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为中用十大原则
上QQ阅读APP看书,第一时间看更新

第3章 原則二 “英”機一觸

一句英文,令人豁然開朗,不但想通了事情,更拆解了佈局,例如“Curiosity killed the cat.”。

Curiosity killed the cat.

英文是我的錦囊妙計,常常令我在靈感枯竭和茫無頭緒的時候靈機一觸,然後豁然開朗。《好奇會不會殺死貓?》一文,探討建制一方面縱容民眾的“聽話的好奇心”(submissive curiosity),另一方面又處處阻撓甚至懲罰他們發展“顛覆性的好奇心”(subversive curiosity)。想到將好奇心這樣分類,全因一句英文諺語“Curiosity killed the cat.”(好奇心能要貓的命。)。為甚麼好管閒事是自找麻煩?為甚麼要將好奇心“污名化”成殺人兇手?甚麼樣的好奇心會要貓的命?問對了問題,等於為文章的立論打好地基;跟着順藤摸瓜,自然會有重大發現。

2015年夏天,大陸劇《武則天》在香港電視台播出大受歡迎。我想找個既有趣又有效的角度評論這套以女人的乳房和乳溝招徠的偽歷史劇。“偽歷史劇”的指控要成立,首先要給歷史一個簡單明瞭的釋義。我想起邱吉爾說過,“History is written by the victors.”(歷史由勝利者定稿。)。用這句話理解《武則天》,就像把鑰匙插入鎖孔,門打開了,看到《武則天》的素顏——原來她是為愛犧牲一切又戰勝一切的愛情女皇。它是“偽歷史劇”,因為它的歷史觀是可笑的“History is written by the lovers.”(歷史由情人定稿。)。

很喜歡“oxymoron”(矛盾詞)這個英文字,它令這個充滿矛盾的世界的矛盾原形畢露,像“faithful husband”(不吃魚的貓)和“business ethics”(商業道德)。我最喜歡的一類矛盾詞,是沒有人看到或願意承認當中矛盾的矛盾詞,好比一對同牀異夢的夫婦,別人在社交場合看到的卻是天作之合的金童玉女。“faithful husband”是這類“表裏不一”的矛盾詞,“dream job”(夢寐以求的工作)也是。寫《自由意志是最大的驕傲》,是要解釋為甚麼“dream job”是個矛盾詞;為甚麼正如我在文章所說,“In my dreams I have no job. ”(我做夢的時候不用工作。)。

好奇會不會殺死貓?

建制縱容民眾“聽話的好奇心”,處處阻撓、懲罰民眾發展“顛覆性的好奇心”……

英美社會有所謂“好奇殺死貓”CURIOSITY KILLED THE CAT.的傳統智慧。實情是我們到今日仍然活着,並且情緒高漲、精神飽滿和興致勃勃,皆因我們還有點好奇心和求知慾。試想我們每天和一生所做的事情,小至發電郵、拆郵件和上社交網站;大至求學、找工作、談戀愛和結婚生子,哪一樣不是為了要滿足我們的好奇心?

英文有幾個極具殺傷力的動詞,像寶劍,一出鞘就見血。最驚心動魄的英文句子只有兩個字——“Love hurts.”,效果的震撼,遠勝中文的“愛情令人受傷。”。Kill比hurt更猛烈、更致命。所以,與其說Curiosity killed the cat.,倒不如乾脆說Curiosity kills.。

生命是個奇蹟,只要你仍然有一種孩子般的好奇感(a childlike sense of wonder),它總會令你驚訝不已,讚歎不絕。好奇本來是與生俱來的一種激情(Wonder is the first of all passions.),每一個人出生的時候,眼睛都閃爍着發現生命的奇異光芒。對小孩子來說,遊戲既是消遣,也是生活態度,更是他們探索世界和滿足好奇的“正經事”。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說,人最悠然自得的一刻,就是處於孩子遊戲之時的認真狀態 MAN IS MOST NEARLY HIMSELF WHEN HE ACHIEVES THE SERIOUSNESS OF A CHILD AT PLAY.。只可惜我們長大之後漸漸失去童心,忘記怎樣用遊戲的心情認真工作和處世。

這句子有一種複雜美。它的複雜不是來自用字和句子結構,而是來自它的邏輯和洞見。人長大了,就不可能做回自己,他最多只能做到“幾乎是自己”(nearly himself)。方法不是像孩子那樣玩耍,而是像孩子玩耍那樣認真和投入地做事情。偉大的哲學家思想何止異於常人,簡直不同凡響。

非道德的好奇心

我們的好奇心是怎樣丟失的?誰偷走了我們的好奇心?這應該從好奇心是甚麼說起。好奇不僅是求知慾,也是要親身感受、體會和經歷的強烈慾望。本質上,好奇心是非道德(amoral)和反權威的。對要掩飾真相的當權者、操縱民意的政客、愚弄大眾的傳媒和大企業,以及隨時準備懲罰世人行差踏錯的道德警察而言,無節制、無止境的好奇就是最大的敵人。

人天生好奇,關鍵是怎樣將他們的好奇心分散到無關宏旨的事情上,使社會的現狀——即剝削者與被剝削者的不平等關係——得以維持?依我看來,建制將民眾“聽話的好奇心”(submissive curiosity)與“顛覆性的好奇心”(subversive curiosity)區分起來,對前者的煽動和滿足無孔不入,對後者的打擊和扼殺卻不遺餘力。

“顛覆性的好奇心”包括對真相的追求、對福柯(Michele Foucault)所謂的用來鞏固權力關係的“權力知識”(powerknowledge)的敏感,以及對追求新奇、刺激體驗的強烈慾望——這種慾望往往會導致為社會所不容的越軌行為(social deviance),如婚外情、酗酒、吸毒和病態賭博。我們自小所受的教育、要規行矩步遵守的法律,以至社會價值和社會制度,處處都在阻撓我們發展顛覆性的好奇心;並且不時警告和懲罰我們,要我們知難而退,這才是“好奇殺死貓”的真正含義。

收放自如是操縱的藝術。建制要駕馭我們的好奇心,採取的是軟硬兼施的手段:“顛覆性的好奇心”當然要杜漸防微,甚至趕盡殺絕;但“聽話的好奇心”卻一定要盡情滿足,讓它放任自流。

所謂“聽話的好奇心”,就是那種電影、電視劇、小說、報紙、娛樂雜誌、廣告和互聯網每天都在滿足的好奇心。基本上,這是一種與追求真相與權力知識無關、低層次的求知慾。我們這種要知道的慾求和渴望不斷被刺激,也不斷被滿足;久而久之變成條件反射。我們習慣以“THE DESIRE TO KNOW”來取代要親身體驗、親身經歷的“the desire to experience”。於是,不分晝夜地為我們提供替代性經驗(vicarious experience)和敍事樂趣的大眾娛樂和大眾傳播,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現代人生活的良伴。

Desire也許是最性感的英文字。她是慾的化身,任何字和她放在一起,馬上跟性扯上關係。A desire for somebody固然是強烈暗示希望與某人發生性關係,即使是a desire for power;也令人聯想到權力與性的關係。想有更大的權力,是為了得到更多、更刺激的性?抑或權力令人產生的興奮,只是性興奮的替代品?難怪愛權力多過愛女人的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說,“權力是最好的春藥。”(Power is the best aphrodisiac.)。

建制千方百計縱容我們“聽話的好奇心”,目的不言而喻,就是要我們做聽話的順民。要控制一個人,首先要知道的是他的需要。對某些東西有病態性倚賴(pathological dependence)的人——即癮君子——最容易控制,你只要給或不給他們最想要的東西,就可以當他們是白老鼠那樣擺佈。

現代人對故事的入迷已經由嗜好變成上癮,可以稱之為“追故事”、“聽故事”和“看故事”的癮君子(narrative junkies)。這也是現代人最容易給人看穿、摸透和利用的弱點:政府要說服市民,企業要促銷產品,政客要收買民心,媒體要建構現實(media construction of reality),最有效的做法,就是向大家說一個忠奸分明、充滿戲劇性和人情味的故事。

懂說故事的人操縱世界

“Tell Them A Story”(給他們講個故事)不只是輿論導向和危機管理專家的座右銘,也成為推銷產品、推銷政策,甚至有效管治的良方。Storytellers rule the world.(世界由懂得說故事的人操縱。),不由你不信。

當子女人生的配角

為人父母必須付出非人代價,你將不再是你的人生電影的主角,而是子女人生的配角和綠葉……

莎士比亞筆下角色哈姆雷特有一句名句——To be or not to be(是幹,還是不幹),這千古一問,天下夫婦大可改寫為To be a parent or not to be(是做人父母,還是不做)。

我們的人生和經歷,是我們作出的大大小小抉擇的總和OUR LIFE IS THE SUM OF OUR CHOICES.。人的一生之中要做很多關鍵和困難的選擇,但沒有甚麼比生兒育女的決定更事關重大和無法逆轉。於是,生兒育女是名副其實的“生命抉擇”(life choice),它不只改變生命,更賦予生命(life-changing and life-giving)。

“英為中用”對我有難以抗拒的吸引力。於我而言,最好的寫作不是規規矩矩而是字字珠璣(to write not only grammatically but also epigrammatically)。當英文遇上中文,就像冷暖空氣會合,產生很多警句雋語的雷雨和閃電。“Our life is the sum of our choices.”正是一例。

如果你要做自己的主人,就不要做別人的父母(If you want to be your own master, don't be a parent.)。決定為人父母,就要做好心理準備,此生此世都會處於牽腸掛肚的狀態,這是養兒育女必須付出的非人代價。

為人父母令人學懂謙卑——英文所謂“A HUMBLING EXPERIENCE”:你要從熟悉、舒適的自我中心(self-centred)世界遷徙到一切以孩子為中心(child-centred)的兒童天地。在這陌生的國度,孩子的最大利益是量度所有事情的最終標準。從此你不再是你的人生這齣電影的男主角和女主角,而是你子女的人生這齣新片的配角和綠葉。久而久之,自我否定和自我壓抑變成為人父母者的生活習慣和第二天性(second nature)。

在當代英語的慣用法中,一個常見的錯誤是混淆了“humiliating experience”(難堪、令人覺得屈辱的經驗)與“humbling experience”(令人學會謙卑的經驗)。當然,有些經驗其實是歷練,讓人在難堪與屈辱之中學會謙卑。在戰場、商場、職場或情場上慘敗就是這類at once humiliating and humbling experience。不過,能否學懂謙卑,還要看是否有慧根。

為甚麼天性利己的人類、經濟學家口中的“理性策劃者”(rational actor),會努力不懈、前仆後繼去做養兒育女這天下第一麻煩事?

進化論學者(evolutionary theorist)說這是為了宗氏、種族的繁衍和人類的生存。心理學家會告訴你,把跟自己有血緣關係的新生命帶到世上,是人類面對死亡和生命的有限最常用的應對策略(coping strategy)。《創世紀》說,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GOD CREATED MAN IN HIS OWN IMAGE.。生兒育女之苦可以忍受,因為扮演上帝的誘惑實在難以抗拒。從這角度看,生兒育女不一定是克己(self-denial),也可以是一種在心理上擴大個人權勢的自我膨脹(self-aggrandizement)。

讀《聖經》的不只是上帝的信徒,還有寫作的信徒。原因是,所有的寫作技巧和策略都在其中,堪稱學習寫作的“基礎文本”(foundational text)。這句God created man in his own image.只有七個字,卻為日後的科幻小說和科幻電影,以至描寫父子衝突的family drama提供了“絕世好橋”。

父母給予子女的是生命,子女給予父母的,是生命的意義(While parents give lives to their children, children give meaning to the lives of their parents.)。美國《紐約》(New York)雜誌的特約編輯珍妮花·斯列娜(Jennifer Senior)在新書《只有喜悅,沒有樂趣——今日養兒育女的矛盾》(All Joy and No Fun. The Paradox of Modern Parenthood)指出,整體而言,為人父母者比沒有孩子的夫婦過着更可憐但又更幸福的生活。如果婚姻是遊戲,子女就是改寫遊戲規則的變數(game changer)。夫婦爭拗,十之七八是因為子女。陪子女溫習和一起做功課是最普遍也是最乏味的親子經驗,斯列娜將之戲稱為“現代人的家庭飯”(the new family dinner)。

養兒育女不是好玩的事,但很矛盾,它往往能夠帶給父母極大的喜悅,這跟我們的心理素質(psychological make-up)大有關係。

二零零二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籍心理學家丹尼爾·卡內曼(Daniel Kahneman)認為,人有活在當下的“經驗自我”(experiencing self),亦有用來詮釋經驗、為經驗賦予意義的“憶述自我”(remembering self)和“敍述自我”(narrating self)。“經驗自我”告訴我們,養兒育女是自討苦吃。所謂“俯首甘為孺子牛”,說穿了,其實是一種“自我奴役”(voluntary slavery)。然而苦不是白吃的,“憶述自我”和“敍述自我”將這些苦化為意義和價值;養兒育女變成我們生活故事的主要情節,甚至主題,這就是書名《只有喜悅,沒有樂趣》的意思。

作為日常生活的一部份(daily routine),養兒育女是苦差,毫無樂趣可言。可是,作為一個窮一生精力去完成的計劃(life project),它給予為人父母者的是深刻、無可比擬的愉悅和滿足。

大陸的重與香港的輕

《武則天》的肉身是大陸製作,但她的氣質和靈魂都是香港的,充滿港劇的感傷主義和愛……

剛剛在無線電視(TVB)播畢的大陸電視劇《武則天》自四月二十六日首播以來,收視屢創新高,是香港人的文化、品味、感性和詮釋能力的一次勝利。

這話怎說?一套大陸電視劇每晚在香港電視的黃金時間播出並掀起收視狂潮,大結局更創下收視新高,不是反映了香港本土電視劇不濟嗎?《武則天》在大陸被吹捧為“神劇”,在香港播出後不旋踵就以君臨天下、風捲殘雲的姿態征服香港觀眾,不是證明大陸電視劇的軟實力已經後來居上,凌駕香港;又或者香港觀眾與大陸觀眾的品味和審美觀念已經接近到“喜其所喜,好其所好”的地步嗎?這是否意味着香港人一直引以為傲的文化身份已經岌岌可危、搖搖欲墜?

事實剛剛相反。《武則天》從幕前到幕後當然是如假包換的大陸製作,但這只是她的肉身,她的氣質、感性和靈魂都是香港的。香港電視劇的文化感性(cultural sensibility)是甚麼?一言以蔽之,就是感傷主義SENTIMENTALISM。香港電視劇主角的人生觀幾乎只有一個“愛”字,他們憑藉的生命力是“愛的無邊的力量”(徐志摩語)。香港的電視劇不常碰歷史,但這些所謂歷史劇,全是從為情為愛的浪漫模子裏套出來的。二零零四年首播、大受歡迎的清裝宮廷劇《金枝慾孽》正是顯例。

語言與語言之間如何互相學習?弱勢文化的語言怎樣透過吸納和挪用強勢文化的語言轉弱為強?這往往涉及能否找到知識轉移(knowledge transfer)的“運輸工具”。中文的“主義”就是將英文的ism入口的捷徑。ism本帶貶義,例如性別主義(sexism)、年齡歧視(ageism)和種族主義(racism),但在日常生活的使用當中,已演變成較中性的學說、體系、制度和主義。

一直以來,對大陸創作人來說,中國歷史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繆思泉源。大陸歷史劇以氣魄宏大、章法嚴謹、結構井然和佈局可觀見稱。它最出色的作品,例如《雍正皇朝》和《康熙帝國》,不僅善於經營歷史的寫實和精於為歷史人物造像;更往往能夠從歷史觀照當代。大陸歷史劇的歷史感,以及它對歷史的洞察力和想像力,使得它在香港通俗文化最無堅不摧的黃金時代,對港劇的感傷主義仍然有強大的抵抗力,甚至免疫力。

但物換星移,隨着大陸的門戶開放和市場經濟的發展,集體主義(collectivism)在生活的很多領域逐漸讓路給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香港電視劇多年來播下的種子,終於找到適合的土壤發芽。二零一一年首播、當時在大陸和台灣受歡迎和引發討論的程度不下於《武則天》的《後宮甄嬛傳》堪稱大陸劇將歷史感傷化、陰柔化和女性化(feminization of history)的濫觴。它從女性的角度寫清朝雍正後宮的權力鬥爭,將女性的情與慾描繪成一股改變歷史的力量。

然而大陸歷史劇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的代表作不是《後宮甄嬛傳》,而是比它遲三年面世的《武則天》。這套由大陸當紅女藝人范冰冰投資和主演的電視劇將歷史感傷化和女性化到荒謬的極致。跟它比較起來,《後宮甄嬛傳》雖然酒醉但還有三分醒:甄嬛愛上的不是雍正而是他的權力,所以她的愛情必定不得善終,因為權力的本質是操縱和控制——恰恰是愛情的相反。

“歷史總是由戰爭的勝利者來寫HISTORY IS WRITTEN BY THE VICTORS.”是邱吉爾的名言。《武則天》將它改為“歷史總是由敢放膽去愛的人來寫(History is written by the lovers.)”。在這套將武則天寫成為愛犧牲一切又戰勝一切的“愛情女皇”的電視劇裏,愛情不只是歷史的推手,更是歷史唯一的真相。這是一套屬於Facebook和WeChat一代的“歷史劇”,所呈現的自我沉溺和自憐自醉(narcissism)完全是反歷史的。

這句話出自邱吉爾之口,因而升價十倍,進身格言警句(aphorism)的行列。可是,它骨子裏只是個說法(statement)。既是說法,自然可以輕易改寫。將History is written by the victors.變成History is written by the lovers.,不過是換個說法而已。

這樣一套反歷史的歷史劇落在TVB手裏更發揚光大,修成正果。《武則天》香港版的最大改動,不是抹掉了原裝版本的“色”——將女演員露出乳房和乳溝的近鏡頭用後期處理的方式隱藏,而是賦予它一把“港女”的聲音和“港女”的意識。如果看《武則天》的大陸版和香港版是截然不同的觀影經驗,那是因為香港版的“洗腦歌”表面渾不着力卻竟能觸及星座驚動江湖。

一種創造性的提升

香港版貫穿全劇的主題曲(容祖兒唱的《女皇》)、片尾曲(吳若希唱的《眼淚的秘密》)和插曲(鍾嘉欣唱的《不顧一切》)不至於將《武則天》“去大陸化”,卻不着痕跡地將它“港劇化”甚至“港女化”。容、吳和鍾三個“港女”搖身一變,成為中國史上唯一女皇的聲音和意識。那是事實的真與幻想的假、歷史的力與愛情的美、大陸的重與香港的輕一次完美的結合。武后的野心,不曾有過如此浪漫的詮釋;港女的渴求,從未沾上這種悲劇的輝煌。當然,這不是寫實,更不是歷史;但以娛樂觀之,夫復何求?從文化挪用(cultural appropriation)的角度而言,TVB對《武則天》的改造是一種創造性的提升CREATIVE TRANSFORMATION,對如何妥善處理大陸與香港關係不無啟示。

評論中有一概念名為“改造性的提升”(transformative improvement),指作品完成後比它改編、戲謔、模仿或取材的對象或更巧妙,或更緊湊,或更深刻。黑澤明將芥川龍之介的小說《竹林中》改編成電影《羅生門》,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再舉一例,王菲是王靖雯的“改造性的提升”。“改造”本是偶像生產工業的慣技。所謂包裝和形象設計,就是將醜打扮成美、笨拙調教成瀟灑、平凡扭轉成出眾。然而王靖雯由一個土氣十足的北京姑娘,搖身一變成為由頂至踵散發前衞歐陸風味的王菲,其脫胎換骨的程度到今日仍然叫人嘖嘖稱奇。

自由意志是最大的驕傲

人的自由意志是他最大的驕傲。真正的自由和奢侈不是可以做甚麼,而是不用做甚麼……

法國大革命思想先驅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名言:人生而自由,卻處處受到束縛MEN ARE BORN FREE, BUT EVERYWHERE THEY ARE IN CHAINS.。人真的生而自由?一個完全沒有自保、自顧和自理能力的嬰兒除了哭、笑和吵的自由,還有甚麼自由可言?到我們長大,又有多少人懂得自由,活得自由,甚至活出自由的真諦?多數人過活,只是在扮演一個所謂“正常人”的角色。他們為自己挖了個深坑住在那裏,到發現這個世界根本沒有所謂正常人的時候,已經太遲。

在時間無涯的荒野,偉大的哲學家和思想家總在樂此不疲地玩“概念接龍”。盧梭提出“Men are born free, but everywhere they are in chains.”之後大約90年,馬克斯和恩格斯發表震驚世界的《共產黨宣言》,呼籲全世界的工人掙脫枷鎖團結起來(Workers of the world unite. You have nothing to lose but your chains.)。

自由,對很多人來說,是得物無所用。自由可以用來做甚麼,他們茫無頭緒,因為他們以為最安全的選擇就是放棄選擇。人不僅是他所做的抉擇的總和,也是他沒有做的抉擇的總和。美國小說家詹姆斯(Henry James)的《貴婦人畫像》(The Portrait of a Lady)的女主角Isabel Archer不惜付出任何代價,也要知道甚麼事情是社會和世俗所不容,就是為了要選擇。

《第二性》(The Second Sex)的作者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年方十九就公佈天下:“我的人生只會服從我的意志。”(I don't want my lifeto obey any other will but my own.)。一個真正自由的人會不斷問自己:如果不是為了害怕被懲罰,你會怎樣過你的生活?每日起牀,他都會跟自己說:我今天要做一件偏離常軌的事情。不這樣想的話,生活便只有規矩;而規行矩步的生活其實不是生活,而是服役甚至服刑。你用囚犯的方式思考,就會變成囚犯。

世界上沒有DREAM JOB(夢寐以求的工作)這回事,dream job是個矛盾詞(oxymoron),除非你在夢中也想被人呼來揮去。所以每當有人問我:“你的dream job是甚麼?”我總會這樣回答:“In my dream, I have no job.”(我做夢的時候不會想到工作。)。

按字典解釋,dream只可以當名詞或動詞用。然而字典的解釋是一回事,實際的使用和慣用法(usage)又是另一回事。Dream team、dream job、dream girl這些所謂複合名詞(compound nouns),皆將dream當形容詞使用。我們夢寐以求的東西比最好更好,除了dream,沒有形容詞可以表達“比最好更好”。

在資本主義社會,人的生產力等同他的價值,有用的社會成員必須找到一份有酬的工作(gainful employment)。酬勞越高,他的自我形象和社會地位便越高。這很諷刺,因為很多位居要津,甚至位極人臣者,每天的工作其實是為奴為僕。何謂“奴僕”?哲學家蘇格拉底說,奴僕者,受制於他人意志之人是也(A slave is someone dependent upon the will of another.)。在這個意義上,幾乎所有領薪水的上班族成員(the salaried class)本質上都是奴僕。公司內部的組織架構、指揮系統(chain of command)和匯報線(reporting line),就是要確保企業和管理層的意志可以加諸員工身上。

真正的奢侈不是可以做甚麼,而是不用做甚麼。人的價值無須靠上班和工作來肯定,我們要學會怎樣從自己的一無所用中得到樂趣。的確,人到某個階段必須有不工作的勇氣,並且能夠充份享受做自己主人的獨立和自由而不感到內疚或者害怕。

任何讀過《聖經》的人都知道,上帝對人類最大的考驗是給予他們偷食禁果的自由;而亞當與夏娃怎樣行使他們的自由,就是歷史的開始。人的自由意志是他最大的驕傲。英國詩人彌爾頓(John Milton)寫《失樂園》(Paradise Lost),旨在為神辯護,解釋“天道何以此待世人”(to justify the ways of God to men)。他不相信宿命論,認為上帝創造的亞當和夏娃“有足夠的能力循規蹈矩,但也可以隨自己的意願沉淪墮落”SUFFICIENT TO HAVE STOOD, THOUGH FREE TO FALL。夏娃一針見血地指出,除非她有做錯的自由,否則她做得再對,也算不上品行端正、品德高尚。

如此漂亮的英文不費吹灰之力就打破詩與評論的界限。形式上的工整與對稱,與思想上的尖銳和深刻渾為一體。詩人艾略特說,For poetry, style is substance.這就是明證。

生活是創作,王爾德(Oscar Wilde)說他只把他的才華用於創作,將他的天才留給生活。生活是摸着石頭過河,帶着鐐銬跳舞。絕對的自由是創作與生活的大忌。文法之於作者,一如畫布之於畫家和舞台之於演員,是他們表達的形式、創造的工具和想像的跳板。沒有這些形式、工具和跳板,藝術的美與張力、和諧與深刻將無法體現。沒有一個真正懂得寫作的人會詛咒文法——他知道,沒有道具就沒有魔術,沒有規則就沒有遊戲。生活也是一樣,沒有囚禁和限制,自由便沒有意義。詩人奧登(W. H. Auden)說詩的韻律和規則將詩人從他的胡思亂想中拯救出來,就是這個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