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时空的追求
——访刘英、陈琮英、黄火青等新老几代共产党员

他们，有的从枪林弹雨的战争年代走来，有的伴随着共和国一起成长，有的是沐浴改革开放阳光的新一代……一次对新老几代共产党人的采访，一组百年长廊的人物群像：年龄最大的是96岁的世纪老人，最小的是仅有18岁的中学生；党龄最长的已过71年，最短的刚刚举行入党宣誓。在他们身上，凝聚着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一个世纪的追求和永不凋谢的信念。

信念，永不熄灭的理想之火

一顶灰色的八角帽，一颗闪闪发光的五角红星。94岁的任弼时夫人陈琮英老人特别钟爱这顶红军帽。她的儿媳娄会萍告诉记者，每逢外出开会或会见客人，她都要戴上这顶八角帽，就是在家，也常拿出来看看。

陈琮英轻轻从头上摘下帽子，抚摸着鲜红的五角星，深情地对记者说：“这颗红星代表着党的理想和信念，我一戴上它就高兴，一辈子也离不开了。”

红星映白发，映照着一颗为理想和信念奋斗了70多年的革命老人的耿耿丹心。早在建党初期，陈琮英就跟随任弼时投身革命。无论是营救狱中的丈夫，还是身陷囹圄；无论是长征途中，还是进城以后的建设时期，红星始终给她信心和力量。

在与陈琮英同时代的张闻天夫人刘英的寓所，91岁的老人豪情依旧地向记者讲起“一辈子也忘不了”的入党宣誓情景——1925年3月的一天，长沙一个偏僻工人区的一座破旧的小楼里，昏暗的灯光下，面对党旗，刘英庄严地举起了右手……

“要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遵守纪律，保守秘密，永不叛党。”71年以后，刘英老人仍能一字不差地背下当年的誓词。1927年5月21日，反动军官许克祥血腥屠杀长沙的共产党人，白色恐怖下，有的人变节投敌了，有的人当了逃兵，刘英却在大屠杀的第二天就冒着生命危险上街找党。如果说是党的理想和信念支撑着老一辈共产党人前仆后继，迎来了新中国诞生的声声礼炮，那么今天，新一代共产党人又用这一理想和信念铸起了一座座改革开放的巍巍丰碑。

北京市十大青年科技企业家之一的郭孝军，1987年大学毕业后到北京市双合盛五星啤酒厂当一名技术员。1987年他到比利时留学。一年半以后，当他听到企业二期改造工程急需技术人员时，放弃了外方提供的优厚待遇和即将得到的硕士文凭，毅然回到国内。他26岁就担任了厂技术科长，不久又担任副厂长。他参与设计、研制了两项填补国内空白的新型啤酒，设计了联合国50周年庆典的唯一专用啤酒，为国争了光，并使啤酒月产量由6000多吨提高到9200吨，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谈起理想和信念，郭孝军说，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给青年知识分子提供了实现理想的广阔舞台。客观形势可以发生变化，但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永远不会改变。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化工集团经济技术信息研究所副所长罗益锋对理想有着更深层的理解。1957年6月的一天，在新生的共和国感召下，罗益锋怀抱着振兴中华的愿望从印尼回到了日思夜想的祖国。“文化大革命”开始，这位北京大学毕业的归国华侨被戴上了一顶顶“白专道路”“崇洋媚外”“里通外国”的帽子。没法公开搞科研，他就偷偷地干，常常一个人躲到科技情报研究所大楼里查文献、抄资料，仅两年抄的资料笔记就有一尺多高。他的姐姐、父亲多次给他写信，催他到中国香港定居。妹夫给他找好了相当于他当时工资80倍月薪的工作。可罗益锋没有走，他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看到了祖国的希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使他报效祖国的愿望可以真正实现。1980年9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放弃了所有的节假日，工作更加忘我。他翻译科技资料500多万字，先后获得国家、化工部、北京市科技进步和科技情报成果奖26项，还被评为全国劳模、北京市特等劳模、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

作为刚刚入党的新党员，北京8中的学生耿林、程晓喜心中充满了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憧憬。“七一”前夕的一天凌晨，她们来到天安门广场，仰望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既感受到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一员的自豪，又感受到跨世纪接班人肩上担子的沉重。她们对记者说：“无数先烈抛洒热血点燃的理想之火，定会在我们这一代越燃越旺！”

本色，在时代的沃土中闪光

96岁的革命老人黄火青刚刚过完生日。谈起党的历史，这位1926年入党的老党员兴致颇浓，他自问自答道：“我们党能由最初的几十名党员发展到今天的5700多万人，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共产党人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靠的是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黄老早在学生时代就投身革命，后到苏联留学，参加过长征，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天津、辽宁的党政主要领导，粉碎“四人帮”后担任第一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及中顾委常委。

无论是在战争年代、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还是从领导岗位退下来时，黄火青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他说：“领导干部可以离开岗位，但共产党员是终身制，本色永远不能丢。”

今年初，中央关于“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的征求意见稿送到时，他正住在医院。由于双眼患白内障，视力只有0.1，看起文件来十分吃力，但他坚持亲自看，不用身边工作人员读。一个多月之后，他给中央写了《奔向新世纪》一信。他结合自己曾在新疆工作的经历，提出了开发西部的建议，指出应该利用新疆丰富的资源优势，建立大型化工基地。3月25日，李鹏总理亲自看望他，听取他的意见。他的许多建议得到了采纳。

1996年1月，医生从铁道部第十六工程局四处党委书记王守清腹中取出一个生长了十多年、重8公斤的纤维瘤。人们难以想象，长期以来，他是如何以超人的毅力，拖着重病之躯，走宁夏、去广西、进三峡、赴青海。“引大入秦”是国家重点工程，他常年蹲在工点，与职工同住工棚，同喝黄泥水。双腿浮肿了，他拄着树棍每天爬到洞口布置工作。喝黄泥水胀肚子，有的同志看他身体不好，便从隧道一滴一滴地接了一壶清水烧开给他喝，他说：“职工们能喝我也能喝。”坚持把清水送给别人。有关部门要给他身体不好的老伴换个好一点的工作，他婉言回绝，至今老伴仍在当勤杂工。

有阳光，就有阴影。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有的共产党员丧失了本色，他们或者贪图享乐，或者堕落成腐败分子。

北京大学最年轻的教授，31岁的共产党员王登锋对记者说：“我们党有5700多万党员，腐败分子是极少数，它不代表党的本质和主流，相信随着民主法制的不断完善，反腐倡廉的不断深入，腐败现象最终会得到有效治理。中国共产党能够随着时代的需要而吐故纳新，从而保持强大的凝聚力和旺盛的生命力。”

奉献，永恒的人生旋律

党的75年历程，如同一条奔腾的江河，高扬的是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无私奉献的旋律。张庆良是北京市环卫局的一名普通青年清洁工人，13年来，无论是在垃圾转运场还是在推土机班，他始终兢兢业业、任劳任怨。

“在环卫部门工作，首先要过好三关。”刚刚下了夜班的张庆良接受记者采访时，双眼闪现出倦意。他讲起刚参加工作的最初感受：一是气味关。夏天卸垃圾车，臭味冲天，熏得人直恶心。二是吃饭关。卸车时离不开，中午饭必须在现场吃，臭气熏人哪里吃得下饭，有时吃几口就想吐，常常饿着肚子干活。三是脏关。现场条件差，苍蝇一层一层无所不在。干了一段时间后他才渐渐适应了，并开始爱上了这一行。1987年，他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年纪轻轻的，为啥干扫大街这一行？”张庆良经常遇到这样的疑问。与他一起到环卫系统工作的40多人，如今在一线的只有两个人了。有的到外企了，有的调到外单位了。张庆良也有调离的机会，有个朋友介绍他到一家外国商社开车，一个月两三千元，他没有动心。“这么大个城市，甭管什么行当，总得有人干，做一个党员，首先该把精力奉献在本职岗位上。”朴实的语言，道出了共产党人高尚的情操。

王登锋是我国心理学界知名的青年学者，不仅在国内外刊物发表论文30多篇，还有多部专著问世。可是，当校团委的工作需要他时，他服从组织安排，担任了团委书记。他既要带好11名研究生，又要做好团委的工作，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而他在团委的工作完全是义务奉献，没有一点报酬。

把自己的一切无私地奉献给祖国和党的事业，是王登锋一贯的行为准则。1989年10月，他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期满，准备回国。美国一位著名心理学家挽留他，并为他的留下安排好了一切，但他还是如期回到了祖国。王登锋说：“是党培养了我，我没有任何理由不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

在革命老人刘英的寓所，记者看到了她与病危中的张闻天生前共同写下的字据：“二人生前商定：二人的存款，死后交给党，作为二人最后所交党费。”张闻天去世不久，刘英就向中央办公厅交了张闻天的4万元特别党费。1981年，她又将落实政策补发的工资和平时节俭积攒的4万元钱捐献给少年儿童文化教育基金会。朱秘书告诉记者：“老人早已写下遗嘱，去世后所有财产一律交公。”

从这一代又一代共产党员身上，我们看到了他们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和跨越时空的人生追求。

（新华社北京6月28日电，1996年与王蔚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