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综述
“思想”范畴在现实中应用宽泛，但其内涵与外延较为模糊，我们只能在一定的语境中把握与理解其涵义。有关“思想”的研究散见于不同的文献之中，词语出现的频次高，但往往不是研究的中心。有关“思想”研究的文献基本上缺乏直接来源，更多的是从相关文献之中抽取的；“思想”研究的系统性、理论性尚待形成。但在这些杂陈散见的文献中，还是能够找到对“思想”研究有重要指导与借鉴作用的宝贵资料。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思想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有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精神生产受人类自身生产、物质资料生产与社会关系再生产制约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为研究思想的产生、发展与变化提供了清晰的发展脉络与基本立场。如他们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1]“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2]认为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人们的思想过程，而且一再强调意识的从属地位，认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3]显然，马克思指出了思想的限度，思想受到人们所处的历史条件与现实存在的制约与影响，必然会打上时代与现实的烙印。
马克思从人的类本质的角度区分了人与其他动物的不同，确定了人的主体性及人的类精神产生的基础。他认为，人可以进行全面的生产，可以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而进行生产，可以按照任何尺度去进行生产。显然，人的类本质是人能够产生思想的根本性原因。肉体与精神相统一的人类，其能动性就体现在精神方面，人在生产中的发展，“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4]。人们能够在现实中自我审视，将自己变为自己的认识对象，这种类精神的能力是异化产生的原因。这种异化不仅使个体与其他人相异化，也使个体自身与人的类本质相异化，异化的结果形成了个体看待自己与他人的内在尺度，形成了个体在相互关系中观察与理解他人的事实，形成了个体之间思想的不同与多样，因为不同的个体对自我的认识与理解不同，对自我与他者体认的内在尺度有别。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不仅生产出现实的产品，而且生产出各种相互的关系，人就处于这些关系之中。“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5]思想是人们在实践中产生与生产的产物，语言是思想的载体。马克思认为产生思想的存在不是宽泛的社会存在，而是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是人们对自己现实生活过程的直接反映，是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离开了人所处的社会现实、离开了人的经验与观察、离开人的能动的生活过程，思想则无从产生。因此，“思想”又是现实生活过程在人们头脑中能动反映的产物，是人们在不断改变现实的过程中思维的必然结果。意识形态则是思想所呈现的现实成果，是精神生产的必然产物。马克思将思想、观念、意识并列应用，显然其对这三个词语涵义的理解是有区别的，但是三者具体的内涵是什么，相互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马克思没有对之进行界定。但马克思对形而上学新思想的产生进行了详细剖析，认为这种新思想只是在理性运动过程中所形成的辩证运动产生的，是彼此对立与矛盾的思想合而为一的结果，而新的思想又以此种方式生育出新的思想群，再由思想群到思想系列甚至到整个的思想体系。辩证的统一是形而上学新思想产生的内在机制，他批评这种方式形成的新思想，即缺失实践基础的新思想，是一种按照形而上学逻辑形成的思想，是人们无法理解与明白的思想，是与人们的社会实践渐行渐远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认识论，表现在对意识的独立性、大脑的功能及精神的力量的表述与理解。“推动人去从事活动的一切，都要通过人的头脑，甚至吃喝也是由于通过头脑感觉到饥渴而开始，并且同样由于通过头脑感觉到饱足而停止。外部世界对人的影响表现在人的头脑中，反映在人的头脑中，成为感觉、思想、动机、意志，总之，成为‘理想的意图’，并且以这种形态变成‘理想的力量’”[6]，指出了大脑的思维功能，思维对概念的运用，以及大脑把握世界的独特方式，“具体总体作为思想总体、作为思想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决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驾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于世界的艺术精神的，宗教精神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7]。认为概念就是事物在大脑中的映像，与事物一起都处于生成与灭亡的不断变化之中。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进一步追问并回答了什么是人的意识与思维，认为人的意识与思维是大脑的产物，思维是具有真实基础的思维。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虚假的意识形态形成的过程，认为是意识形态家们在思维过程中与纯粹思维材料打交道的结果。不能在思维中、在意识中消灭观念，或者从理论上进行演绎，而要靠改变环境来实现。恩格斯揭示了思想会出现认识与实践分离的情况，口头上承认与实践应用之间会出现不一致的现象。思想具有超越性的特征，认为思想既受现实生活范围的限定，又能超越现实生活的边界；只有通过实践去运用思想，才能够真正实现思想，“思想从来也不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范围：在任何情况下它都只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8]。
恩格斯认识到历史与思想的同步发展问题，他指出逻辑的方式就是历史的方式，“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9]。同时，他们强调了社会意识的独立性及其对社会存在的能动性。认为如果从观念的角度进行考察，“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10]。马克思充分认识到理论的功能，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11]理论的这种独特作用，可以通过群众内化为自己的观念、信念，形成内在的精神力量，进而转换为现实的物质力量。
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思想的利己性特征与本质，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12]在《神圣家族》中指出了革命不成功的根源在于革命的原则——对群众利益的忽视，利益的缺失无法真正激起群众的持久热情，认为：“并不是因为革命‘唤起了’群众的‘热情’，并不是因为它引起了群众的‘关怀’，而是因为对不同于资产阶级的绝大多数群众来说，革命的原则并不代表他们的实际利益，不是他们自己的革命原则，而仅仅是一种‘观念’，因而也仅仅是暂时的热情和表面的热潮之类的东西。”[13]这些消失的“热情之花”只因为利益得不到实现而枯萎。企图取代旧统治的阶级就是这样通过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合乎理性的思想，来唤起民众的支持，但是实质上却是为自己利益的真正实现，所以“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14]。
列宁将认识的高级阶段称为思想，将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发展与升华称为“从感觉到思想的转化”。[15]显然他所认为的思想就是理性认识。毛泽东同志在晚年的哲学论文《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指出：“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从认识论的角度对思想进行的界定，也是对思想形成过程的描述。毛泽东在讲认识过程的两个阶段时对思想的内容有过补充式的界定，认为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这些思想是人们理性认识的必然结果，是思想在现实中的表现，而思想是否正确只有而且只能通过实践来检验。因此，毛泽东所认为的“思想”是包含着一定的观念、想法、计划等理性思考的结果，它反映人们的价值取向与目标。显然，只有本质性的认识即理性认识才是思想，包括《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有关实践的观点、矛盾的划分等等，为我们研究思想的概念、特征及产生发展的过程等提供了直接的理论依据。
此外，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需要、主体性、价值以及全面发展等理论为研究思想、揭示思想的本质和规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方法论。
（二）主要相关学科的理论基础
1.认知理论
认知理论中有关认识的来源、认识的发展过程及人类认识能力等问题的探讨，为我们提供了人的认识形成、思维变化的基本知识，为“思想”的探讨提供有关认知的理论支撑。如洛克提出了著名的“白板说”，认为人的心灵就是一张没有标记、没有观念的“白纸”，但是认识主体有某种先天的能力，“人们只要运用自己的天赋能力，而不用天赋印象的帮助，就可以得到他们所有的一切知识”[16]。他认为理解是“心灵中最崇高的一种官能”，理解就是人的认识能力。论证了知识来源于经验的原则；提出了反省等心理活动是在感觉后，从外部事物中获得许多“观念”基础上进行的；认为“知识就是对于两个观念是否符合的知觉”[17]。“任何心智感知到的东西或者任何感知的直接对象——思维或理解，我们称之为观念。”[18]洛克有关简单观念与复杂观念的界定，对语言问题的探讨，对知觉能力、推理能力的探讨，皆可为“思想”的探讨提供理论的借鉴。
美国心理学家班杜拉是社会学习理论的创始人，有人称其为行为主义的代表人，他强调社会性行为的学习，认为环境决定行为、认知影响行为。环境与认知因素之间相互作用，共同促进人的认知发展与行为的形成。他提出了两种不同的学习过程，一是通过直接经验获得的行为学习，二是通过观察示范者的行为间接学习。观察学习即替代学习，主要由注意过程、保持过程、运动再生过程、动机过程四个阶段组成。影响注意过程的重要因素有：榜样的行为与特征、观察者自身素质与注意的唤醒水平、观察经验、知觉定势、人格特征、信息加工能力等等，其会影响观察者的学习收获程度。保持过程依存表象系统、言语编码两个储存系统。复述示范行为可以提升保持效果，“复述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内心复述（或象征性复述），即利用保持在头脑中的示范行为的表象在心理上反复出现和组织，也就是想象自己正在做一个示范行为；另一种动作复核，即通过重复示范行为的外部动作来复习和巩固习得的行为”[19]。运动再生过程是动作再现过程，是把符号性的表征转化为适当行为的过程，是由反应的认知组织、启动、监控以及在信息反馈基础上的反复调整和训练（即精炼）等环节。动机过程是示范行为后的结果效果的强化过程，形成外部强化、自我强化和替代性强化（间接强化）。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将人们的学习分为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两个基本过程，认为强化不是简单机械地影响或者改变行为，而是通过调节认知来实现。社会学习理论可为我们研究思想中的思想与行为转化规律的探讨提供理论的支撑。
认知一致性理论认为，人的动机来自于认知与行为的相互作用，强调人的内在平衡，强调在压力产生的时候，能够通过认知与行为一致性的调节来解决问题。包括平衡理论与失调理论。海德的平衡理念认为，人类有一种天生的寻求个体、环境与事件之间的认知平衡的倾向。当人们看重人与情境存在的不平衡的时候，就会对不平衡很在意，但如果不看重的话，就不会付出相应的努力去恢复平衡。费斯廷格的认知失调理论认为：“个体总是试图保持信念、态度、观点及行为之间的一致性关系。关系可以是协调的、无关的或不协调的。”[20]在两种认知中，一种认知如果是另一种认知的结果，或者两者之间相互适合，它们则是协调的，但是如果不一致、不协调就会引起心理上的失衡与认知上的失调。失调的结果导致紧张与驱力特性的下降，会随着认知不一致程度的增加而增强失调的程度。认知一致性理论可以为我们进行思想矛盾的研究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2.人本主义理论
人本主义理论由马斯洛创立，罗杰斯为代表。人本主义理论的最大特点是强调人的正面本质和价值，强调人的成长和发展，强调人们作出选择和对生活进行调控的能力和潜能。
马斯洛强调人具有发展潜能，认为条件反射论无法解释人类的复杂行为，多数人类行为都代表了满足需要的一种努力。需要是按照等级来排列的，他提出了生理、安全、归属、尊重与自我实现的需要，这五种需要就像一座金字塔，只有满足了较低层次的需要，个体才能有高一层次的需求。前四种需要是缺失性需要，如果这些需要得不到应有的满足，人们会采取行动来满足，如果这些需要长时间或严重缺失，会产生心理问题甚至心理疾病，“大多数神经症都是由于安全感、归属感、认同感、建立亲密的爱的关系以及尊重和声誉等需要得不到满足，并伴随其他一些复杂的因素而造成的”[21]。而自我实现的需要是生长需求，是自我满足的需要，是成为自己能力所及的需要。自我实现是潜能、能力、才能的实现，是使命的完成，是人的内在本质，是个体内部不断走向统一、整合或者协同发展的趋势。
罗杰斯提出了以非指导性的或以人为中心的心理治疗方法，关注的是人的成长与发展。他认为：生活就是个体不断成长逐渐达至完满的进程，它是一个动机化的、内在的结构，这种实现倾向的动机是其他一切驱力的唯一基础。所谓的实现倾向总是指向于个体的成长、自主、摆脱外部力量的控制。他的理论框架中有两个基本概念就是有机体和自我。他将自我界定为：“有组织的、一致完型概念，包括对‘主体我（I）’或‘客体我（me）’的特征的知觉、对‘主体我’或‘客体我’与他人及生活不同方面之间关系的知觉，以及赋予这些知觉的价值。”[22]他区分了现实与理想的自我。强调自我和有机体的一致性程度影响与决定个人的成熟度和内在幸福感。如果个体的知觉与解释合理地反映了其他人所感知到的现实，那么自我与有机体是一致的；如果存在差异，就会让个体感到威胁和焦虑。有机体具有唯一的动机力量，被认为是自我实现的内驱力。他提出了以成长为本的心理治疗模式，其基础就是，个人原本在自身内部就具有自我理解与定向的能力，这种能力在特定的、可界定的特性关系中就会得以释放，人的有机体从根本上是具有建设性的。只有满足获得他人与自我肯定的需要，有机体才能保持与提升自我内驱力。个体的发展方向是成长、自我实现和完满。
马斯洛与罗杰斯的人本主义理论，可以为思想研究提供了解人们思想产生的动力、思想与行为转化的内驱力、发展潜能与思想构建关系研究的理论基础。
3.结构功能主义理论
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主要是从宏观理论的视角来探讨社会结构与制度及其对行动者自身的影响和约束。以帕森斯为代表。他认为“秩序是指与规范体系所追求的目标一致的过程”。[23]形成了从秩序到社会结构再到功能的逻辑主线，以系统论的观点为基础来考察社会，通过社会系统，将个人与社会之间建立起联系，以静态思维的方式考察社会。他将社会系统解释为社会角色存在的一种环境，认为在这样的环境中，角色承担者发生相互作用。他运用行动者、行动的结构及功能要求等概念，对人格、文化、社会系统进行划分，“这种划分也突出了这样的事实：社会化的个体、受心理影响的社会和社会化的文化之间的关系”[24]。他认为：“社会系统就是互动制度化逐渐稳定的过程，其中渗透了人格，并受文化影响。制度化的规范、角色行动者的决策、文化价值取向的轮廓都可以被那些反映每一行动组成部分变量特征的概念（模式变量）类型化。”[25]进而推理出机械化的社会系统结构，建构了静态空间的社会整体图景。在其后期研究中，注重对动态社会现实的研究，提出有关社会变迁和进化的概念及模型。他将行动者的地位和角色看作基本单位，认为不同个体地位与角色间制度化关系的建构，以及他们行动之间主观取向的协调，形成一种稳定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结构。行动取向的协调，即是价值规范的作用。价值体系发生变化，角色就可能变化，社会结构就会发生偏离，社会系统就要运用社会化、社会控制机制进行调整。而社会化机制则以社会信仰、观念、语言与其他符号等形成的文化模式，通过个体内化到自我的人格系统中，从而形成社会所需要的价值观念与道德规范，具备担当社会角色的能力等等。而社会控制机制就是对社会系统中的越轨行为的监督和制裁，来维持正常的社会结构。显然社会化机制是具有引导人们思想的机制，而社会控制机制是具有规范人们思想的机制。
4.建构主义理论
建构主义理论分为很多流派，如个人建构主义、社会建构主义、语境建构主义等等。个人建构主义也称认知建构主义，强调学习是意义建构的一个过程，其主要关注个体如何建构诸如知识理解、思维技能、信念、态度等认知与情感方面的基本素质。社会建构主义强调社会因素在个体发展中的作用，认为个体发展是个体心理与社会环境共同建构的结果，强调社会文化互动的重要，强调共同体合作互动对知识建构过程的重要。语境建构主义认为语言是先在的，其规定了思维方式，应关注话语的作用，话语分析的基本方法；语言具有建构的功能，当人们相互交流时，世界即被建构。
皮亚杰是个体建构主义的代表。他的发生认识论从发生学出发揭示了认识的心理发生过程，认为认识是主客体之间相互作用协调与建构的结果，他认为“认识的获得必须用一个将结构主义和建构主义紧密地连续起来的理论来说明，也就是说，每一个结构都是心理发生的结果，而心理发生就是从一个较初级的结构过渡到一个不那么初级（或较复杂的）结构”[26]。他将人成长过程的认知发展划分了感知运动阶段、前运演（算）思维阶段、具体运演（算）阶段和形式运演（算）阶段。“有意识的觉察是通过选择和形成表象性格局来进行的，这已经意味着概念化。”[27]他认为有关主体内部协调所形成的运演结构或逻辑数理结构，与客体外部的因果关系的协调，会使主体形成初步推理、建立内外相对应的关系。认识发展的过程就是这样不断地协调、顺应、同化而发展。皮亚杰的认知理论，可以为我们了解思想产生发展的机制，以及儿童青少年群体不同发展阶段的思想特征与接受基础提供理论基础。
苏联心理学家维果茨基是社会建构主义的代表。他认为：人具有高级心理机能，是因为人不仅能够利用一定的符号工具来进行交流，而且能够运用符号工具来导引和把握自己的心理，即能够用语言进行思维。这种高级机能的发展是社会文化得以内化的结果。内化就是将社会文化，如语言、规范等转化为自己的认识与观点，并以此来有意识地把握自己的内心活动。他分析了内化的过程，认为个体在日常交往、生活和游戏等活动中积累了大量经验，此为从具体层面的经验发展为高水平的知识，通过语言来实现的概括，形成意义明确的理解，并且能够有意识地应用，这是知识由下而上的提升。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形成了丰富的以语言符号形式出现的文化知识，这种知识直接运用到具体的经验领域，这是知识由上而下的应用。人的活动包括外部、内部两种形式，内部的心理活动源于外部活动。所有高级的心理机能都是以外部动作的方式首先得以表现，然后要经过多次性的重复来强化，才能够内化为个体内部智力的有机部分。活动是内化的中介，心理因活动而形成，心理是意识发生、发展的基础。同时，内有的智力动作也能够外化为实际动作，使主观见之于客观。学习就是一个文化参与的过程，通过参加共同体的活动来内化知识。
歌德曼认为，语言使用者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应该主动地进行选择和诠释。语言意义的模糊与不确定、自然语言与逻辑语言之间的矛盾、语言的主观性，决定了语言的建构性。他认为人的真实世界不能离开语言符号与人类思维活动。世界“其实是由大脑通过语言等符号系统的象征性活动而建构的产物。我们通过语言思维，认识到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并把它们进行分类，建构出我们认识的‘世界’”[28]。如果说没有语言和思维对世界的描述，就只能看到一片混沌。只有思维和语言文字符号才能使人产生的认知更加生动形象，语言的构建具有社会性。
建构主义理论不同于主客体二分的认识论，不是一种简单的在对象性关系中的把握，而是在关系互动之中建构意义、生成思想与转化为行动，它认为个体不是被动地接受影响，而是具有主动性，知识、观念与思想的形成是相互建构的结果。其对思想的研究可提供建构的理论视角，增强了对思想形成主动性与交互作用的主体间性的理解。
当然有关思想研究的理论基础，还有如社会人、经济人、观念人等假设的人性理论，弗洛伊德、阿德勒、弗洛姆等的人格理论以及群体动力理论等等都可为有关思想的研究提供理论的基础。
（三）工具书关于思想的界定
《说文解字》中有关“思想”的解释主要是从字的形状构成来解释，认为“思”为“心之田”；“想”为“心之相”，强调“思想”与“心”的密切关系。《辞海》中对“思想”的界定为，一是思虑，二是想念，三是“思维活动的结果。属于理性认识。亦称‘观念’。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具有相对独立性，对社会存在有反作用。正确的思想一旦为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29]。《现代汉语词典》将“思想”界定为：一是“客观存在反映在人的意识中经过思维活动而产生的结果。思想的内容为社会制度的性质和人们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在阶级社会中，思想具有明显的阶级性”[30]。二是念头，想法；三是思量。《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中将思想界定为：“与观念同义”[31]，是相对于人们感性认识的理性认识的成果或产物。思想可以表现为“通过概念的联系，概括地说明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的理论原理，也可以表现为观点的综合的理论体系”[32]。《哲学大辞典》中也界定思想为“观念”：是指社会意识的一部分的观念及观念形态；思想为理性认识；认为“思想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对客观存在的反映”[33]，这一反映是否正确，只能通过实践的检验。《不列颠百科全书》直接将“thought”翻译成“思维”，认为与“thinking”同义，是“对由体内引起的内在刺激或由环境引起的外在刺激作出的内隐的符号性反应”[34]。认为思维在内部活动和外界刺激之内起到中介作用；可以分为充满想象与幻想的表现性思维，以及具有指导和训导作用的逻辑性思维。《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将其界定为“思想通常是我们心中意识到的东西”[35]。这些权威工具类辞书的定义，是从哲学角度与日常生活的角度进行的概括与总结，可谓见仁见智。
（四）西方关于思想的研究
西方主要是以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为线索来探讨思想。自巴门尼德提出“思想与存在是同一的”箴言后，思想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成为人们追问的目标。“可以被思想的东西和思想的目标是同一的；因为你找不到一个思想是没有它所表达的存在物的。”[36]“思想与存在是同一的”，道出了思想与存在共属一体的密切关系：思想是存在的一个环节，其从属于存在，是构成完整存在的一部分；而离开思想，存在也不成其为存在。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对思想对象进行了不同的分类：“在有些例中知识是思想对象。于制造学术中，我们倘不管物质，便以事物之‘其所是的是’为思想对象；于理论学术中，则公式或思想活动为思想对象。于是，这里在非物质整合上，思想不异于思想活动，思想便合一于思想对象。”显然，思想与存在只是停留在经验的同一性上，自在的存在与范畴的形式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正如黑格尔所言：“亚里士多德思维着对象，而当对象是以思想的姿态存在时，它们就是真实的；这就是它们的ousia本质。”[37]
思想与存在就是普罗提诺所界定的三个本体之一“理智范畴”。两者具有不可缺少的性质。他认为理智既是思想活动，又是思想的对象。思想活动因思想对象的存在而产生的，思想对象又赋予思想活动以存在。思想活动可区分出动和静的性质；而思想对象则是异和同。思想以其运动产生思想对象，以其静止来保持自身位置不变。思想对象既存在差异，又具有同一性，否则不会成为同一个思想活动的对象。
笛卡尔著名的哲学命题“我思故我在”，开启了西方的理性主义。他认为思想是存在的证明，思想的主体即思维着的主体是不容置疑的存在。“思”就是沉思，就是感知与思考。思想就是一路照耀的光芒，就是精神花园中长青的叶子。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的序言中写道：“即正是这些也作为物自体自身的对象，哪怕不能认识，至少还必须能够思想。”[38]他认为：“要认识一个对象，就要求能够证明它的可能性，但我可以思想我想要思想的东西，只要我不自相矛盾，也就是只要我的概念是同一个可能的观念，虽然我并不担保在一切可能性的总和中是否会有一个对象与它相应。”[39]思想在康德哲学之中是知性的能力，是理性的人所具有的能力。既具有“规定的判断力”，又具有捕捉非思辨的、无限超验的认识对象的能力。
黑格尔将“思想”理解为理性认识的过程与结果，他认为“当精神一走上思想的道路，不陷入虚浮，而能保持着追求真理的意志和勇气时，它可以立即发现，只有‘正确的’方法才能够规范思想，指导思想去把握实质，并保持于实质中。这样的进展过程表明其自身不是为了别的，而是要恢复绝对的内容，我们的思想最初向外离开并超出这内容，正是为了恢复精神最特有的最自由的素质”[40]。显然，在他看来，精神与思想是不同的两个概念，精神包含着思想，思想是理性思维方式的产物，思想能够把握实质。他指出：“精神的内在核心是思想，并且只有精神才能认识精神。”[41]他认为，思想的主体是人，思想是共相，共相是真实。人的思想活动要通过经验世界并完成理念发展的精神历程。在他看来，“思想”是一个包容性的概念，是通过“我”得以表现，“我”因为有着多种多样内在的和外在的内容而成为能够感觉的“我”、能够表象的“我”、具有一定意志的“我”，多种的“我”有机地统一，构成人所特有的主体性。同时，黑格尔认为，哲学是“对思想的思想”，是思想以自身为对象从而反过来思之的“反思”。他批判了两种不可能很好反思的思维方式，一种是表象思维，一种是形式思维，这两种思维都无法对“思想”进行真正的反思，而只能是关注于经验材料或者形式。他认为思想不完全是主观的，还具有客观性，它既是我们的思想，也是对象性事物的本质所在。他认为人是有思想的，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就在于人有思维，而人的思想形成是经过思维过渡而来的，是思维超越感官的锁链、从有限而达到无限的过程。思想是思维与存在的有机统一，其具有客观性，它不仅是我们的思想，而且是事物本身，或者是对象性东西的本质。
“思想”在海德格尔看来，是存在的现象，是对存在的追问与澄明。“思想的道路——思辨的和直观的思想的道路——需要可穿越的澄明。则在这种澄明中才有可能显现，即在场的状态本身之可能的在场。”[42]思想具有预备性的特征，是在存在中为转变做准备。思想具有理性与非理性之分，强调思想的前在基础，同时还有对思想本体的追问。思的任务就是“放弃以往的思想，而去规定思的事情”[43]。海德格尔将思想与人的存在合二为一，要求人们从无根基的、虚无的、非本真的存在之中挣脱出来而本真地生存，直面存在的思想，要求体会、看护着存在，思念着存在。
曼海姆从社会意识形态的角度探讨思想作用，认为所有的社会皆存在着危险的思想，思想有时是危险的甚至是颠覆性的，“因为思想是一种催化剂，它能够打乱常规、移风易俗，破坏信仰，引发怀疑”[44]。“思想是社会与文化变动的格外敏感的参数”[45]。生活中的思想的最重要的作用是在必须要做出决策时能够为行为提供指导。为了行动，人们需要一定程度上的自信与从思想上的自我把握能力。思想的任务绝不是静止地思考，而是要学会做到能动地、全面地思考，才能够在众多选择所带来的不确定中找到一条出路。他认为思想上的危机不是简单的某一单个思维立场的危机，而是在其思想发展过程中已经达到的某一个阶段的整个世界的危机，而这不是思想的无能，而是思维不断质疑自己取得的发现、不断纠正自己的必然程序。他认为：如果一种思想的状况与现实的状况不一致的话，那么这种思想的状况就是不切实际的乌托邦。这种乌托邦使包围他的存在永远不是存在本身，这些观念就是“超验的”“非真实的”。思想与存在之间必然存在某些紧张的状态，这种乌托邦思想只能是无声地发挥作用的因素，可能唤起过去已变得具体化的力量与思想，或者已创造出这些成果的精神。“思想不是梦想和意愿，不是绝对领域传送来的想象的命令；它们有其自己具体的生命，在整体过程中起明确的作用。”[46]他认为思想是有生命的存在，是与社会现实相联系的存在，思想只要不合时宜就会消亡，而当达到了社会进程的某一结构状态时就能够被实现。如果与现实没有这样的关联，就只能是令人困惑的“意识形态”。
分析哲学的奠基人弗雷格分析思想在句子中的呈现，认为“我称思想为某种借以考虑真的东西，并不是要以此给出一个定义，我把假的东西同真的东西一样也算作思想。这样我可以说，思想是一个句子的涵义，但这不是要声称，每个句子的涵义都是一个思想”[47]。认为思想是不能由感官所感觉的东西，而是真的东西，思想具有可表达性，句子所表达的内容是思想。他认为，“思想”不单纯是人思维的主观活动，还包含着思维的客观性内容，它可以是许多人共有的东西。即思想具有共享性，是独立于表象与外在事物的特殊抽象实体，不同的人都可以拥有同一种思想。思想具有内在性，是可以被感受、理解、把握的。他认为由人的内在世界而形成的表象不可能被看到、摸到、闻到、听到与品尝，但是可以被人所拥有，如人们的感觉、感情、情绪、倾向、愿望等等，都可以成为意识的内容；而表象需要有一个承载者才能持久。但人不是思想的承载者，如果从把握思想的角度，人就是承载者。他认为，人们具有把握思想的一种特殊的思维能力或者精神能力，在进行思考之时，“我们不是制造思想，而是把握思想。因为我称之为思想的东西与真有密切联系”[48]。他认为一个思想是真的，与这个思想是否被考虑没有关系。思想具有客观性，其来源是外在的，客观地表现为真或假。当人们的思想被把握时，首先会引起内在世界的变化，但思想自身的本质核心没有任何影响。这个思想既不属于我的内心世界，也不属于感官上可感觉的外在世界，但是人的感觉印象的确是属于自己的内心世界。他认为，思想不是人们所习惯称之为现实的东西，思想具有非时空性，其不会因为时间与空间的变化而产生改变。凡现实中没有给定时间的，就没有完整的思想，或者根本没有思想。“只有以时间规定作补充并且各方面都完整的句子才表达一个思想。”[49]所以并不是所有的句子都表达一个思想。但是思想又不是完全的非现实的，思想的现实性与事物的现实性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性质。思想的作用是通过思考者的活动而产生的，否则没有任何作用。
莫兰提出了与简单性相对应的复杂性思想，认为其主要是克服简单化思想所带来的幻觉，能够形成与现实进行商讨、对话与谈判的方法，是一种多维度的思想，是能够正视内在矛盾、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的思想。他认为简单化范式是在分离的、还原的、抽象的原则之下形成的，是笛卡尔提出的西方社会的理性主导范式，它使能思维的主体与具有广延性的事物得以分开，也就使哲学与科学分离。这种分离性思想本身，形成了清晰与相区别的真理原则，在当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这种简单性的思想削弱了科学认识与哲学思维之间的交流，是通过消除多样性来实现抽象的统一，这种将主体与对象分离的做法，造成了科学研究中人的缺席。简单化的思想无法形成一和多的统一，要么会简单地实现抽象的统一，要么形成简单的并列。他认为“思想的古代病理学表现在给予神话和思想所创造的神祇以独立的生命。思想的现代病理学存在于使人对现实的复杂性盲然不见的超级简单化中”[50]。这种简单性思想会使人类付出惨重的代价。他认为生命不再是简单的实体，而是一个异常复杂的、依赖环境的、自主性的组织现象，生命活动就是自组织的过程，这个过程充满了矛盾的复杂性。人脑与电脑相比的一个突出的优势就表现为，人脑是带着不充分性和模糊性工作，是其超越电脑程式化工作的重要方面。人是一个生物的存在，同时又是文化的、超生物的存在，其生活在一个充满语言、观念、意识的世界中，主体与对象处于相互构建之中，“我们注定具有不肯定的思想，充满疑点的思想，没有任何绝对的确定性的基础的思想”[51]。复杂性思想只能给我们提供一种解决问题的策略帮助，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现实是变动不居的，任何情况都可能出现，从而更好地应对现实的复杂性。
因此，无论是思想与存在是合一的，还是思想是存在的一部分，思想是理性认识的过程与结果，句子是一种思想的呈现，抑或是复杂性思想，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对“思想”进行的探究，都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思想”的涵义，而且这种探讨表现出渐进深化的趋向。
（五）国内关于思想的理解与研究
1.古代对思想的运用与理解
“思想”一词在我国古代主要强调的是“思”，即思考与反思。孔子强调：“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52]其中的“思”就是要用心地、多角度地反观自省，其表现出一种君子的审慎的生活态度。“学而不思则罔”中的“思”就是思考的意思，只有思考才能冲破疑难迷茫的重雾，才能学有所得，“思”理所当然是获取新知的重要途径。孟子有曰：“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53]认为只有用心思索才会有所得，这里的“思”不是随意性的思。“见贤思齐”“三思而后行”“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思”绝不是不经意的一闪念，而是深思与熟虑，是再三的反省与反复的掂量，是德性养成的基本方式与为人处事、成就学业的基本要求。“思”在古代折射出了儒家对生活真谛追求的执着与高尚德操向往的迫切，是人主体参与的方式、主体作用得以显现与发挥的基本途径。古代的“思”还具有想念的意思，多见古诗词等文学作品之中，常见的词牌名就有《长相思》。
2.“理则学”对思想的研究
20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现了几个版本的对人思想引导的《理则学》，对思想进行了较为具体的研究。“理则学”又被称为是“伦理学”，不仅是思想的准绳，而且是行为的规范。
《实用理则学八讲》是以传统文化为论证的基础，通俗地讲解了什么是思想、思想的功能与构成的条件。其观点为：思想是一种心理现象，与知觉、欲望等相同，在心理现象中具有主要功用；人具有动物所没有的思想能力；所有的文化现象都是依赖思想而发生、依靠思想来推进。“辨与义”都是思想的功能；思想有正确、错误与荒谬之分，有益于人生、社会、国家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正确思想要有三个条件，即为三要：“一是切合事实，二是辨别同异，三是众端参观。”[54]指出了思想与行为的关系：“行为既受着思想的指导，思想便成了行为的本源，所以必须本正源清，而后行为方可不流于邪僻。”[55]其将思想的对象分为客观的事实与主观的价值两大类。思想的实用价值在于使人具有切合实际的理想。
雷香庭的《理则学纲要》认为理则学不仅是伦理学，而且也可以称之为“逻辑”。认为“求学志在明‘理’，但明理要有明理的法‘则’”[56]，主要是以思想逻辑形成的角度来探讨思想，是对思想方法的研究。认为思想的核心在于思考，探讨了什么是思考，思考与人生的关系，概念的种类，判断、推理的形成、要求与方法，归纳与演绎的关系及应用等等。认为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在于有知识，而知识是思考的产物，思考是人类所独有的能力，也是人们所共有的能力。如何思考，是发现真理和解除疑难的根本所在。思考，是“心理上知、情、意三种精神作用之‘知’的一部。和感觉、知觉、记忆等直观作用，同为一种认识作用。但思考，又须以感觉、知觉、记忆等直观内容为基础……就是以直观时所得的事物的具体印象为基础，而在直观作用上加了比较、分析、辨别、综合等反省作用”[57]。思考是将现时所存在的直观感受与过去的所形成的经验“连贯起来想的一种心的活动”。[58]思考是由概念、判断与推理三种要素相互作用的过程。思想则是思考的产物。
陈祖耀等的《理则学》提出理则学是以人的思想为研究对象，认为思想“乃是对于一事物的性质及其与其他事物的关系的论定”[59]。一个思想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完整系统。思想与思维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思维是思想创造进行时的活动，而思想则是思维得来的结果”[60]。提出了“思想律”即同一律、矛盾律与排中律，对概念的内涵、外延与分类进行了界定，对命题、推理的结构、形式、种类等进行了探讨，对归纳推理的过程、规则与方法，以及论证与谬误皆进行了论证，实际上也是对构成思想基本形式与内容呈现规律的探讨。
吴俊升等的《理则学》反对那种只是单纯研究思想的法则，认为思想与行为应该是合一的，思想必须借助行为来进行表达，思想本身无法直接应对环境，因此，研究思想，必须与行为相结合。行为分为本能、习惯、模仿、试行错误、思想的行为。认为“思想的行为”是人类所独有的，能够考察所处环境的变化，“根据已知以推及未知，再根据推知的结果，加以试验，最后能得到正确的判断”[61]。其将思想分为广义与狭义。广义的思想是指“一切广泛的思想，如‘回想’、‘追想’、‘猜想’或是‘胡思乱想’之类”[62]，而狭义的思想专指“反省的思想”。这种反省的思想是以客观事物为基础、遵循一定的思想法则而进行的思想活动与结果，是反复推求、审慎周详思考的结果。思想的功能包括推测未来、使行为超越机械、增加事物的意义、指导行为。一般思想形成的程度大致分为暗示、问题、设臆、推演、实证五个步骤。获得正确思想的条件为：不可为成见、爱憎所蔽，要掌握娴熟的推理法则、养成慎下结论的态度。同时该书对观察实验、推理、实证等进行了论述，对知与行的关系进行了辨析。
这些“理则学”对思想的研究，主要还是聚焦于思想逻辑形式的研究，追求思想准确的表达，尚未将思想放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之中。
3.思想史中对思想的界定
思想史学家们所编写的思想史里的思想，不是我们所理解的一般意义上一般人的思想，而是重要人的重要观点、主张与理论。能够进入思想历史载入史册的基本上是历史精英的思想或者能够反映与再现历史的那些有代表性的思想。葛兆光先生反对这种精英史式的思想史写法，他指出：“人们都在思想，无论这种思想伟大或是渺小，也不管这些思想能否进入记忆或被人遗忘，它们与那些后来想起来就肃然起敬的思想一样，曾经在同样流逝的历史时间中存在过。”[63]他认为思想史应该对所有的思想进行平等的扫描，这是对思想史的写法上提出的要求，而这种平等扫描的方式显然是一种理想的方式，更是难以做到的方式，因为书写思想史的人总会根据自己的偏好与思路来进行取舍，总会受到一定的认识视阈与价值观的影响。他也试图在写作思想史时注重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其间接地表达了每个人思想的存在，他认为一般思想在思想史上应该享有一定的地位以还原历史的真实。但事实上没有被记载、没有被一定载体呈现的仍然不会是思想史上的思想。他认为构成思想史“思想”的要满足三个必要的条件：第一，一定要超越了实际的生活和生产的具体意味；第二，要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与抽象性，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认同认可的，而且不止说明一个事实的观念；第三，必然要有符号记载或者是图像进行显示，即一定能够记载下来的。他是从历史承载思想的角度，将那些抽象的、普遍的被语言或其他载体记载的观念称之为思想。
钱穆先生则从思想问题构成历史的现实角度对“思想”进行了界定，他在讲中国思想史时谈道：“所谓‘思想’，即指次第相续心而言。一个人为了考虑一件事，每每会想到几分钟、几点钟、几天、几个月，次第相续下去。这就是思想。”[64]他强调的是思考过程的连续不断，只有萦绕于头脑持续不断地思与想，才被称为是“思想”，准确地说就是思想过程或思想活动；他认为思想体系是由两种方式形成的：一是由问题的大处想至小处，或由一小问题逐渐推至大的问题；思想上的派别主要是针对同一问题的不同的观点与思路所造成的；而思想史则是思想问题每每延续、次第相续的结果。显然他所认为的“思想”是针对一定的问题而持续展开的思想活动与过程，问题是思想产生与形成的原因。
4.有关思想的哲学探讨
冯友兰先生通过分析孟子的“心之官则思”，认为孟子重视思而忽略了感，他认为：思与感是相对的，思是心的重要的活动，但是心不仅能思，而且心也能感。他通过比喻形象地界定了“思”与“想”的区别，认为“幻想或昼梦，可名为想，不可名为思。思与普通所谓想象亦不同。我们于不见一方底物之时，我们可想象一方底物。但‘方’则不可想象，不可感，只可思。反过来说，一方底物，只可为我们所感，所想象，而不可为我们所思”[65]。他认为思的活动，是对经验所做的理智的分析、总结与解释，而解释也只能是在思考之中才能够形成与进行，也只能在思考之中才能够真正地理解和领会。从思的程序来看，分析之后才是总结。显然，冯友兰先生的“思”是在经验基础之上的思，是理性认识，而“想”则具有感性，是想象与幻想。为我们更好地理解思想提供了范式。
孙正聿先生从哲学的角度探讨人类思想，探讨哲学的基本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他认为人类思想的哲学维度主要是把握哲学层面的思想自我反思。他认为：“思想的自我反思有两个基本的层次：一是思想对自身的思想内容的反思，二是思想对构成其思想内容的根据和原则的反思。思想对自身内容的反思，是一切思想的共同任务之一。人们在思想活动中，总要不断地对思想进行再思想、再认识，以求得思想的拓宽与深化。”[66]他认为哲学反思的特殊性在于对思想根据和原则的反思，哲学反思的中介是对思想内容的反思。任何思想或者观念都有其形成的根据和原则，而这种根据与原则就是思想形成的“看不见的手”，“它是以文化传统、思维模式、价值尺度、审美标准、行为准则、终极关怀等形式而构成思想的立足点和出发点。这种思想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是作为一种既定的（既成的）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性而隐含在思想过程中，并对思想构成其自身的进程与结果发挥逻辑的强制性力量——由既定的思想逻辑支点出发而形成特定的思想”[67]。他认为思想构成其具有隐匿性和强制性两个最基本的特点，哲学的反思就是要揭示思想自身所隐含的“幕后的操纵者”与审视“前台的表演者”，从而敞开人类思想自我批判的空间，推动思想的解放，推动社会的进步。其所探讨的思想的立足点与出发点、思想的两个基本特点对我们理解与研究思想有指导作用。
5.思想政治教育有关“思想”的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书籍与文章很多，但是真正涉及“思想”较少，且不系统，主要是围绕着思想与心理的关系、思想的界定、思想的特点及思想形成过程几个方面，具体如下：
（1）思想意识与心理的关系
学者们基本上认为思想、心理皆是大脑的功能，是大脑对客观现实的能动反映。“思想、心理和意识这三个概念具有相通性。总的来说，心理是思想的基础，同时又渗透在思想中。”[68]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问题不只是思想觉悟问题，还存有心理问题；教育互动过程伴随心理活动。因思想与意识的一致性，称为思想意识。“心理是思想意识形成的基础，思想意识是心理的高级形式。”[69]思想意识与心理之间就形成了一种互相渗透、转化、影响、制约的事实和规律。但是意识与思想又不同，从表现形式看，意识更多表现为过程，也为结果；思想表现的是结果，是人们将客观存在纳入意识进行思维的结果。思想形式即是观念，如人生观、道德观等等。从作用角度看，心理是个体在生理基础上的心理精神状态，对于行动的支配是具体的、即时性的，而思想是理性认识的核心部分，对行为的支配是持久的、整体的。
（2）思想的界定
有关思想的界定主要出现在部分思想政治教育著作中，认为思想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思想“是指一切心理和思维活动及其成果的总称”[70]。狭义的思想“是指对客观事物的理性认识”[71]。这种狭义的思想往往就是思想政治教育领域所应用的概念。
易仲屏在探讨思想政治工作学的范畴时，认为思想“是指人脑对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自觉的、能动的反映，是支配人的行为、态度的主观因素的总和，是人的思想政治素质与立场、观点、方法的表现形式”[72]。其从思想与行为关系角度，认为新思想是思想和行为间相互作用的产物，“思想与行为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思想指导行为，行为深化、完成思想，行为的结果检验着思想，又形成新的思想。行为是思想的继续，新思想又是行为的结果”[73]。
仓道来归纳了现实中存在的三种不同的“思想”界定。一是将思想理解为一切精神现象，思想是指人的主观精神，“思想就是意识、精神、观念。它包括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人的动机、目的、兴趣、需要、情感、意志等属于思想”[74]。二是将思想理解为理性认识。三是将思想理解为认识的过程和结果。张绪元等从大脑接受信息的角度，认为思想是信息，思想的本质就是脑细胞的活动。
张增孝将思想政治教育中思想的概念从原来的只是聚焦教育对象的思想，引申到整个教育过程中的所有的思想。他认为思想不能只限于教育对象一方面的思想，应该包括：（1）“所有权主体即党的‘思想’（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策略）”。[75]（2）执行主体和接受主体，即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思想”。（3）媒介主体，包括载体、手段、方式和方法的“思想”。（4）效益主体，即教育结果的“思想”。[76]而教育者“思想”应该具有权威性和真理性，因为教育本身就是一种权力。
徐志远等从物质与精神、思想与意识、思想与理性认识的关系入手进行分析，认为思想“是主体对自身的社会存在及其与周围客观世界的关系的主观反映，是为了适应主体生活的需要，在社会实践中通过大脑对输入的外界信息进行整合后的产物。它属于精神、意识现象的一部分，但不是它们的全部；而理性认识又是人的思想的一部分，因为人的思想还包含许多感性认识”[77]。
（3）教育对象思想的形成
思想政治教育者的角色就是“一定思想价值的代表者和引导者，是‘凝聚’了和‘活化’了的思想价值”[78]。这一教育过程，就是教育者施加有关价值影响、教育对象根据所形成的思维模式进行理解与内化的过程。是“教育者根据一定社会思想品德要求和受教育者思想品德形成发展的规律，对受教育者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教育影响，促使受教育者产生内在的思想矛盾运动，以形成一定社会所期望的思想品德的过程”[79]。陈万柏认为人的思想品德是“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思想品德的形成、发展过程是其外在因素制约和内在因素转化的辩证统一的过程”[80]。思想品德形成的内在因素，是由认识、情感、意志、信念与行为因素构成，知、情、意、行四个因素相互渗透、相互促进与相互制约。而外在因素主要是个体所处的社会环境。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是各种思想的矛盾、交锋与冲突的过程，有的研究认为思想是一个矛盾，是主观反映客观的结果，“思想的产生就是解决矛盾，就是解决主观与客观、知与不知的矛盾”[81]。研究者普遍认为思想的产生经过两个阶段：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
（4）思想的特点
苏振芳认为：思想作为人们的一种精神活动有着能动性和主体性的特点，作为社会意识又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阶级性。思想因主体的不同而不同，因主体的变化而变化。杨芷英认为：思想具有能动性、主体性、可塑性、传递性的特点。[82]赵言舟、王贤章等认为：思想的特点表现为主体性与客观性、稳定性与可变性、内隐性与外显性、排他性与吸收性、时代性与承启性。[83]赵言舟等对思想的特点进行了展开论述分析，前两者只是简单一提，没有具体分析。
（5）思想运动的过程与规律
刘芳认为：从思想产生的角度，思想运动起始于实践，但从思想运动本身来讲，思想运动开始于人的感觉，通过实践，认知主体感觉到事物，也就获得了感性认识，也就有了思想运动的基础和内容。而这个感性认识往往具体表现为思想问题，思想问题与实际问题又有机地交织在一起，“思想运动不单只是解决问题，同时还发现问题甚至创造问题”。[84]思想运动的展开过程，就是运用已有的思维能力和知识积累解答问题的过程，思想运动的结果就是获得知识与能力。他们认为思想的形成和转化是人思想的运动形式，都是通过归纳、演绎和分析、综合等思维方式获得的思维结果。人的思想运动具有持续性、普遍性与渐进性的特点。思想运动则形成这样的规律：社会存在对人的思想运动具有基础作用，实践是根本动力，社会教育起引导作用，心理因素具有影响作用。杨芷英认为，客观外界事物作用于人们头脑产生的思想因素有三类：包括物质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的物质因素，国家政权、政党组织、政治路线等政治因素，理想、信仰、道德规范、科学文化等精神因素。[85]赵言舟等认为思想产生的规律表现为：一是外界信息内化律，其经过接受外界相关信息，变为价值信息，然后内化才产生新思想；二是思想矛盾斗争律，这一过程由思想矛盾的形成，到矛盾的激化，再到解决矛盾才产生新思想；三是知情意行作用律，是个体认知、情感、意志、行为作用的结果。[86]
可见，思想政治教育中思想的研究，还只是少数研究者而为之的事情，其中多数探讨的思想往往是知识层面的理解，或者借鉴心理学与行为科学等知识的成果，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场域中的思想，主要是教育对象思想特点与形成，是从主体地位与目标实现的功利角度考虑问题，考虑的内容基本上是思想品德的形成及规律。因为视角的原因，往往在反映思想运动、变化的整体性与复杂性的规律方面存有不足，但是其聚焦思想的基本研究成果，如思想的特点、思想行为的规律等等皆可以为思想的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领域有关人性、主体性、主体间性及有关教育规律的探讨等皆为思想研究提供了可借鉴的重要资源。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赵言舟等著的《思想学》，尽管也是立足思想政治教育视角，但是其对思想的特点、功能、产生的规律等方面的研究，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因此，国内有关“思想”的探讨，着重于“思”与“想”的分别理解、思想的内在形式逻辑及与行为间关系的探寻、从多种学科的维度去界定与把握“思想”的涵义，为本文“思想”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综上，尽管历史上中西方对“思想”的认识与理解不同，东方多是从体用的角度进行的界定，重视思想的应用，重视个体的反思与内省，重视人的内在精神境界的达成，重视感性经验基础之上的“思”，而且是再思、反思与后思；而西方更多是从哲学的角度来探讨思想与存在的关系，主要还是为了“认识你自己”的永恒主题。“思想”一词的涵义总是会受到人们认识的视角，以及对世界、人生与自我认识能力的影响。从哲学上的“思想”到现实生活中的“思想”，到“思想”本体的追问与澄明，实际上也是人们不断进行自我确认的过程。“思想”也就具有面向未来敞开的开放性与无限性。它是一种特殊的实体，是一种既可以触摸但又触摸不到的存在。
由此可见，有关思想研究的基础性理论与指导思想已经成熟，可为思想的研究提供理论的视角与研究立场。尤其在国外已经出现了对复杂性思想的研究，考虑到思想逻辑与组织的复杂性，认为思想组织的有序化与无序化同样增长，随机性与不确定性总是伴随于人们思想活动的过程。国内学者也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思想的含义、本质与功能，甚至是思想行为活动的过程与规律。这些为思想的研究奠定了较好的文献研究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