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1881—1900年小说的隐喻修辞
许多批评家为了方便，把詹姆斯一生分为“詹姆斯一世”“詹姆斯二世”和“自名为老王者”三个时期。所谓“自命为老王者”，隐指詹姆斯晚年苦心经营的文体，他那些复杂错综的句子，他只追求述说的精切，不顾读者有无耐心倾听。[74]实际上，詹姆斯1875年之后的一些作品，已明显带有以隐喻结构文体，以隐喻修辞为主要书写技巧，用以描述和表现人物内在意识世界的特征。而当时评论家们面对尚在形成中的“詹姆斯式”，只能借用已有的术语对詹姆斯的文本进行分析和概括，如“心理现实主义”“对自然主义的膜拜”或“走向象征主义”的等。批评家们尚需时间的陶冶，才能对文学潮流发生的新动态用新的术语加以提炼和总结。既往英美文学批评对詹姆斯所做的创作分期，似应在20世纪不断涌现的各种文学思潮和文学批评术语的基础上，重新加以“编辑组合”。即不应单纯地以固定的时间顺序为基准，将詹姆斯某一时期的倾向归于某类题材和主题的单一摄取，或是执其一隅，无视其余。恰当的方法应该是：以詹姆斯创作的“总意图”（《地毯中的图案》的关键词）为基本出发点，结合具体文本的实际效果加以综合考量。结合不同文本的生产语境及刊出时的特殊语境，进行具体分析。詹姆斯早期创作目标与晚年的回顾与总结，虽然有半个多世纪的漫长间隙，但其“弃法从文”的初衷不改，及至晚年对“咬文嚼字”愈加痴迷，这一点应为批评之关键。把握詹姆斯作为特殊个体之本性，与其文学野心或总意图这两个要素，以此为依据对詹姆斯的创作进行大致划分，或许才能为詹姆斯不同时期不同作品的特有艺术成就，找到恰切的位置。
我们把詹姆斯的创作大致分为三个阶段。1875年之前属于第一阶段，是詹姆斯早期写作的练笔阶段。1875年至1900年属于第二个阶段。1900年之后是第三阶段。1875—1885年是多产期，1886—1890年是詹姆斯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过渡。1890—1895年詹姆斯进行了近5年的戏剧创作，1895—1900年詹姆斯重回小说世界，并将戏剧经验融进小说创作，写出了大量实验性作品。190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詹姆斯重返“国际性题材”，而且此次规模更加庞大。被称为“主要创作期”（the major phase）的三部杰作《使节》《鸽翼》和《金碗》均在这一时期出版。1906—1916年应为“自命老王”时期：詹姆斯此期的主要写作内容是自传或自传体的小说，包括《怀旧感》和《象牙塔》等未完成的文本，他混融了小说和自传，以自传形式企图“再造记忆”，他还为其小说的纽约版写了18篇序言，企图为当年的作品进行辩护并使之更新。
我们通过对詹姆斯中期或主要创作期的几部作品的检视，可以看到“詹姆斯式”形成的轨迹，看到詹姆斯如何以自己的“真实观”对传统的文学现实观进行了颠覆与增补。
一、《一位女士的画像》：小说文体的融合与变革
在詹姆斯所写的美国人在欧洲的一组小说中，《一位女士的画像》[75]算是第三部。在《一位女士的画像》计划写作和出版的近十年间，《欧洲人》《黛西·米勒》《华盛顿广场》及《霍桑》评传陆续出版。《一位女士的画像》已基本建立起“詹姆斯式”的语调和叙事风格。
《一位女士的画像》延续了欧美文化冲突主题，继续以女主人公追求精神独立与意识自由为主要情节线索。《一位女士的画像》中伊莎贝尔·阿切尔在旧欧洲的精神历险，更具自主意识和自由选择的动机。詹姆斯以婚恋关系隐喻地表达着欧美文明遇合的境况、问题及未来发展方向，表现出他对此类问题的思考已有了较为成熟的结论。在小说叙述方式上，《一位女士的画像》也显现出经验积累的成果。《罗德里克·赫德森》中的“意识中心”和第三人称视角，在《一位女士的画像》中发展为伊莎贝尔的自我意识和拉尔夫（伊莎贝尔的表哥和财产捐助人）作为观察者的双重意识视角。拉尔夫的病弱与博爱，良知与慷慨，热情与犹豫，其一系列性格特征都与女主人公和谐一致，詹姆斯家族独有的“病弱政治学”“遗嘱风波”，[76]也使得有关“资本以及支配资本的规则”成为小说中的一个隐喻，有关“财富”“疾病”“婚姻模式”等特有的隐喻所指，都在这部小说中初露端倪。花园山庄，既是女主人公伊莎贝尔精神探险旅程的起锚之地，也是拉尔夫优雅良知的精神牺牲墓地。这一象征与隐喻贯穿整部小说，爱情情节倒成了次要的。建筑物也成为主人公意识行走的轨迹和意识转折的隐喻与象征。《一位女士的画像》有着以人物意识为中心、探讨文明遇合与人的智性成长关系的主题，有着让人物内在世界的“事件”及过程“被感觉到”的独特叙事方式。“詹姆斯式”在这部作品中正趋成熟。
詹姆斯在《一位女士的画像》的序言中强调说，他写作《一位女士的画像》时，已经对传统的关于“道德或不道德主题的无聊争论”有了清醒的认识，对于廓清小说主题的定义及如何客观评价一部小说的主题有了更成熟的见解。詹姆斯发现，既有的关于主题的术语，往往是批评家们未读作品而妄下定论的结果，批评家们“从最开始就忽略或混淆了一些基本界限和术语”。[77]詹姆斯认为，一部小说的道德意义应该由小说再现真实生活的多寡而定，而再现什么样的生活才是真实而有价值的，得由艺术家的感受力类型和程度来确定，艺术家的个性和培植艺术家的土壤才是决定因素。衡量主题的价值标准应该源于艺术家对生活的直接印象、真挚的体验和准确的观察。[78]詹姆斯回忆说，《一位女士的画像》主题的萌发不是由“想入非非的某个情节——那是一个极坏的名称——也不是由头脑中突然闪现的一系列人物关系和场面，那种可以凭自身逻辑，无须编故事者操心，立即可以进入行动，展开情节，以急行军的方式奔向终点的东西。”[79]詹姆斯的主题首先萌芽于“一个个体，特别关乎一位年轻女性的方方面面”，[80]这一主题是“无意之中得到的胚芽（germ）”，她“是一个偶遇的角色，一个尚无所属的独立者，一个想象（image）的disponible”。[81]disponible在原文中为法语词，有自由处理、随时动用、预备启用和无约束之意。詹姆斯宣称，寓言家（fabulist）有处理意念（idea）的艺术魅力，“那些潜在能量的扩展，那些种子破土而出的必要，那些出色的决定，让它们尽可能地向上生长，直到把它们推送到布满鲜花的光氛中”[82]；《一位女士的画像》的主题（人物）正是詹姆斯运用小说家特有的权利和魅力，对一位女性人物“发展的趋势”进行想象开掘和修辞性“助推”的文学尝试。
《一位女士的画像》的主题和题材，对“美国人在欧洲”的精神历险和最终命运都有所“修正”或“替换”。随着詹姆斯对欧洲旧大陆文明的进一步认识，那些“天真的美国人”主题渐向“欧美融合的美国人”和“有城府的美国人”方向发展。詹姆斯不仅写出了在与欧洲人婚恋关系中，美国人自我意识等“素质”的提高，詹姆斯对于欧美文明遇合的境遇、问题及未来发展方向，更有了较成熟的思考。詹姆斯认为，打造这类人物意识成长主题的关键在于，以艺术家的特殊眼光，找到人物的真实性与其意识之间应该有的“合适比例”，而非传统意义上的依据情节快速发展的结构模式。小说的形式与主题之间的关系，应该随时代的发展，随着欧美文化的加速交流和融合，而加以改进和更新。以一个人的心理意识的成长作为结构小说的关键，可使小说更贴近现实生活，更具真实性，能够更加直接地诉诸读者的兴趣点。詹姆斯认为，摆脱批评家“空洞无物争论”的被动局面，依据寓言家或小说家的主权，对批评传统中只看重“结构”的风气进行主动“批评”（文学实践）势在必行。[83]屠格涅夫已经以自己的创作实绩做出了引导，詹姆斯的《一位女士的画像》及其纽约版序言，沿着屠格涅夫开拓的途径，以“人物意识特征大于编年体结构”的“构形维度”，为小说艺术在虚构与真实之间比例关系，找到了新的“立足点”。人物意识流动中的偶然与突发因素成为叙述的主要对象，从而开拓了小说以人物心理或意识为主题要素的现代小说视域。
相应地，詹姆斯有关小说创作的言论，也为现代小说理论，建立了新的术语和表述方式。《一位女士的画像》纽约版序言不仅是对原著的补充和强调，更是詹姆斯借对原著的阐释，表达自己有关小说新理念的尝试。这一理论的表述形式，不同于以往传统的理论形式，也迥异于同时代其他小说理论家的表述方式，它是一种新的理论文体，我们称其为詹姆斯的“序言理论文体”，或“詹姆斯式”的话语形式。它与“詹姆斯式”的小说文体一道，构成了詹姆斯中后期小说文体的特有样态。
《一位女士的画像》表面上借助于浪漫文学的固有模式，情节不乏灰姑娘择佳婿的老套，实际上却反其道而行之，以女主人公心理意识的进化，反转了读者对小说结局的预期，借此对浪漫小说进行了讽拟，进而达到了更新文体风格的目标。由于主题选择了“个人意识”作为对象，詹姆斯得以借鉴科学研究方法，对人物进行显微镜式的观察和分析，使其对人物心理和意识发展的过程的观察和描述，有着科学研究的客观甚至“冷酷”的准确性，文学的虚构与真实性之间，更趋近于“逼真”的文学语境效果。詹姆斯将科学探究、浪漫趣味和艺术价值融为一体，在散文小说的文体多样化方面，先一步昭示出现代西方文学所特有的“内在转向”特征。詹姆斯以文学文本进行科学探究和哲学思辨的文风，影响了一大批英美作家，如伍尔夫、乔伊斯和康拉德等作家。詹姆斯的小说实验，使得他对欧美文明遇合的主题，有了更为丰富而有效的表达方式。詹姆斯为探寻小说创作题材和创作技巧的“宽度”与“高度”，可谓殚精竭虑。如果说《罗德里克·赫德森》中的“问题”“难题”及“破题”，是詹姆斯修订“解决方案”的契机，那么《一位女士的画像》便是搭建“小说大厦”的重要实验成果。
道德探究与智性勘测同步
《一位女士的画像》在《大西洋月刊》连载时，已经吸引了读者的注意力，而整部书的出版则让读者对小说有了更全面的认识。小说的“道德倾向”与“智性癖好”在整书中得以显现。《一位女士的画像》初版时，主流媒体对它的评价两极分化，甚而言之，只有一种评价，即所有批评意见全然不一。小说长达566页，小说开头用了近20页铺设场景，随后接续着对“哲学话题”的讨论：那是爱默生和伯克惯用的笔法。从下午茶的氛围、上流社会家庭成员间的独立个性，到对移民英格兰的美国土著面相的解读，小说展开的叙事基调是阐释和评价式的。叙述者与一众人物按设计程序，在这一背景下悄然入场，登场人物之间亦有着彼此评价。女主人公伊莎贝尔现身之后，小说主题所涉猎的一连串命题也随之铺开：遗产、爱情、婚姻、友谊、激情、理性、慷慨、慈悲、偏执和阴谋，等等。詹姆斯以道德与智性缠绕的方式，以近乎显微镜式的仔细探究，提请人物进行思考，迫使他（她）做出回答。读者最初可能误以为这些段落与乔治·艾略特式的道德说教一样乏味，实际上，较之于英国读者，美国读者从未觉得乔治·艾略特的道德探究有何不妥。詹姆斯显然葆有美国本土的道德辨析传统，或者说，他比乔治·艾略特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在《罗德里克·赫德森》中已有表现。而《一位女士的画像》中的道德探究意味更加浓厚。小说第42节，伊莎贝尔因丈夫奥斯蒙德“期待”（count on）的压力而不得不陷入“沉思”，她得在一系列相关问题上做出判断并回答：
伊莎贝尔知道她曾读取那些症候的苗头。他（温博顿勋爵）究竟期望什么呢？他的自命不凡，他对可怜的帕西（伊莎贝尔的继女）显而易见的真诚的爱意，它们奇特地交织在一起。他曾爱过奥斯蒙德的妻子，若依然如此，他期望从中得到什么安慰吗？他爱帕西就不爱她的继母，如果他爱她的继母他就不爱帕西。她有意利用这一优势，以便让他对帕西做出承诺，并且清楚他这么做是因为她的缘故而不是为了那可怜的小东西本人——这便是她丈夫要求她效力的吧？至少，她发现自己有责任面对这一切——在那一刻，她自己体认到，她的老朋友在她的社交圈里依然葆有无法根除的癖好。它不是件令人愉快的任务；它实际上令人反感。她沮丧地问自己，是否温博顿勋爵假装爱上帕西，以便另有所图，或者说另外的机会？她现在并不认为他的优雅表里不一，她更愿意相信，他的信仰完好无损。假如他倾慕帕西只是一种错觉，那也与他爱上帕西没有什么区别。伊莎贝尔在这些让人厌烦的可能性中徘徊着，直到她完全迷失了；当她与它们中的一些突然交会时，它们似乎丑陋极了。然后，她冲出了迷宫，拂拭了眼睛，她宣称，她的想象力的确有些无能为力，她丈夫的想象更微乎其微。温博顿勋爵像他应有的那样清廉公正，她对他的期待也从未过分。她将信持这一点，直到出现相反的证明；证明会比奥斯蒙德的世俗之见更加有效。[84]
詹姆斯将猜测、推论、迷惑、想象、证据和结论，这些涉及哲学和逻辑学的命题及术语，糅合进伊莎贝尔的头脑中。对温博顿勋爵恋爱动机及其人品的反复推测，构成了伊莎贝尔本人品格与其丈夫品格之间的差异对比，由此显现出女主人公“老朋友”背后的文化品格喻指。“老朋友”是伊莎贝尔携带的美国、新英格兰、阿尔伯尼纯良品性的代指，是伊莎贝尔借以抵御欧洲城府的内在力量。詹姆斯善于处理、辨别此中明细，读者的意识也随詹姆斯营造的道德与智性相互缠绕的语境生发开去，对书中人物的遭际及其后果发生联想。在《一位女士的画像》这样的长篇宏论中，如若缺乏道德严肃性，缺乏对道德探究的执着，就不可能将纯粹的智性探究进行到底。小说开篇伊始就对美国女孩的道德展开了探究。对其他人物的道德探究，也围绕着这位女主人公在更大范围内陆续展开。现在来看，以道德为目的的小说无甚新意，但詹姆斯以暗示性的认同方式，以科学研究的准确数据来表现有争议的道德观念，他就此远胜他的竞争对手。
《一位女士的画像》真正与众不同之处在于：詹姆斯欲开动整架小说机器，去探究人物意识的微妙之处。《一位女士的画像》突破了菲尔丁《汤姆·琼斯》式的罗曼司小说范畴，它自成一类。它有着师承屠格涅夫的显著痕迹，它戏剧化的叙述节奏和充沛的激情，是萨克雷、哈代等小说家所热衷承袭的。但从另一方面看，即使是屠格涅夫，也只能在詹姆斯566页“夸饰修辞”的语言湍流旁驻足观望。这一“冗长”文体显然与詹姆斯极度关注意识的物性特征，并极力完美呈现这些物性的科学研究癖好相关。“我们仿佛看到詹姆斯不停地调整肘部姿势、调整透镜的焦距和角度，伴随着片刻的痛苦不堪，因为这样繁重的研究工作的确会时而举步维艰。”[85]这些艰苦的研究工作，为这部作品注入了一种无与伦比的重要价值：他在传统的道德小说中，使用了科学的方法；他以科学的态度，勘测着人物意识的细微变化。《一位女士的画像》以文学的方式，部分地完成了科学研究的命题：道德与智性是否并行不悖？人的意识成长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如何？人物主体对自我的认知，是否可以进化至完美境地？这些汇通着社会学与科学辖域的多元主题，在《一位女士的画像》的精致修辞中，迂回曲折地表达出詹姆斯本人的困惑和试探，结局和答案是悬置性的。这仿佛为后期小说对人物意识的继续掘进敞开了空间。有意思的是，这部篇幅“冗长”、结局“悬置”的小说在连载时便引人“入题”和“遐想”，整书出版时亦有“志同道合”的读者给予智性的关注。在今天的读者看来，这是詹姆斯“经典中的经典”，它有着双重意识视角叙事、修辞委婉和巧妙的结构，它的人物个性神秘未知，但作为整体又令人信以为真。《一位女士的画像》在题材和主题上的“破题”与“完型”，不仅有赖于詹姆斯对文体和叙事技巧的大胆革新，更有詹姆斯推崇小说家持有巨大想象力的艺术理念作为基础。
想象力关乎人物命运
詹姆斯意识到，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形式确有很高的价值，它不仅有选择、整合人物个性的威力，可以表现各种生活景象，调配事物间的反应和投射，创建人与人的迥异之处（它更构造了男女之间的差异），而且还可以将这类人物按比例表现得更为真实。小说形式具有巨大张力，它带着潜在的越轨与恣意，破土而出。[86]詹姆斯对作家选择视域的主观性，对作家的意识对所见视域的主观想象和阐释，有着超越时代的预见。他认为，如果主题可以从宽阔的视域和场景中获取，文学形式就是张望并获取主题的“孔径”，文学形式无论单一体或复合体，若缺少观察者自我提取的渠道，即没有艺术家自主意识的参与，文学形式及其内容便空无一物。“告诉我这是位什么样的艺术家，我会告诉你他有什么样的意识。而且，我会立刻为你呈现他无尽的自由以及他的道德相关性。”[87]
《一位女士的画像》的主题是一枚“无意得之的胚芽（germ）”，“是一个偶遇的角色，一个尚无所属的独立者，一个想象（image）的disponible”。詹姆斯接触“胚芽”伊始，便意识到作家的想象力可大有用武之地。因这“胚芽本身对人们本已具有的想象力的佐证，远大于预期，这胚芽本身的特性和禀赋，需施展巧计探寻其构造，与那些个体不期而遇，将它们擎托，为它们编组。”[88]
《一位女士的画像》的情节并不复杂。女主人公伊莎贝尔·阿切尔小姐是位孤儿，姑母带给她一个看世界的机会：姑母的丈夫留下了一大笔财产，她的儿子拉尔夫既慷慨又心怀浪漫，一心想把自己的财富投资表妹，看看这位表妹借此按意愿行事，生活将有怎样变数。读者立即领会了这位青年的立意，多少带着些同情，读者与他一同关注着由他启动的情节进程。伊莎贝尔婉拒英国伯爵，疏远了美国富翁，她独立自主地选择了有艺术品位且需要资助的旅欧艺术家奥斯蒙德。伊莎贝尔的自主精神使她按想象行事，她不顾表兄的善意劝告，一心要让奥斯蒙德的“艺术品位”借她的财力展示魅力。她觉得，这才是金钱应有的作为，不然，英国伯爵或是美国富翁，伊莎贝尔又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换言之，伊莎贝尔自身的价值又如何体现呢？小说的高潮部分，女主人公发现她已将生活搞得一团糟。来自阿尔伯尔尼的伊莎贝尔，意识已经转化为罗马的奥斯蒙德夫人，这一转化部分源自天性，部分来自她周围几位人物的影响。尤其是表兄拉尔夫和梅尔夫人的影响。两个颇具影响力的人物，从不同的方向对伊莎贝尔的精神“施压”，面对来自不同方向的影响力，伊莎贝尔必须自主选择。最终还是她的想象力、直觉、正直与自由，这些伊莎贝尔特有品质帮助她走出了困境。伊莎贝尔的命运可以因其想象力“一团糟”，也可以依据想象力扭转局面。当伊莎贝尔意识到，表兄最初对奥斯蒙德的判断是正确的，自己只不过一厢情愿地“高看”了徒有其表的奥斯蒙德，“她的大脑处于极度活跃状态，无数画面侵扰袭来，她本人的画面也加入进来，她准备好了与它们相见，当头落枕上，她便会嘲笑它们。”[89]伊莎贝尔在凌晨4点中的黑暗中凝视着头脑中那些袭来的“画面”，沉思梅尔夫人“理想女性”背后的“矫饰、欺骗”。在发现奥斯蒙德与梅尔夫人的“隐情”之后，伊莎贝尔“相信她不会蔑视或挑衅”，她说服自己思考继女的未来。伊莎贝尔的想象力开始了新一轮的启蒙。梅尔夫人“联姻”陷阱的促动，成为她重启新的意识航程的契机。
詹姆斯并未让伊莎贝尔的想象力完全脱离理性的维度，伊莎贝尔的确从奥斯蒙德的“艺术熏陶”和梅尔夫人的循循善诱中，发现了新英格兰与欧洲之间的“差距”。发现了自我意识疆域中同时存在着的误区与未知之域。伊莎贝尔的想象力转而向着未知之域展开了更为深入的探究。伊莎贝尔选择了将女儿帕西从修道院中带出，选择了直面并原谅梅尔夫人一直“掩饰”帕西生母身份的事实。她选择了孤身一人返回花园山庄，将奥斯蒙德留在身后，向将要离世的拉尔夫示意自己的意识进化。小说到此戛然而止。这一有意味的“悬置”，令读者意犹未尽。仿佛伊莎贝尔仍在想象力的推动下，身影恍惚，或徘徊或冲动。她正继续向着未知的未来寻找着什么。
詹姆斯在纽约版序言中再次忆起这一想象力的作用，“人物所达到的幅度，被置于想象之中，想象容纳它，保存、加护并欣赏它，意识到这一幅度存在于大脑昏暗、拥挤和杂乱的后台……”[90]詹姆斯在序言中“赞赏”自己的选择说，他有意识地为难自己，为了“摆脱”轻松的情节结构惯例，他将“年轻女性的意识置于主题的中心位置，如愿地得到又有趣又美丽的难题。坚守这一中心，将最大重量置于天秤此端，这便是她与自我意识关系的那一端。”[91]
伊莎贝尔意识进化的过程以及这一过程的展开的方式，构成了小说最大的特征。詹姆斯让伊莎贝尔言行举止展开的每一步都伴随着想象力的巨大作用。伊莎贝尔的意识成长，如同“逆向行驶的哥伦布”，旧大陆的人物风貌、社会关系、文化习俗，以及旅欧美国人自己的独特行事准则，方方面面的“表象”，在伊莎贝尔的意识中构成了一个认知域，而对这一认知区域进行类、统计和数据分析的，不仅有伊莎贝尔原有的知识背景和鉴赏力，更有詹姆斯赋予她的想象力。这一想象力生气勃勃、毫无畏惧，甚至有些无知和莽撞，但伊莎贝尔始终以期冀未来的美好愿望作为驱动力，让想象力在鉴别真实或虚假、鉴赏美丽或鄙陋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出亚里士多德所谓“善的本质”，抑或康德所谓“美的普遍性”作用力。从最初对奥斯蒙德优雅品味的“艺术想象”，到最后原谅梅尔夫人的“过度完美”，伊莎贝尔借助想象的预测和判断，不断发现着自我意识的自主精神。由旧大陆返航新大陆，美国女孩经由想象力的不断“拂拭”，发现了欧美文化上的“新旧”奥秘，发现了自我意识变化中，过去与未来交互作用产生的积极效果。阿尔巴尼的伊莎贝尔，在旅欧美国人颇有城府的联姻中，意识一经洗礼，便已具备良好的推测和预见力，她已具备詹姆斯那些“所有时代的继承者”类型的基本素质。她是詹姆斯以虚构之力创造出的人物真实性的典范。詹姆斯自诩道：“对一个发明创造者来说，有什么更好的领域令他得心应手呢？女孩翱翔着，像是一个可爱的造物，永不湮灭，所有工作就是将她输送到最高程度的形态之中。……完全依据她以及与她相关之事，你便会明白你需要什么，记住，你一定得“为她‘费力’（doing her）”。[92]
詹姆斯的确为创造一位富有想象力的年轻女性殚精竭虑，詹姆斯自己预先付出的巨大想象力也是无与伦比的。詹姆斯以浪漫爱情故事“掩饰”表面，以显微镜和扫描仪式的科学观察，对女主人公的自我意识，尤其是其幽暗不明的意识盲区进行了勘测，以创新文学文体的形式变革，让科学研究成果以文学形式呈现。伊莎贝尔的基质是完全真实的，她与自我意识的间距让这一形象时而清晰，时而模糊。她的意识深不可测，同时，她又对周围环境的现实性有着清醒的认识。她在想象力的驱动下，充满追求自由的激情与冲动，她又能避免一厢情愿的幻觉。她朴实而直截了当。詹姆斯用科学研究、浪漫趣味与艺术虚构完美结合的方式，为伊莎贝尔画了一幅逼真而不同凡响的女性肖像画。
含混叙事与隐喻修辞
《一位女士的画像》成功地援用了詹姆斯新开发的小说理论，书写出了新的小说文体。追溯《罗德里克·赫德森》之后的一系列故事，我们可以见出，詹姆斯一步步脱离了稳定安全的地基，进入了某种不熟悉、不确定的区域，在这一区域中，小说的成就无法按惯例归于传奇或人物志。较之于传统小说的人物刻画手法，《一位女士的画像》的戏剧化情景、环境描写与人物性格都略胜一筹。但这部作品的真正价值在于，它更像是正在生成的年轻之辈：它其有的伟大意义和未来愿景远大于它的实际品性。《一位女士的画像》不仅在心理、意识方面成功开掘出新的小说疆域，《一位女士的画像》更以修辞的“无可挑剔”，甚至“过分讲究”，将小说的散文文体推向诗化语言的境界。其微妙含混的修辞特征，亦成为“詹姆斯式”修辞的最佳例证之一。
《一位女士的画像》并非仅限于简单讲述美国人来到欧洲后的“时代错乱”（anchronism）症。詹姆斯试图以新颖的文体学发明来展现他的爱国之情，展现他的在文体和修辞方面的才华。詹姆斯同时代的批评家和读者鲜有体察其动机者。他对浪漫社会学的探究发现，他使用的文体和修辞方法鲜有知音。这使詹姆斯面临危境：一般读者也许只愿欣赏故事的新奇，大部分人可能错过了那些卓越智慧的机敏质询。《一位女士的画像》返归最初涉猎并曾征服之域（欧美文化相遇及冲突之旧题），重操那些熟稔的材料，詹姆斯更想做的是以新颖的文学主题和形式，对传统浪漫社会学小说予以“冒犯”，将严谨的科学态度和严肃的道德意识，融入精致优雅的文学修辞之中，以微妙的词性变化和语料的特殊配置，将浪漫社会学引入严肃文学之域。
“女士画像”是一个朴素的标题，也是精心之选。“这位女士的画像”既是设问，也是整部小说的主题。它以精致而含混的修辞达成了妙趣横生的阅读效果。读者的最初发现，在叙事的缠绕迂回中，在詹姆斯有意设置的隐喻所指中，那些曾经的、必然的证据，最终却化为改变最初观点的证明。最后的细节候在那里，等候着逆转一刻的到来——如同专业水准的科学工作——在整体显现之前静候。
《一位女士的画像》在叙事方面的重要特征便是含混和微妙。奥斯蒙德是微妙人物中最微妙的一位。梅尔夫人是他的前妻，也是他女儿的母亲，梅尔夫人操纵潦倒的奥斯蒙德与富有的伊莎贝尔联姻，这也正合伊莎贝尔的理想，如果有什么微妙之处，那就是梅尔夫人的所作所为甚至比预期更好。梅尔夫人完美无瑕背后的隐情，读者只有凭借敏锐的嗅觉，方可觉察其中原委。而伊莎贝尔，这位极其优秀的美国女孩，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她似乎正符合詹姆斯就此主题发表的最后结论：这类范型会一直进化，直到她自身定型。小说第298页，奥斯蒙德与伊莎贝尔谈论是否去罗马、是否带女儿帕西回来，两人互有歧义地“理解”着对方的含义，这让伊莎贝尔的意识遇到了障碍：
他离开后，她站了一会，环顾四周，然后慢慢地、若有所思地坐了下来。她一直这么坐着，直到她的同伴返回，抄着手，盯着丑陋的地毯。她的焦虑不安从未消除，它一直都在，还很深。过去一周发生了一些事，她的想象一直向前欲接触它们；而在这，当它来时，她停住了——那些崇高的原则，由于某种原因毁坏了。这位年轻女士的精神活动有些奇特，我只能给你我所看到的，不指望它能与其本然同步。她的想象，如我所言，这会儿犹豫不前；它无法越过那个最后的模糊区域——那个晦暗、不确定的地带，看上去暧昧不明，甚至有些危险莫测，像是冬日薄暮里看见的一片沼泽。但她要跨越它。[93]
伊莎贝尔辨析奥斯蒙德“真相”的过程，也是自己对意识障碍的“跨越”进程，她不得不面对它们，她有跨越“沼泽”的义务（为了女儿帕西），也有自我意愿和自主能力。詹姆斯此段中的“插话”，一方面是为这位文学“创造物”作注，另一方面是，他在为一位有着强烈自由意志的女性的未来进行塑造。这一未来并非一帆风顺，它的曲折和险境都是主人公必须意识到的，也是她的意识和想象需得不断启动加以克服的。
詹姆斯似乎随意投掷出的语言线条，往往意蕴丰厚，暗藏玄机。读詹姆斯的小说，除非用心倾听，否则极有可能全然错失，它们需要精致优雅的赏析。而优雅又不可太过，从严格的文学样式来说，如果人们有所选择的话，詹姆斯修辞的严苛精致恰到好处；他以文体家的方式统御全篇：笔触轻逸，充满启示，迂回曲折，准确地预知读者所期，且不动声色，精心布置。《一位女士的画像》几乎无懈可击。或许有人苛责作者，因为无人会像“画像”中人，如此优雅地言说与行事。但任何激进的文学样式都曾付出过代价，而错失詹姆斯成功的秘密则会付出更多的代价。因为全面恰当地总结詹姆斯的秘诀尚需时日。我们现在或可称《一位女士的画像》的文体为“以想象对待现实”的暗示性文体，或者可称其为隐喻修辞文体。
在亨利·詹姆斯的早、中期小说中，隐喻已是詹姆斯偏爱并娴熟使用的重要修辞手段。《黛西·米勒》在开启欧美文化冲突主题的同时，也开启了以隐喻象征为叙述方式，将主题暗示给有“责任心的读者”。这一作家声音“退隐”的小说叙述策略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午夜，罗马圆形剧场，疟疾，流言，死亡……隐喻密密排列。幽暗冷森的背景中，女主人公青春的躯体与自由精神的香消玉殒，被衬托得更加鲜活惨烈。古老的欧洲，城府、漠然，侵蚀、腐朽；年轻的新大陆，美丽、自由，天真、无辜。新旧大陆文化优劣的对比与冲突主题，在隐喻修辞的作用下得以彰显。无可否认，詹姆斯早期小说中的隐喻未脱哥特小说的雕琢刻意，但主题的清新深刻才是作家的本意。詹姆斯把黛西称为“我所创作的终极最成功的人物”。黛西是美国女子邂逅欧洲的典型人物。到伊莎贝尔时，这一人物已近完型。
《一位女士的画像》的“遗嘱风波”，[94]以及“资本与支配资本的规则”是一个无意识却意义重大的隐喻。拉尔夫身患绝症，却继承了一大笔财产，伊莎贝尔美丽聪慧，富于激情，爱幻想，这笔钱正好“助推”她的婚姻与精神历险。小说末尾，伊莎贝尔与拉尔夫“道别”一幕，詹姆斯用隐喻伏笔，昭示伊莎贝尔意识境界的“进阶”意味：
他的吻像是白光，一闪散开，又一闪散开，然后停住了；……她听到了船在失事，听到了它们下沉之前水下流动的一系列景象：在黑暗返回前她是自由的。她从未向四周张望；她才刚刚出离此境。屋里窗户透出亮光；它们照到草坪远处。在极短的时间内——那距离相当远——她便走出黑暗（她什么也看不见）走到了门口。她只在那停顿了一下。她环顾四周；她听了一会；然后把手放在门闩上。她先前还不知去哪；她现在明白了。有条笔直的小路。[95]
伊莎贝尔从最初旨在自我的意识幻境中“漫游”，到“环顾四周”找到“出路”。詹姆斯此段修辞，将花园山庄的实际环境与女主人公意识中的“失事”与“自救”幻境的相关之处勾连会通，实物的“光亮”之处，隐喻着伊莎贝尔从晦暗中“顿悟”的意识觉醒，明暗相谐的曲笔韵致，让这一结尾充满着诗意，也充满着不确定性。
詹姆斯的“遗嘱”之喻不仅对小说人物的遭际做了启动“资金”，也为欧美遇合的各种文化成果打上了“资本的烙印”。“花园山庄”美好而有些幻想意味，甚至脆弱，但它却是女主人公伊莎贝尔精神探险旅程的起锚之地，也是拉尔夫优雅良知和精神牺牲的墓地。詹姆斯尤其喜爱花园、花朵等意象。[96]文学园地如同百花锦簇之园，有些花是真实的，而更多地花朵，需要作家的悉心栽培，或者说，以想象力进行创造，方可优于不完美的现实之像，方可行使文学的特权，为现实世界造一方乐土，重塑纯真年代的伊甸园。而现实世界又因为文学家们的言语—行为的反身之用，得以渐进修正。詹姆斯将文学语言的嬉戏功能与文学的社会道德责任感有机结合。象征与隐喻贯穿整部小说，地理环境、建筑物或室内装饰，无一不是促成主人公意识轨迹与命运转折的触媒。隐喻与象征作为詹姆斯中后期小说的主要修辞手段，为20世纪的小说文体与修辞带来了难题，它要求读者阅读的倾情投入，它需要在时间的进程中，认知人类运用语言的限度及其成果，意识到语言反身影响人物意识过程的作用。
二、《卡萨玛西玛公主》的“社会政治题材”及其隐喻
《卡萨玛西玛公主》（1886）出版时，詹姆斯已是第二次定居伦敦。[97]詹姆斯1876年首访伦敦，对大英帝国的辉煌已有所见识。对19世纪后期的这个西方最大帝国的末日景象，詹姆斯已有所察觉。海德公园的雾一方面掩盖了伦敦的真相，另一方面又提供了新奇、神秘的舒适惬意，如同真理与阴影如影随形。詹姆斯习惯于漫步伦敦街道，那是他沉思文明之用的重要时刻。《卡萨玛西玛公主》便是这一思索的成果。詹姆斯欲探究那些“微弱的智慧生物”的文明遭际，探究他们面对知识与权力、金钱与机会的满足感时，他们如何应对所有幸运之门都遭关闭，又如何重新开启自我意识的光亮之门，重建良知与魅力。这些新鲜而深刻的时代之题，在《卡萨玛西玛公主》中虽无完满答案，但詹姆斯自己的文明理想更加清晰，这一理想与社会秩序更大规模松散崩塌之间的对立也更加明显。
在詹姆斯为数不多的涉及政治与社会革命之题的小说中，《卡萨玛西玛公主》被认为是“社会学资料”。[98]詹姆斯往来伦敦与巴黎时期，断断续续写成了前四章，租住伦敦后，詹姆斯的写作环境相对安宁，但此时的伦敦，社会与政治亦处于动荡时期。大英帝国的文明受到来自内外的双重威胁。内部主要是贫困、暴乱及丑闻到了高发阶段，对爱尔兰的控制已处于摇摆不定之中，而外部则面临着对亚美尼亚的俄罗斯人开战的可能，还有苏丹殖民地领主的反叛等“外患”。而此时自由党掌控的政府则处于自命难保的时期。詹姆斯写信给其兄威廉说：“内战一触即发。”[99]
关于《卡萨玛西玛公主》的题材及影响来源，批评家各执一词。大多评论者聚焦于女主人公“爱的动机”和男主人公雅辛斯·鲁宾荪（Hyacinth Robinson）的自杀。小说被定位为社会政治与革命的激进小说。20世纪50年代对这一小说的大量评论，以及由此为詹姆斯带来的新的声誉，甚至让詹姆斯成功地进入了文学巨匠们的圈子：与巴尔扎克、狄更斯、艾略特、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福克纳相提并论。[100]评论家们对其题材的兴趣远大于小说技巧，认为詹姆斯若在这一题材上继续开掘，或将取得不俗成就。评论家们似乎找到了各种影响资源。有的认为詹姆斯试图以狄更斯式的社会小说类型，反映他对伦敦街头的观察及所思所感，因为小说的男主人公在一家印刷厂工作，正是在那里，他遇到了革命家保罗·缪尼门特，印刷厂成了召开政治会议的场所。有的评论者认为，屠格涅夫《处女地》中的男主人公，那位挣扎在革命誓言和对要毁灭的阶级的同情两难境遇之中的激情男主角，还有那位冷酷的跛足的革命家，都是詹姆斯借用的原型，因为詹姆斯那时正为那部小说写书评。批评家们甚至从福楼拜的《情感教育》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中找到了影子，因为詹姆斯选择了“工人阶级”这一“激进因素”作为题材来源。
实际上，从詹姆斯前期小说的实践，以及詹姆斯在小说序言中的解释两方面看，这部不同寻常的“社会政治和革命题材”小说，其基本出发点仍不离“文明遇合”这一难有结论的探索之题。詹姆斯自己在纽约版序言阐明：“小说欲将伦敦街头漫步时的想象，寄寓一位具有良好感知力和思维能力之人，一个有能力接受文明之益，使他可具备良好的判断力之人。”[101]小说对贫困破败和敏感欲望的描写只是一种模糊的想象，只是为提出一个关键问题：他日常生活的世界、他预想的世界、他的敌人合起来对他的影响，尤其是他对敌手的回应，所有这一切对他的困扰合围，将会产生怎样的后果？正是对这一问题的自问自答，构成了这部小说所谓“社会政治”的肌理。而詹姆斯的答案也在他的写作过程中逐渐明晰：只有倾情投入所获之物，方能收获直接经验之果实。詹姆斯认为，这部小说的主题与形式相得益彰，形式服务于主题。人物行为通过智性敏感者的观察得来，观察者偶尔也被反观，而人物个性便在这一“看与被看”的观察中显现。通过“观看”，读者获得了对人物行为的“印象”。《罗德里克·赫德森》中的罗兰·马勒特、《一位女士的画像》的伊莎贝尔·阿切尔、《波士顿人》中的巴思尔·罗塞姆，詹姆斯自1875年以来，一直善用“旁观”方式来表述人物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微妙关系。《卡萨玛西玛公主》借用的革命者形象，是詹姆斯借以表达普遍性文化背景的一种手段，小说人物的激进行为和贫困实况的描述，只是詹姆斯个人对于社会境况的碎片化的了解。文明对人之个性影响的深层主题，需得有心者“倾心投入”方能解其要旨。詹姆斯1884年在《小说的艺术》中提出的“从已知见出未知”这样对艺术家的要求，或许正是促生《卡萨玛西玛公主》的创作动机、汲取社会政治性题材的缘由。激进、贫困的社会环境，充满激情的社会改革家的自杀，这些显性主题背后，暗含着詹姆斯根深蒂固的“阶级意识”：写贫困者的处境，不等于认同工人阶级的价值观，写上流社会“公主”与中下层人士的爱情，并非以浪漫传奇来抹平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异。詹姆斯只是“好奇”，在普遍共享的社会文化大背景下，无论上流社会或是下等人群，每个人的智性与良知会产生出怎样的产品。大英帝国当时面临的内乱和外患、欧美文明遇合的时代问题与人的道德意识危机，这些才是真正关乎人之本质的问题。至于社会秩序的稳定或社会制度及其状况的改良，应是有着良好文明和优美举止的智性、良善之人的课题。以小说家的艺术想象培育出真正的小说，这才是艺术家的职责。[102]
詹姆斯欧美文明遇合的探索系列，从《卡萨玛西玛公主》之后，进入了一个更为系统的时期。而且，詹姆斯此后的小说出版形式更多地采用了整书出版，期刊连载的仓促和对编辑迁就的状况有所改善，这让詹姆斯有了更多的自由，更从容、更深入细致地发展这一宏大主题。
三、《螺丝在拧紧》与《圣泉》中的认知困境
《螺丝在拧紧》（1898）和《圣泉》（1900）是继《卡萨玛西玛公主》之后，在内容和形式上更趋“詹姆斯式”的作品。
《螺丝在拧紧》（1898）表面上看是一部鬼魂小说。家庭女教师进驻一个贵族家庭教化两个聪明绝顶、美丽可爱的孩子。主人的离家，让女教师掌控管教大权，但事实上，两个乖巧的孩子暗中摆布着女教师的感知印象，女教师觉察两个孩子背后另有其人，甚至亲眼见到鬼魂徘徊在城堡和客厅周围，但其所见却被管家和其他人认为是幻觉。女教师执着地推测，鬼魂系前任女教师与男仆有私情，且化为阴魂暗中作祟，攫取并操纵了孩子们的意识。女教师决意从危境中“挽救”孩子，并迫使孩子说出“真相”，而美丽的小男孩惊恐地死于女教师的怀抱，小女孩则迷走于神秘的湖心岛，处于危险的境地。故事结尾未对女教师叙述的真假给出确定答案。
整部小说如同“聚光灯”摇曳着打在“幻灯屏幕”上，人影晃动，影像模糊，女教师的叙述充满了主观幻觉的意味，表现了人的感知在灵的世界和在物质世界之间的徘徊。而实际上，鬼魂不仅仅是詹姆斯的叙事计谋，詹姆斯通过鬼魂小说探索的是复杂的感知或认识论的问题，用基于感知和认识论的情节去展开与宗教相关的主题。约翰·亨利·纽曼说过，“怀疑本身表达出一种明确的状态，即暗示出意识的不确定的习惯和状态”。[103]詹姆斯运用隐喻和逶迤的文体表达着这种犹豫不决和真假难辨，恰恰表明了他的这一意识习性。隐喻模棱两可的修辞特性，对经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能够充分予以表达。詹姆斯为20世纪文坛了提供了一种打开文本中双重或多重阅读视角的经验。
《圣泉》从1900年开始写作，1901年出版。说的是一个不具名的叙述者，欲识破一对恋人之间关系真相的故事。《圣泉》的叙述者与詹姆斯其他小说，尤其是后期小说中的核心人物具有相同的癖好，即他们常常试图从误导的信息中发现真相。奇诡的是，他貌似合理的推论似乎击中了书中每个人的要害。小说中不止一人试图愚弄叙述者，以期遮掩自己的外遇。在这部小说中，一切都处在不确定之中，表面现象变幻莫测，叙述者只是在无休止地推论和猜测，而真相的揭示则遥遥无期。《圣泉》曾被认为是艺术家欲构建一个另类的、更深奥的艺术真实，是对一系列探讨人类性欲与吸血鬼理论的一种戏仿。但詹姆斯小说中令人眼花缭乱的现实却表明，詹姆斯的意图远不止于此。詹姆斯自己曾调侃说它只是一个持续不断的玩笑而已。而这一“玩笑”之作，却随着时间的流逝赢得了更多批评家们的青睐。一些批评家认为它是一部寓言，是关于人们透过表面现象对不可知的复杂世界的阐释之作。《圣泉》是詹姆斯后期小说意识探索主题愈加深入，隐喻文体几近成熟的过渡性作品。正是在《圣泉》中，人的主观意识的能动性与创造力开始彰显“魔力”，事实的真伪与道德价值的优劣不再有明确的判断，而处于各种复杂关系之中的人们的意识互动与成长，才是作家关注的焦点。
詹姆斯的《地毯中的图案》（1896）和《丛林猛兽》（1903）[104]等中短篇小说，亦是以隐喻为主要修辞手段进行实验的重要作品。《地毯中的图案》以“地毯图案”为喻，设置了文学家与文学批评家两大“阵营”，通过他们之间的“对话”与“对驳”，讨论文学传统与文学批评传统的继承与创新等敏感问题，小说以叙述人兼批评家“我”因未获文学宝藏而对书写游戏报以“嬉戏”之喻作结。詹姆斯早于罗兰·巴特等后现代解构文论家们提出了文本游戏及其道德选择的文学伦理学问题。《丛林猛兽》以男主人公一生都在等候一件不幸大事的发生，最终却发现等待本身便是这件“不幸的大事”：它如同一直潜伏身边的丛林猛兽，不仅吞噬掉了至关重要的爱情，生命本身也在担忧和等待中悄然错失。这些小说的篇名、人物身份及情节推进，都在詹姆斯精心设置的隐喻中，获得了一种结构上的功能，隐喻与喻体共同成为表现小说主题不可或缺的因素。整体结构上的隐喻特征，也让读者对小说含意的理解产生了分歧，意义的不确定性成为“詹姆斯式”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一特征将会在下一章的《使节》《鸽翼》和《金碗》三节中详加论述。
[1] Henry James，“The Lesson of Balzac”，in Leon Edel ed.，Henry James：Literature Criticism，vol.Ⅱ，New York：The Library of America，1984，pp.121—122.
[2] Henry James，“The New Novel”，in Leon Edel ed.，Henry James：Literature Criticism，vol.Ⅱ，New York：The Library of America，1984，pp.152—153.
[3] Henry James，“The New Novel”，in Leon Edel ed.，Henry James：Literature Criticism，vol.Ⅱ，New York：The Library of America，1984，p.242.
[4] 皮拉摩斯和提伯斯（Pyramus and Thisbe）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巴比伦情侣。Pyramus是普罗米修斯弟弟的女儿，丢卡利翁的妻子。他误认为自己的爱人Thisbe已死，自己也自尽了。
[5] 1907—1909年，Charles Scribner's Sons 出版了由詹姆斯费时两年，严格选出的一部文集，共24卷，包括小说和故事集，学界简称“纽约版”。詹姆斯把表现“国际性”主题的一些短篇集和成熟之作收在里面。他仔细修订了原文，包括标点符号。修订虽未对原文意义有重大改变，但研究者发现，纽约版在提高原文表现力，创造出更丰富的文字肌理，陈述更明确的同时，也使原文“不偏不倚”的质朴风格受到一定的影响。
詹姆斯为这部文集精心撰写了18篇序言，即“纽约版序言”。纽约版序言主要包括三项要素：1.作者在重读自己作品时所引发的回忆与联想，其中涉及每部作品的技术问题。2.作者对自己创作方法的总结和回顾。3.对小说艺术的泛论和基本概念。纽约版序言是关于现代小说艺术和小说理论的重要批评文献。詹姆斯在对自己重要作品的创作过程进行详细回顾与评价的同时，也为现代小说艺术确立自己“合法”地位发表了宏伟宣言。纽约版序言首次提出了若干文学批评术语，这些术语不仅是詹姆斯为自己实际写作经验进行的权威阐释，它们也是现代小说艺术系统化和理论化进程中的先导概念。
莱昂·埃戴尔认为，纽约版序言有着詹姆斯特有的“无懈可击的花岗石”般的修辞特征。这一特征是詹姆斯作为批评家作家，或者说作家批评的独有风格。他既尊奉古典主义，同时又认为小说家有对文体不断进行实验的自由。他的“形式即内容”的主张，在当时看来不免激进甚至极端，却体现出詹姆斯集形式与实质一体化的整体艺术理念。
[6] Henry James，“Preface to the New York Edition”，in Leon Edel ed.，Henry James：Literary Criticism，vol.Ⅱ，New York：The Library of America，1984，p.1040.
[7] Henry James，“Preface to the New York Edition”，in Leon Edel ed.，Henry James：Literary Criticism，vol.Ⅱ，New York：The Library of America，1984，p.1052.
[8] Henry James，“Preface to the New York Edition”，in Leon Edel ed.，Henry James：Literary Criticism，vol.Ⅱ，New York：The Library of America，1984，p.1040.
[9] Henry James，“Preface to the New York Edition”，in Leon Edel eds.，Henry James：Literary Criticism，vol.Ⅱ New York：The Library of America，1984，p.1050.
[10] Henry James，Roderick Hudson，New York：Penguin Books，1986，p.64.
[11] Henry James，Roderick Hudson，New York：Penguin Books，1986，p.76.
[12] Henry James，Roderick Hudson，New York：Penguin Books，1986，p.130.
[13] Henry James，Roderick Hudson，New York：Penguin Books，1986，p.387.
[14] Henry James，“Preface to the New York Edition”，in Leon Edel ed.，Henry James：Literary Criticism，vol.Ⅱ，New York：The Library of America，1984，p.1051.
[15] Henry James，“Preface to the New York Edition”，in Leon Edel ed.，Henry James：Literary Criticism，vol.Ⅱ，New York：The Library of America，1984，p.1048.
[16] Henry James，“Preface to the New York Edition”，in Leon Edel ed.，Henry James：Literary Criticism，vol.Ⅱ，New York：The Library of America，1984，p.1052.
[17] Henry James，Roderick Hudson，New York：Penguin Books，1986，p.337.
[18] Geoffrey Moore，“An Introduction”，in Henry James，Roderick Hudson，New York：Penguin Books，1986，p.7.
[19] Henry James，Roderick Hudson，New York：Penguin Books，1986，p.321.
[20] Henry James，Roderick Hudson，New York：Penguin Books，1986，p.326.
[21] Henry James，Roderick Hudson，New York：Penguin Books，1986，p.325.
[22] Henry James，Roderick Hudson，New York：Penguin Books，1986，p.331.
[23] Henry James，Roderick Hudson，New York：Penguin Books，1986，p.335.
[24] Henry James，Roderick Hudson，New York：Penguin Books，1986，p.338.
[25] Henry James，Roderick Hudson，New York：Penguin Books，1986，p.338.
[26] “conscience”有意识、道德、良知等多重意涵。詹姆斯笔下的人物意识以及詹姆斯对意识探究的内容，不仅具有心理学的意义，更蕴含着道德、良知的觉悟或变动之意。后文均在复合的意义上使用“意识”一词。See Henry James，“Preface to the New York Edition”，in Leon Edel ed.，Henry James：Literary Criticism，vol.Ⅱ，New York：The Library of America，1984，p.1050.
[27] Henry James，Roderick Hudson，New York：Penguin Books，1986，p.159.
[28] Henry James，“Preface to the New York Edition”，in Leon Edel ed.，Henry James：Literary Criticism，vol.Ⅱ，New York：The Library of America，1984，p.1041.
[29] Henry James，“Preface to the New York Edition”，in Leon Edel ed.，Henry James：Literary Criticism，vol.Ⅱ，New York：The Library of America，1984，p.1050.
[30] Henry James，Roderick Hudson，New York：Penguin Books，1986，p.233.
[31] Henry James，Roderick Hudson.New York：Penguin Books，1986，p.191.
[32] Henry James，“Preface to the New York Edition”，in Leon Edel ed.，Henry James：Literary Criticism，vol.Ⅱ，New York：The Liberty of America，1984，p.1047.
[33] Henry James，“Preface to the New York Edition”，in Leon Edel ed.，Henry James：Literary Criticism，vol.Ⅱ，New York：The Liberty of America，1984，p.1047.
[34] Henry James，“Preface to the New York Edition”，in Leon Edel ed.，Henry James：Literary Criticism，vol.Ⅱ，New York：The Library of America，1984，p.1048.
[35] 奥古斯丁把叙事从契约到冲突、从异化到秩序的重新恢复过程中，契约与冲突分裂的时间特征表述为“分离”，希腊语是“断裂”。参见[法]保罗·利科《诠释学与人文科学：语言、行为、解释文集》，孔明安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48页。
[36] 詹姆斯在序言中以大写的Action 表明，“行动”是塑造人物的关键，人物的语言是人物行为的直接体现。这与语言学批评中的“言语—行为”理论不谋而合。
[37] Henry James，“Preface to the New York Edition”，in Leon Edel ed.，Henry James：Literary Criticism，vol.Ⅱ，New York：The Library of America，1984，p.1049.
[38] 参见[法]保罗·利科《诠释学与人文科学：语言、行为、解释文集》，孔明安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41—242页。
[39] Henry James，“Preface to the New York Edition”，in Leon Edel ed.，Henry James：Literary Criticism，vol.Ⅱ，New York：The Library of America，1984，p.1048.
[40] Henry James，“Preface to the New York Edition”，in Leon Edel ed.，Henry James：Literary Criticism，vol.Ⅱ，New York：The Library of America，1984，p.1048.
[41] Henry James，Roderick Hudson，New York：Penguin Books，1986，p.54
[42] 《罗德里克·赫德森》中“账单”“账户”“经济”“实用技术”等术语几乎遍布每一章。这与小说中对罗马和瑞士景色的艺术描写形成强烈对比。詹姆斯以上述经济术语转喻“天才”作为精神财富的利益性质，以此讽刺新英格兰地区以资本驱动作为家庭和社会关系纽带的新教伦理特征。参见Henry James，Roderiick Hudson，New York：Penguin Books，1986。
[43] 坏小孩定理，也称贝克尔定理，是经济学家贝克尔在分析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此定理通过描述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指称那些只具“利己心”却无“利他心”的子女。但贝克尔在采纳个体理性这一传统的经济学概念时，指出了“利己主义者”被“利他主义者”诱导，可能趋向“利他”的这一特性，这一特性可在“效用函数”和“有效资源”方面，使利益双方达到均衡状态。
[44] See Henry James，“Preface to the New York Edition”，in Leon Edel ed.，Henry James：Literary Criticism，vol.Ⅱ，New York：The Library of America，1984，pp.1047—1048.
[45] 参见[美]雷诺·博格《德勒兹论文学》，李育霖译，麦田出版社2006年版，第172—176页。
[46] See Henry James，Roderick Hudson，New York：Penguin Books，1986，pp.64—65.
[47] Kevin J.Hayes ed.，Henry James：The Contemporary Review，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7.
[48] Henry James，Roderick Hudson，New York：Penguin Books，1986，p.66.
[49] Henry James，Roderick Hudson，New York：Penguin Books，1986，p.70.
[50] Henry James，Roderick Hudson，New York：Penguin Books，1986，p.104.
[51] Henry James，Roderick Hudson，New York：Penguin Books，1986，p.81.
[52] Henry James，Roderick Hudson，New York：Penguin Books，1986，p.94.
[53] Henry James，Roderick Hudson，New York：Penguin Books，1986，p.94.
[54] Henry James，Roderick Hudson，New York：Penguin Books，1986，p.364.
[55] Henry James，“Preface to the New York Edition”，in Leon Edel ed.，Henry James：Literary Criticism，vol.Ⅱ，New York：The Library of America，1984，p.1052.
[56] Henry James，“Preface to the New York Edition”，in Leon Edel ed.，Henry James：Literary Criticism，vol.Ⅱ，New York：The Library of America，1984，p.1052.
[57] Henry James，Roderick Hudson，New York：Penguin Books，1986，p.109.
[58] Graham Clarke ed，Henry James：Critical Assessments 1：Memories.Views and Writers，1991，p.4.
[59] Leon Edel ed.，The Complete Plays of Henry James，London：Rupert Hart-Davis，1949，p.117.凡引自莱昂·埃戴尔所编的《亨利·詹姆斯戏剧全集》，均由笔者译出，不再注明。
[60] 有关定义参见《牛津英语词典》。
[61] Leon Edel，The Life of Henry James，vol.1，Penguin，1977，pp.47—49.
[62] Philip Horne，Henry James and Revision：the New York Editi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90，p.235.
[63] Philip Horne，Henry James and Revision：the New York Editi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90，p.235.
[64] Roger Gard ed.，Henry James：The Critical Heritage，1968，p.74.
[65] Philip Horne，Henry James and Revision：the New York Editi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90，p.521.
[66] Jean Gooder ed.，Henry James：Daisy Miller and Other Stories，1985，p.xxix.
[67] Philip Horne，Henry James and Revision：the New York Editi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90，p.264.
[68] Philip Horne，Henry James and Revision：the New York Editi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90，pp.234，258.
[69] William Carlos Baker，Enest Hemingway：A life tovy，New Yov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69，p.165.
[70] 这部名为《可怜的理查德》（The Poor Richard，Publ：shed in Atlantic Monthly，June-Aug，1867）的小说，是詹姆斯自1865年署名发表作品以来最长的一部小说。威廉·詹姆斯从那时起便开始对亨利·詹姆斯的作品进行批评。
[71] 威廉·詹姆斯在评论亨利·詹姆斯这部小说时，称它是“最了不起的”。See Philip Horne，Hengry James and Revision：the New York Editi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90，p.229.
[72] Graham Clarkeed，Henry James：Critical Assessments I：Memories，Views and Writers，1991，p.81.
[73] Leon Edel ed.，The Complete Plays of Henry James，London：Rupert Hart-Davis，1949，p.119.
[74] 参见[美]莱昂·埃戴尔《亨利·詹姆斯》，陈祖文译，学生英文杂志社1977年版。
[75] 《一位女士的画像》（The Portrait of a Lady）1881年先由《麦克米兰》连载，同年在《大西洋月刊》连载。随之在美、英两地同时出版。富兰克林版（Pennsylvania：The Franklin Library，1983）共55节，与1907年纽约版有所不同。本文采用富兰克林版，内有詹姆斯的密友，著名画家J.S.萨金特的8幅插图。如无说明引文皆由笔者译出。
[76] 参见[美]霍华德·马文·范斯坦《就这样，他成了威廉·詹姆斯》，季光茂译，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241—248页。
[77] Henry James，“Preface to the New York Edition”，in Leon Edel eds.，Henry James：Literary Criticism，vol.Ⅱ，New York：The Library of America，1984，p.1074.
[78] Henry James，“Preface to the New York Edition”，in Leon Edel eds.，Henry James：Literary Criticism，vol.Ⅱ，New York：The Library of America，1984，p.1074.
[79] Henry James，“Preface to the New York Edition”，in Leon Edel eds.，Henry James：Literary Criticism，vol.Ⅱ，New York：The Library of America，1984，p.1071.
[80] Henry James，“Preface to the New York Edition”，in Leon Edel eds.，Henry James：Literary Criticism，vol.Ⅱ，New York：The Library of America，1984，p.1071.
[81] Henry James，“Preface to the New York Edition”，in Leon Edel ed.，Henry James：Literary Criticism，vol.Ⅱ，New York：The Library of America，1984，p.1073.
[82] Henry James，“Preface to the New York Edition”，in Leon Edel ed.，Henry James：Literary Criticism，vol.Ⅱ，New York：The Library of America，1984，p.1072.
[83] Henry James，“Preface to the New York Edition”，in Leon Edel ed.，Henry James：Literary Criticism，vol.Ⅱ，New York：The Library of America，1984，p.1073.
[84] Henry James，“Preface to the New York Edition”，in Leon Edel ed.，Henry James：Literary Criticism，vol.Ⅱ，New York：The Library of America，1984，p.404.
[85] W.C.Brownell，“James's Portrait of a Lady”，in Kevin J.Hayes ed.，Henry James，The Contemporary Review，Nation 34，February 1882，pp.102—103，Cambridge：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1996，p.146.
[86] See Henry James，“Preface to the New York Edition”，in Leon Edel ed.，Henry James：Literary Criticism，vol.Ⅱ，New York：The Library of America，1984，pp.1074—1075.
[87] See Henry James，“Preface to the New York Edition”，in Leon Edel ed.，Henry James：Literary Criticism，vol.Ⅱ，New York：The Library of America，1984，p.1075.
[88] 詹姆斯原文以“lt”代指那些具有个性的个体，笔者直译为“它”，指萌发主题性的可写之人。See Henry James，“Preface to the New York Edition”，in Leon Edel ed.，Henry James：Literary Criticism，vol.Ⅱ，New York：The Library of America，1984，p.1073.
[89] Henry James，The Portrait of A Lady，Pennsylvania：The Franklin Library，1983，p.415.
[90] Henry James，“Preface to the New York Edition”，in Leon Edel ed.，Henry James：Literary Criticism，vol.Ⅱ，New York：The Library of America，1984，p.1077.
[91] Henry James，“Preface to the New York Edition”，in Leon Edel ed.，Henry James：Literary Criticism，vol.Ⅱ，New York：The Library of America，1984，p.1079.
[92] Henry James，“Preface to the New York Edition”，in Leon Edel ed.，Henry James：Literary Criticism，vol.Ⅱ，New York：The Library of America，1984，p.1080.
[93] Henry James，The Portrait of a Lady，Pennsylvania：The Franklin Library，1983，p.298.
[94] 参见[美]霍华德·马文·范斯坦《就这样，他成了威廉·詹姆斯》，季光茂译，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241—248页。
[95] Henry James，The Portrait of a Lady，Pennsylvania：The Franklin Library，1983，pp.565—566.
[96] 亨利·詹姆斯的小说和序言中常用花园、花朵、阳台、窗口作为喻体，喻指文学样式、文学生长环境，或是人物置身其中的特殊环境。“花园”早在詹姆斯《小说的艺术》一文中成为主要意象。《一位女士的画像》的纽约版序言，更是以这一意象作为在想象的园地中为“打造”主人公而悉心培植的基本隐喻。后文将在“小说理论的隐喻特征”一章集中论述。
[97] 詹姆斯1886年6月租住伦敦肯辛顿附近一四层公寓，租期长达21年，并在那里完成了《卡萨玛西玛公主》的创作。参见William R.Macnaughton，Henry James：The Later Novels，Boston：Twayne Publishers，1987，p.6。
[98] Alwyn Berland，Culture and Conduct in Novels of Henry Jam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139.
[99] See William R.Macnaughton，Henry James：The Later Novels，Boston：Twayne Publishers，1987，p.7.
[100] William R.Macnaughton，Henry James：The Later Novels，Boston：Twayne Publishers，1987，p.12.
[101] Henry James，“Preface to the New York Edition”，in Leon Edel ed.，Henry James Literary Criticism，vol.Ⅱ，New York：The Library of America，1984，pp.1086—1087.
[102] 关于《卡萨玛西玛公主》的创作动机与人物构想，詹姆斯在这部小说纽约版序言中有详尽说明。参见本书附录。
[103] 转引自Hazel Hutchison，Seeing and Believing：Henry James and The Spiritual World，Palgrave Macmillan，2006，p.6.
[104] 《丛林猛兽》写于1902年，1903年与长篇杰作《使节》同时刊出。两部作品都曾被认为是詹姆斯以“男主人公虚度年华”为主题的杰作（详见《亨利·詹姆斯中篇小说选》前言，巫宁坤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部作品的主旨及文体诸方面的复杂意涵和特征，仍被批评者不断发掘和阐释。譬如《丛林猛兽》的“帝国与圣经意象”、《使节》“对未来美国的想象及对小说未来的预言”等。两部作品典型的“詹姆斯式”风格，成为当代詹姆斯研究的重要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