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进入中原的女真人的生存状况与民族融合
大批以屯田军形式进入中原的女真人，“杂厕汉地”进行农耕生产，但对于大多数猛安谋克户来讲，这是件生疏的事情。同时，一方面，女真人因土地兼并自然与汉族人发生土地争端，进而激化了民族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女真人被较发达的汉族经济文化征服，他们与汉人婚媾，改汉姓、习汉服、用汉语，逐渐产生的民族融合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一 女真移民的生存状况
女真人的屯田军移民，最初开始于河北地区。1137年（天会十五年）刘豫伪齐政权被废后，屯田军便进驻了黄河流域。直至1141年（皇统元年）金、宋和议成，猛安谋克户南迁的数量骤增，一时山东、河南、陕西诸处均有了屯田军的分布。他们杂居在汉人间，从官府领回土地耕种谋生。他们由于统治者的身份地位，虽筑垒居于村落间，然其尽得膏腴美产，而且还理直气壮地强取豪夺。金世宗大定十七年（1177）曾说：“女真人户自乡土三四千里移来，尽得薄地，若不拘刷良田给之，久必贫困，其遣官察之。”[57]但是，一般的膏腴良田，往往是人民久耕的土地，所以女真人“拘刷”的所谓官田也就是强占民地。这种情况，在山东、河北等地表现尤甚。
但对于大多数女真人来讲，他们通晓的是游牧畋猎，这与汉族的农耕经济是相抵牾的。其结果一方面是女真人“括田”“拘刷”，将大批良田以“牧地”“荒地”名义占为己有；另一方面则是“不谙农耕”的猛安谋克户“豪强之家多占田地”，“山东、大名等路猛安谋克户之民，往往骄纵，不亲稼穑，不令家人农作，尽令汉人佃莳，取租而已”[58]，进而导致金占领区经济倒退，以致出现“人非习耕之人，地非易耕之地，或与之而不受，或授之而不耕。授田之诏，虽屡见于纪中，倶托之空言，未见实用。卒之口粮廪给仍不可省，农具牛种反有所增”[59]。有的猛安谋克户使用粗放的耕作方式经营膏腴良田，或耕而不耘，任其荒废，或斫桑伐枣，以为刍薪。如此，耕者无田，而有田者弃耕，土地和农者相脱离成为普遍现象，严重地破坏了北方农业经济发展。
另外，女真豪族效仿汉人，进行着日益激烈的土地兼并。原本就分作上、中、下三等的猛安谋克户移居中原后，在极为丰富的物质利益面前强烈膨胀着私人占有欲，表现形式之一就是无限制地占有土地。例如，山西的良田，多被权贵所占有，一口之家占田50顷者有之，山东、河北等地的猛安谋克户为夺土地军民交恶的事情亦时有发生。海陵朝为相的纳合椿年贪占土地，正史载：
椿年有宰相才，好推挽士类，然颇营产业，为子孙虑。冒占西南路官田八百余顷。大定中，括捡田土，百姓陈言官豪占据官地，贫民不得耕种。温都思忠子长寿、椿年子猛安参谋合等三十余家凡冒占三千余顷。诏诸家除牛头税地各再给十顷，其余尽赋贫民种佃。世颇以此讥椿年云。[60]
在如此的社会大背景下，渐渐地猛安谋克户内部社会出现分化。对于一般的女真平民来讲，虽然一开始政府给予了他们一定的土地和农具，使之生活有了基本保证。但时日一长，过去尚还隐蔽的猛安谋克户贫困问题逐渐显现。而这个“时日一长”所指，不过也就是一二十年的光景，因为大定七年（1167）七月金世宗诏曰：
南路女直户颇有贫者，汉户租佃田土，所得无几，费用不给，不习骑射，不任军旅。凡成丁者签入军籍，月给米钱，山东路沿边安置。[61]
女真人原本久居山林旷野，以狩猎农耕为主，生活质朴，不事奢华，有自己十分朴素的经济生活。那么，为什么移居中原后的十数年或数十年光景，猛安谋克户便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分化？综合学界研究成果，主要由于下列诸因。（1）社会急剧分化。迁居中原的猛安谋克户，在汉文化影响下门第等级观念日重，财产收益上渐渐产生了差别。享有特权的女真人依靠权势攫取财富，久之出现了一个“往往径居要达，不知闾阎疾苦”[62]的贵族阶层。（2）身份的变化。以统治者身份进入中原的女真人，被优越的汉文化所折服。长期的骄奢淫逸使之丢掉了尚武精神[63]，整个女真社会是“富家尽服纨绮，酒食游宴，贫者争慕效之”[64]。（3）生活方式的转变。女真人进入中原后，生活方式有了完全的改变，他们不谙农事却拥有土地，只能把田地租给汉人而食租，既丢掉了农耕，又抛弃了武功，终日沉溺于奢侈懒惰的所谓的文明中，以致女真社会“游惰之人不知耕稼，群饮赌博习以成风”[65]。懒散和酗酒，成为众多猛安谋克户沦为贫民的根本所在。（4）长期的战事耗费。海陵王迁都之后，仍不忘向南伐宋，统一江南。为了备战，猛安谋克户的20—50岁的男子均在兵役期内，家中没有精壮劳力，部分女真平民户自然也就陷入贫困。当然，原因可能还有一些，也就是在这些及可能还存在的另一些原因的相互作用下，移居中原的女真人的贫困成为不是个别的现象。
关于女真人的贫困生活，是越到底层越为严重，越到边地越为艰难，平年尚可，灾年难挨。《金史·曹望之传》载：“如边部遇饥馑……招讨司女直人户或撷野菜以济艰食，而军中旧籍马死则一村均钱补买，往往鬻妻子、卖耕牛以备之。”对于猛安谋克户日益贫困的窘境，女真统治者亦心急如焚，政府一面是循循善诱，一面是制定刑禁，双管齐下地力挽女真社会的贫困颓势。然而，自金宣宗南渡后，河北军民南徙河南，金统治的经济基础动摇，猛安谋克户生活更是雪上加霜。《金史·胥鼎传》载：“自兵兴以来，河北溃散军兵、流亡人户，及山西、河东老幼，倶徙河南。在处侨居，各无本业，易至动摇。”当时从河北徙居河南的军户有百万余口，失业百姓无法数计。无奈，政府欲括河南民地来安置河北的军户，随即有人反对：“河南民地、官地计数相半。又多全佃官家之地，坟茔、庄井俱在其中。率皆贫民，一旦夺之，何以自活。”[66]《金史·食货志》对此有载：“自古用兵，且耕且战，是以兵食交足……军户自徙于河南，数岁尚未给田，兼以移徙不常，莫得安居，故贫者甚众。”面对如此大势，史家的评价是：“宣宗南迁，天命去矣，当是时虽有忠良之佐、谋勇之将，亦难为也。”[67]大金王朝的败象已暴露无遗。
金后期，即便是世袭的猛安谋克户亦处境维艰。刘祁在《归潜志》卷三载：“乌林答爽，字肃孺，女直世袭猛安谋克也……虽世族家，甚贫。为后母所制，逾冠未娶，恶衣粝食恬如。”如此实例绝非极端，元杂剧《虎头牌》的作者李直夫，原名蒲察李五，是元初时的女真人。其在剧中讲述金代后期的女真社会故事，主人公山寿马的两个叔父的祖上均为金之开国功臣，但到其叔父时已贫困潦倒，忆往思今的唱词写道：“我也曾有那往日的家园，旧日的庄田，如今折罚的我无片瓦根椽、大针麻线”，“往常我幔幕纱幮在绣围里眠，如今我枕着一块半头砖，土炕上弯着片破席荐”。虽然记载出自文学作品，但从作者本人的出身以及时间上的相衔接判断，这应是女真社会破落家庭的真实写照。
二 女真民族的同化政策与被融合
女真人迁居中原，把相对落后的制度与习俗也带入了中原，特别是在统治者的强权下，大力推行“女真化运动”，硬性地逼迫汉人改变沿袭已久的生活方式，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令中原百姓反感的“剃发易服”，即以暴力迫使占领区百姓按照女真方式剪发穿衣。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炎兴下帙三十二》卷一百三十二载：
元帅府禁民汉服及削发不如法者死，刘陶知代州执一军人于市验之，顶发稍长，大小不如式，斩之。后贼将韩常知庆源，耿守忠知解梁，见小民有依旧犊鼻者，亦责以汉服，斩之。生灵无辜被害不可胜纪。时复布帛大贵，细民无力易之，坐困于家无敢出焉。
女真人强行实施的同化政策，诱发了汉族百姓的极大愤慨和强烈反抗，怨恨者有之，逃离者有之，啸聚山林抗金者亦有之。史载：“时方金人欲剃南人顶发，人人怨愤，日思南归。又燕地汉儿，苦其凌虐，心生离二，或逃叛上山，或南渡投降。自河以北，传布蜡檄，皆约内应。”[68]然而，民俗上的抗争是有时限的，时日一久，即便是不接受反抗心理也要相对减弱。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金大定十年）时隔金下汴京44年，南宋著作侍郎范成大出使金国，以途中见闻写就了《揽辔录》一书，其中记载：
民亦久习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最甚者衣装之类，其制尽为胡矣。自过淮以北皆然，而京师尤甚。惟妇人之服不甚改，而戴冠者绝少，多绾髺，贵人家即用珠珑璁冒之，谓之方髺。
又，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金大定十二年）时隔金下汴京46年，南宋礼部尚书韩元吉出使金国，行至汴梁时金人设宴款待。韩有所感，赋《好事近·汴京赐宴闻教坊乐有感背景》寄陆游，陆游随之写下《得韩无咎书寄使虏时宴东都驿中所作小阕》，其中唱和道：
上源驿中捶画鼓，汉使作客胡作主，舞女不记宣和妆，庐儿尽能女真语。
如此可见，女真民族强制的同化政策硬性地逼迫汉族“剃发易服”，引起北方人民强烈反抗是事实，但也说明在统治者的高压之下汉人已接受了女真民族的服饰、语言和习俗，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民族间的“殊俗”通过长期的接触与影响是可以转化为“通俗”的。大家知道，民族间的影响是相互的，但不是等同的，采撷吸收是彼此的，但又有主次之分。在高度文明的汉文化吸引下，女真与汉民族的融合是一种积极的选择。
女真人的汉化，最先是从统治者上层开始的。早在太祖阿骨打时代女真统治者对汉文化就十分向往，曾下诏“选善属文者”“访求博学雄才之士”，任用汉化渤海人杨朴颁定朝廷礼仪官制。太宗吴乞买更是热衷汉文化，他大胆实行女真与汉人的两面官制度，史载：“时金主晟居涞流河御寨，而左右供奉半皆南人。”[69]熙宗完颜亶“是第一个受汉文教育而敌视女真旧俗，并用汉官制改革女真旧制的皇帝”[70]。而海陵王完颜亮“读史书，能诗文，他不抱有民族偏见，不仅要从政治、经济、文化上消除民族对立，而且在思想意识上也力图消除这种对立”[71]。在金几代统治者中，尤以熙宗完颜亶受汉文化熏陶最深，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炎兴下帙六十六》载：
金虏主完颜亶（熙宗）也，自童稚时金人已寇中原，得燕人韩昉及中国儒士教之。其亶之学也……徒失女真之本态耳。由是与旧大功臣，君臣之道，殊不相合。渠视旧大功臣，则曰：无知夷狄也。旧大功臣视渠，则曰：宛然一汉家少年子也。
正是一如此“汉家少年子”，即位之后大刀阔斧地采用汉制，“如定太庙，祭孔子庙，复封衍圣公，详定百官仪制，皇帝御冠服，用宋乐，颁历法，颁用皇统新律，以及百官用朝服等”。[72]然而，仅仅靠几代君主推行汉化是远远不够的，更为关键的是用人政策的制定，特别是在女真、渤海、奚人、汉人的使用上，更能彰显出女真统治者重用汉人的汉化倾向，研究者陶晋生先生在其《女真史论》一书里，仅用3张表格便对“汉人越来越为强势”做出了完全说明。[73]
女真帝王、皇族、宗室及相当一批的社会上层表现出强烈的汉文化倾向，但真正的民族融合还发生在更为广泛的社会层面，即迁居中原女真人的易汉服、习汉语、易汉姓及与汉民族的相互通婚，这些在中原社会普遍流行。
女真人易汉服。女真服饰的特点是“布衣好白，衣短而左衽”，初入中原时，女真人还穿着这一式样服饰。但时日一久，女真民族浸染华风，“渐有文饰，或裹逍遥巾，或裹头巾，随其所好”[74]。到了金世宗发起“女真本土化”运动时，不得不诏令重申：“禁女真人学南人衣装，犯者抵罪。”[75]
女真人习汉语。早在上京时，一些女真宗室贵族子弟便从“儒士”学习汉语。待女真民族大举迁居中原后，由于民族间生产生活中的接触日益频繁，习用汉语已非风雅之举而成为生活所必需，以致在女真人中不通晓本民族语言文字者大有人在。大定十四年（1174）诏令：“应卫士有不娴女直语者，并勒习学，仍自后不得汉语。”[76]但尽管禁令严苛，然汉语仍是女真族众主要的交流工具。大定二十五年（1185）十二月，后来的金章宗完颜璟“进封原王、判大兴府事。入以国语谢，世宗喜，且为之感动，谓宰臣曰：‘朕常命诸王习本朝语，惟原王语甚习，朕甚嘉之。’”[77]足见此时的女真人习女真语者已罕见，使用汉语则是十分普遍的现象。
女真人易汉姓。女真人改易汉姓相习已久，据载唐末就有女真人姓拿的，到了金初已有相当数量的女真人改易汉姓。大批猛安谋克户迁居中原后，改易汉姓在女真人中已成“流俗”，迫使统治者不得不屡颁禁令严厉制止。大定十三年（1173）、二十七年（1187），先后“禁止女真人不得改为汉姓，犯者抵罪”。明昌二年（1191），“制诸女真人不得以姓氏译为汉字”。泰和七年（1207），“敕女真人不得改从汉姓”。但由于女真与汉民族生产生活的交往日深，改易汉姓已成为女真社会中一种不可遏制的现象。陈述先生在《金史拾补五种》中写道：
总括女真人的汉姓，约有四类：（1）例改之姓，金史附语解（陶九成辍耕录同）所记完颜曰王、乌古论曰商、乞石烈曰高之类。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称这一类皆大定明昌所译。（2）讹改之姓，如石抹改郑氏、徒单称孟氏、术甲讹赵氏、古里甲易吴氏、乌古论改刘氏之类。金史附语解所称“其后氏族或因人变易，难以遍举”者，即属这一类。（3）省简之姓，若完颜曰颜、温迪罕称温、徒单称单、汪古称汪之类。（4）南朝赐姓或牵附赐姓的，如李氏赵氏之类。后两类的时限较长，上自建国以前，下至金元以后。
女真人与汉民族间的相互婚媾。女真人迁居中原之初，与汉民族间的通婚是为政府所禁止的，但在金皇室的宗族家庭里有诸多的汉族、渤海女子为妻为妾。虽然没有见到统治者颁发的明文禁令，但从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尚书省言：‘齐民与屯田户往往不睦，若令递相婚姻，实国家长久安宁之计。’从之”[78]条看，此前平民社会中女真与汉族间的通婚是被禁止的。金朝末年，女真人与汉人的通婚实例很多，特别是汉人娶女真女子为妻为妾的亦逐渐增多。如毕淑贤（1191—1246年）娶纳合氏，杜茂（1208—1272年）娶完颜氏。而对此有专门研究的陶晋生先生在其《金元之际女真与汉人通婚之研究》文中作如是说：
在所有的两族间通婚的实例里，最重要的而且最饶兴趣的是河北永清的史家的婚姻状况了。金末河北一带最有势力的土豪史天泽（一二○一—一二七五），投靠了蒙古大将木华黎以后，在元初权势显赫，后来做到宰相。史天泽的父亲史秉直娶张氏和纳合氏为夫人。天泽自己有四个妻子，其中有两个女真人——纳合氏和抹撚氏。他的长姐嫁给了木华黎，长兄天倪有一个汉人妻子，和女真妻子完颜氏。天倪的儿子楫，则娶了三个女真女子为妻。从史家的通婚情形看来，金末汉人和女真人通婚已经是一件普通的事。[79]
女真人思想文化上的汉化。女真人思想文化上的汉化是与其封建化进程同时进行的，对汉文化的仰慕始于女真上层，除了几代帝王尊汉人儒士为师长之外，为便于统治计亦极力推行女真人学习汉文化。如，命精通语言者把《尚书》《易经》《孝经》《论语》《孟子》《史记》《汉书》《新唐书》《贞观政要》等汉文经史典籍翻译成女真文，向女真社会推广。《金史·选举志》载：“自大定四年，以女直大小字译经书颁行之。后择猛安谋克内良家子弟为学生，诸路至三千人九年，取其尤俊秀者百人至京师，以编修官温迪罕缔达教之。”女真人中间出现了一批精通汉文化的政治家与文人学者，对此史载：“世宗、章宗之世，儒风丕变，庠序日盛，士繇科第位至宰辅者接踵。”[80]汉文化对下层女真族众的影响，则主要表现在迁居中原的猛安谋克户长期受到汉地习俗的耳濡目染，使之主动地与较发达的生产生活文明逐步趋同，而“女真的故家遗俗，存复无几”[81]，最终在文化风习上与汉族别无二致。
迁居中原的猛安谋克户，经过了易汉服、习汉语、易汉姓、与汉族通婚及思想文化上的汉化过程，民族间的畛域逐步消失，而共同性逐步加强。居住在同一地域里的不同民族，过着共同的经济生活，有共同的语言文化，相互间和睦相处，彼此血胤，最终不可避免地产生民族融合。自然不同民族间融合是彼此相互的，由此产生出新的文化形式。如迁居中原的猛安谋克户，在与汉民族的长期交往中使女真习俗在中原颇为盛行，北方盛行的“绯色紫衣”影响“中国之人，互相仿效”，“胡乐”“胡舞”在南方亦为流行。更有甚者，在南宋的市面上女真产的“番鼓儿”“葫芦笛”“粘罕胡”“发索”等均为时髦之物。另外，如同当年的女真统治者一样，为了防止和杜绝女真习俗的传入，南宋的政府要员也是屡颁律令加以禁止。清代徐松根据《宋会要》编撰的《宋会要辑稿·刑法二》第一六六册载：
〔绍兴三十一年〕五月八日，知临安府赵子潇言：访闻街市无鄙（？）之辈，插带掉篦，及著卧棘，用长藤为马鞭，聚众于酒肆，吹唱鹧鸪，手拨葫芦琴，跪膝劝酒，有伤风教。
〔隆兴元年〕七月二十五日，中书门下省言：窃见尔来临安府士庶，服饰乱常，声音乱杂。如插掉篦，吹鹧鸪，拨胡琴，作胡舞之类，已降指挥严行禁止外，访闻归朝、归正等人，往往不改胡服，及诸军有仿效番装，所习音乐，杂以胡声。乞行下诸军及诸州县，并行禁止。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