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制造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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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LOGUE

我写作本书的缘起是一项我参与过的实验。在这个非同寻常的实验中,我身体的一部分被“转化”成了身体的另一部分。

在我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与许多科学家进行了交谈,谈话的内容涉及细胞生物学、生殖、胚胎学、医学、哲学以及伦理学。我开始慢慢意识到,科学,特别是这些领域的科学,有很大一部分是由“故事”推动着发展的。

这里我所说的“故事”并不是关于某个人或某些人的故事,不是为了吸引读者而讲的故事。我的意思是,我们谈论、叙述科学的方式影响着我们对科学的看法和态度。当科学发现和科学进展出现时,社会会赋予它们某种“故事”的形式。你经常可以在历史中找到这些故事的痕迹。在生物学领域,特别是发育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和生殖生物学领域,这样的“故事”通常来自神话故事和科幻小说,而且常常会让我们感到焦虑。比如,这些“故事”可能来自《弗兰肯斯坦》这本书也译作《科学怪人》。——译者注、《美丽新世界》或者《莫洛博士岛》。除此之外,科学家们也会自己创造出“故事”。这种情况在生物学中最为常见,因为生物学本身就是一门关于生长、发育的学科。在生物学领域,我们需要了解生命的历史,也经常谈论目标和目的:生物体、细胞和基因“想要”做什么,或者进化过程“试图”完成什么。

我写这本书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探索这些“故事”。这并不是一件坏事,相反,这些“故事”很重要,也可以给我们启示,因为它们反映了我们人类理解世界的方式,体现了我们探寻万物本源的本能。当然,这些“故事”也可能带来危险,让我们误以为事物的真相就在这些“故事”之中。

用“讲故事”的方式理解生物学的一个经典例子是理查德·道金斯有关“自私的基因”的概念。很明显,这种表达只是一种比喻,但很多人却指责它给基因赋予了角色和目的,道金斯不得不屡次予以澄清。在我看来,其中的问题是,当一个比喻变得家喻户晓时,人们就会开始把比喻视作现实。当道金斯将人类描述为基因“赖以生存的机器”时,他事实上并不是在定义人类,而只是在解释在这个语境下人类与基因的关系。这种描述只是试图从进化学的角度来解释基因的功能是什么。如果你不喜欢这个故事,或者觉得这个故事对你没什么帮助,那么你就不需要去接受它,因为它只是一个故事而已。道金斯自己也是这么说的,他承认《自私的基因》这本书,严格来说应该叫“有些自私的大部分染色体和更加自私的一小部分染色体”R. Dawkins, The Selfish Gene, 3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1976.。(他说过,如果真的这样命名,这本书多半不会这么成功,我想他是对的。)他在多年后甚至还说,这本书其实也可以叫作《合作的基因》。当然,这样他就需要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个故事,也就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解释基因的功能。

正如道金斯所说,生物学是一门复杂的学科,你很难用一个故事来反映它的全貌。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故事来帮助我们理解这门学科,这些故事是我们攀登高峰时峭壁上的抓手,在我们穿越丛林时帮助我们找到方向。当然,故事,永远不会只有一个。

我们需要谨记的还不止于此。我们还要记住,“故事”在感情色彩上都不是中性的。当我们借用《美丽新世界》中的情节来描述一些医学进步时,我们不仅是在说:“嘿,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像阿道司·赫胥黎书中的人体工厂?”我们同时也会想:“我们应该对这些技术可能会引发的后果多几分怀疑,甚至感到害怕。”《自私的基因》这本书也是一样。书的潜台词是,进化是残酷的,它创造了一个互相残杀的世界,所有的生物为了生存都要相互竞争。但道金斯解释说,这并不意味着人类自身就一定是自私的。事实上,他还解释了“自私的基因”是如何导致利他行为产生的。然而,动物的锋牙利爪还是带着一丝凶残的意味,道金斯因此也提出,我们应该努力抑制自私的本能,与人为善。但我想说的是,我们在谈论达尔文的进化论时,其实完全可以不用“自私”这个词。关于进化的故事完全可以是另一副模样,在这些图景下,生物的种种行为模式不再是一种自私的遗传策略,而是生物复杂性的体现:进化中既有合作也有竞争,既有战争也有和平,既有仁爱也有残酷。所有这些描述都是人类对生物学的理解,而生物学本身并不带有感情色彩。

因此,我总是会对“故事”保持警惕,会问:“为什么是这个故事,而不是其他故事?”无论是癌症还是免疫,细胞信号还是组织工程,科学从故事一开始就被融入其中。这也意味着,是我们决定了故事的“正方”和“反方”,决定了故事中会包含哪些元素,决定了故事中某些特定的目标。其实,即使是科学家们在交谈时也会使用一些比喻,这有助于理解一些复杂而艰涩的理论。因此使用比喻和“故事”并不是什么坏事,但我们需要时刻提醒自己,不要把这些比喻和“故事”与客观事实等同起来。

我在本书中也会讲一些“故事”,我建议你对这些“故事”也保持警惕,毕竟我也很难抗拒这种“讲故事”的本能,我也会无意识地使用一些比喻。欢迎大家提出疑问,我一定不会介意。

除此之外,我认为了解科学发现或理论所产生的时代的历史背景也很重要。比如,我们会在本书中看到,细胞学说最初被认为具有政治含义,而体外培养技术的发展则是被社会议题所推动的。有些科学家可能会说:“哦,这种事情只会发生在过去,现在我们已经摆脱了这种社会、政治方面的包袱,我们只研究事实。”但我相信,生殖和不孕不育领域的科学家一定不会这样说,他们也不应该这样想。因为他们深知,他们的研究和发现不可避免地会折射出整个社会对生育、性和性别的态度。作为一门学科,遗传学一直都笼罩在优生学的阴影之下。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很多国家曾以优生学为依据,对“不健康”的人群进行强制绝育,或者纳粹德国曾积极推行过“优生”政策。还因为时至今日,当遗传学与种族、阶级、智力以及残疾等敏感话题联系在一起时,依然会饱受争议。这表明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文化都会对科学产生影响:它影响着我们的研究方向,影响着我们的研究模型,也影响着我们所讲述的故事。

我的经验告诉我,一定会有读者说:“我不在乎这些背景,告诉我科学就行了!”如果你也这样想,我会礼貌地回答,我无法“只告诉你科学”,因为科学本就是与故事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一个激动人心、复杂而又偶尔引人焦虑的领域,在这里,永远不可能“只有科学”。

当我们问“如何制造一个人?”时,这不可能是一个只关乎科学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它才显得特别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