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恐惧

我曾在旅途中跟他住过一晚。布道所建在小山上，山下是一座人口稠密的城市。从他身上我首先发现的就是他与众不同的品味。通常来说，传教士的住所都布置得不太高雅。客厅看起来从未用过，墙上贴着俗丽的壁纸，还挂有《圣经》文句与意境伤感的雕刻画——《灵魂的觉醒》和卢克·费尔德[7]的《医生》——或者，如果这位传教士在这个国家住了很久，则挂的则是写有祝词的红纸卷轴。地板上铺着一块布鲁塞尔地毯，房主如果是美国人则会放几把摇椅，如果是英国人则会在壁炉两侧各摆一只硬扶手椅。还有一张沙发，但放的位置不合适，所以没人会坐上去，而且瞧它那糟糕的模样，谁也不会想坐。窗户上挂着蕾丝窗帘。四周随意散置着几张桌子，上面放着照片，还有几座摆有现代瓷器的架子。餐厅看起来倒是比较常用，但是一张大桌子几乎占去了整个空间，坐在桌旁时，身子几乎被挤进了壁炉。然而，在温格罗夫先生的书房里，书本摞得都触到了天花板，桌子上丢满文件，浓绿色的呢绒窗帘，壁炉上方挂着一面西藏旗子。壁炉架上则摆有一列西藏佛像。

“我也说不清楚，只是感觉你把这里布置得像大学宿舍一样。”我说。

“你这样认为吗？”他回应道，“我在奥里尔学院[8]当过一段时间导师。”

估计他快五十岁了，又高又胖，但不臃肿，灰白的头发剪得很短，面色红润，让人觉得他肯定是一个生性开朗、爱说爱笑、亲切随和的人，然而他的眼睛让你感到困惑：严肃而不带一丝笑意，那目光只能用“疲惫”来形容。我不知道我是否恰好在他烦务缠身的时候来打扰他，但不管怎样，我觉得他这种表情并非一时的，而是长期的，至于为什么会这样，我不清楚。他那焦虑的神色，你会在某些心脏病患者的脸上见过。他一件事接着一件事地聊，然后说：

“我听到我妻子进来了。我们去客厅吧？”

他带我走进客厅，将我介绍给一位身材瘦小、戴着金丝眼镜、举止羞涩的女人。显而易见，她跟她的丈夫属于不同的阶级。大部分传教士都具备各类优点，但缺乏——最恰当的说法就是——良好的教养。他们也许是圣徒，但不一定是绅士。然而此时我惊奇地发现，温格罗夫先生正是一位绅士，因为她的妻子明显不是淑女。她说话时，语调粗俗。客厅的布置方式，我从未在哪位传教士的家里见过。地板上铺有一块中式地毯。黄色的墙壁上挂着几张古旧的中国画。三两块明代瓦片泛着一丝亮色。房间中央摆着一张雕刻精美的黑檀木桌，上面放着一尊白瓷人像。我对此做了一些可有可无的评价。

“我自己不太喜欢这些中国的东西，”女主人麻利地回应道，“但是温格罗夫先生对它们特别倾心。我如果可以做主，就把它们全部清理出去。”

我大笑起来，但并非因为觉得有趣。接着我看到温格罗夫先生的眼中闪过一丝冷冷的嫌恶，我感到震惊，但这眼神随即便消失了。

“如果你不喜欢，我们就不要它们了，亲爱的。”他温和地说，“可以把它们扔掉。”

“哦，只要你高兴，我就不介意。”

我们开始聊我的旅程，其间我偶然问到温格罗夫先生离开英国多久了。

“十七年了。”他说。

我大吃一惊。

“可我原以为您每七年就有一年的休假呢！”

“是的，但我不想去度假。”

“温格罗夫先生觉得这样离开一年对工作不利，”他妻子解释道，“他不一起去的话，我当然也不想去。”

我很好奇他是怎么来到中国的。在拜访过程中我很留意具体细节，因为虽然你经常遇到愿意讲述自己经历的人，但在你形成对此事看法的过程中，必须少依赖他们说的话，而多注意他们的言外之意。然而，我感觉无论是直接引导还是间接引导，温格罗夫先生都不会讲述他的那段私人经历。很明显，他对待工作很严肃。

“这里还有其他外国人吗？”我问。

“没有。”

“那一定非常孤单。”我说。

“我想我更喜欢这样。”他盯着墙上的一幅画，答道，“他们只是商人而已，你知道，”——他笑了一下——“他们对传教士并没有太大用处。而且，他们算不上很有智慧，所以不跟他们往来没什么大不了。”

“再说，这里当然不是真的只有我们俩，你知道，”温格罗夫太太说，“我们有两名福音传道者和两位教课的小姐，另外还有学校的孩子们。”

茶端上来了，我们随便闲聊。温格罗夫先生看起来讲话很吃力，我越来越能感觉到他烦躁而压抑的情绪。他态度和蔼，确实在竭力表示热情，但我仍从中感到了勉强的意味。我将话题引到牛津大学上，提了几个他可能认识的朋友，但他并不热衷于这个话题。

“我离开家乡这么久了，”他说，“没有跟任何人保持联系。传教团的工作量很大，完全占去了一个人的精力。”

我觉得他有点夸大其词，于是说：

“不过，看你有这么多书，想必你抽了好些时间来读吧。”

“我很少读书。”他唐突地回了一句，我觉得那语气已经不像是他的了。

我困惑不已。这个男人身上有某种古怪的东西。最后，我认为是不可避免的，他开始谈论中国人。关于中国人，温格罗夫太太讲的都是我已经从很多传教士口中听过的话。他们爱撒谎，不值得信任，残暴无情，卑鄙龌龊，但是一道微弱的光芒已在东方显露；虽然目前传教团的努力只是杯水车薪，但未来是充满希望的。中国人不再信奉过去的神明，文人们的权势已经土崩瓦解。这是一种被乐观主义调和后的怀疑与憎恶态度。但是温格罗夫先生的言辞平缓了他妻子的苛刻。他细细讲述中国人的善良温厚、对父母的孝敬以及对孩子的疼爱。

“温格罗夫先生听不得一句对中国人的批评。”他太太说，“他简直太爱他们了。”

“我认为他们拥有伟大的品格。”他说，“当你走在他们那些拥挤的街道上时，不可能不产生这样的印象。”

“我肯定温格罗夫先生没注意到那些臭味。”他太太大笑道。

这时响起一阵敲门声，然后走进来一位年轻女子。她穿着长裙，没有裹脚，一副当地基督徒的装束，看见我们时立马现出局促而愠怒的神色。她跟温格罗夫太太说了些什么。我碰巧瞥见温格罗夫先生的表情：看见她时，他的脸上掠过一种极其强烈的反感，五官扭曲得好似闻到了一股恶心的气味。但这表情瞬间又消失了，嘴角快速扯出一丝亲切的微笑；不过因为用力太猛，看起来倒像在扮鬼脸。我惊愕地望着他。温格罗夫太太说了一声“抱歉”，便起身离开房间。

“她是其中一位教师。”温格罗夫先生用之前那种令我有些困惑的语气说，“她重要极了。我对她寄予了无限信任。她性格非常好。”

当时，不知为何，我突然看清了事实真相：他的灵魂厌恶他的意志所爱的一切。我兴奋得如同一名探险家，在历经了一段冒险旅程后，偶遇了一个新奇的国度。看他那痛苦的眼神、那反常的语气、称赞别人时的谨慎克制，以及那如同遭受追捕之人的神色，已无需再作解释。无论他嘴上如何说，他都是憎恶中国人的，他太太的那种厌恶与之相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走在城里拥挤的街道上，对他来说是一种折磨，他讨厌传教士的生活，他的灵魂如同苦力们磨掉皮的肩膀，血淋淋的伤口在扁担的重压下如火烧一般疼。他不愿回国，因为他不忍心再见到他曾经无比喜欢的一切；他不想读书，因为那些书会让他想起所深深热爱的生活；也许他之所以娶了这么一个庸俗的妻子，就是为了更坚决地同他内心所渴望的世界一刀两断。他用强烈的愤恨来折磨自己痛苦的灵魂。

我试图弄明白他是如何受到了上帝的感召。我猜他在牛津大学生活惬意，度过了无比快乐的几年；他热爱自己的工作，这是一件令他开心、给他陪伴的工作，他还喜欢书，喜欢去法国和意大利度假。他是个知足的人，最大的愿望就是像这样安度余生。然而，我不明白他是怎么逐渐隐约地感到自己过于懒惰、安于现状。我想，他一直信奉宗教，可能他在儿童时期就被灌输了对上帝——一个对世间生灵心怀嫉妒的上帝——的信仰，这种早期信仰在被遗忘了好多年后，竟又在他内心深处激荡起来；因为他对生活太满足了，于是他开始觉得这样有罪。他陷入了一种无法平息的焦虑。无论他怎样用理智来思考这个问题，他的内心都开始因为害怕遭到永恒的惩罚而颤抖。我不清楚他是怎么想到来中国的，但起初他一定对中国极力排斥；也许正是如此强烈的排斥感使他心生此念，因为他发现这个念头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我想，他嘴上说不愿去，但却感觉自己必须去。上帝纠缠着他，无论他躲到何处，上帝都跟在后面。他用理智抗争，但是心灵已被抓牢。他无法解救自己。最后，他屈服了。

我知道，我将不会再见到他，也没有时间跟他讲陈词滥调，以使我们之间熟悉得足以容许我谈及更私密的事，所以趁此时房间里还没有旁人，我问：

“我想知道，如果中国人不接受基督教，你相信上帝会判他们永恒的惩罚吗？”

我确定我的问题粗鲁而没有分寸，因为这个老男人闭紧了双唇。不过他还是回答了。

“福音书的全部教义让谁都不得不这样认为。人们至今还未举出一个如耶稣基督的朴素话语那般有力的证据来得出相反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