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使节》：对未来美国的想象及对小说未来的预言
《使节》（The Ambassadors）[29]是亨利·詹姆斯自认“所有作品中最好的作品”，是詹姆斯对未来美国的想象及对小说未来的预言。詹姆斯不仅在《使节》序言中不讳“自诩”，在《罗德里克·赫德森》以及《一位女士的画像》和《鸽翼》等纽约版序言中亦数度提及。
《使节》叙述了路易·兰伯特·斯特瑞赛（Lewis Lambert Strether）奉命到巴黎“救回”年轻的查德维科·纽瑟姆（Chadwick Newsome）的经历。查德之母纽瑟姆夫人（Mrs.Newsome）是新英格兰地区乌勒特地方工业巨头的遗孀，因担心查德“闲逛”巴黎，道德受损，贻误家族事业，遂派特使将其带回。作为全权大使的斯特瑞赛，年过半百，事业平平，正为纽瑟姆夫人办的一份《绿色》杂志做名义上的主编。若如约复命便有机会与纽瑟姆夫人联姻，人财两收。小说结尾斯特瑞赛决定独自返回乌勒特。至于查德是否如期归家则留有悬念。
《使节》1903年出版时英美各大报刊曾纷纷发声，毁誉参半。英国老牌报纸《帕茂大道公报》（Pall Mall Gazette）[30]慧眼独具，道出詹姆斯以心理现实为进路，创造以意念或幻象为理想的未来小说之艺术野心。[31]《芝加哥晚邮报》曾有评论指出，《使节》是“对两种生活观或者说两种道德符号的探究”，其对人物个性与时代腔调之间的关系，对于地域特征与人物个性塑成的关系的探究，“超过了之前的《鸽翼》，是一部精英读者的欣享之物，它要求一种‘康德式的’形而上学”。可惜彼时一片“费解难懂”的舆论放肆，詹姆斯那时亦计划重访美国，随后投入《金碗》的写作，无暇顾及《使节》受众种种“非议”。
《使节》的“上乘”之意虽时有论著略及，但多从小说冗长，情节缓慢，人物形象模糊等题材方面入题，对于詹姆斯缘何回归欧美文化相遇主题，其殚精竭虑的暗示与隐喻背后，为未来之文化融合和造就未来人才所提供的自由理念及艺术想象，大多觉察不足。20世纪60年代初，剑桥出版社的一部《亨利·詹姆斯的意识判决》[32]囊括了后期几乎所有名作，却单单不提《使节》之“意识判决”。80年代末，时任耶鲁大学终身教席的著名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在为专评亨利·詹姆斯《使节》的论集导言中，质疑“使节”是否能够，或者是否值得对查德救赎。[33]1993年剑桥出版社再出一部《使节》专论，作者据现象学哲理，对《使节》主人公的思辨与小说形式之间的双向关联特征有独到之见。[34]
《使节》运思动笔之初，正是詹姆斯定居伦敦近郊蓝波屋（Lamb House），潜心收拾近三十年之小说理论及戏剧经验得失，确立自己小说风格和小说理论之时。他为后期三部大作框定了主题范畴，延续并修正了前期欧美文化遇合的衡量标准。这一时期的詹姆斯，除了向巴尔扎克式的现实主义理论致敬，他更倾心于福楼拜和屠格涅夫对于“写什么”及“怎么写”等“突破臆断”的理论。[35]
《使节》重返文化相遇主题，淡化情节，主人公“自言自语”，人物关系以印象化描述方式处理。不仅如此，詹姆斯对于道德风尚及其标准，也多采用模棱两可的语用风格。《使节》自由、想象和意识漫游的形而上思辨特质，像一部尚无可定义的“想象的变奏”，[36]为20世纪初英美批评界带来了难题。詹姆斯对于“故事是关键”的传统观点，对于“笨拙地区分”小说与传奇、情节小说与性格小说、古代小说与现代小说的传统做法，颇为反感。詹姆斯认为，法国人已经把小说理论发展到了相当完备的地步，英美小说亟待打破成规，在保持真挚创作态度的同时，在题材和体裁的艺术实验中，给予作家最大限度的自由想象，让小说“带有广博的知识趣味。”[37]
返归《使节》初版时的历史语境，重温一个世纪前欧美文化遇合的矛盾与成果，对于当下全球化语境中，民族身份与文化遇合中的新问题以及新思路的提出不无裨益。而詹姆斯对于未来小说体裁变化之未可限度的预言，亦有现代与后现代各路方家献艺，近晚网络文化成果的纷纭佐证。《使节》作为詹姆斯“最好的小说”，值得我们一再解读和阐释。
一、“使节”之“赫尔墨斯”命意
斯特瑞赛来自新英格兰地区的乌勒特（Woollett）。[38]他在到达伦敦后不久就发现，使节的工作就是跟各种类型的人打交道，而周围人与乌勒特人属于不同类型。“乌勒特人只分男女两类，即使个性也是如此。”乌勒特人朴实忠诚，但其“乐天的态度”“信仰的态度”或者说对“美感的态度”也有易受损伤的缺点。在与欧洲的相遇中，乌勒特始终都显得黯然失色。
身负重任的斯特瑞赛从利物浦登岸时，牵挂在心的“第一个问题”竟是能否拖延与老友韦马希的见面时间，以便独自享用与欧洲的“首次照会”，好让欧洲充分现身以证其意（prove the note of Europe）。这一“秘密原则”（secret principle）在斯特瑞赛此后的行程中一再起作用。“延缓”让斯特瑞赛感到久违了的个人自由、深悟变化之味以及无牵挂之感。亨利·詹姆斯在这部第三人称小说开篇的关键时刻，亲自出场，两次发声，向读者解释：斯特瑞赛这一“秘密原则”的“开动”，关乎原本从新英格兰同来的两个男人之间的半生友谊。因韦马希对于《使节》主题表达的重要作用仅次于斯特瑞赛。[39]詹姆斯更进一步暗示说，斯特瑞赛是一位为双重意识所累之人：热忱而不偏不倚，平庸处见奇趣。总之，斯特瑞赛和韦马希同赴欧陆文明的“晶屏”（crystal walls）前，[40]将各自照见一个不一样的自我。
正当斯特瑞赛犹疑不决时，一位“不邀自来的庇护者”戈斯特利小姐站在旅馆大厅，两人“不期而遇”。后者是一位地道的旅欧美国人，自称“旅行陪护”（courier maid），以其神秘的洞察力以及“更彻底开化”的欧洲风度，立刻使斯特瑞赛有了似曾相识的同类之感，甚至不自觉地唤起了他对“另一位”（暗指纽瑟姆夫人）的比较意识。戈斯特利小姐善于将他人分成若干种类分门别类地存放，其技术之娴熟亦如“排字工人拆版时将铅字重归原处”。她一眼见出斯特瑞赛之“要害”：凡事以对错分辨，不懂享受，也不虚妄（hopeless），[41]这正是乌勒特人的普遍特征。斯特瑞赛一方面坦直地“扮演”乌勒特人的拘谨以及“不虚妄”，另一方面却感觉自己在36小时之内越过了道德“底线”，随着戈斯特利小姐一声“开始吧！”他们便一脚踏进了“现代巴比伦”——大英帝国的首都伦敦。戈斯特利小姐拿名片的风度、晚餐的礼服，以及夜晚的香氛，让斯特瑞赛不由立在镜前重新评价自己：这位路易·兰伯特·斯特瑞赛，[42]置身于欧洲大都会，命运究竟会有何变数呢？自认无能的斯特瑞赛，背负着“道德完人”纽瑟姆太太的压力，跟在自称“魔鬼”的戈斯特利小姐身后，似乎只有随波逐流，放任自己了。韦马希，这位来自康涅狄格州米洛斯的律师的行为举止，则显得更为“怪异”：对老友的“越格”行为瞪眼叹气，并周期性表现出“神圣的愤怒”和“庄严的沉默”。如果说伦敦银行的接待室让斯特瑞赛想起了乌勒特的邮局，感觉像是横跨大西洋的拱桥；而韦马希则在里面一待就是几小时，沉闷地读信或读报，一时觉得银行像一个绝佳的观察哨，一时又觉得像是霉运判决日的一个装置，一切都被蒙在鼓里。因为欧洲对于韦马希这样的头脑来说，“就像一架精密仪器，这机器将闭塞的美国人隔离在必要的知识之外”。
在随后的巴黎之行中，每遇重大事件都有戈斯特利小姐指点迷津。斯特瑞赛欲看懂欧洲这架“复杂的机器”，似乎全靠戈斯特利小姐全程陪护并参和判断。这位小姐以世界公民自居，居所像一个收藏室，象牙制品以及各种旅行纪念品不计其数。她自称青年导师，专职导游，但只是带“学生们”走马观花，并尽快送他们返乡。在新时代越来越多美国人涌到欧洲的情势下，这位娴熟并有见识的导游，对斯特瑞赛庇护有加，但她的欧洲成见成为欧洲这架机器上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装置，影响着美国游客。小说第三章第二节，斯特瑞赛、韦马希与戈斯特利小姐，一边在剧院包厢等候查德，一边借议论小彼尔汉姆的人品与前途，引出“一个好美国人”话题。而查德的意外现身，使“使节”之行一时反转了方向：“查德走出来”而“斯特瑞赛陷进去”，[43]两人暂时互换角色的过程，亦是斯特瑞赛逐渐用“肉眼”（naked eyes）分辨戈斯特利小姐的“欧洲”，恰是回答“何谓好美国人”这一看似平常的问题的转机。
从最初在利物浦登岸及最终离开巴黎，斯特瑞赛从被戈斯特利小姐“看破”时叹息“你说对了”（there you are），到分别时对她道出“我们都对了”（there we are），留给欧洲之行一个“唯一逻辑”：置身事外，绝无私利”（my only logic，out of the whole affair，to have got anything for my self）。戈斯特利小姐喜忧参半地默认了这位乌勒特怪人“无妄之望”的超验逻辑。两个曾在伦敦一见如故的美国人，在欧洲这架“文明机器”的运作之下，对“怎样才算一个好美国人”这一“紧迫事件”获得了各自的印象，采取了不同的选择。欧洲能够继续给予戈斯特利小姐的东西，却让斯特瑞赛感到“不和谐”（not in real harmony with what surrounds me）。他令查德、小彼尔汉姆、戈斯特利小姐，甚至周围的每一个人都兴奋不安（exciting，restless），都变得更好，而自己却始终一个古老宁静之处。如同小说第一章詹姆斯向读者交代的：独立孤僻，不善社交的斯特瑞赛，与涌上码头迅疾散布于伦敦或利物浦的同乡们有着不一样的秉性。面对大都市文明的炫目，自觉规避而不是一味沉陷。出而受命，通达命意，悄然归隐，独善其身。“使节”之“赫尔墨斯”命意即在于此。
二、作为社会动物的文明模压程序
1903年11月，美国版《使节》出版，12月詹姆斯写信给友人，对小说在时间处理上的曲笔，以及发现一个出色的读者可与之共享其妙，引为乐事。[44]
时间问题在詹姆斯时代始终是引发争议的问题。工业革命后的世界，时间被大机器生产和分工协作的线性时间观取代，而宗教、哲学、历史，以及语言学和文学等，对自然经济向资本经济转化的描述，及对伦理意识变化所拼贴的理论标签，“都俘获了部分真理”，[45]都带有各自的优缺点，并为一代人的意识打上了形形色色的烙印。作为小说家的詹姆斯，敏感地觉察到，现有的生活素材中，太多有意义的东西被小说家们忽略了——社会风尚、社会形态、社会阶级和阶层，以及风光迥异的地域、形形色色的人物性格及其活动环境，等等，都还不曾为作家们所探查采用。而且，有两个重要的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即：小说年长了，年轻人亦复如是。正是年轻人自己发现了这一变化并提出问题：“你们轻易地从我们的双亲和牧师的手里拿走了对我们的教育权……你们为自己的教育又做了什么？有许多领域你们都不曾切近，那些信息对你们不是徒劳无用？”当年父亲老亨利（Henry Senior）在宗教思想、文化道德，以及表达基调上的丰富多彩，深刻影响了詹姆斯并伴其一生。詹姆斯回忆说，我们的宗教教育完全是在一种宽松愉快的印象中获得的。我们理解的宗教，是更多汲取这个世界本身所呈现出来的美好和能量，而不是其他。父亲的思想与其说是宗教的，毋宁说是哲学的。“它极为复杂，却极富独创性，而且有效，它几乎涵盖意识、自然、社会、历史、常识等所有领域，触及人生旅程的每一脉搏，而非虚悬之论。”[46]
“影响”一词，在《百科全书》的条目中最初为医学与占星学的用语。然而在普遍的意义上，“影响”是一个被用于解释灵魂与身体之间的联系的术语，在一种社会、文化和心理学意义上将其延伸到“精神”的问题。例如，柏林科学院1757年提出的征奖题目是，“一个民族的见解对其语言及语言对这些见解的相互影响是什么？”1780年的题目则是“政府对在人民中繁荣的文学的影响及文学对政府的影响是什么？”法国科学院1802年提出的问题是“路德宗教改革的精神及其对欧洲不同国家的影响”。[47]老亨利当年为实践自己的激进教育理念，携二子（威廉与亨利）赴欧洲求学数年，汲取了法、德、瑞士等国的丰富的美感教育。“从家族成员之间对于社会主流文化，如宗教、哲学、文学、政治及社会等各个领域问题的讨论中，我们可得到一份相当完整的美国知识史清单，从爱默生直到‘一战’时期”。19世纪的文化史，早在达尔文之前就建立在根深蒂固的自然与历史之联合而暗示出的进化视野上，即卡西尔所谓之“启蒙哲学的基础”，亦即康德在“什么是启蒙运动”中所预示的理性。詹姆斯对“人类逐渐开化”和“启蒙之持续前进”等欧洲思想家们的宏大愿景的接受与发展有备而来，对科学实验之机械无机状态进行“艺术改良”颇有兴趣，该让“具有神力的语言与种子”行使影响力了。詹姆斯在父兄宗教与哲学的职业视野之外，开辟出小说艺术的宽阔领域。詹姆斯多元融合的知识背景使其可以摆脱单一的因果律思维，与启蒙思想的阔达及对未来的希冀相和。《使节》将伦敦的银行、大港、海底电缆及铁路运输等各种现代化大都会的标志罗列无遗，又将巴黎“古老又进化”的艺术与美学景物生动呈现，其用心在于为所谓“并非穷乡僻壤的”新英格兰开出一剂文明的解药。
乌勒特人在生物进化方面有着优良种群的天然壮硕，而“精神影响”的天然发育尚处在模棱两可的建构途中，是一片充满了可能性的“应许之地”。斯特瑞赛时隔三十年之后重返巴黎，不仅重温了自己的精神进化史，而且，更重要的是，修正了查德的精神进化轨迹，见证了“具有丰富潜质、尚未定型的查德被成功地模压出品”。
斯特瑞赛在巴黎剧院包厢里第一次见到查德，便被查德的巴黎式优雅风度所迷惑，他既欣赏，又自惭形秽。斯特瑞斯一辈子从未见过一个年轻人会在晚上十点钟走进包厢，也从未体验过戏剧正在演出中与一个彬彬有礼、沉默的年轻人相互之间“弹奏的最强音”的那种感觉。詹姆斯在这关键时刻再次出场旁白道：“我们的朋友后来一再回顾那一刻，回顾他们一起待过的那三四天，而最初照会的那半点钟的印象是如此之强烈，以至于他们随后关系进展的一切都不那么重要了。”詹姆斯暗示，斯特瑞赛的想象力在那一刻失灵了。如果说查德背后那位女人为使节呈现的是这样一位优质青年，查德则在一见之下，辨认出这位救赎之命在身的长者，有着一种“以观察社会风气为乐”的敏感禀赋，其异于麻省乌勒特人之特质，恰是两人意气相投之处。使节斯特瑞赛的重返巴黎，似乎演变为一场与查德分别在记忆层面和在当下时节，于巴黎高级文明之中，重新回炉与不断熔炼的双重之旅。使节之命，原为从一位巴黎女诱惑人手里救出一位有为青年，但正如德·维奥娜夫人所断言：“有麻烦的男人必须有一个女人”，詹姆斯的确为斯特瑞赛安排了与三位女士的“麻烦关系”：斯特瑞赛欲完成使节之命，需得借鉴并超越戈斯特利小姐的先见之见，看透纽瑟姆夫人的遣使动机，并从对德·维奥娜夫人艺术想象之“画框”[48]中设法突围。如此方可觅得查德欧洲“闲逛”之真相，辨别查德不与“后使团”（late Newsome）[49]为伍的内、外变化缘故。
《使节》作为“最好的作品”，在于詹姆斯悉心安排了德·维奥娜夫人对于青年查德的“诱惑”，将其作为鉴别欧美文明差异的背景，这一“绯闻事件”背后，有着丰富的潜台词。德·维奥娜夫人“高尚而简朴”的居所，既有第一帝国时期的富贵、拿破仑时代的辉煌，亦有法国大革命之后夏多布里昂、斯泰恩夫人，以及青年拉马丁的“昔日巴黎的回声”。法国近代历史的激变与动荡，巴黎艺术之都璀璨遗产的滋养，巴黎人评价人与物之标准的多样与弹性，这些无形之“香氛”才是詹姆斯“制造”“绯闻”的线索，视查德为高级文明社会形态中的“社会动物”之本意。查德延缓归家，再赴伦敦修习广告经营之道的离经叛道之举，预示着资本经济“破产”的巴黎，需要美国资本的注入，而新英格兰的财富意识与美感意识的平衡，则有待于巴黎美育的培植与润饰。詹姆斯的文明之见，是建立在古代与现代融合、旧大陆与新美洲联盟的希冀与想象之中的乌托邦性质的“意象行动”。斯特瑞赛带着新英格兰的文明道德意识重返巴黎，记忆唤起的不仅是意识对历史的自我与当下之我的优劣胜负的检视，更有着巴黎“香氛”激活之后的对于超越历史的自我，从“康德式”的“我能够希望什么”，向着想象“一个好美国人”“一个所有时代的继承者”的意识转化。从历史绵延的角度，从小说美学的意义上来看，修正查德曾逃离的新英格兰文化的资本基因，使查德作为文明的“社会动物”发育充足，为未来之新英格兰，为未来的美国培育出优质基因，并非荒谬。斯特瑞赛有违纽瑟姆夫人支使而重建“使节”之命，意在合乎时宜地助推查德在时间链条上的时针的摆动，使查德的“钟摆”立于一个属于未来的基点：那“被握住的钟摆”暂缓摆向乌勒特，但终将向着乌勒特方向推送。
时间是《使节》贯穿始终的关键情结。斯特瑞赛在与查德相仿的年纪曾携妻同游巴黎，见识过巴黎宏伟的历史与辉煌的艺术遗产。那时购得的七十多本橘黄色封面的文学巨著，如今虽已泛黄并深藏箱底，而一旦再次置身巴黎，那些看似灰飞烟灭的历史遗迹，竟更加强烈地冲击着记忆，并在记忆的灰烬中，重新燃放出香氛。[50]巴尔扎克《人间喜剧》里的路易·兰伯特“精神在巴黎崩溃”，而《使节》中的路易·兰伯特·斯特瑞赛则被“推向前去”：一个新时代的、来自乌勒特的使节，将在巴黎善意的考验中通过蜿蜒曲折的途径，通过巴黎黑暗与光明的交替，完成乌勒特的哲学梦想。巴黎，成为一个“比乌勒特的哲学梦想多得多的”特定场景与象征，被重新赋予了返归古老历史，在田园、艺术、女性以及一切有意味的形式中，再度发现“人”的成长与教育的辩证意象。如果说“波德莱尔以女人与死亡混合的意象指向现代性的巴黎”，巴尔扎克和波德莱尔的巴黎皆为“陆沉之城市”，[51]《使节》中的巴黎，则是詹姆斯以对现代性的审慎而深刻的认识，为特使们（斯特瑞赛、查德，以及小彼尔汉姆）选定的一个集暧昧和明晰于一体的伟大的处所。它集断裂了的古典理想模式与新纪元的新型社会关系于一身，而这一新型社会关系将会产出一种新型的产品，即使这一模式尚未定型，尚未建立起稳固之基础。援引远古用之于现代，正是詹姆斯为《使节》设计好的历史与现代交融的时间舞台。那个集伦敦的科学技术和巴黎美学修养于一身，那个曾经逃离资本耻辱而今翩然弄潮的青年查德，他肩负的使命，是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后的历史与经济语境中，与斯特瑞赛这位先知暗中结契，在美国与巴黎不断往返的大洋之旅中，不仅拥有赎买物质与行动自由的资本，更可使美感与文明的丰沛精神获得自由生长之基。
三、想象一个“所有时代的继承者”
詹姆斯言称，早有意构想“某种类型的年轻的美国人”，一个比其他年轻人更堪称“所有时代的继承者”（the heir of all ages）。这位“继承人”，应该具有感人至深的价值，具有更深的意识觉知，能够破除继承中的羁绊，从而担当起一种全面的、未至而将至之类型的角色。这是一个“冒险”的角色，也是一个可保持主题合宜而严密的角色。
斯特瑞赛与查德初见之下，便发现旧日举止粗鲁的查德，在巴黎这一文明“模具”的打磨下，成功锻造为“稳重而不失生气之青年”。尤其当查德反问斯特瑞赛：“是否男人只会为女人绊住？你知道我有多爱巴黎吗？”斯特瑞赛在那一刻见证了一个青年“异教徒”，一个乌勒特最需要的“异教徒”（pagan）。[52]
一个打破常规的异教文明之徒，正是詹姆斯赋予斯特瑞赛使节之命，将查德从既往“社会动物”的模压程序中解救出来，重新定义并塑造成一个适合未来之社会的新人类型。斯特瑞赛“像一个人，一个绅士一样”为查德指出，自己得再次返归那个“容身之处”（Box），[53]那个决定人们品格及行为动机的资本老巢，去应对未知的裁决。而查德须得暂留欧洲，待羽翼丰满，时机成熟，方能回返。詹姆斯在《使节》序言中，时而称斯特瑞赛为“实况报道者”，担心“落后于潮流”而“慌慌张张从后面拼命追赶”；时而称其为“成熟的男主人公”，可以“咀嚼”更多的生活而不是浅尝辄止，因而可以浓化主题。究其实质，这位男主人公在詹姆斯眼中，是一位“会体现出作者丰富的想象力”的人物。这位在年龄上让作者“有些精神负担”的人，在小说中获得了一种机遇——运筹自如地左右一件事或者一生经历的杰出才能的那种机遇。詹姆斯在《使节》的写作提纲中预计：查德应该接受的当是斯特瑞赛这位保护人的影响，而不是来自新英格兰的，尤其被“后使团”夸张放大的“贫瘠陋习”的一方。斯特瑞赛通过观察后使团的“表演”，加深了对纽瑟姆太太为后幕的资本权力一方的认识：以自由换取财富与被驱使的代价，恰恰是查德要警惕和规避的。
《使节》与《鸽翼》前后动笔，两部小说在主题、素材、情景与人物命运安排等方面有着意识的内在关联。《鸽翼》女主人公米莉·西奥尔（Milly Theale）的特质，在查德身上发扬得更为完整或曰完美。[54]查德不仅拥有米莉所缺乏的“珍贵的自信”，拥有自由、金钱、灵活的头脑、个人特有的魅力、唤起别人兴趣和吸引人的本领，更重要的，还有着给未来增添价值的优点。《鸽翼》所欲表达的自由的含义，在《使节》之中已然成为事实：行动的自由、选择的自由、欣赏的自由，以及交际的自由。如果说詹姆斯的《鸽翼》“像一个慈父看护第一次骑上马鞍学骑马的孩子般，注目于人物的成长”，《使节》则是詹姆斯赋予主人公斯特瑞赛的双重使命：一方面看护青年查德的精神成长，另一方面内省自忖，不断探查自己的思想轨迹与精神实质，从而丰富了救赎之意，达成了两辈人对时代与家国之题的共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斯特瑞赛与查德一道具有着超越当下局限，发展出属于“所有时代的继承者”的未来精神气质。
从《鸽翼》《使节》，再到《金碗》，小说主人公们得天独厚的想象力的培育与发展，都列入了詹姆斯“以想象取代逻辑”[55]的未来小说之备忘录。《使节》主题的“金色光辉”，不仅是对“苹果诱惑”主题的发展与更新，更有着詹姆斯将其获得的当代人文科学知识，用于小说美学的实验因素。詹姆斯在很久之前便已谋划的“所有时代的继承者”，借助于“双手在背心腋下舞动”、像极了天使之舞的“躁动不安”的查德，将一个未来新英格兰的乌勒特人的优雅潜质生动彰显。“乌勒特产品之名”[56]在小说中始终未名，这正是詹姆斯的隐喻深意：物质产品较之于“一个好人”之品相，是微不足道的，在物质镜像面前，培植“一个好美国人”或许更行之有效。斯特瑞斯始终在“想象力”的引导中对现实展开探寻，最终走出以认知、判断、结论之循环的实验理性之维，进入某种超验理性之中。想象是其生命的表征基质，在想象中认知，再由认知促发并提升想象的可信度，詹姆斯为未来的读者想象出一个现象世界里的“勇者”与“圣者（胜者）”。查德少小离乡，原为洗刷资本原始积累的耻辱。然而何谓耻辱，耻辱何时形成，如今那耻辱又在何处，查德原本并不十分清楚。与斯特瑞赛同处巴黎三月之后，查德灰发转青的“异教徒”与“正人君子”合体之像，既与斯特瑞赛的想象相符，又超乎其想象：查德自愿回乡经营广告，因为“科学经营的广告是这个喧嚣时代里，一门未可限量的艺术”。对于这门艺术，查德初见使节时，尚停留在理论阶段，再次从伦敦返回巴黎，查德已然寻到了艺术与盈利两得的途径。正是斯特瑞赛的到来，成全了查德返乡的最终目标：“绿化”乌勒特资产并赋予“绿色”[57]杂志以真正的文化品质，而广告所得资本盈利既可获得真正经济独立，又可解德·维奥娜夫人“破产”之困，从而为信守两情相悦“踢开贿赂物”。此中伦敦科技、巴黎美育及美国资本之间，相互汲取运化所产生的未可限量价值，不言自明。在未来，查德将带着“满脑子的想法”继续往返于法国巴黎与美国之间。“restless”的查德与斯特瑞赛的“exciting”，似乎在“单人快步舞与双人号角舞”的韵律中，共同期待一个欧美文化联姻的未来。
《使节》出版之初，其阅读与批评中的知音寥寥，《曼彻斯特卫报》曾揶揄道：“小说频现妙哉（wonderful）一词，而读者恐难享其妙。”《使节》的主题继承了前期小说“智性生物”对彼此“思维关系”的形而上探寻，又沿此轨迹将焦点深入到关于“人”的历史性和人的最终归宿这一关乎生存本身的重大问题上。其哲思与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中启蒙理想的“人的范型”不谋而合。《使节》男主人公在时隔30年重返欧洲大陆时，竟有一种“一无所知”之感。我能知道什么？我应该做什么？我能希望什么？“使节”质疑自我之处，也正是康德著作三大批判之书的哲学理由。而康德对“什么是人”之问在《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中的解答，恰可为斯特瑞赛选择以自我的唯一逻辑，或曰超验逻辑的返乡之举做一注脚。[58]在康德看来，一个人要从几乎已经成为自己天性的那种不成熟状态中奋斗出来，是很难的。他暂时还不能运用自己的理智，因为人们从来不允许他去做这样的尝试。因此就只有很少数的人才能通过自己精神的奋斗而摆脱不成熟的状态，从而迈出切实的步伐来。实现思想方式的真正改变，需得破除偏见，在一切事情上都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想与自由。斯特瑞赛登陆欧洲的自由之感，是将自己从乌勒特的“利益与陋见”中解放出来的契机。詹姆斯以想象之无形之力，塑造了一个传达自由、再塑自我甚至他人之力的现代“赫尔墨斯”形象。仿佛是对康德关于“人”的历史哲学观的文学阐释，《使节》的主题，以虽无法证实却无懈可击的目的性指向一个理想的艺术世界。艺术世界里的理性或理想的立法者，几乎是时代的先知与智者，他们旨在破除科学实证主义和庸俗实用主义的囚牢。即使这一破除不得不采取“意识行动”为先的预期之策。斯特瑞赛在面对欧洲文明之“魔鬼”时，集恒审思量与经验实证于一体，将文明历史的未来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不自私”，正是詹姆斯《使节》的“绝对”（absolute）主题和题材处理的“美妙”（wonderful）之处。
显然，肩负着欧美文化联姻理想的“富于想象力”的老少使节，是带有乌托邦性质的虚构人物。而创作一幅生活的幻象，并非詹姆斯心血来潮之举。詹姆斯曾在1888年发表于《双周评论》（Fortnight Review）的文章中，赞赏莫泊桑先生有关“伟大的艺术家就是那些能使得人类接受他们特殊幻觉的人们”的观点，认为批评家不应以“唯一真实性”作为评判标准，而莫泊桑之见，亦非形而上之空穴来风，其对由来已久之文学真实性问题的争论，反而标明了教条主义之空洞。相对于虚构想象，詹姆斯亦始终不忘“美国即是美国人”。詹姆斯在1900年之后，与兄长亲友的通信中时时提及返乡探亲之事。1901年年底，在给侄女玛丽的信中詹姆斯写道：“我很妒忌你，你那年轻人的机会——去看我们新鲜有趣的伟大而喧闹的国家的机会！——对此我一无所知。”1903年6月，詹姆斯在与威廉的信中详细讨论了返乡计划，并为准备行程而延后了《金碗》的出版事宜。1904年8月，时隔20年之后，詹姆斯终于重返美国。他几乎访遍了美国的东西海岸，在威廉的乡居小住，在马克·吐温府上作客，与伊迪斯·华顿一起驱车同游马萨诸塞州及纽约，甚至与罗斯福总统晤面。[59]詹姆斯此行获得的“美国人”印象，远远超过了预期，并为以往“国际题材小说”中的理想人物找到了接地感。将“一个好美国人”的美学理想，落实到已有“异乡”感的美国本土，以美国之巨大财富拯救旧欧洲的联姻愿景，已不再是想象和虚幻，即使过于喧嚣的美国和故土离变让詹姆斯颇感不适。
四、古钟人偶逻辑与未来小说技艺
1899年詹姆斯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写道：“我愿意活到56岁！但我不喜欢再老了。我爱这个年龄所有的优势：完整、纯粹、自由、独立，还有记忆。而这不会持久，它消失得很快。”[60]彼时，詹姆斯正在读屠格涅夫小说《初恋》的英译本。詹姆斯不仅从屠格涅夫的小说中看到了因年轻无知而错过美好生活的痛苦和遗憾，他更从中看到了小说文体革新的可能。詹姆斯在1884年为《朗文杂志》写的一篇关于小说艺术的文章中，对福楼拜和屠格涅夫“从一些隐藏在平凡事物内部”的细微处挖掘主题，自由地进行小说艺术实验的成就大为赞赏。文章着重论述了主题与故事的“新型关系”，认为一部成功的小说应当是主题渗透弥漫于整个肌肤，其鲜活之力得之于每一个词、每一个标点符号都直接为表现主题而做出的贡献。故事并非鞘与刀之关系，而是针与线的关系。针对《帕茂大道公报》刊载的一篇盲目强调故事性，指责“波士顿美女（《一位女士的画像》中的伊莎贝尔）好像由于心理原因拒绝英国公爵”的文章，詹姆斯辩护道：“为什么一个原因——心理上的或者其他方面的——不是一个题材，而一个疤痕倒是呢。”詹姆斯强调说，“一个心理上的原因，在我的想象中，类似于一幅装饰华美的图画，若要捕捉其细微复杂的画痕，一个人需得打起泰坦（Titianesque，原文为法语）般的精神方可做到。”詹姆斯总结说，小说作为一种最有意义的艺术形式，最能令其兴奋的主题当是源自心理的。
《使节》的主题源于詹姆斯从朋友处偶然听到的一段表白，一位年长者劝告年轻人“尽情享受人生，不然枉度此生，而虚度此生曾经是一种错误”。正是这粒“不经意滴落的暗示的种子”，让詹姆斯发现了“最合品味的”“所有情境要素都囊括其中的”小说主题：在古老巴黎花园的优哉时刻，人到中年的斯特瑞赛却备感危机，并以奇怪的腔调对小彼尔汉姆讲出了一番关于人生困境的警世之言。《使节》正是关于这一意识危机的觉察、醒悟过程的说明。詹姆斯认为：“主题的价值各有千秋，对于那些意义含混、兴奋与成见之时酿成的主题我们尚且有话可说，那么对于最出色的主题——此论事关一个作家的诚品——祈愿能将理想的善中之美，将艺术信念推举到巅峰状态，亦非妄言了。”詹姆斯令斯特瑞赛放弃了一般生物学与社会学意义上的好角色（constitutionally qualified for a better part，喻指斯特瑞赛人财两得的资质），而选择了对人生所历事件的重新见知（now at all eventssees）与及时补偿（perhaps be time for reparation）之途。詹姆斯不无避嫌地提请人们注意：“小说并非仅言人物道德之珍贵，人物视域的铺陈过程更是小说家进取之题。”[61]
《使节》的“说故事”，是詹姆斯将第三人称讲述的客观经验，与作家备忘录式的启示性自由文体融会的“新小说技艺”。“（作家）在最初阶段就要掐断同实际报告人之间各种可能的联系”，“他只在最开心处逗留一番”。“小说家只是在其魔法工作室展示其艺术视域的广袤之穹——如同悬挂着的儿童幻灯片的白色幕布，投映其上的，是更为奇异、更加变动不居的影子。”[62]作家“凭适当的暗示”得到一个故事的“征兆”，这一“征兆”的真实，“显现出具体存在的真实，它本质上就存在着”。詹姆斯在暗示、影子及具体存在的真实之间，行使了小说家的权利。《使节》要在《北美评论》按月连载，为此詹姆斯早已妥善“安排”了处理方法。在时间的压力和刊载形式的压力中，《使节》最贴切的艺术表现形式便是以斯特瑞赛的意识感受为中心，所有其他人物的出现皆以此为要，使主人公对周围人物和情景的知解与探究形成一个“环绕柱桩流动的涡旋”。这个表达体系似乎并无精确与绝对的衡量尺度，人物意识与行为的是非对错也模棱两可，却会因为绵密、不曾中断的人物内心深处的冒险而始终激流涌动，令人兴趣盎然。“运用一种创新的手法和更高层次的写作艺术”是詹姆斯运思多年，将自己对于欧美文化遇合的经验，将自己对于小说现状与小说未来的新见解，做一个“表达不可表达的”出发点。[63]
詹姆斯在1899年已经清楚地看到，文学的普遍的非道德化、庸俗化带来的社会影响，是培育了更多的不善思考也不知批评的读者。似乎简便易行而多样的小说写作方法，使得那种在单纯的日子里偶尔才得一见的奇迹变得平淡，小说的名声因之恶劣。詹姆斯认为，小说的未来与整个芸芸众生的未来密切相关，小说的未来与产生并欣赏它的那个社会的未来紧密联系在一起。未来的小说家不会回避或迁就年轻人在经验上的缺乏，而年轻人，亦会对小说家们提出修养及教育上的更高要求。未来小说的成功取决于它对于青年人做些什么。从歌德的《威廉·迈斯特》，到简·奥斯丁的《劝导》，经典的教育小说从未脱离真实生活趣味而成为刻板乏味之教化。而“没有任何一个对生活的印象，没有任何一种观察和体验生活的方式，是小说家的计划所不能给予一席之地的”。
詹姆斯的《使节》既与传统一脉，又是开时代风气之作。它以意识漫游与想象为塑造人物之基础，以艺术形式的委婉微妙表达道德品格的美善罕有。在20世纪初维多利亚时代向现代社会的过渡中，小说的日益“去道德化”（demoralisation）令人担忧。英美小说偏重习尚，过分强调道德形式，拘泥了小说艺术的进化发展。法国小说多浪漫传奇，偏爱自然主义的感官写作，刻意沉迷于咬字嚼文，英美读者对此颇有保留。旅居英伦有时日的詹姆斯，养成了对于艺术风气变化敏感而清醒的认识。詹姆斯欲对新小说技术做一尝试的时机业已成熟。用詹姆斯自己的话来说，“已恭候多时，只待重燃圣火了”。詹姆斯“不惜任何代价”地排列文字，使其利于表达人物之间，因意识波动而产生诚信与判断的波诡与转换。苦心孤诣之追求及其语言天赋，使《使节》开发意识领域细敏微妙之变，将主题的道德品质融汇在艺术“处理”的技巧之中成为可能。詹姆斯将小说诗意化了。
《使节》结尾处，斯特瑞赛发现他最近这番巴黎经历的意象，类似一种伯尔尼古钟匣里的人偶，这些人偶一到时刻就从一边出来，沿着它们的固定路线在众人面前上下跳动着前进，然后从另一边进去。斯特瑞赛觉得他也沿着自己的路线跳完了路程。一个“质朴的退隐之处在等待着他”。55岁的斯特瑞赛“背累得都有点驼了，却没有赚到什么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失败者”；年轻的查德，家财万贯却甘愿放逐自己于异乡。两人的巴黎相遇恰似奥德修斯之归家之旅，所不同的是，两人的归家之意跨越了地理意义上的场域之限，获得的是“不枉度人生”的价值考量。这一现代意义上的“归家”，需要一个康德式的“幸福坐标”为其参照：“道德不是教导我们怎样才能幸福而是教导我们怎样才能配得上幸福这样一种科学的入门”。康德认为：“当问题是要遵守义务时，却不可由此强求一个人应该放弃自己天赋的目的，即幸福，因为正如一般任何有限的理性生物一样，他也是做不到那一点的。……我们宁可把义务想象为是奉行义务（即德行）所付出的牺牲联系在一起的，而不是与它所带给我们的好处联系在一起的，以便就其要求无条件服从的、本身是独立自足的而且不需要任何外来影响的全部权威，而使得义务的诫命可以为人理解。”《使节》“钟匣人偶”之喻，连同老使节“不为我”的“唯一逻辑”，在时间之维中，获得了历史哲学的理想与诗意。而《使节》情节的收缩与意识的流动，令文体呈现出一种弹性和不受限制的特点。人物有秩序地围绕使节的意识中心，似乎不加修饰而又有序的意识整体，呈现出超验文学与小说理论关联互动的高级形式。保罗·瓦莱里曾预言，“近二十年来，无论是物质、空间还是时间，都已不同于以前。如此巨大的革新必将改变各种艺术的所有技术，并以此影响意志本身，最终或许还会魔术般地改变艺术概念。对此，我们必须做好准备。”[64]詹姆斯将精密的科学方法用于精密的艺术之中，《使节》因此试炼成为“比例协调”的艺术佳品。
从《使节》开始，詹姆斯在后期三部小说中似乎以“诗人的品位”握住了一条通往“意识迷宫的银色线索”，以显微镜式的科学专注，不断开掘着意识与想象领域的深度和广度，以古典思想宏大永恒的崇高视角与现代思想敏感质疑的目光的融合，探索一个“富二代美国人志在渡海跨洋，不拘于美国本土，成为国际化的世界主义者”的可能。《使节》中的斯特瑞赛、查德，《鸽翼》中的米莉，以及《金碗》中的麦吉与王子，他们皆为詹姆斯考量维多利亚式美德与美国式家族价值之间冲突与转换的实验对象。他们也都成为詹姆斯于时代激变的文化语境中，对于人的美德与价值期望的范本。然而文学不是“决疑术”，[65]《使节》对“怎样才是一个好美国人”的形而上的意识勾画，与当下文明遇合中矛盾冲突始终存在，甚至愈演愈烈的现实之间的悬殊差异，切实提醒着批评界：对于《使节》之“最好作品”之谓，应具备清醒意识方可应对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辩难之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使节》的确是讨论“一个好美国人”的备忘录。[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