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国际化战略调整

第一，从国际化战略调整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国际商务领域的文献一般关注在公司特定优势中不局限于某一区位的那部分，并对其在企业国际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和角色进行研究（Rugman et al.，2012）。然而，对公司特定优势中局限于某一区域的那部分研究不足，尤其是其如何推动国际化的进程，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如何影响国际化战略调整以及如何帮助跨国企业应对国际化进程中的挑战等问题缺少相关研究。从服务型跨国公司的视角出发，这些跨国公司是本地服务的提供者，这就意味着关键性的当地资源都嵌入其母国环境中，也就是说一旦离开母国的环境，为其带来关键竞争优势的资源（例如，固定于某个区位的公司特定优势）将难以复制到东道国的环境中。面对此类挑战，以往“资源依赖理论”提及的逃离或吸收战略均不适用。因为跨国公司通过逃离战略来摆脱母国资源依赖的同时失去了其本身拥有的优势。同样的，吸收逻辑对于新兴市场的部分跨国企业也不适用。原因在于，这些跨国企业对外界资源和环境的依赖是多样化、多层面的，其对接的关系网络和资源主体并不局限在一个行业或一个范围，甚至还包括海外和国内的相关资源提供者，因此，如果通过吸收逻辑来降低对外部资源控制者的依赖度要面临高昂的成本。因此，为了弥补这一缺失，本书将通过研究平台战略调整机制，探索如何通过建立平台优势来将公司特定优势中局限于某一区位的那部分变成国际商务领域中可在不同区位间使用的关键资源，从而提升跨国公司自身的资源独立性，以此来应对国际化过程中的挑战。

第二，从国际化战略调整的研究中可以看出，虽然现有部分研究涉及并进型对外直接投资，但相关研究仍然非常匮乏（O’Reilly and Tushman，2013）。尽管平衡的双元并进型海外战略对于跨国企业而言有诸多益处，但企业在对探索和利用两种活动进行协调和整合的过程中面临着很大的复杂性（Markides，2013；Porter，1980）。而在跨国企业中，企业的高管层作为战略决策的制定者，对于跨国组织全球战略的决策制定有关键性的影响（Carpenter and Fredrickson，2001）。然而，由于海外运营中探索性的战略活动面临着更大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高管层更倾向于维持组织以往的利用型战略，从而保证组织在一个更加安全和稳定的环境中运营。这样也更容易维持高管层的声誉，避免海外战略调整的风险给个人管理能力和声誉带来的风险，尽管恰当的战略调整会给组织带来更高的利润和长期的发展空间。由此可以看出，管理层的个人利益与组织的利益以及股东的利益出现了不一致，这也涉及组织管理和海外运营中的委托—代理风险。具体而言，股东作为委托者、高管层作为代理者，两者之间出现的利益不一致将对跨国企业的海外运营和长期利益带来不利影响。尤其是在跨国企业的国际化过程中，其中存在的更长的地理距离给予了代理人在国际商务中更多的自由裁量权（Wang et al.，2014）。也就是说，比起本土运营的企业，跨国运营的企业在管理过程中面临更多的信息不对称（Chiang and Ko，2009）。而管理者也更可能采取机会主义行为来规避运营风险并更多关注短期利润，这很有可能会减少跨国公司的长期利润，阻碍其长期发展。因此，在海外运营情境中，高管层激励也成为委托—代理理论中最关键的问题之一（Jensen and Meckling，1976）。然而，在涉及双元并进型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对管理层激励与双元并进战略调整的关系还少有研究，其中的机理尚缺乏深入的揭示（Meyer and Xin，2018）。什么样的管理层激励有利于新兴市场跨国企业海外运营的并进型战略调整？跨国企业如何通过管理层激励来调整海外战略，从而更好地应对国际化的挑战？双元并进型对外直接投资战略调整的相关问题仍然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第三，从国际化战略调整的研究中可以看出，现有研究更多关注跨国公司是否撤资、撤资原因、国际化撤离过程、撤资倾向以及海外市场撤离的顺序。大部分已有研究将跨国公司的撤资战略看作二元的，也即在撤资或不撤资中选择（Fisch and Zschoche，2012）。但是，在第一层决策（选择撤资或选择不撤资）的基础上，如果选择撤资，并不是所有的跨国公司都选择同一水平的撤资比例或同一程度的撤资。跨国公司会选择不同程度的撤资以对其海外运营的成本进行管理，同时保持一定的战略自由度（Benito and Welch，1997；Wan et al.，2015）。然而，未有研究对海外撤资的程度进行研究，将撤资的战略决策作为一个二元选项进行研究忽略了跨国公司撤资行为的差异性。事实上，由于撤资带来的高成本，以及为组织带来的经营和战略层面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跨国公司往往在做出撤资决策时非常谨慎，撤资比例也根据东道国情境而不同。由于此文献研究不足，本书期望从不同层面和视角（主要包括资源层面、行业因素和制度情境）对跨国公司的撤资程度进行全面揭示，以期能够发展国际化理论的研究。这也正如Wan et al.（2015）所提出的，跨国公司撤资程度方面的战略决策值得更加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帮助组织应对国际化过程中的挑战和风险。

第四，从研究方法上看，在撤资方面的研究中，以往研究往往采用定性研究或定量研究方法对某一个变量或某一些变量进行研究。然而，跨国公司的撤资战略决策考虑了组织的绩效反馈和战略选择，其涉及的解释变量同时发挥作用且相互之间并不独立，而是彼此影响（Bergh et al.，2008；Procher and Engel，2018）。撤资是跨国公司国际环境运营中基于情境变化对资源的重新配置，受到一系列运营因素和战略考量组合的共同作用和影响（Schneiberg and Soule，2005），同时决策者需要对复杂因素进行决策。因此，对单一变量的研究无法展示出跨国公司面临撤资决策时的决策情境（Chung et al.，2013）。本书期望通过使用配置研究视角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来对上述研究不足做出贡献，从而能够对跨国企业撤资程度做出一个全面的配置性研究，以更加全面的战略调整决策来应对风险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