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全球城市
全球城市相关研究总的来说受到约翰·弗里德曼和丝奇雅·沙森理论的影响。1986年，弗里德曼在《世界城市假说》一文中提出，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城市是全球经济系统的中枢或组织节点，它集中了控制和指挥世界经济的各种战略性功能，是跨国公司总部、国际金融机构和商务服务产业的集聚地，也是全球交通和通信的枢纽。1这一观点首次将城市放到了全球高度。1991年，沙森出版了《全球城市：纽约、伦敦、东京》2一书，认为全球城市是全球资本服务中心，经济活动和金融的重组将推动形成新的全球中心。全球城市网络的形成是基于生产性服务企业的全球关联网络的，因而企业是全球城市网络的作用者。3该理论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泰勒和奥尔德森等人对于世界城市研究网络的建立。
目前关于全球城市研究有多类排名方式。有一类指标体系从衡量城市可持续发展潜力及人居水平出发，如西门子和经济学人智库提出的亚洲绿色城市指数。联合国人居署的城市指标项目4（Urban Indicators Program）主要用于监测与评价全球城市“人居议程”和“千年发展目标”的进展状况。该项目开发的代表性指标“城市发展指数”（CDI
）对应着城市社会发展、消除贫困、环境治理和经济发展等目标。
另一类指标体系从多个维度考量城市综合实力或发展潜力，目前国际上具有代表性的指标有科尔尼公司和芝加哥城市委员会共同发布的全球城市指数（Global Cities Index，GCI），这是最早的全球城市排行榜之一，围绕五大维度（商业活动、人力资本、信息交流、文化体验和政治参与）下的27项标准衡量城市的综合表现。自2015年起，科尔尼公司增加了全球城市展望（Global Cities Outlook，GCO）排行榜，主要评估城市未来的发展潜力。5日本森纪念财团每年发布的全球城市实力指数（Global Power City Index，GPCI）主要以城市的6种功能——经济、研发、文化互动、宜居性、环境和可亲近性——对各类人群的“吸引力”评分来进行城市的多维度综合实力排名。经济学人智库主导研究并发布的另一项指数——全球城市竞争力指数（Global City Competitiveness Index，GCCI）制定了覆盖8个领域的指标体系，从吸引资本、企业、人才与游客的能力等方面来评价城市。2007年普华永道也开始对一些全球城市或中国大型城市进行城市发展机遇方面的评价，也就是机遇之城与机遇之都评价体系。6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与美国巴克内尔大学联合开展了全球城市竞争力项目（The Global Urban CompetitivenessProject， GUCP），其指标体系由产出指标体系、要素环境指标体系和产业竞争力指标体系这三部分组成，使用综合多级的指标体系对城市实力进行评价。
彼得·泰勒于1998年创立的全球化及世界城市研究网络（Globalization and World City Research Network， GaWC）是以全球城市的总部集聚度和网络关联度为单分析维度的研究体系。7泰勒等人认为，“城市网络不是一个一般的网络，它具有三个层次的含义——作为构成世界经济的网络层次、作为网络多重中心的城市节点层次、作为创造网络的服务公司次节点层次，并认为后者是最重要的层次，因为它是产生和再现网络的主要过程”8。
此外，还有一些特色评估系统和指标，比如以交通为主的全球旅游目的地城市指数（Global Destination Cities Index，GDCI），以人才与科研能力为主的全球人才竞争指数（Global Talent Competitiveness Index， GTCI），好事达保险公司以2014年美国主要城市为研究对象评选的全美十大道路最安全城市9等。因研究的侧重点不同，所以研究范围和全球城市的数据、排名结果都会有所不同。
全球城市竞争力项目
指标体系概述
在《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2020—2021：全球城市价值链——穿透人类文明的时空》中，测度指标包括城市经济竞争力、城市可持续竞争力两个方面。10
报告详细评价了1006个全球城市的竞争力状况，从整体上衡量了全球城市竞争力发展格局，讨论了全球城市发展中的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主题报告关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从城市可持续竞争力的视角，创新性提出了一个矩阵式理论框架，并对全球50万人以上城市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可持续城市和社区目标进行了全样本评估。11
在2020年的评测结果中，全球城市经济竞争力评估重点关注年轻且高素质人口、环境质量、开放程度、机场和互联网设施、逆全球化和疫情等指向的竞争力，排名前20的城市洗牌，分别为纽约、新加坡、东京、伦敦、慕尼黑、旧金山、洛杉矶、巴黎、深圳、圣何塞、香港、上海、法兰克福、波士顿、都柏林、维也纳、杜塞尔多夫、斯图加特、汉堡、西雅图。科技新贵闯入前10，多个发达的中小都市区闯入前20。相对于2015—2016年而言，纽约和新加坡的经济竞争力排名没变，伦敦上升14名，慕尼黑、巴黎等由于增量减少而下降2名，顶级城市位序仍处于激烈竞争中。
全球城市可持续竞争力则表征城市长期发展的决定力量。重点关注经商便利度和年轻且高素质人口、城市发展质量、开放度、科技企业等指向的竞争力，全球城市可持续竞争力前10的城市分别是东京、新加坡、纽约、香港、伦敦、巴黎、旧金山、巴塞罗那、深圳、大阪。相对于2015—2016年而言，东京、新加坡、纽约位列前3的格局没有变化；香港、旧金山、巴塞罗那和深圳均有上升，其中深圳进步尤为显著；伦敦、巴黎略有下滑。亚洲城市的排名显著提升，2020—2021年，亚洲城市在全球城市可持续竞争力前200名中的数量，由5年前的60城提升至66城。
指标体系评价
从全球角度来看，研究发现城市间的软联系逐步主导世界城市体系。在全球城市之间，信息科技和已形成的特大城市主导效应更为显著，全球城市已经形成多中心网络结构。软联系相对于硬联系更广泛、更不平衡、分化更明显。
从中国城市来看，国内一线城市、二线城市的发展表现良好，但中国整体城市之间的发展差距较大，指标中可持续竞争力的部分将是中国新兴大城市完善其综合竞争力的突破重点。
全球化及世界城市研究网络
指标体系概述
全球化及世界城市研究网络是以英国拉夫堡大学为基地开展研究的。泰勒等人把世界城市网络解释成全球服务公司办公点，并通过它们之间产生的各种“流动”的混合体建立了单分析维度研究体系。通过对公司要素的网络化计算，建立了城市网络的支配性连接、从属性连接、中立连接，并将城市划分为不同等级的支配中心、指挥中心以及通道城市。
被评价的对象城市，将根据“生产性服务业”的世界市场分布选取，生产性服务业包含4个方面：（1）全球会计服务中心，公司拥有两个或更多办公室的所有城市；（2）全球广告服务中心，按年营业额计算的前50家广告公司/集团的名单作为初始数据；（3）全球银行服务中心，世界排名前25的10家银行按资产分列了合适的数据；（4）全球法律服务中心，使用了伦敦排名前30的律师事务所的数据，以及美国排名前250的律师事务所中的100家律师事务所的数据。早期产生315个城市，再在名册中增加：（1）人口超过150万的所有城市；（2）人口超过100万的所有州首府城市；（3）《福布斯》全球企业2000强总部所在城市。在新标准落实后，名册囊括了超过500个城市，并形成了225家公司和500多个城市的关系矩阵。12
2020年的全球化及世界城市研究网络城市分级结果中，排名分为Alpha（阿尔法）、Beta（贝塔）、Gamma（伽马）、Sufficiency（自给型）4类，名册再一次扩充，包含了全球394个城市。Alpha类别又分出4级，Alpha++级别中仅有纽约和伦敦两个城市；Alpha+级别包含7座城市，中国城市香港、上海和北京入榜；Alpha级别包含15个城市，其中无中国城市；Alpha–级别包含26个城市，中国广州、台北进入榜单。在Alpha类别中，相比2018年的分级结果，中国城市整体未取得新的突破。Beta类别包含了Beta+、Beta、Beta–这3个级别，中国有成都、天津、南京、杭州、重庆、武汉、长沙、厦门、郑州、西安、大连、济南共12个城市进入Beta类榜单。Gamma类别也包含了Gamma+、Gamma和Gamma–这3个级别，中国城市青岛、苏州、昆明、合肥、台中、海口、福州、哈尔滨、太原共9个城市入围此榜单。最后的Sufficiency类别包含高等Sufficiency和Sufficiency两种级别，实力稍弱于前文所述的三大类别，中国有宁波、澳门、乌鲁木齐、珠海、贵阳、南宁、长春、南昌、石家庄、无锡、新竹、呼和浩特、兰州、台南这14个城市列入这一类别。13在最新的全球化及世界城市网络排名中，越来越多的中国城市进入世界二线、三线和四线榜单中，并在近年来不断跨越大类获得升级，可见中国城市在世界舞台上的发展潜力较大。
指标体系评价
全球化及世界城市研究网络作为用生产性服务业单维度来评估全球城市连接情况及网络作用力的中心性指标，并未将城市的一些硬性指标如规模、GDP等纳入网络体系中来。
全球化及世界城市研究网络使用的网络体系客观地反映了全球城市的实力。当然，其数据来源基于已有的服务业市场情况和布点情况，对于城市软环境影响的城市发展潜力尚缺乏一定的前瞻性，例如在社会安定性、公共制度、城市生态环境及人居环境、城市文化指数等因素的影响下，企业龙头在选址时的决策可能会受到影响，从而影响城市综合实力，带动世界城市网络体系被动变化。
全球城市竞争力指数
指标体系概述
全球城市竞争力指数的评价体系包含8个领域和31个指标，8个领域包括经济实力、人力资本、制度有效性、金融成熟度、国际事务集中度、物质资本、环境与自然风险、社会与文化特质。其中，经济实力主要通过名义GDP和人均GDP、GDP增长率等因子综合判定；人力资本主要由劳动力的组成、教育健康水平等相关因子综合判定；制度有效性主要通过财政、税收和法律等有效性评定来体现；金融成熟度下设一个因子，为金融产业的深度和广度（经济学人智库评分得出）；国际事务集中度主要由总部集聚度和智库影响程度等因子综合判定；物质资本主要由交通、工程和通信基础设施的质量来综合评定；环境与自然风险通过灾害风险与管理水平两方面来判定；最后，社会与文化特质主要由人权、犯罪率和文化丰富度等因子综合判定。14
这一指标评价体系选取了全球120个城市，是从占全球GDP总量比例较高的城市中选取的，并结合了城市规模和区域经济重要性。“城市”定义为它所拥有的城市群或大都市区。选取的标准包括人口预计超过100万，名义GDP预计不低于200亿美元等。这120个城市大约有7.5亿人口，在2008年GDP总和为20.2万亿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衡量），约占全球GDP总量的29%。
全球城市竞争力指数以100分为满分，按照综合得分及单项得分情况将城市降序排列。城市竞争力综合排名前60的城市中，中国香港与法国巴黎并列第4，另外，中国台北、北京、上海、深圳也进入了这一榜单，但排名均不甚靠前。
指标体系评价
全球城市竞争力指数的指标体系中，经济金融的自身实力、国际化程度以及支持全球经济活动的城市软、硬性环境，例如社会文化特质、环境与自然风险等，共同组成了评价城市竞争力的主要因子与领域。这里也可以看出国际吸引力方面是重要的指标，全球城市竞争力指数重视企业、智力资本等要素的国际化程度，目前对经济外部效应不足的中国城市来说是一个较为明显的劣势。
全球城市竞争力指数考量的城市数目多，涵盖类型多样，并且指标体系的构建与数据来源都较为成熟、准确，可作为全球城市网络重构的重要依据。
全球城市实力指数
指标体系概述
全球城市实力指数根据世界主要城市的“吸引力”（磁力）或吸引人、资本和企业的综合能力对其进行评估和排名。它通过衡量6个领域——经济、研发、文化互动、宜居性、环境、交通——来提供多维度的排名，共形成78个指标和26个索引组。通过各领域得分，得到城市总得分与排名。
2020年由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全球大流行，城市中工作与生活的方式受到了广泛的影响，全球城市实力指数因而跟进并对指标细节做出了调整。例如，在“工作场所选择的多样性”指标中，增添了“网速”这种影响因素，还增加了“空气质量”“航班到发次数”“出租车/自行车出行的便利性”等新指标。15
全球城市实力指数的另一种排名思路是基于对城市中5类人的调研，形成不同视角的排名。这5类人分别为：经营者、研究者、艺人、游客、生活者。在评价时，首先向这5类人征询他们认为全球城市应该具备的要素，在此基础上，从78个指标中跨领域提取与各要素对应的指标，从而计算出该类型的人对该城市的打分与排名。
2020年的全球城市实力指数选取了48个有代表性的世界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在综合排名结果中，伦敦、纽约仍当仁不让地位居前2，与全球化及世界城市网络排名类似；东京、巴黎、新加坡跟随其后，几个城市构成排名前5。中国城市香港位列第9，上海位列第10，北京位列第15，台北位列第37。中国城市尽管入榜的不多，但上海、北京相比2018年的指标排名，取得了十分显著的位次上升。台北也首次进入排名中。16
指标体系评价
该指标体系通过统计、问卷、访谈等方式收集数据，所以得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被访问人群的主观影响。
从领域制定角度来看，可以发现全球城市实力指数注重城市综合实力和城市的连接性。涉及交通方面的要素包括城市对外交通（如国际航线直达城市数、航空旅客数、航班到发次数）、城市内部及综合交通（如站点密度、机场通行时间）、城市内部交通的便利性（如通勤时间、出租车/自行车出行的便利性）等，对城市交通各方面的考量较为理性和完善。
全球城市实力指数是国际最为知名的城市排名体系之一，在指标构架、因子选择方面对进行全球城市实力研究有一定的参考性，但要完善其评分数据库，需要进行大量的数据收集工作。
全球城市指数
指标体系概述
由科尔尼公司主导对城市进行排名的全球城市指数，围绕5个维度（商业活动、人力资本、信息交流、文化体验和政治参与）下的27项标准来衡量城市的综合表现。榜单就领先城市的国际布局、综合表现、发展水平等提供了专业的建议，便于对不同城市进行比较，了解各城市的核心优势和显著差异。13年来，全球城市指数报告不断完善，最初对来自40个国家的60个城市进行了综合排名，目前已扩展到全球6大地区（北美、拉美、欧洲、非洲、中东、亚太）的151个城市。17
2020年科尔尼公司在北京同时揭晓了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城市（《全球城市综合排名》）和全球最具发展潜力的城市（《全球城市潜力排名》）的名单。在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城市排名中，排名前4的依然是纽约、伦敦、巴黎和东京，北京超越香港，历史性地成为全球第5。独角兽企业的衡量指标，从过去的商业活动衡量GDP、贸易、专业服务业机构等，转变为考虑更多创新类的企业。而旧金山正是得益于大力推动创新创业的发展，综合排名上升9位，跃升至第13名。在全球最具发展潜力的城市排名中，重点关注的人均专利数量、城市私募投资的水平和孵化器的水平这3个指标，都与城市创新有极强的关系。其中，多伦多表现亮眼，排名上升9位，跃居至第2名，与其创新水平的大幅提升和治理的持续改善有很大关系。可见，创新是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动能之一，无论是从全球竞争加剧来看，还是从庞大的市场需求来看，创新已经成为很多区域和城市的共同选择。
指标体系评价
全球城市指数采用的指标也是多维度、综合性的。由于受信息交流、文化体验和政治参与这几个维度的影响，中国及亚太城市在榜单中的总排名一直不高。指标体系在对外连接方面有一定的侧重，例如商业活动下的《财富》世界500强企业、领先的全球服务企业、航空货运及海运指标，人力资本下的留学生数量、国际学校数量，政治参与下的国际组织指标。
全球城市指数在指标架构方面对重构全球城市网络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机遇之城与机遇之都
指标体系概述
机遇之城（针对中国城市）与机遇之都（针对全球城市）的指标体系是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与普华永道联合发布的，包含10个维度：智力资本和创新，技术成熟度，区域重要城市，健康、安全和治安，交通和城市规划，可持续发展与自然环境，文化与居民生活，经济影响力，成本，宜商环境。其下各含若干项二级指标，总共57个变量。
2021年3月机遇之城指标体系采用普华永道城市评估工具对选定的城市进行观察，这个评估工具包括10个观察维度，涵盖经济发展、社会民生、城市基础设施、自然环境、人口、城市治理及城市影响力等多个层面。观察的城市从2014年的15个扩大到2021年的47个，包括：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乌鲁木齐、兰州、西安、呼和浩特、太原、北京、天津、石家庄、唐山、保定、济南、青岛、郑州、南京、武汉、常州、无锡、苏州、上海、杭州、宁波、合肥、福州、厦门、长沙、南昌、广州、深圳、肇庆、佛山、江门、中山、东莞、惠州、珠海、成都、重庆、昆明、贵阳、南宁、海口、香港、澳门。城市观察得出的结果如下。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依然是发展程度和综合实力较强的4个城市，并在各个观察维度都展现领先优势。紧随其后的杭州、南京、成都、武汉、香港表现相对稳定，位列前10。苏州是2019年上榜的城市，此次首次进入前10，发展势头强劲。在此维度基础上，长沙、南京、西安在智力资本和创新维度中进入前5，杭州在经济影响力维度中与广州并列第4，在技术成熟度和文化与居民生活维度中均位列第5，重庆在区域重要城市维度中位列第3，苏州在宜商环境维度中位列第3，并且进入交通和城市规划维度中的前5，宁波、珠海、南京在可持续发展与自然环境维度中进入前5。首次纳入观察范围的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东莞亦有不俗表现，综合排名第24。长沙、郑州综合排名分列第11、第12，成绩斐然。18
普华永道发布的针对全球城市的《机遇之都7》调研报告在10个维度上与机遇之城指标体系保持一致，但总变量数增加至67个，多于针对中国城市的指标体系。机遇之城与机遇之都这两个指标体系存在一定差异：在智力资本和创新维度上，机遇之都减去了科技投入比例等指标，增加了创业环境、全球大学排名和高等教育人口占比等指标；在技术成熟度维度上，机遇之都选项更多，并注重学校、互联网等软件的网络效率；在区域重要城市维度上，机遇之都对航空连接度的重视高于机遇之城，在机场方面，评价了机场与市中心距离、全球排名前100的机场和机场连接度3项重要指标；在健康、安全和治安维度上，机遇之都减少了医疗设施、医护资源等通过硬件评估的选项，并增添了其他评估项，例如健康系统表现、政治环境；在交通和城市规划维度上，除轨道交通覆盖面、居民住房保障两项与机遇之城保持一致外，机遇之都的其他指标皆转化为更有国际针对性的指标，如有证出租车、通勤方便率等；在可持续发展与自然环境维度上，机遇之都的相关指标也多于机遇之城；在文化与居民生活维度上，除文化活力、生活质量等指标外，机遇之都增添了娱乐和景点、高龄人口舒适度、年轻城市指数等指标；在经济影响力维度上，两者的相似度较高；在成本维度上，机遇之都保持住宅价格指数指标，其他指标采用税收、租金可负担性等数据来评估；在宜商环境维度上，机遇之城倾向于评估资本市场参与度、外贸依存度这类指标，而机遇之都注重开放程度，例如所在国签证政策、该城市的外国大使馆或领事馆的数量。19
《机遇之都7》选取的城市数量达30个，散布在全球6大地区。在城市最新排名结果中，伦敦排名最高，在智力资本和创新、区域重要城市、经济影响力几个维度上也都位列第1。欧洲和北美的城市在榜单上占据优势。中国城市中仅香港排入了第一梯队，即前10名；北京排入中等梯队城市的第9名，主要受交通和城市规划、可持续发展与自然环境、成本、宜商环境维度的影响；上海仅位列第三梯队首位，影响因素与北京类似。
指标体系评价
机遇之城与机遇之都指标体系也是多维度评价体系，注重城市的综合与均衡发展能力。机遇之城的体系评价中，数据来源都较为刚性、统一，准确地反映了城市发展潜力。可以看到在长三角城市群表现出强实力的同时，中部、西部的重要城市也表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机遇之都体系中，我们较为关注的一线城市，如北京、上海的排名不占优势。因此，我们应思考的是，在中国一线城市的经济实力、研发与科技实力不弱的同时，应在哪些方面提升实力，巩固其在全球城市网络中的中心地位。正如唐子来和李粲在《迈向全球城市的战略思考》中提出的，在全球城市的综合影响力中，北京和上海的经济影响力较为突出，而其他影响力（如科技影响力、文化影响力、体制影响力）相对滞后。
总的来说，机遇之都指数是一个较为严谨的多维度全球城市排名体系。在数据来源、分项指标制定方面，对于机场影响下的全球城市网络重构具有可参照性。
全球城市的指标综述
前文所述的全球城市指标体系、排名体系，是我们选取因子、构建新评估系统的重要基础。全球城市竞争力项目、全球城市竞争力指数、全球城市实力指数和机遇之城与机遇之都等评价体系都是从城市的多个角度出发，衡量城市的实力、吸引力或发展潜力的，涉及经济产出、产业发展、智力创新、交通基础设施、对外连接与交流、生活成本、营商环境、公共制度、安全与健康、可持续发展、文化吸引力、人口等方面，城市选择方面，关注的多是区域中心型的大型城市。
汇总上述指标体系，我们发现以下特点。
第一，综合交通方面，对交通基础设施的覆盖和运营情况关注度较高。对交通的便捷程度和对外连接水平，部分体系给予充分重视。例如全球城市实力指数将国际空港通行时间、通勤/通学便利度等作为衡量因素，全球城市竞争力项目将一小时飞行圈覆盖的GDP和人口作为考量因子等。
第二，诸多指标对国际化程度的关注度都比较高，包括航线的国际连接度、跨国公司情况、会展业国际化程度、国际知名度、国际居住者和从业者、文化国际化程度、语言的国际化程度等。但是涉及这些国际化指标时，我国大城市在世界500强企业入驻数量、跨国公司数量上占优势，而在文化、居住者等国际性“软实力”上，与同规模全球城市相比有一定差距。
第三，对创新、教育和人才的重视程度高。例如对研发水平的评估、创新应用、专利申请、高校指数、专业人才数、科学技术奖获奖人数等，全球城市实力指数专门列出了研究者数和研究人员的研究意愿等非常具有人才倾向性的指标。
第四，对城市软环境的重视度高。例如将工作场所充实度（全球城市实力指数）、政府效率（全球城市竞争力指数）、养老服务（机遇之城）、交通拥堵状况（机遇之城）、文化设施数量（全球城市实力指数）等列入评价指标，并考量了若干与城市安全、城市清洁和可持续发展相关的因素。这一类指标是本书构建的指标体系中尚未纳入的，也是未来需要重点研究完善的。
第五，各指标体系中部分体系重视信息通信的覆盖面，如全球城市竞争力项目列出了千人移动电话数、千人互联网用户数两个与生活密切相关的通信设施指标。但随着信息和互联网的进一步普及，如5G应用、智慧城市等距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近，也许会对提升城市竞争力起到更重要的作用。
本书在构建全球航空都市评级指数、选取指标时，对现有全球城市体系与指标进行了提炼和汇总，尤其提取了与效率、连接度和国际化程度相关的因子，初步构成评价指标的主要类目。下一节将把重点聚焦在与临空经济相关的理论上，将机场影响下的主要城市发展要素进一步整合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