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研究的总体结构、基本方法与特质
总体上来看，本书共有八章，它实际上呈现为一个总体性的结构，也坚持了一些基本的研究方法，具有了一些比较鲜明的特质。
一 总体结构
前文的“摘要”部分实际上就已经提出了本书的核心问题式，即“我们应当如何进行历史认识”（注意这里的是“如何进行历史认识”，而不是“如何认识历史”，这里面就已经暗示了历史认识中“历史”的多种存在方式），“如何进行历史认识”既是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认识方式，同时也构成了我们“应当如何进行历史认识”的规范性力量，体现了马克思的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相统一的辩证法思维。
总体上来看，本书的总体结构还是比较清晰和简单的：
第一部分，主要指本书的绪论部分，首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既揭示出了其思想史线索，也指出了其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其次对国内外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述评，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的研究有了一个宏观的鸟瞰。再次简单介绍了本书的四个基本概念，构成了理解全文的一个思想准备。最后总体上论述了本书的总体结构、基本方法与特质。
第二部分，本书把“进行历史认识”作为一个“行为体”[71]来看，它涉及几个方面的主要内容。其一，这种历史认识是如何产生的，即历史认识的起源问题，这构成了本书第二章所主要探讨的内容。这一章有着非常强的思想史意蕴，在认识论的语境中来看，认识起源于一种“综合”活动，这一点也直接连系到了近代经验论哲学、德国古典哲学和当代分析哲学，但马克思在谈论历史认识论的综合性起源时，“综合”的含义已经发生了“哥白尼式”的转变，他更加重视真实的“社会综合”了，所以本章提出了“生活决定意识”的关键性质点，它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的真正综合性起源。其二，谁来进行历史认识，即历史认识的主体问题，这也构成了本书第三章所主要探讨的内容。总体上来看，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就构成了历史认识的主体，它有着自身明确的内容结构和基本特征，也构成了对于原子式个人和本质主义人学的根本批判。而且“现实的人”作为历史认识的主体，实现了“剧中人”与“剧作者”的统一，既是直接历史认识的主体，也是反思历史认识的主体，并且总是受到“前结构”制约。其三，我们究竟在认识什么，即历史认识的对象问题，这构成了本书第四章所主要探讨的内容。这一章首先论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认识论中“历史”的多种存在方式，主要有两种存在方式：一是“认识历史”，即历史作为实体或研究对象而存在，此时的“历史”在本质上就是“历史事实”，它构成了直接历史认识的认识对象，自身还有着多层内容；二是“历史的认识”，此时的“历史”就成了一种认识方式或解释原则，它构成了反思历史认识的认识对象。其四，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进行历史认识，即历史认识的过程性问题，这构成了本书第五章所主要探讨的内容。这一章主要想解决的是“如何进行历史认识”的难题，第一条道路是“正向抽象”的直接历史认识道路，它是马克思在1845—1857年这个时期内所走过的道路，第二条道路就是“从后思索”的反思历史认识道路，它是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时期所真实走过的道路。
第三部分，从整体上来探讨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这部分也分为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其一，历史认识的性质问题。这构成了本书第六章的主要内容。第六章的主要目的是从总体上来讨论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的性质，它涉及三个重要方面，即历史认识的相对性、历史认识的客观性和历史认识的过程性，前两个特性侧重于“知性分析”，后一个特性侧重于历史辩证法的本质维度。其二，历史认识的真理性问题，这是本书第七章的主要内容。第七章的主要目的是从整体上来讨论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的真理性问题，而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实际上是一个开放性的尝试，本章认为在直接历史认识阶段，马克思坚持的就是符合论的真理观，而在反思历史认识阶段，马克思主要坚持的是融贯论的真理观。当然，正因为“两条道路”本身就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这两种真理观也只有在一个全景式、有机联系的统一关系中才能更好地理解。其三，历史认识的当代价值。这构成了本书第八章的主要内容。本章的主要目的是从整体上来讨论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的当代价值，它本质重要地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的理论价值，二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的现实价值。
二 基本方法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研究，结合全书的行文风格和研究思路来看，它的突出特质就是纯粹学理的分析，因此本书总体上来看就是一个基础理论研究。也正由于它的“基础理论”性质，故而舍弃掉了许多“新型”的研究方法。总体上来看，本书坚持了三种“基本”的研究方法。
其一，文本学研究方法。马克思文本学研究方法可谓方兴未艾、弥足珍贵，却也“时常泛滥”的一种研究方法。从广义上来看，我们无法想象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不研读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因此“文本学研究方法”就好像是一种“普罗大众”的研究方法。但其实不然，马克思文本学研究方法至少包含了文献学、理论解读、显性文本的隐性逻辑三重意蕴[72]，这也充分体现在了全书中，如本书对于马克思的正文与手稿的对比性研究就涉及了文献学维度，而且也借鉴了一些MEGA2的新成果。同时，本书特别注重显性文本的隐性逻辑，如马克思的表面主张与实质内涵之间的张力关系等。
其二，历史性分析与结构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既是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所坚持的，也是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坚持的。其中的“结构性分析”借鉴和吸收了法国结构主义的思想（特别是阿尔都塞与结构主义的复杂性关系），但本书的“结构性分析”与法国的结构主义思潮还是有着明显的边界的，我们不是把“结构”视为一种静止性的结构，而是融入了历史辩证法的本质维度。因此总体上来看，我们的研究方法就是一种历史性分析与结构性分析、历时性分析与共时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极其重要，后面章节会反复应用到。
其三，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的统一。这一点其实直接对应于第五章中的内容，这也是马克思所真实走过的道路，但他的表面主张与实质内涵之间实际上是存在着张力关系的，如他在《资本论》中认为“真正科学”的方法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而“反对”从实在和具体开始的研究方法。结合马克思思想的真实发展可以看出，他在作《资本论》之前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研究，恰恰坚持的就是“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方法，这需要我们全景式地去看待这种张力关系。而且这也构成了我们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的基本方法，一方面，仔细探讨马克思恩格斯是如何进行历史认识的（如何进行“研究”的）；另一方面，它一旦被“叙述”出来，就“好像具有了一种先验的结构”，对于“旁观者”的我们去进行历史认识也形成了一种规范性的力量。
三 总体特质
本书的主题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研究”，“认识论”的研究一般而言都是纯粹学理的分析，这也构成了本书的突出特质，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本书较好地做到了系统性、层次性的分析。这可能是本书的一个突出特质，前面的文献述评与后面章节的内容展开实际上呈现了一种对比性关系，文献述评中已经论述了国内外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的研究成果，但坦承而言，大都只是就某些方面来展开论述，缺乏一种系统性思维，而且正如有学者曾鲜明指出，“历史认识论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理论生长点”，但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研究的系统性仍然不够，这也构成了本书的一个核心旨趣，本书有一个简单的期望，希望能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研究的系统性与层次性上有所突破，这是本书的核心指向。
其二，研究本身有一个思想史的坐标，而且把传统认识论与当代知识论连接起来了，这是本书的另一个突出特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中，弥足珍贵的就是一种思想史的研究，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有着自身的“来龙”和“去脉”。本书的选题为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研究，且不说“历史认识论”的研究，就是广义上的认识论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中也不是一门“显学”，因此就更加不用去谈“思想史的坐标”了。本书的一条主线近代经验论哲学——德国古典哲学——当代知识论哲学，不仅从“来龙”上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而且力图找到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的“去脉”，这就在思想史的坐标上科学定位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认识论，使它不仅具有了近代哲学的基本特质，也具备了现代哲学之维。
其三，对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本质批判。批判历史虚无主义可以说是本书的一个重要的隐性支援背景，也是本书的现实价值的体现，这不仅体现在了前文的研究意义中，也体现在第八章中。结合国内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我们对于历史虚无主义的发生背景、理论渊源、历史流变、主要表现、基本特征、具体方法、新型变种以及引领方法等方面都展开了诸多研究，但这些研究本身其实都只是对于历史虚无主义的一般表现或一般本质的批判，它并没有清楚地阐释历史虚无主义的深层本质，因此本书的一个核心旨趣就是要深入分析历史虚无主义的深层本质。
[1]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论诗》，载《亚里士多德全集》（第9卷），苗力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54页。
[2] [德]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李秋零、田薇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4页。
[3] [意]维柯：《新科学》（下），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536页。
[4] 沃尔什比较早地把历史哲学划分为了“思辨的历史哲学”与“批判的历史哲学”，后来又发展出了“叙述的历史哲学”等阶段，参见[英]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17页。
[5] 俞吾金：《马克思哲学是历史哲学吗》，光明日报1995年12月7日。
[6] 杨耕：《历史哲学：在哲学和历史科学的交叉点上——兼论历史唯物主义的现代形式》，《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
[7] 这一点也可以参见胡军《知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该书的第一章就系统论述了知识论与怀疑论的相互关系，在很多的知识论的论著中，两者通常都是联系在一起讨论的。
[8] [美]波洛克、乔·克拉兹：《当代知识论》，陈真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页。
[9] 如国内学界掀起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性质的讨论，以及国外学界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以交往理性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各种尝试等。
[10] 杨耕：《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页。
[12] 梁柱：《警惕历史虚无主义新变种》，《人民论坛》2015年第3期。
[13] 张晓红、梅荣政：《历史虚无主义的实质和危害》，《思想理论教育》2009年第4期。
[14] 张晓红、梅荣政：《历史虚无主义的实质和危害》，《思想理论教育》2009年第4期。
[15] 梁柱：《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泛起、特点及其主要表现》，《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年第10期。
[1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6页。
[17] 石敦国、唐思宝：《马克思主义实践认识论求解》，《甘肃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18] 张丽君、周海春：《科学实践观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认识论》，《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19] 杨耕：《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页。
[20] 周文彰、赵培：《让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研究走向新的繁荣——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研究的回顾与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丛》2010年第1期。
[21] 张丽君、周海春：《科学实践观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认识论》，《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22] 孙承叔：《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历史主体理论》，《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23] 王晓升：《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研究的难题与出路——从参与者的视角看》，《湘湖论坛》2015年第4期。
[24] 仰海峰：《认识的历史性构成》，《社会科学辑刊》2003年第4期。
[2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7页。
[26] 沈佳强：《论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历史认识的具体观》，《哲学研究》2010年第5期。
[27] 胡刘：《现代性的“具体历史”批判：马克思历史哲学的方法论前提》，《山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8期。
[28] 胡刘：《“资本批判”与历史认识论的科学建构》，《山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8期。
[29] 李佃来：《逻辑优先还是历史优先：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方法论检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4期。
[30] 张一兵：《历史现象与历史认识论》，《齐鲁学刊》2002年第6期。
[31] 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62页。
[32] 杨耕：《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页。
[33] 陈永良：《论历史认识的实践转向及其意义》，《浙江社会科学》2012年第12期。
[34] 仰海峰：《马克思的历史认识论及其理论意义》，《哲学研究》2000年第8期。
[35] 张丽君、周海春：《科学实践观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认识论》，《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3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6页。
[37] 俞吾金：《马克思哲学是历史哲学吗》，《光明日报》1995年12月7日。
[38] 杨耕：《历史哲学：在哲学与历史科学的交叉点上——兼论历史唯物主义的现代形式》，《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0年第5期。
[39] 段忠桥：《摆脱哲学贫困的一条出路》，《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8年第5期。
[40] 胡刘：《“资本批判”与历史认识论的科学建构》，《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8年第5期。
[41] 陈永良：《论历史认识的实践转向及其意义》，《浙江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
[42] 胡刘：《西方历史哲学发展逻辑的深层透视》，《学术研究》2007年第5期。
[43] 余晓玲、刘同舫：《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在史学与哲学之间》，《天津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
[44] 孙亮：《超越规范性与事实性的“历史科学”向度——马克思政治哲学阐释困境瓦解的尝试性方案》，《学术研究》2012年第9期。
[45] 刘曙光：《超越思辨与分析——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历史哲学的新形态》，《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46] 仰海峰：《马克思的历史认识论及其理论意义》，《哲学研究》2000年第8期。
[47] 仰海峰：《马克思的历史认识论及其理论意义》，《哲学研究》2000年第8期。
[48] 张一兵、蒙木桂：《历史现象与历史认识论》，《齐鲁学刊》2002年第6期。
[49] 仰海峰：《认识的历史性构成》，《社会科学辑刊》2003年第4期。
[50] 李和臣、仰海峰：《自我的构成与历史认识的主体间性》，《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2期。
[51] 仰海峰：《马克思的历史认识论及其理论意义》，《哲学研究》2000年第8期。
[5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页。
[53]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50页。
[54] [法]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77页。
[55] [德]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郭官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6页。
[56] [德]雷特尔：《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西方历史的认识论》，谢永康、侯振武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8页。
[57] Wartofsky，“Seientific Judgment：Creativity and Diseovery in Seientific Thought”，Seientific Diseovevy：CaseStudies，Vol.15，No.2，June 1980，p.25.
[58] [美]詹姆逊：《政治无意识：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叙事》，王逢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59] 随着后面正文部分的陆续展开我们会发现，这种“第一印象”其实并不全面，它并没有理解到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认识论中“历史”的多种存在方式，后面章节会陆续谈到这个问题。
[60] [美]贝克尔：《什么是历史事实》，载《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张文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230页。
[61] [美]贝克尔：《什么是历史事实》，载《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张文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229页。
[62] 按道理而言，“历史事实”都是对象性的，都是人所创造出来的，但这里的“对象性”与“非对象性”是就其是否进入人的视野之内而言的，未进入人的视野之内的就是“非对象性的原生性历史事实”，而进入人的视野之内的就是“对象性的原生性历史事实”。
[6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
[64] [德]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石冲白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5页。
[65] 其实这里根本不用置换，后面章节会详细说明，自然认识的对象在其本质上就是历史认识的对象，“一切当代史都是历史”，这里仍然这样表述，就是方便读者先行这样理解。
[6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8页。
[6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22页。
[68] [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
[69]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贺麟、王太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9页。
[7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8页。
[71] “行为体”其实就是指“行为结构”，任何行为其实都不是单一的，总是包含了多个构成要素，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结构，这也是对于法国结构主义思潮（尤其是阿尔都塞“准结构主义思想”）的借鉴。
[72] 参见拙文《马克思文本学研究方法的兴起、意蕴及其应用》，《理论月刊》2016年第9期，文章本身已经从历史溯源、理论意蕴、现实应用三个层面全景式地介绍了马克思文本学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