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造像记著录与研究的历史回顾

对造像记的著录与研究源远流长，自欧阳修、赵明诚以下几代不乏其人，成果累累，但真正意识到造像记之独特价值，不过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大规模研究造像记更是近二三十年的事情，而凭借造像记探求民众信仰与心态，迄今尚无专门成果。[18]

自宋代以来中国学者的研究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搜集整理造像记拓片，编制各种目录与著录全文。

造像记目录的编纂发轫于欧阳修、赵明诚。《集古录》、《金石录》中收有许多造像记目录，开启先河。随着书法风气的变化，清代以后著录造像颇为流行。不同类型的金石目录层出不穷，虽未有专收造像记者，但大都少不了造像记。孙星衍《寰宇访碑录》收录大量造像记目录，以时间先后相系，地点清楚的则注地点。吴式芬《金石汇目分编》则以碑铭分地条系于州县，这是全国性的目录。专收一地之《中州金石目》、《关中金石记》等亦分列各地之造像目录。《山左南北朝石刻存目》只收山东地区南北朝之石刻，亦含不少造像记。《海外贞珉录》则列出了不少流失海外的造像目录。而《潜研堂金石文字目录》、《捃古录》、《艺风堂金石文字目》等个人所藏或所见的拓片目录，亦网罗不少造像记。杨殿珣所编的《石刻题跋索引》，堪称集大成者，书中专辟造像一目，胪列宋至民国各种金石书中所录的造像记之目录，举一书而几遍览无遗。孙贯文所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金石拓片草目》造像记亦收集宏富。另外，《考古学年鉴》内附当年出土的铭刻目录，造像亦列其中。不过迄今为止尚未编出专门的较完整的造像记目录。

最早著录造像记的或是宋齐时人陆澄之子陆少玄，他撰有《佛像杂铭》十三卷，可惜书早亡佚。[19]现存最早的或是元陶宗仪《古刻丛钞》，[20]大规模录文始于清代。王昶《金石萃编》、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以下分别称《萃》、《琼》）为金石通纂巨帙，都收有数量不等的造像记全文。王书“甄录全文，详载行款，缀附题跋”，[21]开创金石书之新体例，但造像记著录不过近百种，陆书收录量则大过之，考订亦更精审，订正了王书不少误录误断之处，并在录文中依拓片加以分行标记，更近原貌。此外各种金石书纷纷载录造像记文。补王书之缺者如《金石续编》自不必说。内容系于一地之《常山贞石志》、《益都金石记》、《关中石刻文字新编》、《山右石刻丛编》，著录个人藏拓的《陶斋藏石记》等均收录不少造像。民国初年鲁迅先生亦过录了不少造像记，手稿已于近年出版。[22]各种地方志中间或收有当地发现之造像，有些以《金石志》形式单独出版，如《济南金石志》、《历城金石志》、《潍县金石志》、《安阳县金石志》、《陕西金石志》等。台湾出版《石刻史料新编》三辑九十巨册，汇集了不少有关地志中的金石志、艺文志，甚便使用。1949年以后著录工作仍在继续，但未见专书，有关录文散见于文物考古杂志中。需要特别指出的是1989年出版的《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百册，影印了上千种造像记拓片，使今人第一次大量获睹原石拓片，对造像记了解更真切、更准确，亦便于核对录文之正误，为造像记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过书中也偶有误处。[23]

除编制目录著录全文之外，中国学者亦利用造像记从事研究。朱剑心尝指出金石资料之价值在于“可以证经典之同异，正诸史之谬误，补载籍之缺佚，考文字之变迁”。[24]具体到造像记，主要是审核真伪、考订年代、辨别字体与印证史实四个方面。[25]前三个方面均属对造像记自身的研究，印证史实则是用以研究历史。成果表达，自欧阳修《六一题跋》开跋语形式研究碑铭之风以来，沿而不衰，历代学者基本上都以跋语形式阐述研究心得，造像记研究中亦不例外。

审核真伪上，陆增祥专门著有《金石祛伪》，收录了他考订为伪作的造像记。柯昌泗《语石异同评》亦指出过诸多伪记。近年则有黄永年对马天祥像真伪之考证。[26]考订年代者更比比皆是（兹不赘述）。辨别字体是造像记本身研究的一项基本内容。六朝别字之多，历史罕见。异体之正字不定，就谈不上正确著录与准确理解。前贤在这方面付出了大量心血，其成果大部分汇集在《六朝别字记》、《碑别字》、《碑别字新编》等书中，极便学人。《萃》、《琼》、鲁迅手稿等录文末所汇集的有关跋语中亦多有论及异字的，扫清了利用造像记的许多障碍。辨别字体的意义不仅于此，学者们还根据不同时代碑铭字体的衍变来了解中国文字的发展演变，毛凤枝曾做过专门的论述。[27]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方面即是印证史实，这方面以清代成果最丰富。朱剑心云：“凡清人之言金石者，几莫不以证经订史为能事”，[28]庶几中之。《关中金石记》钱大昕序云：“金石之学，与经史相表里……欧赵洪诸家，涉猎正史，是正尤多。盖以竹帛之文，久而易坏，手钞板刻，展转失真，独金石铭勒，出于千百载以前，犹见古人真面目，其文其事，信而有征，故可宝也”。《潜研堂金石文跋尾》王鸣盛序则认为：“且夫金石之学，青主虽并称有益经史，实惟考史为要。”《平津读碑记》翁方纲序亦云：“夫金石之足证经史……证史则处处有之。”洪颐煊自序云：“夫世之所贵乎金石者，以其足取证经史也”，“此其学所以日积而日昌也”。

具体到造像记，证经自然谈不上，清儒看来其价值一在考订六书（见上），一在证史。证史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利用传世文献考证造像记内容，如洪颐煊考证荥阳太守元宁造像记中二圣的所指。二是利用造像记中出现的地名、官名，与史籍有关记载相印证，纠谬补缺。李和之造像题名有冯翊王国典祠令之官衔，洪氏据《魏书·官氏志》指出，史载魏制有皇子典祠令，王国无，据此可补志之阙。另外洪氏据赵桃□妻造像记题名戎昭将军伊阳城骑兵参军，指出其时（武平三年，572）伊阳郡已废，可补《地形志》之缺。另据兖州高平县石里村仲思那等造桥碑考证出隋开皇初年高平县属兖州，不属泗州，[29]等等。三是根据造像记中提供的有关造像者的信息补充或订正传世文献中相关的记载。钱大昕据杨大眼造像记认为史载大眼封安成县开国子，误，应据铭改为“安戎”，他还据齐郡王祐造像记指出史书漏载所任之征虏将军一职。洪氏据临淮王像碑补充娄定远本传载之勋阶食封之阙，以平等寺碑补《洛阳伽蓝记》平等寺条所不及。范鼎卿则以北魏南石窟寺碑考证奚康生履历、任职年月、补史之缺等等。[30]

至于造像记中佛教方面的内容，诸家基本未加涉猎。叶昌炽云：“金石家不必能通内典，故经幢著录，最易舛讹，虽孙王诸家亦不免”，[31]著录尚且如此，更谈不上分析其内容考察其渊源变化了。

有学者指出，清代金石学的主要成就乃是以碑刻文字校勘经史典籍，[32]换言之，清代金石学乃是当时经史之学的附庸。造像记的研究亦如此，为依附于史传的考证之学。以造像记来考证史事，关键是造像记内容与史书某处记载，或人名、地名、官职等等的关联，有则可考，无则否。据此思路，与史载有联系的造像记便是有价值的，反之则否。而史书所涉及的以帝王将相、军国大事为主，鲜有关涉普通民众者，能与之相联的，多是官吏主建或参与的造像。钱大昕、洪颐煊利用来考证史实的造像记基本不出官吏造像的范围。至于数量更多的僧尼、庶民造像，除少数有异字或地名可与史书相印证或书法尤异而稍有涉及外，大部分在金石学家的视野之外。这一思路在清代金石家中是很普遍的。这种思路的出发点与归宿均在史书，造像记的价值是依附于史书而存在的，自身并无独立价值，这可以称为造像记研究的“补史”模式。

这一研究模式取得过丰富的成果，而且现在也有必要继续存在下去，但是这种研究把目光局限在文献记载范围内，只关心造像记与史书的联系，忽视造像记自身的价值，难以对造像记进行综合研究，使得造像记研究长期徘徊不前，难以有所突破。[33]

20世纪初，金石学经过数百年的积累开始走上总结、综合的道路，出现了被誉为“精博详瞻，体例完善，实为金石书中空前绝后之作”[34]的《语石》，以及马衡《中国金石学稿》（收入《凡将斋金石丛稿》）、陆和九《中国金石学》、朱剑心《金石学》、柯昌泗《语石异同评》等书。诸书均辟有章节论述造像及造像记。

不过，最早对造像进行概括的当属王昶。他在《金石萃编》卷三九写有《北朝造像诸碑总论》，扼要叙述了造像之风流行时间、题材变化、兴起原因、祈祷之词的内容、种种不同称谓及其含义等。王氏所论殆成经典，成为后人研究的基石。《语石》、《梦碧簃石言》、《中国金石学》、《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及《洛阳伽蓝记校注》卷二、《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等均移录了王氏总论。其余诸家基本是沿袭王氏路数添益例证而已，即便是《语石》也未超出王昶多远。但王昶及以后诸家续论（除汤先生以外），只停留在概括罗列造像记中出现的各种现象，虽较补史模式有所前进，但仍未能更进一步探究诸现象间的关系。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方面是补史模式的羁绊，另一方面则在于学者每每对造像记反映的祈愿持蔑视态度。早在欧阳修的《六一题跋》中就流露出这一态度。该书卷四“齐镇国大铭像碑”条云：“铭像文辞固无足取”；《后魏神龟造碑像记》条云：“其文辞鄙浅”；《魏九级塔像铭》条曰：“碑文浅陋，盖鄙俚之人所为。”武亿《授堂金石跋》一跋卷三《魏灵藏造像记》条云：“记所言盖灵藏法绍二人自为祝厘之词，皆诞妄无稽，不自悲其愚也。”王昶也说：“综观造像诸记，其祈祷之词，上及国家，下及父子，以至来生，愿望甚赊。其余鄙俚不经，为吾儒所必斥。”叶奕苞《金石录补》卷八《东魏比邱尼法妃等造佛像记》跋称：“其词俚鄙，其意浮伪，古今习俗然也。”武树善《陕西金石志》卷六论北魏造像云：“固属无聊之迷信”，“惟文字率欠雅驯”。至今犹有学者认为“考其文辞，大都为祈福求报之语，了无深意”。[35]对造像记反映的观念多少持有鄙夷的态度，妨碍学人进一步探索、理解造像记的思想内涵，导致难以深入其中，挖掘更多的信息。

这种心理甚至影响到对造像记的著录，赵绍祖《金石文钞》凡例便说：“凿佛造像语言鄙俚者，如北魏龙门、唐岱岳观之类……皆不刻。”“自隋以前古碑甚少，有则登之，更不差别，其所弃者，造像诸记。”不少造像记因被视作俚俗而不载，或只存其目，实在可惜。

最早摆脱鄙夷心理，意识到造像记之独特价值的是汤用彤先生。汤先生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朝造像一节中指出：

若能搜齐其文，研求其造像之性质（如弥勒弥陀等崇拜，年代上及地域上之分布等）则于北朝宗教之了解所得必不小也。[36]

可惜汤先生未能竟乎是业。近三十年来造像记研究的思路有所突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开一代新风的属马长寿先生。他利用碑铭，主要是造像记的题名，结合文献，探讨了前秦至隋关中地区少数民族分布问题。[37]这一问题仅靠史书中零散记载是完全解决不了的，马先生创造性地利用造像记中的大量少数族题名，考订其族属，核定分布区域，推定时间，使问题迎刃而解，揭示出史书中不载的历史现象，凸出了造像记自身的独立价值，开辟了造像记研究的新方向。

近年来郝春文与刘淑芬又分别依据造像记及题名对东晋南北朝时期民间佛教结社的构成、演变和乡村宗教活动与仪式进行了详细的考察，[38]别开生面。林保尧则结合文献，从考古学、佛学等角度针对武定元年（543）骆子宽造像进行了十分深入细致的研究。[39]这些研究均认识到造像记本身的价值，利用它们去揭示某些未必见于史书的历史现象，不再单纯证史、补史，比金石学家的见识大大前进了一步。不过，学者们运用的多是造像题名，记文其他部分尚未得到详尽、切实有据的分析。林保尧的研究又未顾及信仰的层次问题。最近吴杏全等撰文研究了河北省博物院藏造像拓片，[40]但因资料所限，分析亦欠深入，未能提供多少新的结论。卢建荣则利用造像记考察五六世纪民众的社会意识，[41]角度新颖，发前人所未发，但仅限于个案例证剖析，加之材料引用解说间有误处，削弱了文章的说服力。

国外对造像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日本。日本学者自20世纪初就开始造像记的搜集整理工作。常盘大定等编《支那佛教史迹详解》、《支那文化史迹》图版及解说中就收有不少造像记。大村西崖《支那美术史·雕塑篇》[42]更可谓集大成者，所收造像记之丰富，超过当时中国学者的著作，是书出版已百年，至今仍为国内外造像记研究者所倚重。他不仅搜集造像记，亦按时代归纳了不同时期造像的特点。

1940年塚本善隆发表《龙门石窟に现れたる北魏佛教》一文，标志着整个造像记研究新时代的到来。该文对造像记的认识较前人深刻得多，认为它们是庶民信仰的反映，对于了解庶民信仰有重要价值。方法上突破了以往简单概括描述式的研究，结合考古学、内外典综合考察龙门石窟造像及造像记；并依据造像者的身份划分出不同的类型加以把握；分析对象亦开始涉及造像记的内容。[43]他所提出的一系列观点至今犹受到各国学者的推重，[44]堪称经典之作。不过塚本善隆的研究并非完美无缺。研究信仰嬗变时他仅考察了造像题材这一个因素，未综合造像记其他内容；且只研究了龙门石窟一处的造像，不足以反映北魏乃至北朝造像记的全貌，虽收管中窥豹之效，难免以偏概全之弊。该文利用佛经阐发造像记的内容，资料时间虽同，但未考虑现实中佛经是否对民众信仰有直接影响。

1943年水野清一、長広敏雄《龙门石窟の研究》出版，该书所附《龙门石刻录》是迄今所见最完整、最系统的龙门石刻（主要是造像记）的录文，书末还附有造像记中异字的汇编、造像题材统计等多种资料，甚便使用。1951年藤堂恭俊发表《北魏时代に於ける净土教的受容とその形成——主として造像铭との關聯に於て》，[45]亦是一篇重要论文。该文亦存在所用资料层次上不衔接的问题，同时某些结论也难以令人信服。1977年佐藤智水发表《北朝造像铭考》一文。[46]该文资料收集达1360种，在当时是最丰富的，在对造像记的分类、结构划分等方面超越前人，同时编制了各种表格，用力甚勤，但对造像记具体内容的分析则显单薄，常常只是点到为止，未及展开。亦没有综合文献与佛典，仅限于考察造像铭本身。此外，日本学者也很注意利用造像记进行各种问题的研究，这方面的例子颇多，[47]兹不备述。

欧美学界最早涉足造像记著录与研究的或是法国汉学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随后比较出名的则是瑞典艺术史家Osvald Sirén（喜龙仁，1879～1966）。[48]陈观胜（Kenneth K.S.Chen）专门论述过北朝造像记，[49]不过基本上是依据塚本善隆之研究，自己的心得不多。冯方天（Jan Fontein）撰文对五六世纪道教造像记进行了研究，考察了造像题材、道教兴衰与朝廷道教政策的关系及其与佛教造像兴衰的关系，提出不少有价值的看法，可惜论述过于简单。[50]另有一些学者提到造像记之重要价值，[51]但尚未见到专门研究。

综观古今中外之研究，汤用彤先生所倡导的利用造像记研究诸信仰的问题迄今尚未得到全面的探讨，拙作希望在这方面做一些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