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典籍记载的考古学视域下上京龙泉府的繁荣
在渤海国228年历史中，上京龙泉府（今黑龙江省宁安市南15公里处的渤海镇）曾两次为都，时间长达160余年。在这里渤海国的辉煌表现尽致，其全盛时期的疆域“南界至泥河一线及
水一带，与新罗为邻；北界到那河即今东流松花江及黑龙江中游一带，分别与南室韦及黑水靺鞨诸部接壤；东至日本海，尽有今俄罗斯的南滨海地区；西北至今吉林省农安、梨树、昌图一带与契丹地相连；西南方面则达到辽河东岸”[51]。在如此号称“地方五千里”的地域内，渤海国在盛唐文明的影响下迅速封建化，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了长足进步。官制仿唐有三省六部，建制仿唐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及百余县，军制仿唐有十卫及常备军，人口最多时达300多万人，被誉为“海东盛国”。这对于黑龙江区域来说，也是历史发展的重要时期。
一 典籍记载的上京龙泉府的繁荣
渤海国的迅速封建化，是与渤海国统治者积极主动吸收盛唐文明分不开的，即所谓的全面“宪象中原”。渤海文王大钦茂即位后即锐意学习中原文化，其具体如抄写唐书，传播汉文化，“数遣诸生诣京师太学，习识古今制度”，[52]派贵族、世家子弟到长安抄回《汉书》《三国志》《晋书》《三十六国春秋》《唐礼》等典籍文献。[53]为了更好地传播汉文化，在渤海国王都上京城“设文籍院，以储图书；设胄子监以教诸子弟，稽古右文，颇极一时之盛”。[54]渤海官员、王公贵戚“多擅文艺”，皆能以汉文吟诗作赋，并经常唱和唐代、日本文人。金毓黻在其《渤海国志长编》卷十六中记道：
唐诗人温庭筠有《送渤海王子归国》，韩竑有《送王诞渤海使赴李太守行营》。又，高元固及乌炤度、光赞父子，以宾贡入唐应举，乌氏父子皆登第。元固则谓彼国得诗人徐夤《斩蛇剑》、《御沟水》、《人生几何》诸赋，皆以金书列为屏障。聘日本诸臣如杨承庆、杨泰师、王孝廉、周元伯、杨成规、裴颋及其子璆，皆以文酒唱酬，才长应对，为所引重。而擅长雕刻、绘画者，亦有之。此皆渤海濡染唐风之证也。
文中提到的杨泰师、王孝廉、裴颋等人都是汉文化造诣颇深的渤海文人，杨泰师的《夜听捣衣诗》、王孝廉的《对月思乡诗》等，颇有李白、杜甫的韵律和意境。而在渤海王大玄锡时代（872—893年）出任文籍院少监的裴颋，更是熟练掌握唐诗韵律，在出使日本时被日本人尊为“学问之神”的菅原道真誉其有“七步之才”（寓意曹植“七步赋诗”）。
渤海国统治者的“宪象中原”不仅仅如此，更为主要的体现在官制、兵制及都城制度的学习仿效上。渤海官制模仿唐制设立了三省、六部、十二司、一台、八寺、一院、一监、一局，由这些部门的职官构成了上层官僚集团。渤海军制模仿唐的府兵制，建有“左、右神策军，左、右三军”。但似乎不完全一样，因为1960年在上京都城西南角发现了“天门军之印”，这应是渤海国军队的新建制。然而，盛唐文化在渤海国的尽致体现是都城的建设，关于渤海五京制度与唐朝的关系，学界的见解趋于一致。有学者认为，该制度“并非渤海首创，五京制的始作俑者是唐朝，渤海是仿效唐朝而设”。[55]也有学者认为，渤海国五京的设置，“确切的说，是学习当时中原地区唐王朝五京制度的结果”。[56]还有学者认为，“渤海实行五京制度不是偶然的历史现象，而是中原文化的五行观念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唐朝创制五京，渤海紧随其后，时间上的相近，吸收上的迅速，有力证明渤海五京制度是根据国内的迫切需要，积极自觉地从唐朝学习过来的”。下面我们以渤海国为都时间最长的上京龙泉府为例，看一看盛唐文化对渤海国都城制度的影响。
渤海国都城仿效唐制的结论，是有典籍记载和考古发掘证明的，“其五京中规模最大的上京城的建筑制度就是严格遵循唐都城长安的范例而制定的”。[57]上京龙泉府乃五京之首，为渤海国都160余年。同时也因其是规模宏大的中心城市，而得到后代文人的记载。如清代流人张缙彦、张贲、杨宾、吴桭臣等，都对之有精彩的文字记录。
张缙彦的《宁古塔山水记·东京》中载：
东面城址，土墉高丈余，以石为基，城门石路，车辙宛然。大河绕城而东，其古渡尚有坏桥乱石，横亘水中。其宫殿三重，在前者规模颇宏，台址三尺，柱础如盘者计一十有六，后二重稍逊焉。殿东西二门，正中无甬道，阶墀陛□（墄），纷错可识，败瓦断砖，虽野烧之余，尚有存者。且丹绿琉璃，间有夷汉字号，土人□取为玩。其别馆回廊周环者不可细辨。前有五台，石垒叠起，高可二丈，似五凤楼制度，内有小城，颇仿皇城焉。在右有石井二，首石甃八角，雨水渟泓，尚可牛饮。□（明）堂以外，九陌三衢，依稀可睹。旁石垒似部落军伍所舍，或为列肆贸易之所。城以南有古浮屠，高丈六，佛面虽有风雨侵蚀，过之者尚稽首焉。前有石塔，八面玲珑，庄严精巧，尤非塞外所有。此地平旷数十里，似为都会之地。其西七八里许，有石碛数区，各围方三四里，其为屯操刍牧之处无疑矣。又有古坟石，方丈者数坂，土人掘地，得石兽，其白如玉，必辇而至者，非此中物也。西南十余里有长溪，芰菱、茅苇、芙蓉生焉。夏秋之交，荷花红敷数十里，灿若云锦，土人探莲者，荡小舟入之，浮游如画，真东京美景也。宁古胜概，此为第一。
张贲的《白云集·东京记》中载：
宁公台西南六十里，曰沙岭，岭东十余里，有古城焉。土人相传曰，东京……故城甃石为基，土墉高丈许，无复雉堞，颓然短垣也。围可三十里，城门石路，车辙宛然，南门故址，似宫殿三重，前一重规模宏伟，础方广三尺余，计一十有六，后二重无存焉。殿南向，正中无驰道，东西二阙门，阶墀陛墄，层级可辨。前列五台，今高二丈许，似京师凤阙遗制。后有小城，似宫禁。左右井二，白石甃砌，八角形。明堂以外，九陌九衢，依稀可识，旁石垒如部落军伍所舍，或官署环列如拱。城内，今宫室无存，败瓦乱迹，在榛莽中，时有丹碧琉璃，错出间杂，存汉字款识，土人取以为玩，掘地得断碑，“下瞰台城儒生盛于东观”十字，皆汉文，字书庄楷，盖国学碑也……城外大河，绕城而东，有圮桥乱石，横亘水中，城南有古寺，镂石为大佛，高丈有六，法相尊严，镂凿工巧，今坠其首，好事者装而复之。前有石浮屠，八角形。郭外平旷数十里……盖松花江以东风土之美，莫若东京云。
杨宾的《柳边纪略》中载：
宁古塔西南六十里沙阑，南有旧城址，大于今京城等。内紫禁城，石砌女墙，下犹完好。内外街道隐然，瓦砾遍地，多金碧色，土人呼为东京……沙阑城内存石塔一，石观音一。康熙初，观音首脱，鼻端微损，新乡张司空坦公琢而小之，今高九尺，而石座又三尺余……又，往时存一紫石碑，康熙初，大兴刘侍御命人往观，其人椎而碎之，取一角还，仅十三字，作四行。首行曰“深契”，次曰“圣”，次曰“儒生盛于东观”，次曰“下瞰阙庭”。书类率更令，盖国学碑也。又土人云：城内虽无居人，远望之犹有王气。城北十余里有两石桥，桥九洞，今石虽圮，柱尚在。又将军安珠瑚使人浚井，得朱漆井亭木方尺，颜色甚鲜。
吴桭臣的《宁古塔纪略》中载：
石壁之上，别有一朗岗，即宁古镇城进京大路。一百里至沙岭，第一站，有金之上京城。临马耳河，宫殿基址尚存。殿前有大石台，有八角井，有国学碑，仅存“天会纪元……”数字，余皆剥蚀，不可辨识。禁城外，有莲花石塔，微向东欹。塔之北有石佛，高二丈许。又有莲花池，长数里。
张缙彦、张贲、杨宾、吴桭臣等都是流人中的文人学者，他们在流放地内，或长歌当哭，或登山邻水，或搜集逸闻，或凭吊古迹，写出了一部部地方志书，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信实的第一手资料。不仅如此，即便是一些京中为官者，也有著述描绘上京龙泉府，如康熙二十一年（1682），“圣祖东巡，高士奇以文学之士从之……归后，将途中所记，加工润色”，成就了《扈从东巡日录》，书中写道：
沙林……东南十五里曰火茸城……广四十余里，中间禁城可里余，三殿基址皆在，碎碧瓦棋布其上。禁城外有大石佛，高可三丈许，莲花承之，前有石塔。向东小欹出大城，而西则芰荷弥渚，逶迤绵渺，莫穷其际。渚间有亭榭遗迹，岂当时之阙庭苑囿耶！
通过上面文人的表述可知，他们记载的是同一个地方，尽管其有“沙阑”“沙林”“沙岭”“火茸城”等不同的称谓与写法。分歧较大的是“清代稽古之士，多以今之东京城，为金之上京会宁府”[58]。清末，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曹廷杰经过深入细致的考证，提出“东京城”就是上京龙泉府。为辨误，金毓黻先生也于1933年夏，“亲往东京城旅行，凡驻半月，踏勘殆遍张贲所记，大致不误。惟其宫殿遗址之所在，实为子城，在大城之北部，至石佛之所在，则为大城之中而偏南。所谓石浮屠者，或称石灯，饰于佛前，以供焚香楮者。宫殿附近残瓦极多，上有文字，或一字或二字不等，殆为瓦工之记识。从事发掘，颇有采获……东京城，即渤海上京之所在，亦即所谓渤海王城也”。[59]时光荏苒，人去物非，时下距清人的文献记载已有300余年之久，上京龙泉府的遗址遗迹在地表上已不多见，只有进行科学的考古调查发掘，才能使之成为探索渤海国都城上京龙泉府繁荣发展的实证资料。
二 考古学视域下的上京龙泉府的繁荣
由于黑龙江区域地处祖国北疆，我国传世古文献中关于这一地区的记载远远不如中原卷帙浩繁及清晰可辨。但仍有一些方志与私家著述用实地踏查的办法，对黑龙江区域的历史地理、城池沿革、民族分布、历史遗迹等做了记述，尽管其亦为传世不朽的学术著作，但这些踏查还是不属于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范畴。20世纪一二十年代，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引入黑龙江区域，近百年来成果丰硕，许多结论前所不及。科学地利用考古资料结合文献典籍记载去寻求历史文化的谜点，能够使一些问题清晰起来。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上京龙泉府遗址连续多年进行了颇具功力、颇有见地的考察论证，使之成为渤海研究的显学，而对其城址的研究考证更是引起中外学者的关注。据载，在20世纪初至今的百余年里，围绕着上京龙泉府遗址进行的大规模的考古发掘被学界分为如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的考古发掘。对上京龙泉府的考古调查，开始于20世纪初的1910年，适时日本学者白鸟库吉在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踏查，发现了宝相花纹砖，认定其为唐代遗物。1926年，日本学者鸟山喜一、哈尔滨市特别行政区博物馆的Б.В.包诺索夫等一行人，在遗址处采集到砖瓦、泥塑佛像残件等，肯定了白鸟库吉的判断，“推断是唐代渤海龙泉府城址，初次把这处考古遗存同文献记载印证起来”。1933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原田淑人假“东亚考古学会”之名，对遗址的城墙、宫殿、寺院、房屋等文化遗存进行调查发掘，于1939年在东京发表了《东京城——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遗址の发掘调查》，为这一阶段的考古发掘画上了句号。
第二阶段的考古发掘。1964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朝鲜社会科学院联合发掘了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取得了重大成果。但“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的悲哀时期。这一时期，在中国所有的学术研究几乎被停止，渤海史研究也几乎被中断”[60]。然而，朝鲜方面却充分地利用了这些发掘材料，相继有朝鲜社会科学院的《中国东北地方遗迹发掘报告》（朝鲜社会科学出版社，1966）、朱荣宪的《渤海文化》（朝鲜社会科学出版社，1971）等著述出版。而直到199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才以《六顶山与渤海镇——唐代渤海国的贵族墓地与都城遗址》的著述，发表了30余年前考古发掘的全部成果。学界对该书的评价为，“是迄今内容最为充实、资料最为可靠的一本关于渤海国的考古学专著”。另“本报告以大规模的科学发掘、丰富的实物资料和详密的分析研究为基础，逻辑严密，文字准确，为研究渤海文化的唯一考古著作”[61]。
第三阶段的考古发掘。1981—1985年，黑龙江文物工作队对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进行了清理发掘。“发掘了1、2号房址和2、3、4号门址。对‘午门’一殿台基和部分宫城城墙进行了清理工作，并找出了宫城的护城河（但在通门处没有发现建桥的遗迹，推测可能使用木吊桥）。另外对一殿前的广场和宫城西墙进行了钻探，并对宫城、御苑及内城进行了实测。探掘了一殿西廊南北向段基础、东西向段和2号门南端入口处门道等，基本掌握了这些遗迹的基础构筑情况。”[62]
第四阶段的考古发掘。1998—2007年，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连续十年对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进行了有计划的大规模发掘。“新发现了郭城第11号门址，内城夹墙及御花园东城墙外的道路，在城内白庙子村发现了七层套的舍利函，发掘了渤海上京城遗址宫城的第2、3、4、5号宫殿基址和宫城的第50号建筑基址及附属建筑，郭城正南门、郭城正北门，皇城南门和中轴大街等。成果集中体现在《渤海上京城——1998—2007年度考古发掘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2009）一书中。”[63]
经过上述“四个阶段的大规模调查发掘，基本上探明了渤海上京城的形制与格局，对城内街道里坊以及宫殿、官衙、佛寺等分布及建筑形式亦有了相当程度的了解，特别是第四阶段对宫城中心区域的科学发掘，搞清了宫殿建筑形制及特点，并纠正了当年日本人的一些失误”[64]。累积渤海上京龙泉府考古工作四个阶段的研究成果，先将考古学视域下的上京龙泉府做一介绍。
1963年10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东北考古工作队在黑龙江省宁安县渤海镇上京龙泉府遗址进行调查。1964年6月，又开始对这里进行正式发掘，10月发掘工作结束，对城的建制和布局、各种建筑物的形制与结构和内涵、文化遗物等有了全面了解。其对皇城街道、坊市的考察为其他研究所难以企及：
街道
在勘查工作中，共发现九条街道，五条为南北向的，四条为东西向的，都是全街呈一直线，没有任何偏斜和曲折。街道的宽度，计有110米、92米、78米、65米、28—34米五种。所有街道都系土筑，由于行人和车马的践踏、碾压，路面形成一层坚硬的“路土”，一般厚约5厘米左右。街道两侧是否有排水沟，未能探查清楚。兹将各街道的位置、经由及形制等分述如下。
第一号街
自外郭城南面居中城门通至皇城的南门，全长2195米。南北向，方向3度。除街的南端以外，两侧里坊的墙垣保存良好。街的宽度以两侧坊墙之间的距离计算，为110米。此街居全城中央而略为偏西，将全城划分为东、西二半城。此街可称“朱雀大街”。
……
坊市
上京龙泉府的坊制相当规整。根据勘探出来的完整的和基本上可以复原的许多坊的情况看来，各坊都呈长方形，四面有墙，在坊的内部又有墙垣将全坊分隔成若干部分或若干院落……
西半城各坊的遗迹保存甚好，勘探出来的完整的及可以复原的坊共有二十个，根据它们的排列规律，得以恢复西半城的全部坊制……南北排列的各坊称列，东西排列的各坊称排。可以判断，西半城共有四十一个坊，以列计算为四列，以排计算为十一排。[65]
关于上京龙泉府城的建筑和布局，包括外郭城、宫城、皇城、禁苑及其他的考古发掘，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是下了气力的。早在20世纪50年代，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就在牡丹江中游、下游及镜泊湖地区的考古调查中，对渤海遗迹、遗物屡有发现。1981—1985年、1998—2007年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和黑龙江省文化考古研究所两次对上京龙泉府遗址进行清理发掘工作，其中1998—2007年的发掘成果揭示如下：
渤海上京城由郭城、皇城、宫城三部分组成……渤海上京城宫城中心区内共有5座宫殿，自南向北排列在中轴线上……主要发掘工作有：宫城第2号宫殿及其附属建筑基址；宫城第3号、第4号宫殿基址及其附属建筑基址；宫城第5号宫殿基址及其附属遗迹；“御花园”50号建筑基址；外城“朱雀大街”基址；皇城南门基址；郭城正南门基址；郭城正北门基址。
第1号宫殿位于宫城正南门北侧175米处，台基东西55.5、南北24、高2.7米，面阔11间、进深4间……
第2号宫殿位于宫城中心，是宫城内规模最大的宫殿，系有正殿、掖门、廊庑组成的建筑群。正殿基址坐北朝南，进深4间、面阔19间……
第3、4号宫殿是宫城中轴南起第三、四重宫殿。两殿之间有过廊相连，从功能和布局看应为同一宫殿的前后两部分……
第5号宫殿正殿台基呈长方形，东西40.4、南北20.4为一面阔11间、进深5间的建筑。该殿为“满堂柱”式两层的阁楼建筑……
禁苑（俗称御花园）位于宫城东部，为南北向长方形，其内有水池、建筑址、假山等遗迹。水池的北岸有一处较大的建筑群体，1963—1964年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将其编号为50号建筑基址。第50号建筑基址位于上京城宫城东侧“禁苑”内，由正殿、东西部廊、亭组成，其附属建筑有房址、石墙等……其功用是渤海王室贵族宴飨游乐之地……
中轴大街贯穿皇城南门和郭城正南门，将郭城划分为东、西两部分，全长2195米。大街两侧排列着整齐的街坊，经实测，其东、西坊墙内侧的垂直间距为110.2米，合中唐时期的唐尺（0.29米）约为373唐尺，应为路的实际宽度。在110米范围内，可能只有中间的50米左右，是实际通行的道路。
皇城南门址是一座单体建筑，门址台基两侧直接和皇城东、西侧南墙连接。台基东西长30、南北宽11.35米……在台基上自南向北分布三列大型础石，每列均匀分布8块。即台基上建筑东西面阔7间，南北进深2间……
郭城正南门由中央正门、东西两个侧门址及其间两段连接墙组成。整个门址长57.6米。中央门址由门道及两侧门墩组成，宽26.6米，其中门道宽4.7米。郭城正南门是渤海上京城南向的门户，也是渤海国的礼仪之门。此门采用了三门一体的组合形制，中间门址建筑宏大、门道规整，可能是一些重要活动和外交事件中的重要活动场所，而两侧的门规模较小，可能是日常通行的门。
郭城正北门址是由中央台基址、东西两侧门址和其间相联结的两段短墙组成的建筑遗址。整个遗址东西长52.12、南北宽30.8米，中央台基南端长21.9、北端长22.6米，南北宽18.4、使用高度0.75米，四壁收分约4度。台基上建筑东西面阔5间，南北进深4间……
渤海上京城在当时是东北亚屈指可数的大城市之一，使用时间较长，横跨了自盛唐至五代的漫长时空。其规划、设计和建筑，均取法于唐王朝，尤为重要的是，在同时期的都城遗址中，渤海上京城保存极为完整，城垣、街坊、道路、佛寺、宫殿清晰可辨。[66]
渤海上京龙泉府的考古发掘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与此相关的研究也有了长足进步。如孙秀仁的《唐代渤海上京龙泉府城址》，景爱的《东京城——渤海都城上京龙泉府故址》，陈显昌的《唐代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刘晓东、魏存成的《渤海上京城营筑时序与形制渊源研究》《渤海上京城主体格局演变》等论文发表，他们以考古发掘为素材，在上京龙泉府的规模、形制、地理位置、地理环境、交通路线、营筑过程、建筑布局等多方面进行了研究，探讨了其兴衰历程。有学者宏观指出，“上京遗址的进一步研究表明，渤海上京城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渤海文化发展序列的一个缩影”[67]。特别是朱国忱、魏国忠在《渤海史稿》一书中，对上京龙泉府的繁荣更是做了精彩的论述：
上京龙泉府是渤海百城之首，规模巨大宏伟，街坊规则整齐，宫殿、官廨、寺庙林立，是当时东北地区最大而又繁华的通都大邑。据上京城址实测，外城周长约一万六千三百米，内城（王城）与宫城（紫禁城）在外城北部居中。宫城里中间中轴线上今排列五重殿址其中第一、二号殿址规模宏敞，台基高大，巨大础石排列其上，想见当日宫殿高耸壮丽，金碧辉煌。各殿两侧或其间均以回廊相连，宏伟壮阔。宫城东侧是“内苑”址，面积约十余万平方米，内有池泊、亭榭、假山、殿阁等，穷极华丽。城外开辟“禁苑”，范围很大，游玩射猎，驰骋击鞠。如此规模都邑的营筑和豪华壮丽宫禁之建造，是渤海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上京城无疑始筑于“天宝末”年以前。文王住此三十余年，“贞元”时迁至东京，不久华玙为王复迁上京。自文王讫彝震之世以上京为都约八十余年，前后凡经八世国王经营宫室，当有一定规模。至彝震时国力增强，已感旧有宫室不足用，故“拟建宫阙”，更当豪华气魄。今存上京宫城殿址规模和状况，大体为彝震“拟建宫阙”后之遗存。[68]
这里我们不惜篇幅地引证文献记载与考古成果，从一定意义上说上京龙泉府的繁荣是以人口为基础的，所谓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无一不与人口重心相关联。因为将要论述渤海遗民的外迁，故而以上京龙泉府为中心的渤海人口数量显得尤为重要。而在所看到的资料中对渤海国的人口数量没有确切的记载，从建制、疆域方面来推算人口虽方法可取，但亦非易事。如此，以国都的繁荣去“管中窥豹”探究人口数量，似可作为一种尝试。有学者据《辽史·兵卫志》中“天显元年，灭渤海国，地方五千里，兵数十万，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尽有其众”所载，推算全盛时期的“渤海之达到或超过300万人口当不会令人感到奇怪”[69]。以此为基数来推算上京龙泉府的人口数，大家知道“筑城造郭，营建都邑”为任何政权的“国之大事”，都邑一成，即为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在。从人口构成上看，应有皇亲国戚、官僚贵族、驻守京师的卫戍部队、富商大贾、手工业者、城市平民、僧人巫觋、雇佣劳动者、奴婢下人、无业游民、城居地主、农民等五行八作、三教九流各色人等，由此构成了城市社会；从建筑构成上看，有宫殿、官廨、寺庙、商铺、街坊等，而“建筑宏大、门道规整”“巨大宏伟、街坊整齐”“金碧辉煌、高耸壮丽”“豪华雄浑、气势磅礴”等词句充斥于考古报告与研究文章中；从城市布局上看，由郭城、皇城、宫城、禁苑、“朱雀大街”、坊里区组成，整个都城布局匀称，整肃有致，交错栉比，初步形成棋盘式街道布局，规范至极；从城市形制上看，渤海国的“宪象中原”在国都的建设上也有尽致的体现，“其规划、设计和建筑，均取法于唐王朝”，研究者记载其为“仿效隋唐长安城”“成功地效仿了唐长安的形制”“充分吸收了唐长安城建筑精华”等。
那么，唐长安城的规模与人口状况如何？宋代《长安志》载，城内长安、万年两县共有8万户，其中包括许多人口众多的贵族官僚大府邸，此外还有大量寺观内的僧道，教坊内的舞伎、乐工，常驻军官兵，总人口近百万人。城市人口密度很低，约为120人/公顷，但除去宫城（占总用地1/6）、宽度很广的道路及官府寺庙，实际上一般市民居住密度并不低。[70]参照唐代长安的人口数量与人口密度，有学者对上京的人口情况进行了推算，“上京的全部人口大约在15万至20万之间。如果这种推算接近实际的话，那么上京龙泉府的人口约占渤海全盛时期全部人口（300万左右）的6—7%”。[71]不过，这应是一个过低的人口推算数量，曾160余年作为国都地的上京龙泉府似不应仅有20万人口。仅从926年契丹攻陷扶余的消息传到上京后，渤海王大諲撰急派老相（失名）率兵3万人迎敌的史料[72]推断，如果我们仍按前面的民兵之比10∶1进行计算，那么仅此人口就应在30万人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