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对于我来说，这本书的写作过程是一个漫长而又激动人心的旅程。政治宣传、恐惧和对“二战”的狂热是我的童年的重要组成部分。1948年，我随家人来到德国，看到了德国城市的满目疮痍；在荷兰，我听到了关于抵抗和逃亡的故事。很久以后，在这种气氛中的艺术品的命运吸引住了我。我渴望知道那时候的人们及其收藏到底经历了什么，此书正是这一渴望的结果。

在调查过程中，我联系的每一个人都表现出了令人惊奇的慷慨。我采访的很多人不仅向我开放了他们的文件，更向我敞开了他们的心扉。所有关心欧洲遗产收回的人都可以为他们的成就自豪，而且他们的记忆都很生动。我最大的遗憾是我无法将所有故事收入本书中，因为每一个在书中讲述的故事背后，都还有更多的故事。我也不得不压缩涉及的国家的数量。与我叙述的事件相似的事件，在每一个被纳粹蹂躏过的国家都发生过；每一个故事都可以写出一本书，新近公开的东欧档案呈现的内容还要更加丰富。

我首先要感谢布鲁塞尔的朋友们，是他们鼓励我开始这一项目的。他们是朱莉亚·图根达特、克里斯托弗·图根达特、卡罗勒·德罗森、彭妮·屈斯泰以及米谢勒·布·布拉姆森。

在华盛顿，我主要在国家档案馆和国家艺术馆工作。国家艺术馆原馆长J·卡特·布朗从一开始就特别热情，他慨然允许我使用他的父亲约翰·尼古拉斯·布朗在战时的信件。约翰·威尔默丁为我提供了宝贵的工作场所。梅吉恩·丹尼尔斯指导我利用新整理出的档案，利西·费伯向我分享了她惊人的知识储备。图书馆的全体工作人员也很古道热肠，尤其是尼尔·图尔特尔、卡罗琳·巴克伦、阿里亚德尼·杜巴斯基、特德·达尔齐尔、拉米亚·杜马托和托马斯·麦吉尔（他能找到世界上的任何一本书）。照片档案室的罗斯·菲尔布里克、杰里·马利克和温迪·科尔向我提供了图片和他们的友谊。我很荣幸能同国家艺术馆1987—1988年的克雷斯教授克雷格·史密斯一起撰写他那本关于慕尼黑艺术品集中点的著作。其他给予我帮助的还有鲍勃·鲍恩、凯西·布拉特费尔德、艾拉·布拉特费尔德和安娜·拉赫瓦尔德等人。

国家档案馆以及它收藏的大批德国及盟国文件也很重要，我首先要感谢该馆公众事务处的前主任吉尔·布雷特的大量帮助，包括把我引荐给约翰·泰勒、戴恩·哈特格罗夫及迈克尔·库尔茨。我希望自己可以提及馆中每个研究室的人。我从未见过如此乐于助人的一群人。

在其他领域，我要感谢国际艺术研究基金会的康斯坦斯·洛温塔尔（他说服我开办一场专题讲座）、法国国有博物馆联合会的伊雷娜·比佐、法国国家档案馆（巴黎）的伊莎贝尔·韦尔努斯、美国国务院的埃利·莫勒、盖蒂中心（洛杉矶）的辛西娅·沃尔什以及美国艺术档案馆（华盛顿）的全体职员。德国居特斯洛的凯·费里穆特，德国史前史和古代史博物馆（柏林）的克劳斯·戈德曼博士，华沙的阿格尼斯卡·莫拉温斯卡和沃日耶希·科瓦尔斯基博士，帕特里夏·戴恩·罗杰斯和已故的克里斯托弗·赖特（通过马西娅·卡特介绍），都为我提供了珍贵的文献。其他以各种方式帮助过我的人还有罗杰斯·曼德勒、罗伯特·西曼斯夫人、大卫·拉斯特、林恩·李普曼、阿诺德·李普曼、约翰·理查森、皮埃尔·德塞茹尔内特、托马斯·布莱克、伊丽莎·拉思伯恩、斯图尔特·费尔德曼、多达·德沃尔夫、赫克托·费利恰诺、大卫·吉布森和我的兄弟奇普·霍尔曼（他的藏书遭我洗劫，我要特别感谢他）。向所有阅读和批评过未编辑过的书稿的人致以感谢，尤其是威廉姆斯学院的S·莱恩·费森教授；衷心感谢玛丽昂·埃文斯，她诚心地处理着成堆的书稿。

我还要感谢阿兰·威廉姆斯、帕特·哈斯、德博拉·沙普利和罗伯特·巴尼特，他们对本书的写作和出版提出过宝贵的建议；尤其要感谢普雷斯顿·布朗和斯图尔特·布卢，通过他们，这份手稿到了（通过阿什·格林）耐心的、积极的编辑苏珊·罗尔斯顿手中。在克诺夫出版公司，我还想谢谢珍妮弗·贝尔斯坦和彼得·安德森，前者真正阅读了我这本书，后者为本书进行了设计。

我最感激的是我的丈夫罗宾和我的儿子们：威廉姆、卡特和菲利普，感谢他们的爱与幽默；感谢我的母亲黛西；感谢其他所有鼓励、支持我的亲人和朋友。

于华盛顿
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