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价格变动的影响因素研究

价格变动是市场经济运行的一项重要特征，因此，找出影响价格变动的因素是学术界的研究重点之一，国内外学者就价格变动的影响因素研究已有多年历史，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其中较有影响力的文献有Fisher（1911）、Keynes（1936）、Phillips（1958）、Friedman（1968）、Lucas（1976）、Okun（1978）、Dornbusch（1987）、Branson和Marston（1989）、Corbo和Mcneilis（1989）、钱宥妮（2005）、范志勇（2008）、周其仁（2010）、欧阳志刚和潜力（2015）。从现有文献来看，价格变动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集中于货币供给、需求拉动、成本推动、外部市场传递四个方面。

一 货币供给与价格变动

早期有关价格变动影响因素的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货币供给上。1911年，耶鲁大学教授Fisher在出版的《货币的购买力》一书中提出了“现金交易方程式”，该方程描述了货币供应量、货币流通速度、社会交易量与平均物价水平之间的相互关系，方程式为：PT=MV，即社会交易量T与平均物价水平P的乘积等于货币供应量M与货币流通速度V的乘积。为了使平均物价水平P能被表达为关于货币供给量M的函数形式，方程做出了两个假定，第一是假定社会交易量T在短期内不发生变化，处于均衡值水平，第二是假定货币流通速度在短期内是一个相对固定的常数，因此，现金交易方程式改写为：，该式说明平均物价水平P取决于货币供应量M，并与货币供应量同比例变动。货币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Friedman（1968）研究了美国货币供应量与价格总水平变动之间的关系，发现美国的货币供应量对美国价格总水平的上涨具有重要影响，因此认为所有的价格上涨本质上都是一种货币现象，大幅的价格上涨一定是货币供给增长率太高导致的，并提出为了抑制价格的快速上涨，在政策实践上应实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货币供给应每年按一定的比例增长，并且与实际的国内生产总值要保持一致。Lucas（1976）从理性预期的角度对货币供给增加的经济效应进行分析，认为货币供应增加只会对价格、工资等名义变量起作用，而不会影响产量、就业等实际经济变量。随后，学者们就货币供给对一国或者多国价格变动的影响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Friedman and Kuttner（1992）、Brouwer and Ericsson（1998）、Taylor and Spriggs（1989）、Nikolic（2000）、Horvath等（2011）对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俄罗斯以及中欧等发达国家与地区，Edwards（1984）、Darrat（1987）、Biswas and Saunders（1990）、Beltas and Jones（1993）、Qayyum（2006）、Budina 等（2006）、Bonato（2007）、Ibrahim and Shah（2012）、Togay and Kose（2013）、Moriyama and Naseer（2009）对哥伦比亚、北非、印度、阿尔及利亚、巴基斯坦、罗马尼亚、伊朗、马来西亚、阿根廷以及苏丹等发展中国家与地区，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货币因素始终是解释该国或该地区价格变动的关键因素。国内方面，多数学者也认为中国的物价上涨主要是由经济中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引起的（杨辉建，2004；杨丽萍等，2008；任立民，2008；杨继生，2009；吴剑飞和方勇，2010；孔丹凤，2012；田涛，2013；王飞，2015；许志伟等，2015），周其仁（2010）也始终强调中国价格的上涨归根结底是一种货币现象。但在中国出现的货币迷失之谜，也引发了部分学者对货币供给导致价格上升这一观点的质疑，郭琪（2011）、殷波（2012）、费兆奇（2012）、马龙和刘澜飚（2012）的研究均发现货币量与中国价格上涨的关系不显著，货币扩张并不是中国价格上涨的最主要原因。刘霖和靳云汇（2005）认为货币供应增长率导致货币流通速度逐年降低，大量的货币增量被经济消耗，因此，货币供应增长率提高并不一定导致中国物价上涨。

二 需求拉动与价格变动

需求拉动导致价格变动的理论基础是凯恩斯主义及其衍生出的菲利普斯曲线模型，该理论的主要思想是总需求的过度扩展，无论是来自于消费需求、投资需求，还是来自于国外的需求都会引发价格的上涨。Keynes（1936）在其著作《就业、利息和通论》中提出，总需求的增大才是影响价格上涨的最重要因素，而货币供给数量的增加只有在达到充分就业水平时才能导致物价水平上涨。菲利普斯曲线模型是需求拉动的凯恩斯主义的衍生和发展，Phillips（1958）提出了一条用以表示失业率和货币工资变动率之间方向变动关系的曲线，菲利普斯曲线提出后立刻引发了经济学者的关注。Samuelson and Solow（1960）采用通货膨胀率修正了菲利普斯曲线，并得到总需求的变化是造成经济周期性波动进而引起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Friedman（1977）在菲利普斯曲线模型中引入了自然失业率的概念，认为通货膨胀是由实际失业率与自然失业率的差（失业缺口）决定，由于自然失业率难以衡量，Okun（1978）采用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之间的差距——产出缺口，来替换实际失业率与自然失业率差距表示的失业缺口。至此，学者们开始利用产出缺口作为过量需求的衡量指标来研究需求拉动与价格变动的关系，以及菲利普斯曲线在各国的适用性，Coe and McDermott（1997）、Claus（2000）、Bolt and Van（2000）、Mehra（2004）、Bjornland等（2008）、Michaelides and Milios（2009）、Katria等（2011）对亚洲、新西兰、欧盟、美国、挪威、俄罗斯、南盟等国家与地区，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产出缺口对该国或该地区价格的上涨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国内方面，多数学者也认为产出缺口是中国物价上涨的重要影响因素。吴敬琏（1988）认为我国的价格上涨属于典型的需求拉动型，因为宏观经济中出现了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状况。余永定（2007）认为，次贷危机后中国价格发生大幅度上涨的最根本原因在于人民币被严重低估导致的国际市场的产出缺口，因此，我国近期的价格上涨是由外部需求扩展所拉动的。实证方面，多数学者也得出产出缺口是中国物价上涨的重要影响因素（刘金全和谢卫东，2003；王煜，2005；郭雄和李亚琼，2006；陈丹丹和任保平，2008；郭鹏辉和钱争鸣，2009；黄桂田和赵留彦，2010；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课题组等，2011；石林松等，2012；周嘉和余升国，2012；张明和谢家智，2012；刘辉，2013）。但从20世纪末开始显现的严重产能过剩与价格过快上涨的并存现象（田娟和王鹏飞，2008；罗毅丹和徐俊武，2010；崔建军和王利辉，2015），也引发了部分学者对菲利普斯曲线在中国是否适用的质疑，陈学彬（1996）发现菲利普斯曲线对我国的解释力较弱。钱宥妮（2005）利用产出缺口和通货膨胀率的滞后值作为解释变量对通货膨胀率进行回归，结果发现在我国菲利普斯曲线在长期内是不成立的。谢太峰和王子博（2008）的实证结果表明经济中出现正的产出缺口，只能说存在价格上涨的压力，但并不一定会出现价格上涨的事实。

三 成本推动与价格变动

20世纪50年代后期，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滞胀”现象，“货币供给”“需求拉动”等理论显然难以对其进行解释，因此，部分学者抛弃了从需求角度对物价上涨的分析框架，开始从供给角度分析成本提高对物价水平上升的重要作用（范志勇，2010）。这些学者认为物价变动的根源在于社会总供给的变化，在产品和劳动力需求不变的状况下，供给方面造成生产成本的大幅增加从而使产能下降，并最终导致物价水平上升。供给方面造成生产成本大幅增加又可以进一步根据来源区分为工资成本上升和垄断利润上升两方面，工资成本上升对价格变动的影响途径可以概括为：工资上升—企业利润下降—企业提高产品价格—物价总水平上升，垄断利润上升对价格变动的影响途径可以概括为：垄断利润上升（垄断产品价格提高）—利用该产品作为原材料的成本上升—物价总水平上升（Kibritcioglu，2001；马龙，2012）。国外学者针对不同国家与地区的成本推动与价格变动关系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Holzman（1960）、Fountas等（1999）、Akinboade and Niedermeier（2002）、Zanetti（2007）、Piovarciova（2009）、Malesevic（2009）、Dunstan等（2009）、Kumar等（2012）、Mohammadi（2014）对美国、爱尔兰、南非、瑞士、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新西兰、澳大利亚、伊朗等国家，均得出成本增加对该国价格的上涨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也有少数学者发现成本增加对价格上涨的推动作用不明显，如Gordon and Hall（1985）、Mehra（1991）均发现工资增长仅仅对美国价格的上涨存在非常微弱的推动关系。Mills and Wood（2002）发现工资增长不能直接用于预测英国价格水平的变动。国内关于成本上升对价格变动的影响研究数量相对较少，并且存在两种不同结论。一是成本上升对价格变动的影响作用明显。金重仁（1987）发现当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时，为了保证国有企业盈利增长，成本上涨向产品价格上涨的传导作用明显。樊纲（1995）分析了上、下游产业之间的价格传导机制，认为中国1994年较高的消费物价涨幅存在成本推动现象。杨春雷（2008）认为工资水平对中国价格变动具有显著影响，并且影响程度在1991—2006年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动过程。王轶君（2011）、彭方平等（2012）、龙少波等（2014）的实证研究均发现工资成本的上升是导致我国价格上涨的重要原因之一。二是成本上升对价格变动的影响作用不明显。胡小平等（1994）、吕江林（1995）均指出产品市场的供需状况会对成本推动价格上涨的作用造成影响，特别是在供给大于需求时成本上升对价格上涨的传导渠道是不畅通的。范志勇（2008）发现 2000—2007年超额工资并非是导致中国价格上涨的主要因素，也未发现中国在这一时期存在工资和价格螺旋上升的循环机制。

四 外部市场传递与价格变动

外部市场传递导致的价格变动包括由汇率传递引起的国内价格变动和由贸易伙伴国价格变化引起的国内价格变动两种情况。汇率传递引起的国内价格变动是指汇率的升值或贬值对国内价格变动的影响，一方面汇率的升值或贬值会影响进口的商品成本进而影响国内价格，另一方面汇率的升值或贬值会通过影响净出口进而影响国内价格。贸易伙伴国价格变化引起的国内价格变动是指贸易伙伴国价格变化对国内价格变动的影响，一方面贸易伙伴国价格变化会导致该国出口变化，从而影响该国的出口需求，另一方面会改变本国居民对国外进口商品的消费，从而影响本国居民对本国商品的需求，引起社会总需求的变化，进而影响国内价格变动（朱映凤，2011）。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大量文献开始关注外部市场传递对国内价格变动的影响。Dornbusch（1987）较早地利用市场集中度、进口渗透率以及国内外产品的同质性与替代性等变量分析了外部市场传递与国内价格波动之间的关系。Branson and Marston（1989）提供了造成国内价格上涨的更详尽检验，指出净出口将提高国内居民收入，且国内居民收入的增加将直接带来更多的进口需求、更多的消费及储蓄，从而推高价格，如果需求的增加发挥了作用并溢出到不同的产业部门，则国内的价格总水平将上升。Corbo and Mcneilis（1989）发现随着一国经济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以及贸易壁垒的不断下降，该国的工业品就会不断地变为贸易品，从而影响该国的价格水平。随后，学者们针对不同国家及地区外部市场传递与价格变动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Feinberg（1986）、Bailliu and Fujii（2004）、Ito等（2005）、Ihrig等（2006）、Mumtaz等（2006）、Marazzi and Sheets（2007）、Khundrakpam（2007）、Oyinlola（2010）对德国、11个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东亚、G7、英国、美国、印度、尼日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的研究均支持外部市场传递是国内价格变动的重要影响因素。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国内学者对外部市场传递与中国价格变动关系的研究文献也不断涌现，这些文献采用不同时期、不同方法对外部市场传递与中国价格变动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和检验，存在着两种观点，一是外部市场传递对中国价格变动存在显著的影响（屈新英，2007；孙丹和何俊芳，2009；王宇雯，2011；胡援成和张朝洋，2012；高伟刚，2014；欧阳志刚和潜力，2015）。二是外部市场传递对中国价格变动并未造成很大的冲击（陈克新，2003；左小蕾，2008；邓永亮，2010，陈菁泉，2013；张素芹，2013）。

还有一些文献，同时从多个因素对价格变动的影响进行检验，并对各因素对价格变动影响的相对重要程度进行比较。例如，傅强等（2011）研究了1995—2010年中国价格上涨的主要因素，结果发现货币供给增多对价格上涨的影响最大，需求拉动次之，成本推动排第三，外部市场传递的影响最小。张延群（2012）从超额工资、过剩流动性和进口价格三个方面对中国价格上涨的来源进行量化分析，结果表明，超额工资是2011年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之一。张伟进和方振瑞（2014）构建了一个开放经济体系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并对1997—2013 年中国季度数据进行贝叶斯估计，研究结果发现，影响中国价格变动的因素按重要程度依次为生产技术冲击、货币政策冲击及国外价格冲击。卢颖超（2015）发现需求冲击对中国价格上涨的影响最大，其次为国际输入冲击，总供给冲击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