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书国务院
1935年初夏。北平清华园中的古月堂。
即将赴河南安阳殷墟参加田野考古实习的历史系学生夏鼐，正和他的同窗好友吴晗踏着绿茵茵的草地在亲切交谈，畅述着自己日后的志愿。夏鼐问打算留校任教的吴晗：“如果由你来选择，你打算挖什么古迹？”
以研究明史崭露头角从而成为胡适爱徒的吴晗，不加思索地说：“当然挖明十三陵。”
两人相视一笑，握手言别。他们谁也没有想到，二十年后，这次看似无足轻重的闲聊，竟成为现实，并由此引发起一场纷争。
1955年10月4日，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的办公桌上，平放着一份刚送来的报告：
郭沫若 沈雁冰 吴晗
邓拓 范文澜 张苏
1955年10月3日
习仲勋看罢报告，觉得事关重大，立即批转主管文化的陈毅副总理并呈报周恩来总理阅示。
消息传开，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鼐大惊。当他们得知这份报告的发起人是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时，便急忙前来劝阻并希望其收回报告，一场纷争由此开始。
“出土器物是最可靠的历史资料，我们发掘长陵后，可利用明成祖的随葬器物，进一步开展对明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史实的研究工作，同时将出土文物整理后，就地成立博物馆，对首都人民进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增加首都人民的文化生活内容……”郑振铎听罢吴晗的叙述，从椅子上站起身，急不可待地说：“我国目前考古工作的技术水平还难以承担这样大规模陵墓的发掘工作，出土的古物在保存、复原方面的技术也不过关，如此规模庞大的陵墓发掘和出土文物的保存，就连世界上技术先进的国家也会感到头痛……”
未等郑振铎说完，吴晗接着反驳：“全国已经解放五六年了，有老一辈的考古专家，也有新培育的一批大学生，从人力物力方面都有条件胜任这项巨大的工程。”
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
夏鼐见二人难分胜负，便及时地出来为郑振铎助一臂之力。他先是不动声色地望望面前的这位同乡加同学，诙谐地讲道：“老吴，眼下全国都在大规模地搞基本建设，考古人员严重不足，今天西北告急，明天东南告急，我们的人全所出动，配合基建还应付不了局面，又怎能主动发掘皇陵呢？再说出土的许多古物都要保存和复原，这方面的人手更少。你应该从全国考古工作的轻重缓急来考虑问题，不能从明史专家的角度来安排发掘工作。老兄！你已经不再是清华园那个吴晗了啊！”
……整整一个下午，纷争仍无结果。发掘明陵对主管北京市文化教育的副市长吴晗来说，既然决心已下，就很难有外来的力量予以改变。
郑振铎、夏鼐走后，吴晗怕风云不测，便立即找到郭沫若、邓拓等好友，通过不同的方式在中央领导人面前加紧了对发掘长陵重大意义的宣传和鼓动。与此同时，郑、夏也间接地向中央提出了自己对长陵发掘的不同观点，争论双方都把希望寄托在周总理身上。五天之后，有消息传来，周恩来总理已经做出裁决并在报告上签字——
巨人的抉择，使中国的考古事业揭开了新的一页。同时，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故事，也要在这一页上书写。
1955年12月初，在吴晗的主持下，成立了“长陵发掘委员会”。委员会成员为：
长陵发掘委员会下设一个考古工作队。工作队由文化部文物局、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调查研究组共同抽调人员组成。
其成员姓名及概况为：
我们不惜篇幅，列举长陵发掘委员会和考古工作队人员的概况，意在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以研究历史并建立陵墓博物馆为主要目的，有计划、主动发掘的第一座皇帝陵墓的历史史实，留下尽可能详细的记录，以期为政治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以及其他学科多方面的研究工作者提供更加开阔的思考空间，为此次发掘的得失做出真实而科学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