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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不过题外话而已。

我写第一本书时还很年轻。机缘巧合，这本处女作引起了些许关注，不少人想和我交个朋友。

当时我受人引荐，初入伦敦文学圈，羞涩之余又有点迫不及待，此刻回想起来，一股哀愁爬上心头。我与伦敦阔别已久，如果新近的小说里有关伦敦的描述所言不虚，如今的伦敦必是与往日大不相同了。文人相会的地方也已变了。汉普斯特德、诺丁山门和肯星顿高街都已不见名流聚集，切尔西和布卢姆斯伯里取而代之。在过去，圈子里三十来岁的人已经算得上年轻抢眼，而现如今，二十五六的人忝列其中都显得荒唐可笑。我想彼时我们都有些羞于表露情感；因为不堪揶揄，我们克制收敛，从而掩饰自己的狂妄。我不相信在那些跻身上流社会、放荡不羁的文化人身上还有所谓“君子之风”的影子，但像今天这般无所避讳、恣肆无忌的混乱景况，于以往倒是不敢想象。我们出言审慎，少有粗俗的字眼，同时也惯于以适切的沉默遮掩自己的异想天开和荒诞不经，且并不觉得有何虚伪之嫌；更何况在当时，女性也尚未如今天这般独立自主。

遥想当年，我家住维多利亚车站附近，“文艺之家”热情好客，但地处偏远，每每受邀赴会，我都得长途跋涉一番；而且，登门拜访之际，我又难免心怯，总要在街上徘徊一番才能鼓起勇气按响门铃，在惴惴不安中被招待入内。屋里宾客满盈，闷得透不过气，接二连三地，我会被介绍给各式人物，又是名流，又是大腕，个个都对我的拙作不吝溢美之词、恭维不断，让我坐立不安、浑身难受。我明白他们都等着我妙语几句，可直到茶话会散场，我也想不出什么讨巧话来。为了掩饰尴尬，我在屋里直打转，不停地端茶倒水，将切得不成样子的面包和黄油递给访客。最好没人注意我，如此我才能怡然自得地将这些声名显赫的人物好生打量一番，并一听他们的高谈妙论。

我还记得，有的女人身材高大、腰板笔挺，高高的鼻梁衬着贪婪的眼神，衣服穿在她们身上仿佛一副盔甲；也有的女人瘦小如鼠，老而不婚，讲起话来细声细气，目光中闪着精明。她们戴着手套吃黄油吐司的癖好始终让我着迷，我眼睁睁地看着她们旁若无人地将指尖的油渍粉屑悄悄揩在椅子上还以为没人看见，心中油然升起一股钦佩。遭殃的自然是一屋子家具，但要我说，等这家的女主人上别家串门时，也定会为自家的家具报仇雪恨。这些女人中不乏衣着时髦的，她们口口声声说自己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凭什么一个人就因为写了本小说就得邋邋遢遢、不修边幅？若是生得一副曼妙身材，又缘何不求示人却要白白浪费？纤纤玉足配双别致的鞋子，编辑难道会因此拒稿不收吗？当然，也有的人觉得追逐所谓“时髦”未免轻率，因而选择了艺术气息浓郁的织品，还佩戴起复古风格的珠宝饰品。从外表上看，男人们倒大多显得正儿八经。他们竭力表现得不像一个作家，总希望别人觉得自己成熟老练、饱经世故。他们看上去总有些疲惫，走到哪里都一副仿佛就职名企、高踞要位的模样。以往我从未与作家有过交往，接触之后才觉得这些人着实怪异得很；然而，我并不觉得他们看上去有多真实。

印象中，他们的谈话充满了机智。一位同行才刚转身，便立马有人笑中带刺、连诙谐带讥讽地将他的作品大卸八块、批得遍体鳞伤，听得我讶异万分。艺术家享有一项常人没有的权力——他们不仅可以讽刺友人的外表与性格，同时也能嘲弄他们的作品。他们品头论足、口若悬河，说得却又恰如其分、不失中肯，其境界之高，我想我做梦也达不到。在那个年代，谈话可是门艺术，讲究得很，相比“荆棘爆裂声”，一句精妙的对答可要讨巧得多，隽言警句也还尚未沦为愚昧之辈借以冒充智者的道具，贤人雅士于谈笑中引用一二，足以增添妙趣。遗憾的是，种种灵光闪现的瞬间我已忘得一干二净，但我仍然记得唯有当论及所谓“艺术”的另一面——也就是有关交易细节的时候，他们的交谈才变得最为顺畅无碍。关于一部新作，品毕优点、挑完瑕疵之后，话题自然而然便转向“卖出了多少本”“预支了多少稿费”“总共大概能挣多少钱”之类的问题。紧接着就是这个出版商吝啬小气，那个出版商慷慨大方，一通比较下来，还得争论二三——到底是找版税优厚的实在，还是找推广卖力的妥当？毕竟，出版商的推销能力高低不一，有的能紧跟潮流，有的却古板不化。完了，还得再谈谈各路版权代理以及他们为我们的作品寻的“出路”，当然还包括各类编辑，聊聊他们青睐哪类作品、一千字肯给多少稿酬、付钱又是否爽快……此间种种于我而言都充满了浪漫气息，让我觉得自己仿佛跻身于某个神秘的兄弟会，颇有种归属感。

注释

[1]见《圣经·传道书》7:6：“愚昧人的笑声、好像锅下烧荆棘的爆声，这也是虚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