简单地说，女主人要负责家中的一切，而男主人则负责政治和经济事务。骄傲的城市女贵族与她们的丈夫并肩而立，共同决定家族的命运，这样的事在当时并不罕见。
在纽伦堡，女性甚至可以在家以外工作，她们可以经营自己的买卖，也有权在丈夫去世后接手他们的工场，但时间仅限于儿子们因尚未成年而不能继承遗产期间。从根本上说，我们之所以觉得当时的妇女受困于狭隘的家庭，毫无话语权，是因为将宗教改革和教派化时期投射到了中世纪，而实际上，中世纪在某些方面更为自由。
14世纪中叶的圣卡泰丽娜（Katharina）或者圣女贞德（Jeanne d'Arc）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当时女性在政治方面的影响力：前者劝告教皇从阿维尼翁正式迁往罗马，后者甚至率领了法国国王的军队。毫无疑问，圣卡泰丽娜和圣女贞德是少数情况，但是作为各种可能性中最极端的例子，她们展现出了中世纪晚期女性角色极其多样的可能性。
仅从经济角度出发，弗里勒就有充分的再婚理由；至于其他需求，美因茨有众多浴场和妓院供他消遣。他的第二任妻子埃尔泽并非城市贵族家的女儿，而是富裕商人维尔纳·维利希之女。这位富裕商人在美因茨拥有多处房产，他的女儿继承了他在商业上的才能；埃尔泽应当是一位非凡的女性，这点我们将在下文中进一步领略。从母亲那里，埃尔泽至少继承了埃尔特维勒的一处房产。不论是对于家族，还是对于约翰内斯·古登堡个人的发展而言，宁静的埃尔特维勒都成为不平静的美因茨之外的重要备选方案。虽然埃尔泽是商人的女儿，但是追根溯源，她的家族并不平凡，其先祖维利希曾是美因茨大主教手下的城堡伯爵（Burggraf）。
大主教布歇格的马蒂亚斯（Matthias von Buchegg）去世后，亲皇帝的美因茨大教堂教士会选择了皇帝路德维希四世（Ludwig Ⅳ）推荐的候选人——特里尔大主教卢森堡的巴尔杜因（Balduin von Luxemburg）作为继任者。传统上，主教虽由教士会推举，但由教皇任命。当教皇约翰二十二世（Johannes ）不顾教士会的推举结果，任命科隆大主教维尔内堡的海因里希（Heinrich von Virneburg）的同名侄子时，围绕美因茨大主教之位的斗争爆发了。准确地说，这场冲突不过是被称为“巴伐利亚人”的皇帝路德维希与律师出身、原名为雅克·杜埃兹（Jacques Duèse）的教皇约翰二十二世之间权力之争的一个章节，最多也只能说是其中的重要一章。在同一时间，这位科隆主教对14世纪初最重要的德意志哲学家埃克哈特大师（Meister Eckhart）进行了异教徒审判，哲学家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和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von Ockham）为此在慕尼黑用笔墨支持皇帝“巴伐利亚人”路德维希，反对阿维尼翁的教皇约翰二十二世。这场教皇权力与统一帝国的皇帝权力之间的中世纪大战迎来了最后一幕，结局是两败俱伤。
美因茨市议会选择支持教皇，承认了维尔内堡的海因里希作为主教的身份。美因茨的根本冲突——具体来说是市议会与大教堂教士会、城市的世俗统治力量与宗教统治力量之间的斗争——都是围绕着权力和收入展开的。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两位宗教大人物很不宗教地派出了军队。为抵御巴尔杜因，市议会下令拆毁周边的修道院和城堡，例如威森瑙的圣维克多教堂，以免巴尔杜因的军队借此修筑防御工事。此外，美因茨市民攻击大教堂教士会，摧毁了神职人员的住所和修道院。修士和神职人员逃出了城市。由于宗教人士遭受暴行，教皇不得不向其最重要的盟友美因茨下达停止一切宗教活动的禁令。
美因茨不得再进行礼拜、庆祝弥撒、分发圣体。这意味着不能进行洗礼，也不能缔结婚姻，临死之人踏上最后的旅程时也没有人可以宽恕他们的罪过。1331年末，皇帝开始对美因茨市进行帝国审判，1332年，皇帝判定美因茨要用其拥有的一切资产来赔偿损失，并剥夺帝国对该市的法律保护。最终的结果是，美因茨人必须认可巴尔杜因的大主教身份，赔偿损失并重建他们摧毁的所有住所、房屋和城堡。对于城市贵族和这座城市而言，即使他们从未完全实现、也没有能力实现这些要求，这一结果仍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6月23日，美因茨的司库大臣萨尔曼（Salmann）和议会成员对一项协定进行宣誓，根据这项协定，神职人员返回了城市，重获他们先前的财产和特权。两周之后，皇帝撤销了帝国对美因茨剥夺法律保护的命令。在美因茨市民向教皇承诺会将掠夺的所有修道院财产存放在玛利亚修道院，并在神职人员归来时归还这些财产之后，教皇提前一年解除了对他们的宗教活动禁令。[26]
为了进行赔偿，城市贵族只能咽下权力之争的败果，这次失败意味着城市贵族不再能够独揽大权。城市贵族剩下的唯一一条道路是赢取行会的支持，毕竟缴交税费的终究还是行会。为此，城市贵族们最终接受了行会向市议会输送24位行会代表的要求。城市贵族的旧议会和行会的新议会虽然各自为政，但从这个时刻起，利益的平衡和讨价还价成为美因茨城市政治的一部分。城市贵族对权力的垄断永远地结束了。
这些争端让上文提及的城堡伯爵陷入财政困境之中，把女儿嫁给住在宾根的银行家奥蒂尼（Ottini）似乎成为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之后人们也将在约翰内斯·古登堡身上看到他对新式金融业务的偏好。在对他的生平介绍中，他擅长金融的一面经常消失在他作为发明家的光环之中，金融正是他从母亲的家族那里继承的能力。
在莱茵河地区，从事信贷和货币兑换生意的多是犹太人和来自意大利北部——尤其是伦巴第——的金融专家，因此在阿尔卑斯山北侧的欧洲，人们也以“伦巴第人”来称呼货币兑换商和放贷者。随着长途贸易路线逐步拓展为从意大利到德意志再到勃艮第、法国北部和英国的路线，这些货币兑换商和放贷者也向北越过阿尔卑斯山，沿贸易路线从事金融生意。佛罗伦萨和托斯卡纳的年轻人涌向阿维尼翁、那不勒斯、巴塞罗那、巴黎、勃艮第、香槟、莱茵河及摩泽尔河沿岸赚取他们的第一桶金。为了能赚到钱，他们勇敢地离开家乡，在外勤奋工作。除了勇气、洞察力、毫无顾虑的冲劲和对生意的灵敏嗅觉，这些年轻人一无所有。来自佛罗伦萨、热那亚、威尼斯、阿斯蒂和基耶里的商行和银行在他们所知的每个地方——从巴塞罗那到君士坦丁堡，从伦敦到克里米亚半岛上的卡法（今费奥多西亚）再到黑海边的特拉布宗——都拥有分号，每个分号都需要“fattori”，即管理者，更确切地说是代理人，而且必须是意大利本国人。由于各个城市都征收关税，市场上产生了兑换货币的必要性。兑换货币是复杂的营生，需要掌握关于发行者、含金量或含银量等各种关于货币的知识，此外还要有检测金、银含量的技术能力。
货币价值的升降由硬币中金属成分的增减决定。为了填满自己永远填不满的钱箱，拥有造币权的国王、主教和王侯从不会因自己悄悄地减少金属含量或者将硬币尺寸缩小而感到羞愧。兑换商不该放过这当中的任何一个细节。从根本上说，欧洲甚至东方的经济和政治情况也是兑换商必须掌握的知识。货币兑换商和织品商是欧洲最早的现代银行家。
此外，美因茨等城市还行使了堆货权——商船必须卸下货品，在码头边的仓库存放三天，以供出售。这为美因茨人创造了购买这些产品的机会。美因茨位于大型交通和贸易路线的交接点上，包括从英国经阿姆斯特丹、科隆、美因茨、斯特拉斯堡、巴塞尔和伯尔尼到意大利的南北向连接线，以及从香槟地区经特里尔、美因茨和莱比锡到布雷斯劳的东西向连接线。这一地理位置为美因茨带来了经济收益。
香槟地区的博览会是中世纪盛期重要的经济活动。自11世纪末起，香槟地区每年举办六次贸易博览会，起初以织品和羊毛贸易为主。随着织品和羊毛贸易的发展，货币生意也逐渐增加，从业者主要是伦巴第人和托斯卡纳人，其中又以锡耶纳和佛罗伦萨的银行为主，这些银行基本上都是从织品和羊毛贸易起家。乔瓦尼·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在《十日谈》里生动地描述了博览会的氛围。随着香槟博览会的兴盛，城市贵族也变得富裕起来。
然而，当佛罗伦萨人拓展与英国的羊毛贸易并成为英国国王的国家级投资者时，香槟博览会却因不稳定的政治关系和英、法之间持续百年的战争而失去了重要性。随着香槟博览会在14世纪末走向终结，贸易路线也发生了变化，这对美因茨十分不利。纽伦堡等城市对长途贸易进行了投资并与威尼斯等城市结成紧密的关系，因此能够根据自己的需求调整贸易路线。美因茨的城市贵族却没有纽伦堡人或者奥格斯堡人那样的能量和勇气来参与国际贸易与信贷生意，这成为这座城市的劣势。想要在美因茨找到像富格尔（Fugger）、韦尔泽（Welser）、施特罗默（Stromer）、伊姆霍夫（Imhoff）、图赫尔（Tucher）、霍尔茨舒尔（Holzschuher）这样将儿子送往威尼斯学习的家族，结果只能是徒劳无获。
无论如何，对于面临经济窘境的维利希家族而言，城堡伯爵的女儿和意大利金融专家奥蒂尼的结合是件好事。维尔纳·维利希迎娶了容克贵族耶克尔·罗德·菲尔斯滕贝格（Jekel Rode zum Fürstenberg）的遗孀恩讷辛·菲尔斯滕贝格（Ennechin zum Fürstenberg）。菲尔斯滕贝格家族属于城市贵族，同时家族成员作为大臣在市议会和主教管区中拥有不容小觑的影响力。
如果不考虑其父亲不属于城市贵族这点不足的话，埃尔泽是一个非常好的结婚对象。她既聪明又有执行力，在她的身体中流动的是商人、金融专家、大臣和城市贵族的血液。弗里勒·根斯弗莱施·拉登本身在他家乡中也称得上是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实干家。当这对老夫少妻携手走向圣坛时，弗里勒已经是个成熟老练的人物。他一边继续经营家族传统的织品生意，一边从事信贷生意，同时也是铸币会的一员。
铸币会是美因茨当时最高雅的俱乐部和最核心的社团，其成员均来自大臣家庭。根据自由特权，铸币权归大主教所有，由他下令让他的部下们铸造硬币。铸币会成员负责采购贵金属。在美因茨，贵金属贸易这一利益丰厚的特权只对他们开放，只有他们有权兑换货币。与此相反，外人既不能在这座城市中买进贵金属，也不能将它们带出城市。当时明确规定，只可由铸币会成员进行金银交易。[27]可以说，铸币会成员不仅是私人银行家，实际上也相当于拥有了货币发行权。此外，似乎成员们也通过铸币会统一运营兑换机构。
像亨内父亲这样的美因茨城市贵族，其生活资金来源于织品生意的盈利、铸币会的商业活动和所购买或继承的年金。亨内也被安排好了过这样的生活，即使母亲肯定也为她的小儿子规划了一条宗教道路。不能确定的是，弗里勒是亲自经营织物生意，还是进行租赁经营，也就是将他的织物店铺出租赚取租金。但值得注意的是，他收入中的一部分甚至是最大的一部分源于年金。
这些不需要占用他时间的收入让他有机会担任公职，当时的公职虽然没有酬劳，但可以促进他的生意。富有的人将变得更加富有——只有能够零酬劳地付出大量时间的人才会选择担任公职。在风起云涌的1410—1411年，弗里勒·根斯弗莱施甚至作为四大算术师（rechenmeister）之一掌管着美因茨的财政大权。
当弗里勒的儿子亨内·拉登——古登堡——出生时，美因茨早已过了繁盛的顶点。亨内在孩童和青少年时期感受到的是城市的逐渐衰弱和传统世家权力的丧失，他的家族也不例外。他从小亲身经历了城市贵族与日益强大的行会之间的对抗，深刻体会到了城市贵族是如何维持自身地位、捍卫自身权利和特权的。城市贵族的地位不再可靠，阶层成员不得不出手捍卫自身特权，古登堡正是在这样的动荡中认识了自己的阶层特权。
在14世纪初，这座城市还以2.5万的人口位居欧洲大城市之列，到亨内出生时，人口已不足1万。黑死病在1348年席卷欧洲，1349年开始在美因茨引发多场瘟疫并最终导致人口减半，它与发生在1328—1332年的美因茨大主教之争一起造成了美因茨的衰弱。
此外，传统世家的贪婪也使得城市的财政雪上加霜。一方面，他们无须向城市缴税；另一方面，城市需要向他们支付年金。然而，购买年金的价格与城市实际支付的数目在经济关系上并不匹配。如果领取年金的人寿命较长，对于城市来说将会出现难以承受的亏损。至于年金协定为何会设置得对城市财政如此不利，简单来讲，是因为享受年金的人同时也是决定如何发售和设置年金的人。即使早已存在由行会组成的新议会，但决定如何发放年金的仍是由传统城市贵族世家组成的旧议会，而享受年金的也正是世家成员。没有意外的话，亨内今后也会依靠年金生活。
与纽伦堡的城市贵族不同的是，美因茨的城市贵族并不热衷于长途贸易，并且随着贸易路线的改变，他们不再有扩张经济的机会。
独揽大权的城市贵族在政治上并非无可指摘，他们最终在财政上给城市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因此，城市贵族的统治在为此买单的行会那里遭遇越来越多的阻力和抗拒。为了扩大自己在议会中的权力，行会与传统世家展开了激烈的较量。城市贵族与行会之间的争斗并不是美因茨的特有现象，而是遍及帝国的所有城市。其中的关键在于利益平衡，实现的途径包括使行会参与城市统治，或者像纽伦堡那样干脆禁止行会的存在。纽伦堡的城市贵族之所以能够解散行会，是因为议会成员的聪明才智足以让他们在兼顾手工业者利益的同时进行均衡的统治。
虽然1332年时城市贵族不得不同意行会参与美因茨的城市管理，但奇怪的是，这不仅没有改善状况，反而让状况进一步恶化。由于在议会中的工作没有酬劳，有能力做议会成员的只有富裕的手工业者和商人。这样一来，议会内形成了由手工业者精英组成的团体。作为上位者，他们与普通行会手工业者之间的共同之处越来越少，也不再以行会利益为首，而是追逐自己的利益。新的不满情绪在城市中发酵。
后人认为古登堡早在少年时期就经历了阶层下降，并试图将其视为古登堡人生轨迹的特别之处——由于母亲不是城市贵族，他不能像父亲一样成为铸币会成员，因而不能进入城市中最有权势、最核心的圈子。因为选择与商人之女埃尔泽·维利希结合，弗里勒·根斯弗莱施剥夺了儿子们进入这个高雅而重要的协会的可能性。
有人将古登堡既霸道又叛逆的性格归咎于他被排除在城市最高雅的圈子之外这个事实。[28]但我们有必要更仔细地研究当时的情况，以免主观地编造传说。亨内的哥哥弗里勒也处于同样的情况之中，但这没有妨碍他过上富裕的生活和为孩子们留下可观的遗产。1444年，哥哥弗里勒甚至与妻子一起赞助了美因茨赤足教堂（Barfüßerkirche）的一场安魂弥撒，虽然当时他已经居住在埃尔特维勒，后来可能也安葬在了那里。
所谓的阶层下降没有使亨内·拉登走上对抗铸币会的道路，与此相反，他是与行会的斗争中最激烈、最不愿妥协的城市贵族之一。至于父亲因为草率的婚姻让后辈无法走与自己相同的人生轨迹这个说法，同样没有说服力。父亲至少知道可以通过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和财富避免他们被排除在这个圈子之外。虽然有关古登堡生平的史料很少，但也应尽可能避免过度解读。与此相比，对他孩童和少年时期具有更大影响的是城市贵族与行会和大教堂教会之间的斗争。亨内从孩童时期起就切身体会到了权力斗争，并从那时起就认为行会的要求是不正当的。
伴随着新一轮比以往更为严重的动荡，亨内成为学生。可以推测出的是，城市贵族弗里勒·根斯弗莱施·拉登的儿子就读的是圣维克多修道院的学校。这所优质的学校位于威森瑙附近的城门前，日常的上学路线使这个孩子被动地成为骚乱的见证者。
在一般情况下，手工业者、小商贩和商人的孩子们在德语学校学习读写和计算。世家之子与他们没有交集。城市贵族和贵族的孩子们或是由家庭教师授课，或是就读于三艺学校（Trivialschule）。
与德语学校相比，可以将三艺学校视为更高一级的教育机构，仅凭用拉丁语教授基础知识这一点，三艺学校就为学生铺平了通往大学的道路。三艺学校教授自由七艺（Septem Artes liberales，博雅教育）中的三艺（Trivium），即语法、修辞和辩证，因此得名。
三艺教育也包含宗教的内容，但通常仅限于《历法口诀》（Cisiojanus）。中世纪时，人们不像我们现在这样用日和月来描述日期，而是使用教会历来联系重要的教会节庆。了解这些知识也是基础教育的一部分。教会历以各个教会节庆为基础，《历法口诀》可以帮助记忆。在《历法口诀》中，每月那行的音节数等于当月天数，整个《历法口诀》的音节数即一年的总天数。《历法口诀》得名于其第一行：“Cisio janus epi sibi vendicat oc feli mar an prisca fab...”1月1日为耶稣受割礼日，拉丁语是“circumcisio domini”，简称“Cisio”。“janus”的意思是1月，在此的作用是连接1月1日和1月6日主显节（Epiphanias），后者缩写为“epi”。“sibi”和“vendicat”为填充词，之后是1月13日“oc”，其完整形式为“octava epiphaniae”，即主显节后的八天。
亨内首先要学习的是拉丁语词汇和拉丁语读写，老师借助书写板（tabula）[4]以问答模式进行教学。接下来是用埃利乌斯·多纳图斯（Aelius Donatus）的《语法书》（Artes grammaticae）学习拉丁语语法，这是中世纪最重要的拉丁语教材，简称《多纳特》（Donat）。《多纳特》之所以权威，不仅因其本身质量突出，也因为编写者多纳图斯是圣哲罗姆〔原名Eusebius Sophronius Hieronymus，以圣哲罗姆（St. Jerome）知名〕的老师。
最后，亨内用维尔迪厄的亚历山大（Alexander de Villa Dei）在12世纪时编写的教材学习句法和格韵，结束了自己在三艺学校的时光。至于修辞学，亨内自然是以西塞罗的演讲为范例进行学习的。
约翰内斯·古登堡最早的印刷作品就包括《多纳特》和《历法口诀》，这不是因为他怀念早已逝去的校园时光，而是因为他清楚地看到了教材市场的广阔前景。古登堡的目标并非生产单本，而是要以量产的方式复制出物美价廉的产品。
我们在此得以瞥见古登堡的思想甚至灵魂。他从一开始就看好量产，更准确地说是看好工业化的生产方式，想要以此盈利。古登堡所印刷的都是具有庞大市场，特别是市场还有望继续扩大的作品。至于古登堡何时何故产生了工业化生产书籍的想法，我们将在之后进一步探究。除了具有看上去相当现代化的融资能力外，古登堡的第二个重要特点在于其对于手工业的工业化视角：他的想法不再局限于家庭式的手工作坊，而是要建立分工式的工场，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简便的方式生产出最多的产品。
让我们回到他的少年时光——亨内此时还在上学，就读的是德意志当时最好的学校之一。逃离美因茨、转学、还算舒适的逃亡生活都是这个男孩年少经历中的一部分，这些经历让他清晰地体会到了生活的不确定性和社会地位的脆弱性。在父亲还位列议会四大算术师之一的那年，城市贵族与行会的争端导致暴力冲突不断升级。1411年，117位城市贵族因此决定迁出美因茨，其中就包括亨内的父亲弗里勒·根斯弗莱施。
城市贵族约翰内斯·斯瓦尔巴赫（Johannes Swalbach）被旧议会选为市长，这引起了由行会成员组成的新议会的激烈反对。来自新议会成员的威胁愈演愈烈，他们甚至说要砍下斯瓦尔巴赫和其他一些旧议会成员的脑袋。行会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包括要求斯瓦尔巴赫下台。由于城市贵族不接受这些要求，8月15日，美因茨发生公开暴动。美因茨城市贵族纷纷逃往奥彭海姆或埃尔特维勒，其中多是被点名威胁的城市贵族，另外还有一些出于团结而一起出逃的人。
尽管没有证据，弗里勒·根斯弗莱施出逃时很有可能带上了他的家庭，因为妻子从她的母亲恩讷辛·菲尔斯滕贝格那里继承了埃尔特维勒的一处靠近环形城墙的房产。斯瓦尔巴赫家的房子就在一旁，他们家在埃尔特维勒也有丰厚的财产。半个世纪后，在即将过完自己的一生时，古登堡将再次回到这里。亨内一家在埃尔特维勒的逃亡生活相当奢华，持续的时间也不长。因为埃尔特维勒也有拉丁语学校，亨内得以在逃亡中继续学业。
由于根斯弗莱施家族与斯瓦尔巴赫家族之间的渊源，古登堡与格雷特根·斯瓦尔巴赫（Gretgen Swalbach）有着良好的关系。古登堡作为城市贵族的态度一贯保守，在这方面他与市长斯瓦尔巴赫十分相似；古登堡在孩童时期就认识了斯瓦尔巴赫，后者在与行会的激烈争端中的表现可能给古登堡留下了深刻印象。古登堡在其一生中都属于城市贵族中的保守派，绝不进行任何妥协。
在大主教的调停下，争端双方做出让步，亨内与他的家庭回到了美因茨。但短短一年之后，动乱再次爆发。这次动乱在1412—1413年之间的冬天伴随着饥荒达到了高潮，1413年，弗里勒不得不带领他的家庭再次逃往埃尔特维勒。在此期间，双方的斗争有所减弱，弗里勒和家人得以重返古登堡宅院，但不久后被迫再次逃往埃尔特维勒。最后，城市中的争端和不时出现的无政府状态让德意志的国王卢森堡的西吉斯蒙德（Sigismund von Luxemburg）不得不介入调停。
1411—1417年，弗里勒家是每次都一起往返于美因茨和埃尔特维勒之间，还是只有弗里勒独自往返，而母亲与孩子们留在埃尔特维勒，我们无从得知。恰好在那几年中，亨内外祖母的娘家菲尔斯滕贝格家族数次对圣彼得教堂进行捐赠，该教堂有一所颇有名气的拉丁语学校，亨内可能就在那里上学。无论如何，城市中的动荡、混乱和无所不用其极的权力之争对亨内的童年和少年早期造成了不容低估的影响。行会的目的在于使城市贵族“行会化”，也就是要求城市贵族像行会成员一样缴交税费。城市贵族拒绝了，他们能做出的最大让步是同意增加议会中行会成员的人数。
此时陷入混乱的不止美因茨。基督教世界也不再统一，基督徒之间产生了分歧，欧洲随之开始分裂。1378年，以法国人为主的枢机团宣布废黜教皇，并推选了一个新的耶稣代言人入驻阿维尼翁教廷。这造成了两个教会并存的局面——两个教会各有一个教皇，并且都声称只有自己才是合法的。他们认为不正当的、要被逐出教会的不仅是另一个教皇，还有对方的所有支持者。真正的教皇只有一个，但究竟是哪一个呢？因为这个问题尚无定论，没有人知道自己是否站在了错误的一边，是否要因此受到永恒的诅咒。
双方的分裂如此严重，以至于人们对信仰产生了巨大的困惑和怀疑。世俗领袖和宗教领袖们都知道这种情形不能持续下去了，但选择任何一方教皇都将牵涉政治利益问题，因此似乎找不到任何解决方法。最终人们灵光一现，试图废黜这两位教皇并另选一位新教皇，但是这个主意彻底失败了——基督教中不再同时存在两个教皇，而是三个。
伴随着这一混乱，不仅是教会的地位和人们对教会的信任受到负面影响，甚至连人们对上帝的信仰都开始动摇。西方教会大分裂（das Große Abendlndische Schisma）导致了深重的危机。即使美因茨人支持的是罗马教皇而非阿维尼翁教皇，成长中的亨内还是意识到了教会内部跟美因茨一样存在巨大的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