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基于康德哲学的哲学的使命
康德对于哲学使命和体系的理解是建立在沃尔夫哲学的相关理解的基础之上的。但是，有不少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的原因很好解释，这是由于批判哲学的研究成果所造成的。需要指出的是，康德实际上并没有明晰地、深入地考虑批判哲学给哲学发展所带来的深远影响。因此，我们现在就结合康德的相关论述，梳理一下这些影响究竟体现在什么地方。
就哲学的对象而言，我们已经说过，沃尔夫把哲学定义为尘世的智慧或世界智慧，以便与研究彼岸世界的神学相区分，并且认为哲学研究的是世界万物的原则或第一原理。在这些问题上，康德与沃尔夫的理解有一致之处，但内涵上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康德认为，一门科学必定要以某个理念作为基础。为什么这样说？这是因为科学都是系统的知识，是一个成体系的原理的整体。从先验哲学的角度来说，感性不可能给人们提供这种系统的统一性，它的来源只能是理性——严格意义上的理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切的科学都离不开理性，都是以理性为前提的，是理性对于知性所形成的判断的系统化。那么，作为理性的概念，在科学的系统性上起作用的是什么样的理念呢？人们又是凭借着什么样的理念的要求，于经验研究之先，为判断提供了一个总体的形式的要求呢？对于康德来说，“理念”总是超验的，在经验之中绝不可能有与之完全相符的对象。“理念”是有条件者的总和所构成的无条件的总体，它的基本特征就是目的性或者说体现理念的对象应该作为有机体而存在。“理念”其实只有三个：“上帝”“自由”和“不朽”。[16]“上帝”关乎的是神学，“不朽”关乎的是道德，因而只有“自由”涉及的是知识问题——尽管它最终也是与道德相关并作为道德和宗教的基础存在的。从知识的角度说，自由问题的研究所依据的是世界概念。当然“世界”这一概念也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经验的世界概念和超验的世界概念。前者指的是由现象所构成的相对的总体，是随着人类经验认识的深入、拓展而得到充实和丰富的；后者则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绝对的整体。只有前者才是知识的对象。尽管如此，对于后者的理解或者说对于超验世界的理解仍然在经验世界知识中发挥着引导性的或调节性的作用，这并不是你愿不愿意的事，而是这种意识肯定在起作用。由于在经验认识之前，人们已经将世界理解为一个合目的的整体。因此，在经验认识中，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依据同类型原则、特殊化原则和连续性原则，[17]力求不断扩大有关研究对象的知识的深度和广度，并尽力将现有的知识系统化，找到现有知识的相关联之处，使之达到一门系统的科学的要求。也正是这些原则、最终是关于世界的先验理念的引导性作用，才使得人们不满足于现有的知识，鼓舞着人们向着更高的目标迈进。由此可知，一切的经验知识都必定以哲学所提供的合目的的世界观作为预设。因此，哲学与经验知识并非水火不容。
现在，已经出现了两种理念。一种是最严格意义上关于世界整体的理性概念；一种则是有局限性的一门学科的相对具体化的理念。由于任何一门经验科学都永远不可能达到绝对的完备性，就是说，不可能穷尽这方面的经验知识并使之完全系统化。因此，将一门科学所涉及的所有知识予以掌握并形成系统完善的理解，从而使这门科学在内容上不再有任何的增加和丰富只是一个理念。而在所有有关经验世界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形成关于世界的绝对完善的理解，这同样是一种理念。前一类理念构成关于某一门具体科学研究的终极目的，后一种则是哲学的对象。无论哪一类理念，其实都不是人们一开始就明确意识到的。按照康德的说法，一开始总是只有一个模模糊糊的总体性和系统性的要求，只有经过艰苦的劳作、经过长时间几代人的辛勤研究，一门科学的理念才能较为清晰地显现出来。因此，对于康德来说，在科学研究中，根本就不存在也不应该存在什么能够给对象具体立法的所谓的“天才”。人们对于一门科学的把握、完善，总是一个过程，而且永远都处于过程之中。从自发到自觉（把握了一门具体科学的理念）是一个过程，在这个理念的指导下进一步完善这门科学同样永远是一个过程。到目前为止，我们达到了这样的理解：不仅每一门具体的科学都要求知识的合目的性或者说是完备性，而且整个的关于世界的知识同样要求这样的合目的性或完备性。因此，一切具体的科学知识都是为着整个的世界的目的而存在的。
遵循莱布尼茨的划分，康德认为，如果不考虑知识的客观内容而仅从主观上来看，知识可以分为两种：历史的或出自事实的知识；合理的或处置原则的知识。显然，前者是直接或间接的经验知识，是从事认识的具体个体学习而来的知识，而理性知识是哲学知识或者是数学知识。数学知识的基础是纯直观，那么哲学知识呢？康德认为，哲学知识以世界概念为根据，而世界概念首先表达的无非是一切知识逻辑意义上的系统统一性。“从这方面来看哲学就是有关一切知识与人类理性的根本目的之关系的科学，而哲学家就不是一个理性的专门家，而是人类理性的立法者。”[18]康德对于哲学的这一定义需要进一步解释。因为，这里存在一些疑问：既然哲学知识以世界概念为根据，那为什么不以世界概念作为研究对象呢？为什么研究的却是“一切知识与人类理性的根本目的之关系”呢？此外，人类理性的根本目的又是什么呢？
这一定义其实就已经充分体现了康德哲学的革命性变革了。因为，依康德的看法，在他之前的哲学其实追求的就是对于世界的最完善、最完备的认识。康德的这个说法是符合西方哲学发展的历史的。因为从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以来，哲学，更准确地说形而上学或第一哲学，就是以认识世界的第一因为根本目的的。而对于世界第一因的研究，其前提就是对于世界形成系统完善的认识。至于逻辑学、伦理学则都必须依附于形而上学的结论，善必须以真为基础。比如说，亚里士多德认为努斯是第一因，因此，最高的善就是对努斯的沉思。还有一个典型人物就是斯宾诺莎，对于他来说，获取关于世界的真观念才是最为重要的。没有真观念，幸福就没有基础。甚至一切以幸福为最终目的的经验主义伦理学，也必须以对世界的真理性认识为前提。没有对于真理的认识，行动就不可能成功，欲望就不可能得到满足，那就谈不上得到幸福。但是康德开始反思这一问题：我们为什么要研究这些东西？他发现，其实理性超出经验之外思考这些超验的东西，比如意志自由、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朽，其主要兴趣并不在于思辨或理论认识。“这三个命题对于思辨理性来说任何时候都仍然是超验的，而根本没有什么内在的，亦即为经验对象所容许的，因而以某种方式对我们有用的运用，而是就其本身来看是毫无用处的，但对于我们的理性来说还是极其沉重的劳作。”[19]就像康德所说的那样，即便是我们知道了意志自由又能怎么样？我们还是必须用永恒的因果法则来解释我们的经验性的行动；灵魂即便是不朽的，它依然既不能用来解释经验的心理现象，也不能使我们知道来世灵魂一定会怎么样，因为我们并没有来世的经验；即便是证明了上帝存在，证明了这个世界是上帝安排的有秩序的合目的的整体，对于人们的特殊性的经验认识来说，也帮不上什么忙。事实上，今天那些抱有哲学无用论观点的人们，也同样是基于把哲学看作某种特殊的、应该对功利性实践有用的知识的立场上，视事实存在的哲学为夸夸其谈的屠龙之技。因此，康德认为，理性对于超验知识的兴趣其实是实践方面的。“一切通过自由而可能的东西都是实践的。”[20]这就是说，理性关于超验问题的研究，并不是为了扩充人们的知识，也并不能扩充人们的知识，而是出于道德方面的考虑。即“如果意志自由，如果有上帝和来世，那么应该做什么。”[21]
人类理性的根本目的是实现至善或道德的世界。道德世界的特征就是有德者有福。每一个人都严格按照道德法则行事，同时也由于自己的德性的高低而享有程度不同的幸福。[22]但是这个道德世界只是一个理念，因为它完全不考虑喜好对于每个人的影响，这里所谓的喜好其实就是基于人的肉体存在所产生的对于幸福的欲求。至善王国甚至不考虑自然可能带来的不利条件。比如，能够毁灭人类个体的疾病、自然灾害等。如果一个有德性的人因自然的原因不幸早亡了，那也就谈不上什么“有德者有福”了。这一点显然不符合至善王国的规定性。因此，作为至善王国的道德世界是脱离了人的感性存在或经验存在的因素，甚至是摆脱一切的自然的不利影响才有可能的，因而这只是一个理念。尽管这个理念世界并没有经验的存在，但从实践哲学的角度来说，却应该对于感性的经验世界产生影响。怎么来影响？其实就是作为人类的自觉的使命，使人们努力创造各种条件，或者说是不断地提升自我的道德修养、纯化自身的道德意向，以及克服各种经验方面的阻碍，以使经验世界越来越接近至善王国的方式促进至善的早日实现。
现在，哲学既然研究的是人类的一切知识与理性之根本目的或至善的关系，那么，它具体应该做什么呢？以我们现在的理解，除了引导一切具体科学尽可能地向更深、更广的领域迈进并力求形成系统知识之外，哲学的任务其实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对于自然科学来说，哲学的任务就是对它们进行价值评估。当然，新康德主义已经提出了这个见解。所谓价值评估，其实就是对于自然科学的研究及其应用进行伦理学方面的评价。因为自然科学的基本原理、研究方法等，并不需要哲学家介入其中研究，这些都是自然科学家自己能够解决的问题。唯有对于自然科学的价值方面的评估，却必须由哲学家来做。现在，这一任务已经具体地表现为社会的需求。比如，现在对于一些生物技术、器官移植、工业项目等方面的伦理学争议，的确表明哲学家在这些问题上进行深入研究的必要。第二，由于道德法则本身的普遍性或抽象性，就要求在人的行为方面，探讨具体的行为法则，以规范人们的具体的行为。这些法则包括道德规范、法律制度、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等。总之，需要人们发挥主观的能动性具体地去制定。人们当然不可能凭空发明这些制度、规范，总是在一定的历史的遗存之上进行新的创造。这就要求哲学发挥自己的作用，对于那些历史性的东西做出准确的评价，为新的条件下合乎至善要求的具体的制度、规范的制定提出建议和意见等。除此之外，当然还有一些哲学自身纯粹的理论问题等。无论如何，康德现在将对世界的经验研究与道德世界的理想联系起来，把哲学研究看作沟通二者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十分清晰地体现出了哲学使命的根本转向，即哲学研究的主要任务并不是为了论证超验世界的存在，而是研究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够促使经验世界合乎道德世界的要求，使经验世界道德化。既然至善世界的基石和核心目的是人的自由，那么，哲学研究就不是单纯地为了认知或为了获得新的知识，而是为了自由。不是为了理论，而是为了实践。就此而言，对经验世界的认识永远是不可能完结的，同样，服务于构建更为自由的现实生活的哲学也是永远不会终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