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好奇心

无限的图书馆

这一章在我出生前就存在了。

英语中有二十六个字母，还有一些标点符号。在任何长度的句子中，都有很多种方法来处理这些符号。或许数不过来，但数量还是有限的。大多数文章都是冗长的官样文章，但也有许多是清晰易懂且可信的文章。有些文章会把这段话写进去，只有“chapter（章节）”一词会读作“sardine（沙丁鱼）”；在其他的地方，除了“gobbledegook”[8]这个词，每个字母都是“z”；在其他地方，每十三个词就会出现“Sinestro”。不论我在思想或散文方面如何创新，都没创造出任何深刻的新东西。我只是从一个看似无穷无尽的目录中选择一种符号组合。

在这座宏大的文学“餐厅”中，所有的写作就像是按菜单点菜。

这是阿根廷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在他的短篇小说《巴别图书馆》（"The Library of Babel"）中提到的。博尔赫斯描述了一个无限大的图书馆，它由一个个完全相同的房间组成。这些房间是六角形的，沿着四周墙壁堆满了书架。每个书架上存放了超过六百本书。所有房间永远都是这样子。一代又一代人在这里出生、老去。博尔赫斯描写到，这些人在一个个房间里游荡，寻找一本“全书”，它能够指引他们了解整个世界。有些人过于乐观，他们相信一定存在包含完美科学和预言的书，能够解释宇宙的奥秘和生命的善意。而另一些人则很焦虑甚至抓狂，他们觉得在这些无穷无尽的书中找不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叙述者疲惫又绝望。“我记得我曾经提到这些年越来越频繁的自杀行为。”他写道。他认为人类很快将会灭绝，只有图书馆会继续存在，以一种“孤独又无限，静止又光辉灿烂”的姿态。

博尔赫斯描述的是一种可怕的无限景象，它嘲笑图书馆的平静，从杜威十进制分类法到谵妄。它还对作者权威不屑，因为每一部杰作都只是总体规划的副本。事实上，博尔赫斯的寓言本身是古老想法的新版本，正如他在《终极图书馆》中所指出的，基本的概念已经存在了至少两千年。亚里士多德提出了这一观点，西塞罗（Cicero）阐述了它的前提，其他人——从布莱士·帕斯卡（Blaise Pascal）到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uxley）再到路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进一步提出支持或反对的论点。因此，《巴别图书馆》一文只是通过散文的形式重复了一种古老的概念。博尔赫斯的童年和小说中重现了同样的意象即对繁衍的恐惧。他在《特隆、乌克巴尔、奥比斯·特蒂乌斯》（"TlÖn，Uqbar，Orbis Tertius"）中写道：“镜子和交媾都是可恶的，因为它们扩大了人类的数量。”总的来说，博尔赫斯称之为“底层恐怖”——一个永远荒谬的宇宙，只包含足以与其稀有性格格不入的美。它的中心是文字。

天堂

尽管心存这些恐惧，博尔赫斯仍是一名非凡的藏书家。“我一直把天堂想象成一座图书馆。”他在《失明》中写道。他父亲的藏书激发了他热爱文学的本性。传记作家埃德温·威廉森（Edwin Williamson）写道：“父亲的图书馆成了他的游乐场。”博尔赫斯为数不多的正式工作中有两个是在图书馆：一个是在当地一家研究所的图书馆任馆员（由于他的编目速度太快，惹恼了其他工人），另一个是他五十多岁的时候，任布宜诺斯艾利斯国立图书馆馆长。虽然作者是盲人，不得不经常待在家里，但他还是定期去逛二手书店。阿尔维托·曼古埃尔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阿根廷人，小的时候曾在一家二手书店里工作，他还记得博尔赫斯到访的场景。曼古埃尔写道：“他几乎完全失明，但他坚持不用拐杖，他会把一只手放在书架上，仿佛他的手指能看到标题一样。”在国立图书馆里，博尔赫斯有两个旋转的书架，里面装有按固定顺序排列好的特定书籍：从口碑很好的《韦氏英语百科全书字典》（Webster's Encyclopedic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到挪威诗歌集。近六十岁的盲人图书馆长开始在学生的帮助下自学盎格鲁—撒克逊语。他写道：“我已经失去了看得见的世界，但现在我要开启另一个世界。它是我遥远的祖先的世界，这群人划船渡过伴有狂风暴雨的北海。”书籍就是一场冒险。

阅读的过程中不要把叙述者、作者和现实中的人混为一谈，这一点很重要。博尔赫斯本人也指出了现实中的人和文学人物之间不可思议的区别。他在《博尔赫斯和我》（"Borges and I"）一文中承认，后者是“发生的一件事”，人就像一块生物电池，不断给作者的创作提供动力。人固然很重要，但流传下去的是作品。作品之上是语言，语言之上是神秘的永恒。他在其他方面也持有这种想法，他指出，但丁并没有完全理解他所写的诗。“这个世界的运行机制太复杂，以至于纯洁的人类无法理解。”博尔赫斯在《地狱，我，三十二》中写道。以同样的方式，他对两个伟大的创造者，莎士比亚和上帝，无知的一面进行了描写。有一个观点贯穿博尔赫斯的众多作品，即人类个体比他们看起来更不重要，也更善变。文学不是一本纯正的自传，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也并不单纯。

尽管如此，博尔赫斯的散文和故事描绘了一种阅读的狂热，在这一点上，书中人物并没有说谎。作为现实中的人，博尔赫斯喜欢交谈，后来由于在美国旅游期间呈现出的风趣健谈而出名。与朋友和学生们一起喝茶的话题不是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而是他在书房或卧室里独自做的事——读书。他在《纽约客》中写道：“我总是先读书再付诸实践。”他把读书比作谈恋爱。

他的作品彰显了对书的崇拜。崇拜的不是那些传统风格（很严肃）的书，而是从一部作品跳到另一部作品，从一个作者跳到另一个作者的有趣跳跃。在《对书的狂热崇拜》（"On the Cult of Books"）中，博尔赫斯展示了文字演变成神圣工艺品的缓慢过程。然而，像柏拉图这样的古代作家经常对文字表示怀疑，法国诗人史蒂芬·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写道：“世上的一切都为了写进书本而存在。”另一些人，如罗杰·培根（Roger Bacon），宣称自然本身就是一本包罗万象的书，世间万物就如同字母表。在此过程中，博尔赫斯从荷马写到塞万提斯，到萧伯纳、希波的奥古斯丁、古兰经、卡巴拉教派[9]的著作、托马斯·卡莱尔[10]，等等。这篇文章不仅是对文学的神圣性的争论，也展示了一种崇拜：图书馆是博尔赫斯那令人敬畏的宇宙。在另一篇文章《柯尔律治的梦》（"Coleridge's Dream"）中，他以梦的起源描写了艺术作品，主要针对柯尔律治关于忽必烈宫殿的诗歌。博尔赫斯指出其实城堡本身就是在梦中构建的。他在文章结尾指出，每一个幻想都让我们更加靠近一种还未展现给人类的母题——通常是一种理想化的蓝图，寄托了人类美好的愿望。在论证其观点的过程中，博尔赫斯提到了诗人约翰·济慈（John Keats）和斯温伯恩（Swinburne）、人类学家霭理士（Havelock Ellis）、历史学家比德（Bede），以及哲学家怀特海，介绍他们整整用了四页纸的篇幅。博尔赫斯引用的这些文学人物将不同时间与不同地点连接起来，表明了他思想和语言的连续性。在这些历史人物之间轻松跳跃的同时，他展现了孤立事件背后隐藏的真理。

与柏拉图和佛陀共舞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哲学上的承诺。博尔赫斯更相信心灵而不是肉体、更相信猜测而不是事实。他的意志跨越年龄，跨越国家，这是因为他意识到了更大的可能性。对一个放眼浩瀚宇宙的人来说，事情总是可以有所不同。一个字符可以改变一个句子，一位读者可以改变一个初印稿。只有巴别图书馆还维持原状。这使得在艺术作品之间不停地游走是有意义的，永远不要相信有什么是完美的。

伴随这种柏拉图式的倾向的是博尔赫斯的虚无主义：相信事物的终极虚无。这就是为什么他怀疑自我，并认为自己像但丁和莎士比亚一样是虚无的。文学学者詹森·威尔逊（Jason Wilson）在他对博尔赫斯的评传中巧妙引述了作者的观点：“我们都是饥饿的鬼魂，没有实质的本体。”博尔赫斯并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佛教徒，但他的著作呼应了亚洲哲学关于确定和持久事物的怀疑论，也包括对“我”的怀疑。

唯心主义和佛教这两种传统，在博尔赫斯最喜欢的哲学家亚瑟·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那里得到融合，叔本华的文章探讨了“宇宙之谜”。鉴于这种世界观，博尔赫斯对文字的热爱表现为拒绝直白的现实，以及对他自身重要性的真正的谦虚。他从不把文本，或它们所提示的东西视为理所当然。

博尔赫斯作品的总体基调是愉悦，通过阅读获得洞察力的刺激。毫无疑问，这是一种特殊的洞察力，是形而上学的和心理学的，而不是政治的或科学的。但是在博尔赫斯极大规模的藏书室里，书的种类是包罗万象的。他写下了自己在知识性探索中的喜悦，并称赞“思考的乐趣”。他为犯罪小说的价值辩护——不是因为它那令人兴奋的杀戮，而是因为它令人绞尽脑汁。他认为，从爱伦·坡到柯南·道尔，这类侦探小说都致力于虚构，即抽象推理至关重要。他在《侦探小说》（"The Detective Story"）中写道：“这是在一个混乱的时代维护秩序。”一般来说，在博尔赫斯的作品中，思想陶醉于创作。不是因为它应该这么做，而是因为它可以这么做。这是一种爱好，不是对实用理性或实验精确的钟爱，而是对猜谜、游戏、异想天开和笑话的喜爱。他喜欢锻炼自己的心智，从一个文本垫脚石跳到另一个，随着河道不断变宽，他露出笑容。总之，博尔赫斯求知欲很强。

施展天赋

博尔赫斯仔细研究过的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在《人性论》中专门用了一章论述好奇心。休谟将好奇心称为“对真理的热爱”，尽管这种描述可能会产生误导。它不是对事实的渴望，甚至不是对真理的渴望，而是对发现事实的努力的渴望。休谟写道，最令人舒适愉悦的事是我们“集中注意力或施展自己的天赋”。很明显，不是任何真理都会起作用：简单的谜题是无趣的。例如，博尔赫斯可能只是简单地计算了柯尔律治诗歌中对梦的引用，然后给了它们一个分数。这可能是完全正确的，但很无聊。激发和回馈博尔赫斯好奇心的是一条理想的线索，系在蒙古将军和湖畔派诗人之间，或上帝、德·昆西（De Quincey）和斯威夫特（Swift）之间。对休谟来说，这一成就是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事业或金钱。

这并不意味着好奇心是一种“纯粹”的兴趣，脱离了社会和心理的土壤。休谟在谈到快乐时揭示出求知欲需要一种强烈意向，促使我们更仔细地观察，或回过头去发现一些显而易见的事。所谓的“冷眼旁观”的研究仍然是一种倾向。问题在于休谟的好奇心既不是功利的，也不一定是关于义务的。

这与文学自豪感形成了鲜明对比。例如，一位学者可以为她对博尔赫斯故事中的投射的仔细分析而感到自豪，但没有享受劳动过程本身。这可能只是一种专业的义务，努力地去完成它——在年度出版物产生影响之前做的文献回顾。然而，在休谟看来，好奇心是追求真理这个行为本身，而不是追求真理的“我”。这样为了这个行为而努力是令人兴奋的。

休谟同样认为，好奇心是重要的，因为这有助于集中注意力。休谟说，当我们漫不经心时，同样的理解行为对我们没有影响。这种价值观念因人而异。所以博尔赫斯的文学价值与他的男性图书馆同事有所不同。（有人认为这是一个有趣的巧合，一个编目作者也叫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休谟的观点十分明晰：好奇心是被相关真理的伟大所鼓舞的。重要的事物——无穷大、梦想的世界、千百年的古老秘密——使得博尔赫斯埋头于书卷。休谟说，这无关紧要，不管这些是否真的是一件大事。它们形而上学的伟大或政治的有用性可能全是虚构的。最主要的是它们的心理重力：一种使头脑保持清醒的压力。

博尔赫斯不断地、充满激情地读着，并不在意流言。事实上，他在迟暮之年与埃尔莎·阿斯泰特·米兰（Elsa Astete Millán）结婚，似乎是命中注定的。但新婚妻子对流言蜚语的兴趣使得他们的婚姻格外尴尬。（据一位朋友透露，博尔赫斯与埃尔莎结婚是因为他们早在几十年前就相识了，像小说的情节一样。）在《人性论》中，休谟对适度好奇和他所描述的“对了解……邻居的行为和情况的永不满足的渴望”做了有益的区分。爱传流言蜚语的人经常被讽刺为新奇事物的猎人，但休谟反驳说，他们的渴望实际上来自对新事物的恐惧。他们的小世界是整洁而静止的，他们认为改变是麻烦的。他写道：“太突然、太猛烈的变化对我们来说是不愉快的。然而，任何物体本身都可能是无关紧要的，反倒是它们的变化使我们感到不安。”从这个角度来看，渴望谣言或丑闻是一种避免不确定性的方法。

当博尔赫斯拿起但丁的《炼狱》（Purgatorio）或H.G.威尔斯（H.G.Wells）的《隐身人》（The Invisible Man）时，他并不是在寻找八卦，获取可靠事实的安慰。他的佛教徒般对短暂的坚持和理想主义的谨慎态度，使他坐立不安。博尔赫斯在办公室书架上而不在他的藏书室里寻找可预测性。因此，他坚持要在几年后重返工作岗位：一种揭示封面之间和封面内部新关系的方式。“我更喜欢重读，”博尔赫斯在缅因州大学（University of Maine）对一名听众说，“因为当你再次阅读时，你正在探索钻研。”

巴别历险记

重要的是不要给博尔赫斯的文学成就贴金。正如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在《作为图书管理员的作家》（"The Author as Librarian"）中所写，他有一种“狂热的狭隘性”。他对许多杰出的作品，特别是女性的作品不屑一顾。他珍贵的英国文学经典缺少了简·奥斯汀、乔治·艾略特、弗吉尼亚·伍尔夫、艾丽丝·默多克这样的作家。当被问及他认同的女作家时，他回答说：“我想我会限定自己只看艾米莉·狄金森。”他对社会和政治成就没什么兴趣。当博尔赫斯被指控无视丧命于执政派手下的同胞时，据说他谩骂般地回答：“我不看报纸。”传记作家詹姆斯·伍德尔（James Woodall）也形容他是“一个不幸的历史学家”。总的来说，博尔赫斯作为一个读者的乐趣是独特的，有时是愚蠢的，从古希腊角度来说是剥夺性的和以自我为中心的。

尽管有这些局限，博尔赫斯的好奇心还是堪称典范。因此，对首次阅读其作品的读者来说，克莱夫·詹姆斯（Clive James）称他的魅力是“让年轻人为之兴奋的思想冒险”。这位阿根廷人用他的巴别塔和无限，用其他方面的重要性，用等待超出每个特定短语的“可能”的重要性补充了休谟的理论。真正好奇时会有点紧张；把当前的页面看作多种可能性中的一种，根据许多其他可能性来解释。这既不是轻率，也不是傲慢——像与博尔赫斯同在一样，它可以与耐心和尊严携手并进。谦卑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可能性几乎是无止境的，没有终极的解读。好奇心让读者对这一发现感到欣慰，并陶醉于探索中。“《巴别图书馆》的真正英雄，”安伯托·艾柯[11]写道，“不是图书馆本身，而是它的读者……在奔波、冒险、无休止地创新。”

真正的魅力

也许好奇心中最重要的是对麻木的存在进行抵抗，这正是早已明显存在的事物看上去是必要的方式。好奇的读者认为文本是偶然的，只是众多选择中的一个。这并不是陈腐批评家的伎俩——指责作者写错了小说或诗的陷阱。相反，好奇心是对创造的柔韧性的一种欣赏敏感，每一件艺术品都是片段。

例如，蝙蝠侠是一个重量级的典型，那个时代的图腾式英雄之一，他的故事被改编、讽刺、模仿了几十年。在超级英雄类型中，各种流行的主角——绿箭侠、月光骑士、钢铁侠——通常被认为是蝙蝠侠的复制品。更不用说官方领域和黑暗骑士相似的角色是来自中国、俄罗斯、法国和澳大利亚的加盟商。如果我们回溯20世纪，我们会发现像佐罗、魅影奇侠和让—保罗·萨特最爱的尼克·卡特这样的英雄人物。此外，还有更广泛的侦探小说类型，包括夏洛克·福尔摩斯、博尔赫斯的最爱威尔基·柯林斯[12]（Wilkie Collins）和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en Poe）的作品。尽管蝙蝠侠很受欢迎，但他只不过是一本讲述面具人、夜警或侦探的书的一页，书里的人有着超乎寻常的逻辑和昂贵的玩意儿。

一旦这一点得到承认，蝙蝠侠就不再是原来的意义了，而是其他英雄的模板。相反，英雄代表了对读者需求的一个交代；或者，更准确地说，许多交代，正如他以多种方式被描写。蝙蝠侠并不是一个单一的角色，更多的是一系列特征的名字——他们并没有共同的灵魂，而是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在他的《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中所称的“家族相似性”。黑暗骑士的大多数化身在年轻时失去了父母，但是蝙蝠侠托马斯·韦恩失去了他的儿子。大多数化身并不杀人，但“该死的蝙蝠侠”把暴徒烧死，然后在他们冒烟的尸体旁边做爱。大多数化身是沉默寡言和冷酷的，但是20世纪60年代的荧幕上的蝙蝠侠则更加健谈有趣。几乎所有的蝙蝠侠的穿着都是黑色、蓝色和灰色，但《彩虹蝙蝠侠》却是一场服装狂欢。每一个故事都是它自身版本的改编，只由改编组成，真实性是由逼真性而不是原始本质产生的。

好奇心不需要以这种方式追溯影响或循环往复。这可能是事实调查，例如，一个义务警员的实际职业生涯。（根据神经学家E.保罗·泽尔所说，在造成严重伤害之前的几年。） 蝙蝠侠品牌背后的法律和伦理冲突可能是传记式的。显然，它完全不需要涉及超级英雄——这些标志性人物只是更清楚地展示了发明的作用。根据定义，好奇心往往会产生不可预测的结果。无论是读艾伦·摩尔（Alan Moore）的蝙蝠侠，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对自由的论述，或是伊迪丝·华顿（Edith Wharton）笔下的纽约上流社会，还是厄休拉·K.勒古恩（Ursula K.Le Guin）描绘的龙，我们都要继续关注文学世界的优势。

好奇心似乎减少了文学的乐趣，因为它打破了独特或完美的咒语。它揭示了前因、相似点、议题和简单错误。当然，我现在读H.P.洛夫克拉夫特（H.P.Lovecraft）时也不会有同样的激动，因为在他的文章中找到了庸俗的仇外心理的痕迹。随着博尔赫斯的反动政治和随意种族主义的揭露，我对他本人的纯粹乐趣被破坏。他的非现实世界似乎和高尚的世界一样险恶。当小说在现实世界的对应物被展示出来，许多小说的艺术性看上去是牵强的，比如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达洛维夫人》或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名士风流》中的段落来源于日记。但是追逐这些事实本身就很有趣。正如休谟所指出的那样，学问就像一场狩猎，即使我们对这项运动漠不关心，我们也开始关心胜利。他写道：“在行动中，我们如此关注这一目标，以至于我们对任何失望都感到非常不安，当我们……错过我们的比赛。”我不想指责洛夫克拉夫特或博尔赫斯，但我完全满足于追逐我的猎物。

好奇心非但不会破坏特殊性，有时还会强化创新的光环。通过展示围绕任何一个文本的可能性，它们突出了技巧的特殊性：在所有的故事或论点、特征和气氛、情节和短语中，作者采用了这些。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Ulysses）中从正式的问答到感性的独白；泰德·休斯（Ted Hughes）的《思想之狐》（"The Thought-Fox"）中的“hot”（强烈），以及其生动的暗示：“它带着一股强烈而刺激的狐臭。”每一件作品都通过这些选择获得了力量。乔伊斯的这一章不仅仅是对天主教讲堂中的祈祷书令人厌倦的重复。休斯的动物什么也没说，不像梦里那只被烧焦的狐狸，它催生了这首诗（“它说：‘住手——你正在毁灭我们。’”）每一部作品都可能已经用其他方式编写过，好奇的读者发现了这一点：在博尔赫斯的无限图书馆的房间里徘徊。认识到现实的魅力需要一种沉思的可能性。

可敬和可畏的

人们很容易赞美好奇心­——这是为数不多的被普遍推崇的现代美德之一。但就像所有的性情一样，它也会犯错。因为好奇心超越了眼前，它会把实际的事情远远抛在身后。我们创造性地阅读，但最后却在远处眯起了眼睛——作品本身变得模糊不清。在文本的细节和作者的选择中，知识的运用成为一种愉快的逃避。好奇心也可以成为避免我们产生好奇的一种方式，一种忽略我们自己的怪癖和缺陷的方法。

以20世纪最杰出的哲学家之一马丁·海德格尔为例。海德格尔的主要兴趣是本体论：对存在（being）和“是（is）”是什么进行研究。最佳状态下的海德格尔提供了深刻的惊喜，提醒人们有东西存在而不是空无一物，这是了不起的。哲学家兼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恰当批评了海德格尔的政治和伦理缺陷，但他把海德格尔描述为“令人惊讶的大师”，这位大师“在显而易见的道路上设置了一个明亮的障碍”。

海德格尔对推动苏格拉底前古希腊哲学家（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的哲学家）的复兴起到一定作用。海德格尔把这些古代哲学家作品中幸存下来的片段，用大胆的新方法——他称之为“原始希腊词语的可靠真相”——来加以诠释。

海德格尔值得注意的学术研究对象之一是伊利亚的巴门尼德（Parmenides）。可以说，巴门尼德是最重要的前苏格拉底时代的思想家，他在公元前5世纪初处于鼎盛时期。他对存在的统一性、普遍性和永恒性的反思影响了柏拉图，而柏拉图的知识遗产为西方哲学和神学提供了大量财富。在柏拉图的《泰阿泰德篇》（Theaetetus）中，苏格拉底对巴门尼德的描述为“可敬可畏”，并铭记他的高尚品德。一代人以后，亚里士多德挑出巴门尼德的“洞察力”的理论，运用部分物理学知识推翻他关于存在的基本观点。亚里士多德还认为，巴门尼德推动了希腊原子论的发展，尽管哲学家们试图推翻他的有力论点。两千年后，希腊原子论激发了启蒙科学家。巴门尼德对西方思想做出了显著而深远的贡献，海德格尔在推动人们承认这一遗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巴门尼德唯一已知的作品是一首诗《论自然》（"On Nature"），有片段存世。这个令人费解的哲人，他挑战了伟大的学者，给我们留下的作品都算不上小册子，在我持有的版本里，只有短短两页纸。段落已散佚，文本的意思亦与往昔相比有出入，几个世纪的复制及再复制造成了很多差错：这里多了一个字母，那里又多了个后缀。除了这些屡见不鲜的错误，现存的诗歌也是以爱奥尼亚希腊方言创作的——这既是译著，也是模棱两可的作品。很多巴门尼德的思想都是用后来的哲学——比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来解释的。因此，我们收到的碎片已经在虚构的光环中被研读了几个世纪。

因为它们是以这种方式断裂的，巴门尼德谜一般的碎片激发了大众的好奇心。史学、考古学、语言学、人类学、文学批评、哲学——现代研究者通过专业的研究来填补空白。当然，学术研究可以解释从柯尔律治的《忽必烈汗》到弗兰克·米勒的《蝙蝠侠》的一切问题。但是，前苏格拉底学派使这一邀请更加明显：像碎瓷片一样，碎片需要仔细修复。巴门尼德受到好奇的读者的欢迎，他们喜欢搜索页面之外的可能性。

跨越

海德格尔将这种探索性的观点类型化，抱怨“粗糙”和“非希腊文式”的翻译没有抓住要点。在《形而上学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中，他于20世纪30年代在弗莱堡大学发表的演讲指出，西方哲学一直对前苏格拉底式智慧进行持续悲剧性的曲解。我们必须读巴门尼德，他说，不是作为18世纪的德国人，而是作为5世纪的希腊人去读。尤其是海德格尔引用了巴门尼德的一个短语，并重新解读为“思想与存在是同一的”。

对海德格尔来说，这句话的通常翻译就是句废话。古希腊人并不认为思想与存在是一样的，这种想法简直就是大实话。他的意思是思想（thinking）与存在（being）是同一的。思维，或希腊语中的“noein”，是对存在的接受性取向；而存在，希腊语中的“physis”，是一种上升后与我们相遇的运动。海德格尔说，做人就是以某种方式接受存在，如柏拉图的形式、亚里士多德的实质、基督教的上帝，等等。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解释存在的方式。但这仅仅是因为我们是独一无二的和处于第一位的，因为我们能够把现实作为一种或另一种东西来揭示。事实上，我们就是这些存在的启示：在一片黑暗的森林中的方寸空地。

所以海德格尔将巴门尼德解读为失落开端的一部分。他想要表明，苏格拉底前的古希腊学派对存在的问题是多么敏感。他们认为这不是一个明确的想法或事物，而是一种可能性的集合。他在《什么是哲学？》（What is Philosophy？）中曾说过，他们被“惊讶”所支配。在柏拉图之后，存在被解释为某种明确的东西：一种理想的形式，可替代的东西或演绎的事实。它失去了它丰富的开放性，变成了完全的人性——海德格尔称之为“形而上学”。海德格尔还认为，这种对存在的遗忘是引发最糟糕的现代文明（战争、技术异化，甚至纳粹主义）的潜在原因。农业产业化、原子弹和毒气室的共同之处是“座架（Gestell）”：世界和我们自己作为一种被控制的物质的集合。对海德格尔来说，这是技术的本质，带来了“世界的黑暗，神的飞离”。在巴门尼德之后是人类的堕落。

这篇提要忽略了海德格尔作品的复杂性，以及它令人发狂的傲慢的模糊。我在别处讨论过，它传递了其关于真理、语言和艺术的煽动性观点。而我现在对海德格尔观点（将文化批评与本体论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的说服力保持沉默。德国哲学家是如何重新解读巴门尼德的，对理解好奇更具启发性。

在《形而上学导论》中，海德格尔简要地阐述了他对苏格拉底前的古希腊学派的看法。他意识到其奇异之处，并认识到它似乎是荒唐和异想天开的。他写到，对大多数人来说，这看起来像是一个“牵强的、片面的海德格尔式的解释”，并完全意识到了其带来的讽刺。海德格尔甚至承认，他的分析缺乏确定性；他认为，与其说这是一种通常的学术研究，不如说是一种“跨越”。在完成这篇文章近四十年后，他在一个关于巴门尼德用语的研讨会上说：“这是一个全面、不动摇的真理之心。”海德格尔说他的解释似乎是“无法证实的”，但这仅仅是对那些没有真正的希腊思维的人而言。

然而对所有关于原始起源的讨论，海德格尔正在发展一种相当现代的德国哲学。这是他的导师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告诉他的，胡塞尔反过来也回应了伊曼纽尔·康德的遗产。正如海德格尔在自传的反思中承认的那样，一开始便有一些概念和主题驱使着他。他的职业生涯也以他偏狭的天主教童年、新教神学、反启蒙浪漫主义及战争中的德国政治为标志。最令人悲哀的是，海德格尔在苏格拉底前古希腊哲学家的思想中看到了德国复兴的机会，他认同纳粹主义的“内在的真相和伟大”。他也在这些古代思想家身上发现了一种方法，可以避免考虑第三帝国的可怕后果，以及发现了他在政权中的角色。从这种罕见的纯粹存在的角度来看，普通生活的满足和苦难、民主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创造力和剥削，似乎都是很遥远的事情。这些深刻而超然的作品在历史学家理查德·沃林（Richard Wolin）所称的“海德格尔的否认策略”中发挥了作用。

因此，这位德国哲学家肯定在巴门尼德身上寻找新的可能性——通常是海德格尔的，而不是前苏格拉底学派的。半个世纪以来，黑森林[13]的“秘密国王”讲述了一个关于西方文明衰落之类的故事：我们忘记了生存的基本问题。他在巴门尼德的思想中发现的是他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别处，海德格尔承认他的阅读是“暴力”的，据说，他对康德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康德不靠谱，海德格尔才是优秀的。创造性地解释没有错，重复另一个作者的暗示性词语是没有坏处的。但是海德格尔宣称《形而上学导论》和许多后来的其他作品是对古希腊智慧的忠实记录，也是对世界危机的解释。而他的言之凿凿的语气却与证据引用的不足相矛盾。

如果说像博尔赫斯这样的好奇心能够抵制存在的惯性，海德格尔的好奇心则是对难以驾驭的事实的一种独特的排斥。他将巴门尼德的成就搁置一旁，转而支持新的推测；个人的发展前途战胜了现实。

这些都无法抹杀海德格尔的哲学成就。他是一个有影响力的思想家，海德格尔以其特有的方式、极度的好奇，激发了很多的思想者（包括我自己在内）。他的分析表明了一个猎手的决心，不仅仅是在他的乡土庸俗文学中（“这种哲学著作……属于乡野农夫的作品”）。海德格尔追寻语言历史，嗅出晦涩的内涵，仔细观察了几千年来理性的游戏。这是一种强大的思想，并且在不断壮大。在海德格尔的演讲和论著中，休谟看到了狩猎与哲学中的乐趣：“运动、注意力、困难和不确定性”。海德格尔本人嘲笑《存在与时间》中的好奇心仅仅是一种懈怠的好奇心（分散对存在的基本问题的关注）。在对巴门尼德的阅读中，海德格尔显露了对文本可能性的浓厚兴趣，这种可能性被隐藏或遗忘了几个世纪。通过这样做，他提供了一个更深刻的可能性理论：存在的基本丰富性的一部分。

但作为一名读者，海德格尔有他自己的狂热。也难怪哲学家在巴门尼德的四页文本中发现了这些证据：是他把它们放在那里的。哲学家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写道：“任何能够非常清楚地设想各种可能性的人，能看到他想要看到的东西，包括可能根本不存在的东西。”教授对巴门尼德的解释也是如此。在无限图书馆中，海德格尔一直在向海德格尔借书。

对好奇心的好奇

这种冒险的遗忘在学者中更为常见。超越页面的冲动使我们与作品疏远了。我们追逐下一个启蒙的“可能”，却忽略了我们起初读到的文字。

问题不在于打破传统的解释。不要迷失方向或干扰反应——这是创造性阅读的全部内容。小说家扎迪·史密斯（Zadie Smith）打趣说：“让别人把蝴蝶递给我们是一种乐趣，这样我们就可以花二十页来证明它是我们的长颈鹿。”问题是把这些创作与作者的成就混淆起来。我们不必温顺地屈从于作家的动机或目的，尤其是当这些动机或目的丢失或模糊时。但是，在我们可以的地方，承认作者的选择是富有揭示性的和公平的。正如俄罗斯哲学家兼文学理论家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il Bakhtin）所主张的，我们无法让一个作家对他们所处的环境负责。但是我们可以试着弄清楚他们处于其中所做出的决定。我们注意到这些短语、节奏、结构和主题。我们通过文本来虚构作者，但不是随机或反复无常地构建。正如巴赫金所说的，我们自己设想发言者希望说什么。好奇心在它不再尊重作者的“意愿”时变得可怕。

对学者来说，这种错误常常是布尔迪厄所谓的“学术倾向”的一部分。这类学者认为自己的工作条件是理所当然的。他不仅忘记了自己闲适背后的金钱和发言背后的权势，还忘记了自己思考背后的训练——正如布尔迪厄所说的那样，这类学者“用自己的幻想来诠释代理人”。例如，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在他们研究的群体中看到了他们自己的抽象概念。同样，海德格尔在古希腊的研究中也看到了现代德国的本体论。

如果像海德格尔这样的知识分子更倾向于夸张，那么这种基本倾向则更为普遍。这不是审查的失败，而是关注点的失败：当好奇心不足以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动机时，反思自身，质疑自己的疑问，是好奇心最好的状态。

蝙蝠侠夺走了我作为一个愤世嫉俗的青少年的意识。显然，哥谭市的故事仍然是我成年后的关注点。黑暗骑士世界所吸引我的正是它的悲悯和刺激，还有它的文化力量，它是当代社会的缩影。蝙蝠侠既不是单一的，也不是静态的。有许多母体和变体。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为了娱乐和理性思考每周阅读这些故事。无论历史事实的发现或象征性的分析是多么具有挑战性，阅读《蝙蝠侠》是很容易的。难的是这种好奇心，针对好奇心的好奇驱动着我的兴趣。

小时候，我被蝙蝠侠的正义之怒和求胜的毅力所吸引。但现在回想起来，还有另一种对真理的渴望。比如《家庭之死》，讲述了小丑杀害罗宾，感觉像是这种渴望的开始。那个恶棍用撬棍殴打蝙蝠侠的年轻伙伴，然后把他打死。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令人不安的彩色画面：巨大的红唇映衬着白色皮肤，咧着笑，明亮的橙色背景衬托出紫色钢铁一道又一道的电弧。小丑赢了，这是最令人满意的。不是因为我想让罗宾死，也不是因为我同情罪犯。我相信我面对的是赤裸裸的存在：疯狂、死亡、悲伤。对朝气青年的嘲弄和摧毁，在儿童文学中很少见到。这些问题的基调，对它们史诗般的超级英雄主义来说，都是悲观的。在早期的一幕中，蝙蝠侠和罗宾质问希瓦夫人（Lady Shiva），他们相信她是那个男孩失散的母亲。起先，她笑着表示她不知道。“我把垃圾扔在地球的每个角落。”她冷笑道。在被注射了诱供药物之后，她承认她没有孩子。她含糊不清的“不”完全改变了气氛，从公然的对抗到安静的忏悔。同样，这似乎是启示性的。我不仅目睹了一个巧妙的悲剧情节，也目睹了一个成年人的清算的时刻：一个战士暴露了她未曾有过的生活。对我来说，这是多年社交距离的回报。蝙蝠侠赋予了成年人智慧的自负，一次补齐一块面板。

那么现在呢？正如蝙蝠侠所暗示的那样，也许这种对认知的需要还在继续，只不过是以学术的形式。通过拨开雅俗文化、海德格尔和超级英雄之间的帷幕，我表现出对学术沉闷的排斥。我揭示了年轻和主流的相关性，并花了一定篇幅在嘻哈知识分子的符号资本上。我是大学教职工中缺乏社交能力的人，也是书呆子中自命不凡的哲学家，我在每一个亚文化中寻找特点。在实施这一举措的同时，我揭示了哲学的普遍愿望——一种跨越流派、学科、时代，而不用担心我的学术身份的自信。

这并不会使我对博尔赫斯、蝙蝠侠或海德格尔的解读有误。它只是暗示我学术不必是纯粹的，除了认知努力的乐趣之外，还有不甚和谐的动力。对好奇心的好奇暴露了它自己的混合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