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地缘政治和民主秩序危机

前面的分析可以说是从今天日益流行的“政治治理”的角度而展开的，就是说主要围绕着一个国家和地区内部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要素来分析民主秩序危机的。但如果跳出内部因素，而从一个国家和地区所处的外部环境，也就是地缘政治环境来看，那么我们就可以对民主秩序所面临的危机的深刻性有更深刻的认识。有一点是很明确的，那就是，近代以来，不仅民主政治秩序，而且所有以民族主权国家为基础的政治秩序，都是西方的地缘政治秩序扩张的结果。

历史地看，政治秩序建设从前是问题，现在是问题，将来也一直会是问题。在近代欧洲民族国家诞生之后，欧洲哲学家包括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曾经认为“民族国家”是“历史的终结”，也就是说，民族国家是人类社会各种制度的最后最完美的阶段。之后，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等更是预言，国家最终会随着人类的进步而终结。同样，在苏联东欧共产主义解体之后，就有美国学者（例如福山）出来说西方自由民主是“历史的终结”，即西方式民主是人类所能拥有的最完美的政治制度。有人已经指出，这种思维和“人类末日”论者的思维没有多大的区别。实际上，有关“历史终结”的观点一方面是西方世界人类进步观（往往是历史单向线性观）的反映，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近代以来西方式民主一直在不断扩张的乐观情绪。不过，在经验层面，这种乐观的观点很难找到足够的支持。如果人们深入考察，不难发现，西方式民主政治是随着西方的地缘政治扩张而扩张到非西方世界的，但随着西方民主的扩散，不仅民主的形式在不断变化，而且民主的质量也在转变。也就是说，这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扩散，另一方面是扩散过程中所包含的危机。

如前面所讨论过的，近代形式的民主或者“一人一票”的选举制度起源于西方，逐渐向非西方国家传播。在西方，有大量的著作描述西方民主发生和扩散的过程，但近来最著名的还是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生前所著的《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在这本书中，作者不仅论述了民主从西方向非西方传播的过程，而且也花了很多的篇幅来讨论民主发生和传播的条件。但很多人把亨廷顿的观点“庸俗化”，仅仅把民主作为一个价值和政治意识形态，把民主和“历史的终结”联系起来。

根据亨廷顿的说法，第一波民主发生在19世纪早期，主要是民主在西方文化圈的扩张，其标志是普选权扩展到了白人男性。在其顶峰，第一波浪潮产生了29个民主国家。直到1922年，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上台，第一波民主出现倒退，低潮的时候只剩下12个民主国家。第二波民主浪潮发生在二战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同盟获得了战争的胜利，民主也随之扩张，到1962年为高潮，当时有36个国家被视为是民主国家。但第二波民主也同样出现回潮，在1962年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民主国家减少到30个。

当然，这里人们对这两波民主浪潮所产生的民主国家的统计数字也具有很大的争议。白人男性的普选权在很长历史时间里是有各种财产限制的，而女性和少数族群的投票权更没有考虑进去。如果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民主的数量就要大打折扣。例如，瑞典一直被视为是第一波民主化的国家，但这个国家直到1971年才把普选权给予女性。实际上，前面两波所产生的民主也就是人们一般所说的精英民主，而非今天所看到的“一人一票”的大众民主。

第三波民主化始于1974年葡萄牙的内部变革，类似的政治变革在20世纪80年代扩展到拉丁美洲，在1986年和1988年间扩展到亚洲（菲律宾、韩国和中国台湾等），然后是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集团解体之后的东欧国家。从数量上看，这一波成就最大，在这一波之后，有100多个国家被视为民主国家。也不难看到，第三波的民主国家大都是非西方国家。

在世界范围内，民主仍然在变动过程之中。民主仍然在向非民主的国家传播，但一些已经民主化的国家则出现倒退或者回潮，也有国家在民主和非民主政体（例如军人政权和专制）之间摇摆。不管怎样，在民主的传播过程中，人们不难总结出一些具有规律性的东西来。正如西方式民主的产生是西方特有条件的产物，西方式民主向非西方国家的扩张也受那里客观条件的制约，从而发生变化。

影响民主扩张的最主要因素是地缘政治。实际上，任何政治秩序的扩张都深受地缘政治的影响。历史地看，地缘政治秩序永远是第一秩序，而国内秩序，无论是权威政体还是民主政体，则是第二秩序。第二秩序必然受第一秩序的影响和制约，并且第二秩序本身也必须向第一秩序作调整，直到第一秩序和第二秩序之间没有本质性的冲突为止。一个特定的地缘政治秩序会包容很多政体（国内秩序）。尽管它们不会是一模一样的秩序，但必须具有类似性。例如，尽管民主是一国一个模式，但必须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传统上，东亚国家和地区深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这些国家和地区也具有不同的政体，但也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这也表现在世界上其他的地区，例如以苏联为核心的共产主义阵营中的各个国家都具有非常类似的政治制度。人们可以把一个特定地缘政治秩序内部的政体称为“类政体。”

从地缘政治秩序的角度来看，西方式民主的扩张是西方地缘政治秩序扩张的产物。西方国家把民主从西方扩展到西方之外的国家和地区，主要包括殖民地、军事占领、冷战阵线等几种方式。首先是殖民地。西方国家建立殖民地的目标当然不是为了在当地推行民主。实际上，在统治殖民地时，没有一个国家是在当地实行民主的。但在殖民者撤离之后，留下了一些日后产生民主的殖民遗产。同时，在领导人民反殖民的过程中，很多国家的政治精英大都受西方的教育，他们在国家独立之后，主动引入西方式的民主。其次是军事占领，最明显的例子是二战后美国对西德和日本的占领，在占领期间推行西方式民主。在整个冷战期间，属于西方阵营的国家也在西方的压力下逐步实现民主化，至少推行表面上的选举制度。苏联集团解体之后，西方阵营的地缘政治秩序迅速扩展到原本属于苏联阵营的东欧国家。苏联本身的解体也促成了很多前加盟共和国的民主化。

也有一些地区的民主化主要来自内部动力，但也受地缘政治的影响。东亚的韩国就是明显的例子。其政治精英为了应付来自地缘政治的压力，不得不实行民主化，以求得美国的支持。

辅助于西方地缘政治扩张的便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资本主义扩张对民主化的推动力甚至比地缘政治更具有实质性的意义。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这些国家带来了工业化、城市化等现代化的内容。资本主义式的经济发展既造就了中产阶级，也造就了社会利益的分化。同时，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民主意识也提高。这些都促成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内部民主化动力。在西方之外，民主性质的优劣往往取决于这些因素的成长与否。

不过，这个民主扩张的过程也隐含着民主的危机。西方学术界和政策界花了大量的人、财、物力来研究如何扩张民主，但往往对这个过程中所包含的危机注意不够。很显然，在扩张过程中，民主会出现各种不同的变种。总体说来，从西方到非西方，民主越来越不具备社会文化基础，在民主内容越来越微弱的同时越来越形式化，也就是西方所普遍定义的多党制和选举。在很多国家，除了多党制和选举，就根本不存在民主的其他重要内容。

也就是说，在西方民主扩张的过程中，其形式远远多于内容。这种现象其实亨廷顿早就观察到的。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亨廷顿一直强调西方式民主是西方文化的特有产物，尽管能够传播到其他国家，但并非具有普世性。但其他学者尤其是把西方民主视为一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学者，并非这样看，他们把西方民主简单地视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性政治制度。

西方式民主既然是西方地缘政治秩序扩张的产物，那么随着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其形式也必然会发生变化。从这个角度来看，未来西方式民主的发展和变化并不能使人乐观；相反，有很多理由促成人们对西方式民主的担忧。

首先，西方式民主的核心在发生变化。这几乎表现在方方面面。从国家层面看，民主很难成为多民族国家的整合力量。二战以来，西方一直为民主能够整合国内各民族而感到自豪。西方一些国家经常批评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民族政策，但忽视自己国内的民族矛盾。实际上，这个问题一直是存在的。加拿大的魁北克法语人口曾经公投要从加拿大独立出去，但没有成功。现在是英国的苏格兰。苏格兰成为英国的一部分已经几个世纪，但今天的局面表明，英国并没有真正成为人们所说的民族国家。类似的现象也存在于很多其他西方国家，一旦条件出现，独立自治运动会自然回归。

当然，也会有人说，西方这些国家都能通过民主的手段，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但问题是，民主如果意味着出现越来越多的小国家，但人们并不能确信诸多小国家的并存是否就是西方的政治常态。从历史上看，西方曾经出现几波帝国的融合和解体的过程。近代欧洲国家的形成既是帝国解体的产物，也是统一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无论是帝国的解体还是民族国家的形成，都充满了暴力和战争。如果众多的小国家之间发生冲突，那么融合便会成为必然，而融合的过程往往不是民主的、和平的，更多的是通过暴力和战争的。这一点几乎是历史的铁律，很难改变。

从理论上说，民主能够促成民族国家的整合。但从经验上看，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说明这一点。西方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绝非一个和平的过程，而是一个暴力和战争的过程。确切地说，民族国家的形成大都是通过战争完成的。在民族国家形成之后，民主的过程的确有助于各民族之间矛盾的缓和，但即使是这样，也是有条件的，最主要的是经济因素。民族国家的形成有利于资本主义统一市场的形成，有利于经济发展，而民主又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好处扩散到不同社会阶层。在经济发展好的时候，不仅不同的民族可以得到整合，而且不同社会阶层也可以得到整合。但一旦发生经济危机，民族分化的力量和阶级分化的力量就会崛起，从而挑战现存民主国家。这个道理很简单。马克思还是对的，经济基础的变化会导致政治上层建筑的变化。

今天的西方民族国家就面临这种局面。就民族问题来说，无论是苏格兰还是其他地方，都是受经济因素的影响。就苏格兰来说，这一波独立运动固然有其历史因素，但主要还是起源于撒切尔当政期间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大规模的私有化运动之后，苏格兰人的经济状况受到很大的负面影响，在政治精英和民众中产生了独立自治的概念。而英国政府长期以来并没有严肃看待这件事情，在很大程度上说，是忽视了它。长期以来，苏格兰地方政府一直为苏格兰人的福利而努力，在有限的自治权力下，追求和英国“不一般”的政策。这种努力和追求强化着地方居民的地方意识或者政治认同。

更为重要的是，历史地看，民族问题是永恒的，不会因为民主政治的出现而消失。民主意识永远替代不了民族意识。在不同民族之间，任何一个问题的出现，都有可能转化成为民族问题。美国在经历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种族问题之后，人们过分乐观地以为种族融合了，种族问题解决了，于是出现了美国是种族“大熔炉”的民族理论。但佛格森枪击事件再次说明了表面上的种族融合是如何脆弱。尽管美国已经产生了黑人总统，但民族问题依然存在。在美国白人中间并不缺乏痛恨黑人总统的政治人物和普通老百姓。

经济状况的变迁也影响着西方国家国内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经济好的时候，福利政策没有问题；一旦经济转坏，福利就会恶化。在全球化的今天，西方各国经济都面临结构性调整，但福利社会有效地制约着这种调整。同时，国内收入差距加大，往日的中产阶级受到挤压。今天西方频繁发生的街头运动，就是这种经济状况的反映。实际上，美国佛格森枪击事件所导致的种族冲突也具有深刻的经济背景。问题不在于白人警察枪杀了黑人，而在于为什么这个事件导致了黑人迅速动员起来。这背后还是种族之间的经济问题。

西方国家本身面临着众多的问题，没有人有绝对的信心，相信民主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更为严重的是，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相对衰落，必然对非西方的民主产生极其负面的影响。负面的影响来自内外两个层面：就外在因素来说，这主要是因为西方所背负的可以称之为“民主的包袱”的东西。从内部因素来说，主要是非民主国家社会中所存在的对西方的越来越高涨的不满情绪。这种现象在中东表现得非常明显。在中东，西方和美国可以说是在推翻着自己参与建立起来的政权。前面已经说过，近代以来中东主权国家的形成和政府的确立和西方有密切的关联。但现在西方和美国的认知变化了。从前西方信仰主权高于一切，但现在信仰的是人权高于主权。而如何实现和保护西方所认为的人权呢？西方的回答很简单，那就是政权更换（regime change）、多党政治和选举，也就是西方式民主。但是问题在于，在现存主权国家和政府被推翻之后，所出现的往往不是西方所希望的民主政权，而是其他。尽管一些国家也出现了貌似的民主，但并非真实的民主，更多的国家演变成为西方所说的“失败国家”。在现存国家失败之后，更导致了极端政治力量的崛起，例如“伊斯兰国”（ISIS）。

当然，西方衰落对非西方国家的影响绝非局限在中东，从长远来看，更广大的地区包括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这些地区民主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西方基于地缘政治利益之上的干预，主要是对这些地区亲西方力量的支持。一旦西方的支持减弱甚至不再继续，那么这些地区的民主政治的未来就会产生很大的不确定性。

西方衰落的同时，另一个重要地缘政治变动就是俄罗斯的相对复兴和中国的崛起。如同西方的衰落，这个变动也必然对非西方的政治秩序（包括民主秩序）产生巨大的影响。苏联不仅确立了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而且也在其地缘政治利益范围内部的各个国家形成了与自己相似的政权类型。在苏联解体之后，西方乘机侵入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利益。俄罗斯相对复兴，也必然要重建其地缘政治利益，甚至从西方手中夺回原来属于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俄罗斯已经和其中一些原来苏联的加盟共和国确立了独立国家联合体，即“独联体”。今天，俄罗斯和其中一些独联体国家的各方面关系密切化。乌克兰的例子更是说明了俄罗斯要不择手段地从西方收回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的决心。尽管俄罗斯现在也有多党制和选举，但西方并不认同俄罗斯的民主。俄罗斯在和西方的竞争中是否能够赢得胜利，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有两点是明确的：第一，俄罗斯争取其地缘政治利益的努力永远不会停止。第二，第一秩序（地缘政治秩序）高于一切。如果俄罗斯赢得了胜利，在俄罗斯地缘政治范围之内的其他国家的政治形式也必然要受制于俄罗斯本身的政治形式。

同样，中国的崛起也会导致其地缘政治利益环境的变化，不仅对自己内部发展有影响，而且对周边地区的发展也会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自近代以来，中国被西方打败，失去了大部分地缘政治利益。现在随着中国的再次崛起，中国也必然要重建其地缘政治利益。国家的统一是恢复中国地缘政治利益的第一步。在香港和澳门和平回归之后，中央政府也在寻找和台湾统一的方法。不管怎样，中国是不会容许香港、澳门、台湾和西藏、新疆等领土独立出去的，不管以何种方式。正因为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把这些界定为核心利益。和所有其他大国一样，一旦这些核心利益受到损害，中国会不惜一切来维护。

在下一个层次，中国也不会容许其他大国在中国周边造成对中国的不安全。美国不容许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中国一旦具备了这个能力，也会防止或者阻止其他大国在中国的周边这么做。今天，中美两国出现的很多问题就是由两国之间的地缘政治之争引起的。尽管中美两国并没有直接的地缘政治利益冲突，但美国要将其地缘政治利益扩展和深入到中国的周边国家，直接威胁到中国的国家安全，这导致了中美的间接冲突。

同样，中国的崛起也会对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形式产生影响。这不是说中国要干预其他国家和地区。历史地看，中国从来没有干预过其他国家所发展起来的政治形式。即使在中国内部，不同民族所采用的政治形式也是不相同的，例如西藏和新疆有自己的政治形式，南部各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不同版本的土司制度。今天，中国一直强调的不会把自己的制度强加给其他国家的政策，是中国文化传统精神的反映。但中国崛起之后对周边国家和地区政治形式的影响和中国主观的愿望不是那么相关，这更多的是周边国家和地区逐步地会向中国调适。传统上形成的儒家文化圈的政治形式便是如此。

很显然，中国本身的政治秩序的变化更为重要。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也逐渐地摸索出自己的政治模式或者政治道路。这种模式尽管也受西方影响，但绝对不会发展成为西方那样的模式。可以相信，中国模式不会取代西方模式，但会成为除西方之外的另一种选择。这种选择的存在会通过不同途径影响到周边的国家和地区，甚至更远。

总而言之，今天的世界面临着自冷战结束之后地缘政治的大变局。随着地缘政治的变化，地缘政治秩序也必须得到重建，而这种重建也必然会影响到各国内部政治形式的变化。可以相信，在可预见的将来，这个世界所面临的不仅仅是地缘政治利益之争，而且也是政治秩序之争。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国际政治秩序和内部政治秩序大变动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