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胡塞尔身边的哥廷根和弗莱堡岁月
译者引言：下面的文字选自埃迪·施泰因写于1933年至1939年的回忆笔记《出自一个犹太家庭的生活》。注139关于施泰因的写作动机或初衷，最好是让她这篇文字的前言自己来言说：
最近几个月，德国的犹太人被从平静的此在自明性中拔了出来。他们被迫对他们自己、他们的本质和他们的命运做出思考。但其他许多处在诸党派彼岸的人也因为这些当代事件而不得不逼迫自己面对犹太人问题。例如它在天主教青年中就以极为认真的态度和责任意识得到思考。我在这几个月不得不一再地想到我在几年前与一位神父和一位修会人员的谈话。在谈话中他们建议我将我作为一个犹太家庭的孩子所了解的犹太人生活记录下来，因为外人很少了解这些事实。当时有许多其它的任务阻碍了我对此建议做认真的思考。今年三月，随着民族革命而开启了对犹太人的战斗，这时我又想到了这个建议。“我倒是很想知道希特勒是如何形成他的可怕的犹太人仇恨的！”我的一位犹太女友在一次为努力理解目前发生事情所做的交谈中这样说。对此，新当权者们的纲领文件与讲话给出了回答。好像是从一个凹面镜中有一张扭曲的图像在看着我们。或许它是带着诚实的信念被描画出来的。或许有活的榜样的个别线条得到了复制。但整个犹太人种都是“犹太血统”的必然结果吗？大资本家、傲慢的作家、在近几十年的革命运动中起着领导作用的不安分的脑袋，他们是犹太人的唯一的代表或哪怕是最真正的代表吗？在德国民族的所有层次中都可以找到对此问题做出否定回答的人：他们作为职员、邻居、中小学的和大学的同学来到犹太家庭中；他们在那里发现了仁德、理解、温暖的同情和乐于助人的精神；而且他们的正义感会油然而生，反对将这些人宣判为贱民。但其他许多人缺乏这种经验。主要是那些从一开始就在种族仇恨中长大的年青人被剥夺了这样的机会。在他们面前，我们这些在犹太人中长大的人有义务给出证明。
我在这些页张上想要写下的应当不是为犹太人的辩护书。阐释犹太人的“观念”和在歪曲面前为它辩护，说明犹太人宗教的内涵，撰写犹太民族的历史——所有这些都会有更为专业的人士来完成。而如果有人想了解这些，那么他会找到汗牛充栋的文献。我只想素朴地报告我作为犹太人所经历的东西；一个见证接着另一个见证，它们已被付印或会在将来发表：谁想无拘无束地从源泉出发来了解，那么它会向他提供咨询。——我的意图首先在于，记录我母亲的生活回忆。她一直在滔滔不绝地叙述，而如果我不能指望她在其高龄——她已经84岁——还能动笔写下这些，那么我就想尝试自己来叙述并尽可能忠实地复述她的话。但这也表明是极其困难的。无法找到足够的宁静时间来做此事。我必须提出特定的问题，以便将如此多的秩序和清晰纳入到回忆之流中，从而使读者能够理解。但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出现：一些伸手可及的和确凿无疑的事实却无法得到确定。下面我会将一些与我和母亲的对话相衔接的简短记录列在前面。而后应当是我自己能够给出的我母亲的一幅生活画面。
布莱斯劳，1933年9月21日
埃迪·施泰因
相信并希望这篇文字的全文不久会被译成中文。这里为了纪念胡塞尔去世80周年而译出的节选仅仅是其中涉及胡塞尔及其同事与学生的部分。它已经离开施泰因的写作初衷甚远，不再完全是她“母亲的一幅生活画面”，而是已经成为她自己的生命回忆与记录。这个回忆录在现象学运动的文献中绝无仅有。一方面，它提供了自1913年起关于现象学运动的丰富资料和——如施泰因本人所言——“见证”，其中有客观的写实和记录，也有主观的观察与评价。另一方面，由于施泰因对胡塞尔的追随和对现象学运动的参与横跨了哥廷根和弗莱堡两个阶段，她既是哥廷根学派，也是弗莱堡学派的主要成员，既曾作为学生，也曾作为助手在胡塞尔身边学习和研究过——所有这些都赋予了施泰因的回忆以流动变化的视角和不同寻常的眼光。
除此之外，它还是一部女哲学家的回忆录，这意味着，它既充满了女性的敏锐与细腻，也富于哲学家的睿智与深刻。不只如此，施泰因性格中的生动俏皮的一面也表露无遗。此外，无须提醒的还有她的轻盈而隽永的文笔。倘若最后这点并未被读者在阅读中感受到，这也只能归因于译者的笔力不逮。
本文的标题和段落标题为译者所加，其中的所有脚注也为译者所加。
布莱斯劳注140
在［布莱斯劳大学的］第四个学期里我获得了这样的印象：布莱斯劳无法再向我提供了什么了，而我需要新的动力。客观上当然绝非如此。还有许多没有充分利用的可能性，而我在这里应当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但我急迫地想要离开。在高校的选择上，大学生歌曲的那种诗情画意不再起效。决定这个选择的显然是完全不同的东西。1912年夏和1912/1913年冬，在施特恩（William Stern）的研讨课上探讨了思维心理学的问题，主要与“维尔茨堡学派”（屈尔佩、毕勒尔、梅塞尔等）的研究著作相衔接。我在这两个学期里都承担了做一个课堂报告的任务。在我需要通读的论文中，我一再发现胡塞尔的《逻辑研究》被引述。有一天我在处理这个心理学研讨课的事情时遇到了莫斯契维奇（Georg Moskiewicz）博士。“别去管那些玩意儿了”，他说，“还是读读这个吧；其他所有人都只是从这里来的。”他递给我一本厚书：这是《逻辑研究》的第二卷。我还不能立即投入其中，正在进行的研讨课作业不允许我这样做；但我打算在接下来的假期里阅读它。莫斯注141认识胡塞尔本人；他已经在哥廷根随胡塞尔学习了一个学期，并且一直向往着再去那里。“在哥廷根所做的只是哲学思考——夜以继日，在吃饭时，在街边，时时处处。人们只是在讨论‘现象’。”有一天，在画报中可以看到一张哥廷根女大学生的照片，她获得了一个哲学著作的奖项：胡塞尔的才华横溢的女学生海德维希·马蒂乌斯（Hedwig Martius）。莫斯也认识她，而且知道，她刚刚与胡塞尔的一个年龄较大的学生汉斯·特奥多尔·康拉德结为连理。当有一天又是很晚才回到家里时，我在桌上看到一封来自哥廷根的信。我的表兄理查德·库朗不久前在那里成为数学私人讲师，并在那里与他的来自布莱斯劳的女同学内莉·诺伊曼（Nelli Neumann）结了婚。这封信是内莉写给我母亲的，里面含有对我们的婚礼礼物的答谢。它也叙述了这对年青人的生活；而后是这样一句话：“理查德将许多男朋友带到这个婚姻里，但鲜有女朋友。你是否想把埃尔娜注142或埃迪送到这里来上学？这倒会是一种平衡。”这恰恰就是我这里还缺少的最后一滴水。第二天我告诉惊讶不已的家人，我在将要到来的夏季学期想去哥廷根。由于他们并不知道前面的整个发展，因而这对他们无异于来自晴朗天空的一道闪电。母亲说：“如果这对你的学习是必要的，那么我当然不会阻拦你。”但她十分悲哀，比一次短暂的夏季学期的别离所应有的要悲哀得多。［……］
实现我计划的第一步是给我的表兄写一张明信片，请他提供下个学期哥廷根哲学家的讲座消息。他不久就为我寄来了新的讲座目录的印刷单。我利用圣诞假期来研究《逻辑研究》。由于它当时已经售罄，我不得不用哲学专业注143的那一本，并在那里度过我的假日。赫尼西斯瓦尔德（Richard Hönigswald）也常常去那里，有一次他终于问我，我在整个假期如此勤奋研究的究竟是什么。“啊，无非就是胡塞尔！”这是他对我的答复的回应。此时我敞开心怀：“夏天我去哥廷根”，我心花怒放地告诉他。“哦，如果自己的研究已经能够在这个方面走得如此之远也是很不错了！”他有些震惊。他在那个冬天首次做了一个思维心理学的讲座；这是他与现象学的分歧的开始，后来这个分歧蜕变为一种激烈的对抗。当时他的拒绝还没那么决然；但对他来说，一个女大学生举着飘扬的旗帜转移到那个阵营中去，总是一件不太正当的事情。我当时根本还没有这个想法。由于我十分赞佩赫尼西斯瓦尔德的洞察力，因此没有想到他会敢于让自己与胡塞尔平起平坐。因为当时我已经对此深信不疑：胡塞尔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家。从此以后，只要在赫尼西斯瓦尔德的研讨课上提到现象学，我就会作为“懂行的人”而被叫到名字。
除夕夜，莉莉·普拉陶、罗莎和赫德·古特曼朗诵了一首诙谐诗。针对每个在场的人都有一个段落，都是以著名的口头禅开始：这难道不是昏了头？她们在一个西班牙墙的后面演唱，脑袋从墙后探出来。每次在唱到叠句时，她们的脑袋都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露出的双脚（实际上是填塞了的鞋子和长袜，它们被穿在手上）。我的那段诗是：
有些女孩梦想着接吻，
但埃迪只梦想胡塞尔。
她在哥廷根会见到
胡塞尔鲜活地站在面前。
我也听到了一些稍为正经些的东西。在我们的除夕报上有一个关于蓝色小星星的童话，它以温柔的象征向我表明，我的亲人和朋友是如何将我在纯粹学问中的沉迷感受为：失去了我这个人。撰写这个童话的是莉莉。
所有为动身所做的准备都已渐渐完成。在确保了我自己夏天会在哥廷根之后，我有了一个新的想法。哥廷根不只是一个对于哲学家而言的天堂，而且对于数学家来说也是如此。所以我建议罗莎与我一起去。这对她当然很有诱惑力，但她担心自己是否负担得起。通常她是通过家教来赚取她的大学学习费用，而这在一个陌生的大学几乎是不可能的；在那里必须充分利用所有时间来接受它所提供的推动。但这恰恰是我为罗莎所希望的。她如此年青就一直在超负荷工作，这让我担心，而我很想让她脱出这样的运转，哪怕只是几个月的时间。有一天，当我与母亲独自在一起时，我玩笑地问她：“妈妈，你是一个有钱人吗？”她以同样的口吻回答：“是的，孩子；你想要什么呢？”这时我便端出了我的恳求：她是否愿意给罗莎提供资助，以便让她在哥廷根学习一个学期。母亲立即便答应了。当我告诉我的女友时，她便决定与我一同去；在与她的家人商讨后也有了这样的结果：他们可以从自己的资金中为她提供费用，而不需要动用我母亲的善良资助。我们的决定也使得格奥尔格·莫斯契维奇再次去哥廷根的计划得以成熟。这对我们来说太舒服了，因为他在那里已经为人所知，而且可以将我们引介到现象学家的圈子里。
我从来没有想过会离开一个学期以上的时间。尽管在一个小的大学里的学习在当时也是一种廉价的享受，但它总还是要比在家里花费得更多。而从童年开始就习惯了的节俭使得这样一种需要较长时间且花费更多的愿望根本无从产生。因而我也觉得母亲对于将要到来的分离所抱有的悲伤有些夸张。但我在内心深处——可能她也是如此——有一种悄悄的预感：这将会是一次十分伤感的别离。就像我是为了抵御这种几乎未意识到的预感一样，我做了一件本应会逼着我回头的事情：我去施特恩教授那里，请他给我一个心理学博士论文的题目。我偏好他甚于其他哲学家，因为根据我至此为止的经验，我相信他会最多地让我放开手去做。但在这点上我弄错了。他在研讨课上总是友好而不敏感地接受我们对他的方法的批评。但他如此固执于他的那些想法，以至于没有什么能够让他动摇；而在他的学生的研究上他也想获得对他自己研究的一种帮助。从我们的交谈中我清楚地了解到了这一点。他像以往一样友善地接待了我，也愿意理解我的愿望，尽管我还十分年青；但我无法认真考虑他给我的建议：我应当探讨——与我在这个学期所做的课堂报告相衔接——儿童思维的发展，而且是借助于询问实验，就是几年来一直在折磨着不幸的莫斯的那种实验。由于我打算经柏林和汉堡去哥廷根，我就应当从柏林出发去访问在波茨坦附近的克莱因-格利尼克（Klein-Glienike）“实用心理学研究所”，并让施特恩的同事奥托·利普曼（Otto Lipmann）博士给我看那里存有的图像资料，确定其中是否有适合此项研究的东西。这次在克莱因-格利尼克的访问是我为我的心理学博士论文所做的唯一的事情。
莫斯契维奇与利普曼先生交好，并且约好我们——他自己、罗莎和我——在一个下午前往那里。房主和他的有魅力的小太太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我们被邀请喝咖啡和吃晚饭，见到可爱的孩子，看过整个房屋，并且在那里的哈弗尔湖边徜徉散步。其间我们也有一次被领到敞亮的地下室房间里，“研究所”便设在那里。存放在一个抽屉里的图像收藏对我的吸引力不大，而聪明的利普曼博士也向我证实，用它们做不了什么。
我带走的是对一个美好下午的回忆连同这样的信念：这个论文没法做。对一个心理学论文的考虑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我的整个心理学的学习仅仅使我明察到：这门科学现在还处在穿着童鞋的阶段，它还缺少清晰的基本概念的必要基础，而且它自己还没有能力去拟就这些基本概念。而我从现象学那里至此为止所了解的东西之所以使我如此着迷，乃是因为它完全本真地处在这样的澄清工作中，而且因为这里所需要的思想装备从一开始起就是自己锻造的。对我的心理学课题的回忆在我的哥廷根之初还是一个轻微的压力，但我很快就把它甩掉了。
［……］
哥廷根
我走的是一段很长的路，从1913年4月我初次来到哥廷根那一天，到1921年3月我再次去那里——向着我一生中最重大的决定。亲爱的哥廷根！我相信，谁只要在1905年至1914年这个现象学家流派的短暂兴盛期在那里学习过，谁就可以估量：在这个名字中有什么东西在为我们奏响。
我当时21岁，并且对应当到来的东西充满了期待。
［……］
现在我终于要从诸多的次要状况转向那个将我引向哥廷根的主要事情上：现象学与现象学家们。莫斯在布莱斯劳曾给我这样的指示：“如果去哥廷根，就先去莱纳赫那里；而后他会料理其它一切的。”阿道夫·莱纳赫是哲学私人讲师。他与他的朋友汉斯·特奥多尔·康拉德、莫里茨·盖格尔和其他几个人原先是慕尼黑特奥多尔·利普斯（Theodor Lipps）的学生。在《逻辑研究》出版后，他们坚持要求利普斯在他的研讨课上与他们讨论这部著作。在胡塞尔应聘到了哥廷根之后，他们于1905年一同来到那里，想请大师本人为他们开示这门新科学的秘密。这就是“哥廷根学派”的开端。莱纳赫在这个圈子里第一个完成了任教资格考试并且成为胡塞尔的右手，首先是作为在他与学生之间的联系环节，因为他十分懂得与人交往，而胡塞尔在这方面却相当无助。莱纳赫当时约33岁。注144
我逐字逐句地听从莫斯契维奇的好建议。我相信，我在到达后的第一天就去了石壕街28号。这条街一直延伸到城市边缘。莱纳赫一家住的房子是最后一座。屋后是一片开阔的麦田；一条狭窄的步道在旁边穿过，向上通向威廉皇帝公园，穿过公园就可以到达俾斯麦塔，并进入哥廷根森林。当我询问莱纳赫先生时，金发女佣将我领到他的书房，并拿着我的名片去叫他。这是一间漂亮大房间，带有两扇高窗、深色的地毯和棕色的橡木家具。门口左边的两面墙几乎被书架一直覆盖到顶。右边有一扇带有彩色玻璃的移门通向隔壁房间。在这个门与一扇窗之间的角落是由一张厚重的书桌填塞的。书桌右边和书椅对面摆着为访客准备的休闲沙发。在两面书墙之间的角落里建起了一个舒适的空间：一张桌子、一张休闲沙发和几张沙发椅。写字沙发对面的墙上悬挂着一张米开朗基罗《创造人类》的复制品。这是我所见过的最舒适的和最有品位的书房。莱纳赫在半年前结了婚。这个宽畅住所的整个布置是由他的太太怀着至爱来构想，并按照她的指示来完成的。此外我并不相信我在第一次拜访时就已经把握到很多细节。因为只等了片刻，我就听到在长长过道另一端的一声喜悦惊讶的呼叫；而后就有人从那里跑了过来，门开了，而莱纳赫站在了我面前。他几乎不到中等个子，不强壮，但肩膀宽。下巴没胡须，髭须又短又黑，额头宽而高。棕色的眼睛透过夹鼻眼镜的玻璃发出聪明而仁厚的闪光。他亲切友善地欢迎我，劝请我坐在最近的休闲沙发上，并且自己斜坐在他的书桌旁。“莫斯契维奇已经写信告诉我您的情况。您已经研究过现象学？”（他的话带有很强的美因茨地方口音。）我做了简短的答复。他立即答应将我接受到他的“高级班训练课”中，只是还不能告诉我是在何日何时，因为他想与他的学生们再做商定。他答应我向胡塞尔做预先通报。“您也许想认识‘哲学学会’的某个人？我可以将您介绍给女士们。”我觉得，他不需要自己为此费心，莫斯契维奇会为我做引见的。“是的！那么您很快就会认识所有人的。”
我在这个初次会面后十分开心并且充满了深深的感激之情。就好像从未有人对我抱以如此纯粹的仁德一样！认识多年的身边亲人和友人已经证明了爱，这在我看来是不言而喻的。但这里有完全不同的东西。这像第一次看到一个全新的世界。几天后我收到一张明信片，上面告诉我练习课定在周一晚上六点至八点。可惜我在这个时间已经有了其它的我不愿意放弃的东西：马克斯·雷曼（Max Lehmann）的历史研讨课。因此我只好放弃莱纳赫的课程，尽管很不情愿。
在胡塞尔那里我先没有去他家里上门拜访。他在黑板上预告了在哲学专业的一个预谈。听说新来者也会在那里做自我介绍。我在那里第一次见到“胡塞尔鲜活地站在面前”。在他的外部显现上并无引人注目的或令人倾倒的东西。一个高雅的教授类型。中等身材，举止庄重，脑袋漂亮而凝重。他的语言立即透露出他是土生土长的奥地利人：他出生于摩拉维亚，并且在维也纳读了大学。他的亲切开朗也带有老维也纳人的味道。他刚满54岁。
在一般讨论后他将新来者一个个地叫到身边。当我的名字被提到时，他说：“莱纳赫博士先生跟我谈到您的情况。您已经看过我的东西了吗？”——“《逻辑研究》。”——“整个《逻辑研究》？”——“整个第二卷。”——“整个第二卷？那么，这也是一个英雄之举了”，他微笑着说。随之我便被接受了。
学期开始前不久，胡塞尔的新巨著出版了：《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它应当在研讨课上得到讨论。除此之外，胡塞尔预告说，他每周都会有一个下午在家，以便我们能够去他那里，并且向他报告我们的问题和顾虑。我当然立即买了这本书（即以它开启的《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鉴》第一卷；据说这个《年鉴》此后会汇集发表现象学家的研究著述）。在第一个“开放的”下午我发现自己是胡塞尔这里的第一个客人，并且向他报告了我的顾虑。而后其他人也来了。所有人都在关心同一个问题。《逻辑研究》给人留下印象，首先是因为它表现为一种对带有康德和新康德主义烙印的批判的观念论的彻底背离。人们在其中看到一种“新经院哲学”，因为眼光偏离开主体，转向了实事：认识重又显得是一种从事物那里获得其法则的接受，而不是——像在批判主义中那样——一种将其法则强加给事物的规定。所有年青的现象学家都是坚定的实在论者。但在《观念》中含有一些措辞，它们听起来完全就像是他们的大师想要倒回到观念论上。他向我们做的口头澄清并未能够平息那些疑虑。这是那个发展的开端，这个发展将胡塞尔越来越引向被他称作“超越论的观念论”（它与康德学派的超越论的观念论并不相等）的地方，在这里他看到了他的哲学的真正核心，并且将所有的精力都运用在对它的论证上：这是一条他的老哥廷根学生无法随他同行的道路，他和他们都为此而痛苦。
胡塞尔在霍恩路上有一所自己的房子，也位于城市边缘，在向“容斯”注145上行的地方。（容斯在他的哲学谈话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当胡塞尔在谈到事物感知时，它必定常常被用作例子。）这是根据他的太太的指示应和家庭的需求而建造的。大师注146的书房在上层，这里有一个小阳台，他可以走上去，在那里“沉思”。最重要的家具是一个旧的皮沙发。这是他在哈勒作私人讲师期间拿到一笔奖研金时购置的。通常我必须坐在沙发的一个角落上。后来在弗莱堡我们常常将我们关于观念论的讨论从一个沙发角引到另一个沙发角。在他的学生们那里，当他们自己在一起时，胡塞尔只是被称作大师（Meister）。他自己知道这一点，但对此压根儿不喜欢。我们私下用其有诗意的名字来称他的太太“马尔维娜”。她又小又瘦；她的闪亮黑发被平滑地分梳开来，她的棕色的眼睛生动而好奇地看着世界，而且总是带着一些惊讶。她的嗓音有些尖利和生硬，而且听起来始终像是她要责问一个人；但在其中掺杂着一些善意的幽默，这起到了缓和的效果。在她的面前总会担心有什么事情发生；因为她大半会说一些令人尴尬的话。她不喜欢的人会受到很不好的对待。但她也有极为明显的同情心。我自己在她那里始终只有非常友善的经历。我不知道我何德何能会受此优待。多年后或许还可以将原因归诸于我为她丈夫做了宝贵的服务。但当时我还是一个完全微不足道和无足轻重的大学生，她却如此热情地善待我。当我在她丈夫在身边时，她常常会中途走进来，说她想问候我一下。这样，最美妙的谈话就会戛然而止。她定期地去旁听胡塞尔的讲座，而且后来向我承认（我们所有人实际上早就知道这一点），她常常是在数听众的人数。她与哲学没有内心的关联。她将哲学视作她生活的不幸，因为在得到聘任前，胡塞尔不得不作为私人讲师在哈勒生活了12年。注147此后在哥廷根所得到的也还不是一个正式的正教授位置，而是一个私人的、由精力充沛且具世界眼光，但有些专横独断的文化部长阿尔特霍夫（Friedrich Theodor Althoff）特别为他设立的正教授席位；而他在系里的位置是一个十分难堪的位置。这些经验决定了马尔维娜太太要让她的三个孩子远离哲学。大女儿伊丽与我年龄相当。她学的是艺术史。外表上她与母亲很相似。但她在本性上更为温柔细腻。格哈特成为了法学家，但在后来的岁月里却并未将自己与哲学思考切割开来。沃尔夫冈当时还在上文科中学；他具有非同寻常的语言才华，而且想在大学里学习语言。小儿子是母亲的最爱。当她后来在他过早去世后——他17岁时作为志愿兵战死在佛兰德——谈到他时，人们可以了解她的心。有一次她对我说，她从未担心过沃尔夫冈的未来。她一直知道，无论他在哪里，在什么位置上，他都会让他周围的人快乐起来。
胡塞尔夫妇都是犹太人出身，但早年便转而皈依路德新教。孩子们所受的是路德新教的教育。有人讲述说——我不能保证这是真的——格哈特六岁时与大数学家希尔伯特的唯一孩子弗兰茨一起上学。他问小同学，他是什么（即哪个教派）。弗兰茨不知道。“如果你不知道，你就肯定是一个犹太人。”这个推理是不正确的，但却很有性格。后来格哈特经常谈到他的犹太家世。
那个夏天胡塞尔做的是关于“自然与精神”的讲座，是对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之奠基的研究。尚未发表的《观念》第二部分也应当探讨这个对象。大师是将它与第一部分一同起草的，但推延了为付印所做的加工，以便先处理《逻辑研究》的新版。当时对这个新版的要求十分急迫，因为这部书已经脱销多年，而且一再地被索求。
在莫斯契维奇到哥廷根后不久，“哲学学会”的第一次学期会议也召开了。这是真正的胡塞尔学生的较窄圈子，他们每周在晚上聚会一次，以便透彻地讨论特定的问题。罗莎和我根本不知道，我们立即便进入到这些精英之中是多么勇敢的行为。由于莫斯认为我们不言而喻地要一起去，我们也就以为是如此。否则会在一学期后才能知道有这个组织，而如果被引进来，也还要在自己敢于开口之前先恭恭敬敬、默不做声地听上几个月。但我立即便鲁莽地发表意见。由于莫斯契维奇绝对是最年长的，因而他便被委任为这学期的主席。但在这个圈子里几乎没有人像他那样在实事方面感觉自己如此无把握。在会上可以看出他扮演这个角色有多么不幸。他在桌上主持，但谈话的领导权每次都很快从他那里滑脱。我们的聚会地点是海斯特庄园主的房子。这是一位年青的地主，他乐于住在哥廷根，旁听哲学讲座，并且亲自与哲学家们交往。他很高兴我们在他那里聚会，而且他也不介意别人常常会将他在讨论中的看法当作无足轻重的扔到桌子底下。他的温柔的金发太太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都要比他更可爱。她是一位杜塞尔多夫画家的女儿。装饰房子的许多油画便出自她父亲之手。当我们来到时——常常是在真正的哥廷根雨天，穿着湿漉漉的雨衣和雨鞋——，仆人会默默有礼地帮我们宽衣。但可以注意到，他会在背后对这些奇怪的客人摇摇头。即便是当他在豪华的餐室为我们——随各人选择——沏茶或斟酒时，他也会观察到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我自己就永远不会忘记，汉斯·利普斯在一次热烈的谈话期间将他的雪茄烟灰弹在银质的糖罐里。
哲学学会的始创者们当时都已不再出现了。自从成为讲师并结了婚之后，莱纳赫就不再来了。康拉德和海德维希·马蒂乌斯在结婚之后交替地住在慕尼黑和贝根扎伯纳（Bergzabern）（普法尔茨州）。迪特里希·封·希尔德勃兰特去了慕尼黑，亚历山大·柯瓦雷去了巴黎。约翰内斯·海林想在下学期进行国家考试，并且为了能够不受干扰地工作而回到了他的家乡斯特拉斯堡。但这里还有几个人曾与这些学术权威一起工作过，现在他们可以将这个传统继续传递给我们这些新人。起着领导作用的是鲁道夫·克莱门斯（Rudolf Clemens）。他是语言学家。他的褐色胡须和他的领带、他的柔和嗓音和他的既深情又戏谑的眼睛让人回想起浪漫主义者的时代。他的声音是友善的，但这是一种不会为我注入绝对信任的友善。弗里茨·法兰克福特（Fritz Frankfurther）来自布莱斯劳并且学习数学。从他的棕色的眼睛中看出来的是童心的爽直、忠心和善良。在哲学思考上的极度快乐是为我们大多数人所各自拥有的，而在他那里则表现得尤为可爱。有一次他向我讲述胡塞尔的康德课程中的一些东西，这是我还没有听过的课，他突然打断自己，并且说：“不，现在要说的太美妙了，不应该事先透露它。您必须自己去听。”在所有人中给我留下最多印象的是汉斯·利普斯。他当时23岁，但看起来还要年青得多。他非常高，修长，但健壮，他的漂亮的、表情丰富的脸如同一个孩子的脸一般清新，而他的又大又圆的眼睛看起来就像一个孩子的眼睛一样在发出认真的询问。他所说的通常是一个简短的，但十分确定的句子。如果有人请他进一步说明，那么他会解释：无法说得更多，实事本身会让人开悟的。于是我们不得不满足于此，而且我们所有人都相信他的明察的真切与深邃，即使我们还不能一同完成这种明察。在他难以用话语来表达时，他的眼睛和他的生动的、不由自主的脸部表情变化也就会更为迫切。此外，他在那年夏天不能定期参与晚上的聚会，因为他当时在进行医科大学预科考试，同时——以一项植物生物学的研究——做哲学博士论文。医学的和自然科学的学习充塞了他无法进行哲学思考的那些时间。他之前已经做了一些别的事情。他以室内装饰设计师和手工艺师开始，但这些都无法给他带来充实。不管怎样，他后来仍然喜欢做些手工，而且在他的本性中含有十分显著的艺术气质。在作为禁卫军中的龙骑兵于德累斯顿服役期间，他结识了《逻辑研究》，而这对他来说成为一个新生活的开始。这样他便来到哥廷根。他是这个圈子里唯一还与可怜的莫斯经常有私人聚会并且喜欢他的人。其他人都在背后取笑莫斯的动摇不定和他的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
在至此为止提到的这些人那里，哲学是真正的生命要素，尽管他们此外也还在学习其它的东西。还要加上另外几个人，他们的情况恰恰相反：他们的专业学科对他们来说是主要的事情，但他们本质上受到了现象学的推动。其中包括日耳曼学者弗里德里希·诺伊曼（Friedrich Neumann）和君特·米勒（Günther Müller），他们后来相对较早地在其学科中获得了正教授的位置。也有两位女士自几个学期以来就是哲学学会的成员：格蕾特·奥特曼（Grete Ortmann）和埃里卡·戈特（Erika Gothe）。她们比我大得多；两人在决定上大学之前都已曾在学校工作过。她们都来自梅克伦堡：格特小姐来自什未林，奥特曼小姐来自一个农庄。她［格蕾特·奥特曼］是一个又小又瘦的小人物，但走路时的步伐如此沉重，以至于她的大衣常常被哥廷根街道上的尘埃一直溅到很上面的部分。她说话同样十分急促，但那些听起来像是隆重布告似的语句，其内容却让我常常觉得相当平凡。但她并不常常开口，而是在研讨课上和在哲学学会中睁着她的又大又蓝的眼睛，带着心醉神迷的表情在聆听。在她那里，这让我觉得很滑稽。但在埃里卡·戈特那里，吸引我的却是她敬畏沉默的姿态。奥特曼小姐很快便清楚地表明：她很不喜欢我。她自己后来在一次亲密的交谈中向我讲述说，莱纳赫有一次曾与她有深入良心的谈话，问她为什么如此不友善地对待施泰因小姐，而她又是那么可爱。她给出的论证是：“她总是那么干脆地参加讨论。而那些实事又是那么难。”此外，莫斯在第一次会议时就请我接受日志管理的任务，而我也毫不犹豫地表明愿意做此事。其他人似乎没有对我的主动性感到不满。他们对我十分友善，并且极为认真地对待我在讨论中表达的看法。无论如何，奥特曼小姐的行为造成的后果是她最初与整个圈子不再有进一步的个人交往。她与埃里卡·戈特好像是不可分的。而女士们的任务曾经在于，将我进一步拉拢过去。在这个夏天我并未想念她。因为我在人际关系方面的需求通过布莱斯劳的熟人而得到了充分的满足。此外，我很久以后才知道，在哲学学会以及大学之外还上演了些什么，而且当时甚至根本没有注意到，我已经被排斥出去了。
除了罗莎和我还有几个新引入的成员。贝蒂·海耶曼（Betty Heymann）是一个汉堡犹太女子，小个子，长得不太正常。纤细而柔和的脸被过大的牙齿所损害，漂亮的眼睛显得异常聪慧和明亮。她是乔治·西美尔的学生，也想在他那里完成博士考试，她到这里来先学习一个学期，为了也认识一下胡塞尔。同样，弗里茨·考夫曼也已有了一个他可以带着骄傲回顾的哲学过去。他从马堡的纳托普那里来，因而内心已经接受了那么多的新康德主义，以至于他如此难以适应现象学的方法。他是一个来自显然非常富有的莱比锡犹太商人家庭的长子。由于还有两个弟弟可以接管他父亲的买卖，因而他可以完全献身于哲学，而且直接向着高校生涯奔驰。他是我们中间唯一无需考虑面包学业的人。在这个通常不会关心外在的事物的圈子里，他的讲究的穿着很是引人注目。当有一次他的邻桌，一个美国人，相当用力地挤出钢笔墨水，而考夫曼显然在担心他的浅灰色西装时，大家都在暗自窃笑。他的语言是无可指责的标准德语，不带一丝一毫的萨克森痕迹，而利普斯的最大沮丧就在于他一开口就泄露出他的萨克森人身份。（他绝不想是萨克森人，而是一再强调，他是普鲁士人，因为他已经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普鲁士国籍。）
在胡塞尔那里做预谈的那天，我与罗莎下午第一次去了俾斯麦塔。在我们中途努力采集紫罗兰时，考夫曼赶上了我们。他认出在早上会面时的我们，向我们问候并且友好地说：“这里有那么多的紫罗兰。”随之便引出了第一次的对话。偶然间他向我们说起，在初次访问莱纳赫时他“差点被扔出来”，而且莱纳赫坚定地拒绝他参加自己的练习课，这使我感到很惊讶。至此为止我根本不会想到，莱纳赫接待我时所带有的善意，很可能是一种个人的褒奖。后来在参加了莱纳赫的练习课之后，我才找到了解释。尽管具备所有的好意和友善，他也非常严厉地拒斥任何一种狂妄自负。而考夫曼有可能在他面前介绍自己时附带了一些自信。由于这种态度以及在他语言中的某种做作，他几乎在所有人那里都会对自己造成损害。但我很快便注意到，这只是表面。我有时会擅自做一些狠狠嘲弄他的事情，同时不去顾及他显摆出来的尊严。而后他会十分惊讶的看着，就像在看某种完全不寻常的东西，然而这好像对他很有效果；他逐渐变得不拘束了，而且他的声音时而也变得完全纯朴和亲切起来。
在胡塞尔的研讨课上也有一些人是在他身边工作，但并不参与哲学学会。当我在开学后不久的一个晚上受邀去库朗夫妇那里时，理查德说：“如果你参加了胡塞尔的研讨课，那么你一定已经认识了贝尔。”他是一个加拿大人。我注意到有几个美国人和英国人，但不知道他指的是谁。“他是哥廷根最和善的大学生。你肯定会把他找出来的。”此后不久我在礼堂的斜坡上看见一个穿着运动服、不戴礼帽的大学生站在那里。他似乎是在张望某个人，而在他的姿态中有某种招人喜欢的自由不拘的东西。“这是贝尔”，我想。的确也是如此。他与其他现象学家在一起的时间不多。哥廷根的美国人和英国人形成了自己的殖民地，而且他们抱团抱得很紧。除此之外，他也有一个不是由专业学习来确定的朋友圈。其中就有我的表兄。通过他，我也知道一些贝尔的前史。他原先是工程师，但在北冰洋——他的家乡是哈利法克斯——航行时，开始了哲学思考。而后他先去英国学习，后来到了德国。偶尔有一次他告诉我，莫里茨·石里克的一篇书评使他注意到了《逻辑研究》，并将他引向了哥廷根。现在他已经在这里三年了，而且在胡塞尔这里做一个关于美国哲学家罗伊斯的博士论文。他已经31岁，但看起来要年轻得多。
在哲学学会中我们为那个学期选择的讨论对象是当时在《年鉴》上发表的第二部巨著，它在近几十年里对精神生活发挥的影响或许要强于胡塞尔的《观念》：马克斯·舍勒的《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年青的现象学家们受舍勒的影响很大；有些人——如希尔德勃兰特和克莱门斯——注重他甚于注重胡塞尔。他个人当时处在一个十分糟糕的境地。他与之离婚的第一任妻子让他在慕尼黑卷入了一场丑闻官司。在此期间公开的对他的指控材料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大学剥夺了他的任教权（venia legendi）；所以他不能进行教学活动；此外他没有固定的收入，靠他的写作维生——大都与他的第二任太太［梅丽特·富特文格勒（Märit Furtwängler）］住在柏林的一个低廉的膳宿公寓房间（Pensionszimmer）里，也常常处在旅途上。
哲学学会邀请他在那个学期到哥廷根做几周的讲座。他不被允许在大学里演说，我们也不被允许在黑板上张贴他的讲演公告，而只能口头通知大家。我们不得不在一个旅馆或咖啡馆的公共房间里聚合。这个学期结束时舍勒也来了。起先确定了在这周的几个晚上做讲演；但他并不懂得分配时间，而最后堆积了那么多材料，以至于我们必须每天都来。当正式的部分过去之后，他还继续与一个较小的圈子一起留在咖啡馆里几个小时。我只参加了一、两次这样的［讲座］后聚会（Nachsitzung）。尽管我急于想捕捉尽可能多的实事推动，但这里还是有些东西让我反感：他说到胡塞尔时的口气。舍勒当然也极力反对观念论的转向，而且差不多是居高临下地来表述自己的意见；一些年青人现在允许自己用一种讥讽的口气来说话，而这种不恭不敬和忘恩负义让我感到气愤。胡塞尔与舍勒的关系并不完全纯净透彻。舍勒在每个场合都强调，他不是胡塞尔的学生，而是独立地发现了现象学的方法。诚然，他并未作为大学生在胡塞尔那里听过课，但胡塞尔深信舍勒的依赖性。他们彼此相识已有多年。胡塞尔作为私人讲师住在哈勒时，舍勒住在附近的耶拿；他们常常会面并有思想交流。注148每个人都知道，舍勒会如何轻而易举地从他所认识的或者哪怕只是读过其著述的其他人那里获得推动。种种观念飞往他那里，在他那里继续工作，而他自己并未意识到它们的影响。他可以心安理得地说：这都是他自己的财富。除了这种关于优先权的竞争之外，在胡塞尔那里还有对他学生的另一种严肃的担忧。他付出了最大的努力来培养我们的严格实事性和缜密性，培养“彻底的智识的诚实性”。但舍勒的方式却是播撒天才的启示，而不对它们做系统的探究，这种方式含有一些让人眼花缭乱并充满诱惑的东西。此外，他谈的是切近生活的问题，它们对于每个人而言都是事关重要的，而且特别能够打动年青人，不像胡塞尔仅仅谈论冷静而抽象的事物。尽管有这些张力，当时在哥廷根两人之间还是有友好的往来。
舍勒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令人着迷的。我从未在任何人那里如此纯粹地遭遇过这样的“天才现象”。从他的蓝色大眼睛中放射出一个更高世界的光芒。他的脸的线条是优美而高贵的，但生活在上面留下了蹂躏的痕迹。贝蒂·海耶曼说，舍勒让她回想起道林·格雷（Dorian Gray）的一幅画像：那幅神秘的画像，在其中扭曲的线条勾画出原型的荒芜生活，然而人却还保持着他的完好无损的青春美丽。舍勒说话很急切，甚至带有戏剧般的生动性。他特别喜欢的那些语词（例如“纯然的何物性”）是带着虔诚和温情而被说出来的。在与他认定的对手争辩时，他的语气是蔑视的。当时他处理的问题也构成他刚刚出版的书《论现象学与同情感理论》的论题。它们对我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我刚刚开始致力于“同感”（Einfühlung）问题。
在实际生活中，舍勒是无助的，像个孩子。我有一次看见他站在一家咖啡馆的衣帽架前，面对一排礼帽束手无策：他不知道哪个是他自己的。“现在您缺少了您的太太，不是吗？”我微笑着说。他赞同地点点头。如果看见他如此，就不可能对他生气——尽管他做的那些事情若换了其他人就会遭到谴责。哪怕是他的那些错误的受害者们也常常会维护他。
对于我和许多其他人来说，他在那些年的影响已经具有远远超出哲学领域的重要意义。我不知道舍勒在哪一年回归了天主教的教会。注149不可能是在那段时间之前很久的事情。无论如何，在那段时间里，他完全被天主教的观念所充塞，而且懂得用他的精神的闪光和他的语言强力来为它们做宣传。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我在那时还全然无知的世界。它还没有将我引向信仰。但它为我开启了一个“现象”的领域，我现在无法再视而不见地绕开它们而行。对我们的一再提醒并非是徒劳无益的：我们对所有事物的观看都应当毫无成见，应当抛弃所有的“眼罩”。我是在理性主义成见的屏障中成长起来的，自己对此全然不知，而当这些屏障垮塌时，信仰的世界便突然伫立在我的面前。这里生活着我每日与之交往的人，我钦佩地仰望的人。这个世界至少是值得认真思考一番的。暂时我还没有对信仰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因为我当时过多地为其它事物所充塞。我满足于对来自我的环境的推动做无抵抗的接受，并因此而——在我没有留意的情况下——逐渐地被改造了。
［……］
我是因为哲学才来到哥廷根的，并且想在这里将我的大部分时间奉献给它。但其它专业也不应当被怠慢。由于我打算只住一个夏天，所以我也很愿意充分利用它来认识其他的日耳曼学家和历史学家。在理查德·维森费尔斯（Richard Weißenfels）那里的一个关于“布尔纳、海涅与年青的德国”的课程与其说是工作不如说是休闲。严格而可怕的爱德华·施罗德（Edward Schröder）也被我当作“现象”来享受。他是一个又高又壮的男子，蓄着宽宽的、夹杂白须的、中间分开的胡子。他说的是一种“成熟的语言”——他家乡黑森的语言，这是他的骄傲。但我觉得，他说中古高地德语甚或古高地德语会更合适；每当他在课上朗读一段文本示例时我都会很高兴。与他在柏林的姐夫罗德（Gustav Roethe）一样，他也是女性上大学的反对者，而且至此为止没有在他的研讨课中接纳女士。但我共同经历了他的“转变”。当他在那个学期开始时将专业注150的钥匙分发给参加者时——为此我们必须一个一个地走上前去，用击掌向他承诺，不把专业图书馆的书拿回家——，他公开宣布，从现在开始他想允许女士进入学科的高班；这是她们用她们的勤奋和她们出色成绩挣来的。此外，他还是一个重情感的人；有一次，当他在讲座中想到一个去世的同事时，他的眼泪夺眶而出。
在哲学家中，除了现象学家之外，我还听了莱奥纳多·尼尔森（Leonard Nelson）的课。他还年轻，几乎不到30岁，但已经因为他的《论所谓认识问题》注151的书而在全德国都闻名遐迩或臭名昭著。在其中他极其敏锐地通过形式矛盾的证明一个接一个地“杀死了”近代认识论的所有较为重要的代表。在他的课程中——我听的是他的《实践理性批判》——，他的进程也并不更为温和。他用两张图表画来展示典型的矛盾；几乎每堂课都会为了新的对手而将它们画在黑板上，而且它们在听众那里被叫作“断头台”（Guillotine）；在战场上唯一活下来的是康德的学生弗里茨，尼尔森按他的名字来称呼他自己的哲学。他的伦理学是在对一个有所改动的绝然律令的推导中达到顶峰的。实际上整个讲座都是一种从自己预设的命题中导出的滴水不漏的演绎。他的推论是很难逃避的，但我绝对有这样的印象，错误是隐藏在前设之中的。危险在于，他将那些从其伦理学中理论上推导出来的东西也确定无疑地在实践中加以实施，并且也对他的学生们做同样要求。他的周围有一个年轻人的圈子（主要是青年运动的成员），他们完全受他的引导，并且按照他的指导原则来塑造他们的生活。曾一度处在他的影响下的理查德·库朗常常说：“就像联谊会大学生去喝晨酒一样，义勇军战士去上尼尔森的课。”尼尔森有真正的领袖本性；他的坚定的性格、不屈的意志、他的伦理观念论的宁静激情都赋予他以凌驾于人之上的强力。外观上他鲜有迷人之处：高个子，宽肩膀，步伐沉重，浅蓝色的眼睛上堆着沉重的眼睑，他的语言听起来也很沉重，有些疲惫，尽管他是带着决断和强调将一切都端出来。脸是难看的，但有吸引力；他的漂亮是在他的浓密的金黄色卷发上。他的话十分冷静而且枯燥；他会将主要的思路勾画在黑板上；在他写字和画图形时可以看出，他有一只画家的手。
他认为值得交往，同时却又不会无条件献身于他的哲学和生活方式的人只有很少几个。罗莎·海涅（Rosa Heine），一个俄罗斯犹太女子，便是这少数几个人之一，她已经在哥廷根学习心理学多年。我在心理学研究所认识了她，有一天我与她走在街上时，我们遇到了尼尔森。她问候他，向他介绍我，并且解释说：我们现在必须好好谈一谈。然后她就告辞了，并让我们独自继续走。尼尔森认得我是他的课程的听众，并且乐意听一下我对此会说什么，因为他知道我是胡塞尔的学生，而从这个阵营中并不常常会有人迷失到他那里。他自己并不十分了解胡塞尔的著述，他解释说，熟悉胡塞尔的又难又新的术语需要花费太多的时间。我问他是否曾对莱纳赫做过辨析；这会容易得多。“莱纳赫是更清楚，但因此也少了深刻。”这个回答言简意赅。随之我们的谈话便告结束，因为我们已经到了他要去的范登霍克与鲁布莱希特（Vandenhoeck und Ruprecht）出版社的门前。过了好几年我才与他本人再次会面。
在心理学研究所里我听了格奥尔格·埃利亚斯·缪勒（Georg Elias Müller）的“眼感觉的心理物理学”，这是一位使用纯粹自然科学的旧运行方法的老前辈。这里有一种精确性，它吸引着我，而且它对我来说要比我在施特恩那里所学到的东西更值得信任。但我在它那里得到的乐趣仅仅像是我在理论物理学和数学上得到的乐趣：这是一些我很乐于了解的研究领域，但这些领域中并不包含对我自己而言的任务。缪勒是一个暴躁的现象学反对者，因为对他来说，除了经验科学之外，不存在其它科学。与此相反，胡塞尔则建议我们去听缪勒的课，因为他很看重我们对实证科学方法的了解。除了缪勒，大卫·卡茨也作为私人讲师在研究所工作，他在大学时代也研究过现象学，而且可以在他的讲座中注意到，他受到了这方面的促进。通过莫斯契维奇和罗莎·海涅（他们后来结为连理），我也认识了他本人。研究所里的运动十分奇特。缪勒有一些学生想在他这里进行博士考试，尽管这并非易事。常常要在几个月之后才能将实验规定与必要的机器凑在一起。没有人会告诉其他人，他做的研究究竟是什么。在这个位于保丽妮街（Paulinerstraße）的旧建筑的不同实验室中，他们在他们的机器前神秘地转来转去地工作。有一段时间我曾被一个丹麦心理学家用作实验人。我在黑暗的房间里坐在一台速示器（Tachystoskop）前，有一系列各种不同的、绿色闪亮的形状对我展示出来，每次都是一瞬间，而后我必须说明我看到了什么。我在这里看出，这里涉及的是对形状的再辨认，但我没有得到进一步的解释。我们现象学家对这些故弄玄虚的做法一笑了之，并且为我们自由的思想交流感到高兴：我们并不担心，一个人可能会抢走另一个人的成果。
除了哲学之外，对我来说在哥廷根最重要的是在马克斯·雷曼那里的研究。我在布莱斯劳就已经彻底研究了他的关于施泰因男爵的巨著，并且很高兴认识他本人。我听了他关于专制主义和启蒙时代的大课以及每周一小时的关于俾斯麦的课程。让我感到高兴的是他的欧洲式思维方式、他的伟大老师兰克的遗产部分，而且我为通过他而成为兰克的一个徒孙女而感到骄傲。我当然不能在所有方面都赞同他的观点。作为老汉诺威人他有很强烈的反普鲁士心志；英国的自由主义是他的理想。当然这会尤其强烈地表现在他的俾斯麦讲座中。由于片面性始终会推动我去正确地评价对立面，因而我在这里反而比在家里更多地注意到了普鲁士天性的优点，而且我的普鲁士人意识还得到了强化。
我已经提到过，为了参与同时进行的雷曼的研讨课，我放弃了莱纳赫的练习课。当我注意到雷曼讨论课上提出了哪些工作要求之后，我几乎要为选择了这门课而后悔；因为我并不想在哥廷根花费那么多时间在历史学习上。我们整个学期的任务是对当时德国的帝国宪法与1894年的宪法草案做一比较。对于这个问题研究的最重要书籍被集中存放在大练习课室旁边的小工作室里供我们使用。我在那里度过了一些时光。但最让人难受的惊讶在于，每个新来的成员都必须承担一个长篇的书面作业。论题在第一堂课上就被分配了，而且是每两个人——尽可能是一个先生和一个女士——都做同一个论题。交稿的时间也立即被确定。这些作业会在这学期下半段的课上受到讨论。为此，两个受害者必须在马蹄铁形状的桌子旁面对雷曼就座，并且做出答辩。这对他来说是一个亲自彻底地认识一个人的机会。他的视力很弱，如果我们坐得较远，他就无法看见我们。在每个学期开始时他都让人画上桌子并将每个参与者的名字填在他的座位上。而后他便将我们认作我们的座位功能，而我们不可以再改变次序。我的论题是：在1849年宪法草案中的党纲之实现。在学期就要结束时才轮到我的同伴和我。我们此前并不认识；但由于我们是在相同的负担下叹息，有几次他陪我回家，以便在途中向我倾谈他的顾虑。他是一个聪明而勤奋的人；我完全信任他的工作。我们的任务是艰苦的。必须完全了解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各个党派的行进状况，必须设法获得那些纲领：它们并不都是容易得到的，尽管其中的大多数都在一部便利的文集中得到付印；我找了很长时间才从海德堡图书馆的1848年旧报纸装订本中得到一本。而后才开始进行比较研究。整个学期我都处在这样一种压力下。终于到了雷曼来考查我们的那堂课了。不过他做此事时总是采取一种非常友善的方式，而且这次也对谈话的进程表示相当满意。诚然，还出现了一个悲喜剧的难题：他不能完全辨读我的报告，因为对他的弱视的眼睛来说，墨水太淡了。一位年长的女同事（在大学读书的女教师）给我一个好的建议：去找雷曼并且问他，我是否应当用打字机再誊写一遍。因此我便去了市民街（Bürgerstraße），他在那有一栋自己的住宅，一幢被一个园子包围着的较老的房子。我被领到楼上。还在他书房前的前厅里就已经布满了直达屋顶的书架。雷曼很亲切地接待我，他说不需要再誊写报告了。他现在通过讨论已经有了确切的了解，而且感到非常满意。总的说来女士们都不错！如果没有那些勤奋而出色工作的女士们，他的研讨课还不知会怎样呢！我觉得这有些夸张，并感到有义务为我的男性同事做些辩解：也有一些做出了成就的先生们。他对这个反驳有些吃惊，但认可我的说法。“噢，是的，个别的。例如您的同伴也提交了一份好报告。”而后就来了一个大惊喜。雷曼向我透露，由于他对我的报告是如此满意，因而他乐于将它接受为国家考试论文；我只需做一些小补充。这不是一个异常的表彰；雷曼常常会让人将出色的研讨课报告作为国家考试论文递交。但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些，因为我至此从未对哥廷根的考试运作有过丝毫的关心。此前我将国家考试视作某种离我很遥远的东西，因为我的意图始终在于先读博士。而且此外我也只是这个夏天来哥廷根，并且计划在布莱斯劳进行国家考试。当然，距离学期末越近，我就越是觉得现在离开并不再回来的想法是不可能的。在我身后的这几个月不应该是插曲，而是一段新生活的开端。现在它从一个我没有丝毫期待的方面为我提供了帮助。总不能放着一个业已完成的国家考试论文不用吧！我的家人也会明白这一点的。
我相信，在从这次富有成效的访问出来的回家路上，我的计划就已经形成了。我首先必须调整我与施特恩教授的关系。他收到了一份关于这个学期的进程的报告：我在我的心理学论文上什么也没做，相反我已经完全熟悉了现象学；现在我的迫切愿望是继续在胡塞尔这里做研究。他的回答充满了善意：如果我有这个愿望，那么就只能建议我在胡塞尔这里读博士。我在家人那里也未遭遇抵抗。现在要迈出的是最大的一步：我去胡塞尔那里，并且请求在他那里做博士论文。“您已经走得那么远了吗？”他吃惊地问。他已经习惯于人们在敢于进行独立研究之前先在他那里听几年课。无论如何，他没有拒绝我。他只是向我指明了所有的困难。他对一个博士论文的要求是很高的；他估计为此需要三年的时间。如果我打算做国家考试，那么他会迫切地建议我先做这个，否则我会过于脱离开我的其它专业。而且他自己十分看重在一门专门科学中做出些出色的东西。仅仅做哲学是没有用的，需要以对其它科学的方法的透彻了解作为坚实的基础。尽管这将我至此为止的计划颠倒了过来，并且使我的心情有些沉重；但我不为任何事物所惧，而是准备接受任何条件。这时大师变得和气了一些。他说，如果我现在就已经选择题目并且开始研究，那么他不会反对。如果我在对国家考试的前期准备中已经走得足够远，那么他就会如此地交给我一个国家考试论文的任务，以至于我日后还可以将这个论文扩展为博士论文。
于是现在的问题就是，我想做哪方面的研究。我不会因此而感到为难。在他关于自然与精神的课程中，胡塞尔曾谈到，一个客观的外部世界只能以交互主体的方式被经验到，即是说，通过多个彼此处在相互说明关系中的认识个体。据此，对其他个体的经验构成了对外部世界的经验的前提。在与特奥多尔·利普斯的研究的衔接中，胡塞尔将这种经验称之为同感（Einfühlung），但他并未充分地说明同感是什么。因而这是一个需要得到填补的缺口：我想研究同感是什么。这让大师感觉不错。诚然，我于此立即便得到了一片新的需要吞食的苦药：他要求我，将我的研究作为对特奥多尔·利普斯的辨析来实施。因为他很愿意他的学生们在其研究中去澄清现象学与这个时代其它重要哲学流派的关系。他自己在这方面做得很少。他已经过多地被他自己的思想所充塞，因而没有时间再去辨析他人。但即使在我们这里，他的这个要求也很少得到赞同。他常常微笑着说：“我将学生们培养成系统哲学家，而后我吃惊地发现他们不喜欢做哲学史的研究。”但他暂时还是铁面无情的。我不得不去啃这些酸苹果，即透彻地研究特奥多尔·利普斯长长的一系列著作。
现在这又是一次后果重大的访问。必须制定全新的计划。但我也很快就完成了。如果我应当在做博士之前先做国家考试，那么我就要尽快地将国家考试摆脱掉。我现在已经读了五个学期。这样我就还不能去报名考试。当时规定的最少学期数是六学期。它产生于古老的年代，那时还没有那么多的材料需要掌握。现在大多数人都用八至十个学期的时间。这在我这里是不可能的。我已经做了决定：在即将到来的冬季必须完成同感研究的草稿，而且必须在口试方面做好如此的准备，以至于我在学期结束时就可以报名考试。
这是我在哥廷根第一学期的结果。我于8月初放假回家。我已不记得，我是否是与罗莎同行的。对她来说这是与哥廷根的最后告别。我们放弃了我们的住所，因为它对我一个人来说太贵了。我想在秋天为自己找一个新的营地。
［……］
10月下半月，讲座开始的前几天，我又来到哥廷根。我租了一个房间，在席勒街32号，与库朗夫妇的住所只隔了一个住宅区。整条街都是新造的，房间是现代的，且有品位，带有白色的屋顶、浅灰色墙纸和窄镀金边框。房东属于十足的中产阶级；穆斯曼太太既不年轻，也不漂亮，但非常友善。如我至此为止所习惯的那样，她在早餐时为我准备牛奶，晚饭时为我准备茶。在几个月后她也着手从他们的饭菜中取一份午饭给我送来；这样我就只需要给少许钱就得到比在客店里更好的照料。我的房间位于住宅外，有一个自己的楼梯入口；这是一个底层房间，因此可以在街上用一根手杖敲击我的窗户。理查德有几次曾以这种方式让人注意到他，如果他晚上听完音乐会回家并发现我这里还亮着灯。我在这个冬天非常孤独。在罗莎与我同住期间，我们两人都没有感受到丝毫的乡愁。我现在如此地想念她。我避免走长盖斯玛街，因为看到我们的老住所会让我过于揪心。因此我也从未忍心去拜访我们以前的好房东。忠实的丹茨格注152继续接我去做周日的散步。我只是现在不再像以前那样有那么多时间来做此事，因为我完全沉迷在我的伟大工作计划中。此外我也必须承认，这位好青年让我觉得有些无聊。
莫斯契维奇也重回这里，我更愿意由他来陪同，虽然与他的交往越来越令人精疲力竭。通常他会请我为他空出周日下午；但我必须估计到，上午会有一位红衣骑车人捎来一封取消函。有时会有第二个接踵而来，将这封取消函重又收回。我并不因此而生他的气，因为我看得出背后隐藏着什么。现象学是他的不幸的爱。它败坏了他对心理学研究的兴致，而他无法再回到那里；但在现象学中他从未走出过开端的困难，而且无法在其中成就任何独立的东西。他相信我已经超过他了，并且必须充分利用每次的聚会，以便让我带他前行。另一方面他又害怕这些谈话，因为它们会再次让他灰心丧气。当我们谈论其它事情时，他很自在，但他很少让自己有此享受。他再次来到哥廷根主要是因为莱纳赫答应，他可以每周一次独自到莱纳赫那里去。他对这些下午最为看重，它们应当给他带来对所有怀疑的解答。因而当莱纳赫在学期末有一次向我承认，这些谈话对他来说是一种负担时，我大大地吃了一惊。他知道我很了解莫斯契维奇，并想听一下我对他的评价。莱纳赫自己觉得他是无药可救了。“他应当留在他的心理学那里，作为现象学家他将会永远一事无成。难道就没有人能告诉他一下？”我恳请他不要这样做。就我对莫斯契维奇的神经质状况的了解，我担心他会挺不住这样一个打击。莱纳赫也允诺不去说什么，并且继续耐心地一再重复倾听这同一个怀疑和顾虑。反过来，我这方面承担的任务则是悄悄地影响他，让他在哥廷根不要再滞留到这个冬季之后了。确实，他接下来的夏天是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度过的，以便在那里通过重要的心理学家［韦特海默（Wertheimer）、盖尔普（Gelb）、柯勒（Köhler）］的推动而获得进一步的帮助。
对我来说，这个冬天带来的哲学促进比夏天的还要大。胡塞尔讲了他的康德课程。但主要是我的学习计划允许我这次参加莱纳赫的讲座（哲学引论）和他为高年级学生开设的练习课。夏天我只是偶尔在我刚好没课的时间里旁听了他的课程。听他的课程是一种纯粹的乐趣。他在面前放着一些手稿，但好像几乎不去看它们。他说话的语气生动而欢快，轻盈、自由和高贵，而且一切都是那么透明清晰和富有说服力。人们会有这样的印象：这对他是毫不费力的事情。当我后来能够看到这些手稿时，我十分惊讶地注意到，它们从头到尾都得到了逐字逐句的精心处理，而且在学期的最后一次讲座下他通常会写下：“完毕，谢天谢地！”所有这些鲜亮的成就都是难言的艰辛与煎熬的结果。
莱纳赫的练习课是在他住所进行的。由于我们此前刚好有胡塞尔的课程，因而有一个20分钟的延续时间，直到我们到达石壕街［28号］。在漂亮书房里的课程时间是我在整个哥廷根期间的最幸福时光。大概我们所有人在这一点上都是一致的，即我们于此在方法上学到的最多。莱纳赫与我们讨论他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刚好探讨的问题，在那个冬天和接下来的夏天是运动问题。这不是讲授与学习，而是一种共同的寻找，类似于在哲学学会中，但借助于一个可靠的引领者。所有人都对我们的年轻老师抱以深深的敬畏；在这里没有人敢轻易说出一句仓促的话语，我几乎不敢在没人问的情况下开口。有一次莱纳赫提出一个问题并且想知道我对此怎么想。我努力地一同进行思考，并且非常腼腆地说了几句我的看法。他极为友善地看着我，并且说：“我也是这样想的。”我无法想象比这更高的奖励。但这些夜晚对他也是一种煎熬。在两个小时过去后，他根本不想再听到“运动”这个词。在我们这个圈子里当时有人对他提出了一些异议，它们迫使他最终完全放弃了最初的起点。他在复活节后再次完全从头开始。后来我在他的书面草稿中也可以确定这个断裂。
除了哲学之外，我现在将我听的讲座限制在最小量上，以便可以尽可能多地在家里工作。我开始对口试做系统的准备：对于历史、德国文学和哲学史来说，这意味着汗牛充栋的记忆材料。还要加上另一些东西。哥廷根的哲学系在几年前划分为一个数学-自然科学部和一个语言学-历史部。哲学家们必须决定，他们想要从属于哪个部。尽管自己有一个数学的过去，并且尽管为他应聘哥廷根而曾付出努力的数学家们会感到不快，他［胡塞尔］还是选择了另一个部，出于实事的信念：哲学与精神科学有更多的内在共属性。但在语言学部进行的博士论文答辩要求提供文科高级中学的毕业证书（Abitur）。与我一样上了实科中学（Realgymnasium）的海德维希·马蒂乌斯曾以在胡塞尔那里写的一篇研究论文而获奖，她为了博士论文答辩而去了慕尼黑，因为那里不存在这个难题。我立即决定，追加一个希腊语的补充考试，但我想将它推延到国家考试之后，以免一下子要得太多。因此，当胡塞尔太太有一次告诉我，古希腊语（Graecum）考试必须在博士论文答辩前六个学期做完时，我感到非常为难。我立即去了语言学部的系主任那里——当时是考古学家科尔特（Körte）——，向他咨询那些规定。他认为，可能存在这样一种规章，他不知道以后的系主任会如何对待这种事情；他自己会赞成将这个条件忽略不计。但为了保险起见，我可以去找语言学家海尔曼·舒尔茨（Hermann Schultz），他在哥廷根开设一门给希腊语初学者的课程班，我可以让他为我出具证明，证明我现在已经会希腊语。于是我用几周时间重温了我在布莱斯劳的前几个学期的知识，而后去了舒尔茨博士先生那里。他是一个还年轻的私人讲师并且住在他母亲那里，她有一个不寻常的称号“阿博特太太”（Frau Abt）注153。实际上这是布尔斯费尔德的本笃会修道院在移作俗用后交付给了哥廷根大学；每次会有一个路德新教的神学家被委托管理的职责，并且被视作“阿博特”。
海尔曼·施密茨友好地接待了我。在我向他陈述了我的事情之后，他约我第二天去做一个小考试。他给我翻译的是修昔底德，我至此为止没有读过他的东西，但我对结果感到完全满意。他说，他很高兴，在初学者课程班上就可以获得这么多东西。显然他在自己的授课中至此为止有这样的印象，即他的辛苦是相当徒劳无益的。我得到了一个不错的证明，希望日后可以用它来帮助我达到目的。
但在其它学业方面，我的经验让人沮丧。我曾希望，一次性的透彻研究就足够了。但在几周之后我惊慌地发现，许多东西都已经从我的记忆中消失了。如何能够做到，在适当的时刻当下地拥有所有这些小玩意儿呢？但这个担心与我的哲学研究给我造成的痛苦相比，分量要轻得多。它是我在这个冬天需要克服的绝对最高的山。白天的最大部分是献给它的。我的白天相当长；我六点起床，一直工作到深夜，几乎没有间断。由于我大都是独自吃饭，所以也可以在吃饭时思考。而当我上床时，我会将纸张和铅笔在床头柜上摆好，以便我可以立即记下夜里涌现给我的思想。当我在梦里想到一些我觉得相当聪明的东西时，我常常会从睡梦中惊起。但当我想在清醒时把握它们时，我总是觉得没有东西可以抓得住。在去大学的路上我也始终在对我的同感问题绕来绕去地沉思冥想。我常常在哲学专业度过白天的大部分时间，以便在那里研究特奥多尔·利普斯的著作。有时我干脆不去吃午饭，而是带上一些烤制的点心在工作小憩时食用。当我在预定的时间从哲学研究转向其它学科时，我的感觉就像是我的大脑必须做180度的旋转。我一本接一本地读书，做长长的摘录，而材料收集得越多，我的脑子也就越晕。胡塞尔在同感下面——根据他的少量暗示——所想的以及利普斯所说的，彼此间显然没有很多关联。在利普斯那里，这恰恰是他的哲学的中心概念，它主宰着他的审美学、伦理学与社会哲学，但也在认识论、逻辑学和形而上学中起作用。这些领域越是繁杂，这个概念向我闪烁的色彩也就越是斑斓，而我绞尽脑汁想要抓住某种统一的和确定的东西，以便能够由此出发去理解和阐释所有的变化。在这里我第一次遇到我后来在每次研究工作中都一再经验到的东西：只要我尚未在自己的研究中弄清相关的问题，书籍对我就是百无一用的。现在我心中，这种为清晰而进行的搏斗带着巨大的煎熬在进行，而且让我日夜不得安宁。当时我忘记了如何睡眠，而且过了许多年我才重又获得宁静夜晚的馈赠。
我的工作逐渐地将我引入了一种真正的绝望之中。在我的一生中，我第一次站在某种我无法用我的意志来强迫的东西面前。在我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我母亲的格言已经深深地扎根在我心中：“只要愿意做，就能够做”以及“只要打算做，亲爱的上帝就会来帮助”。我常常赞扬自己，我的脑壳比最厚的城墙还要坚硬，而现在我撞得头破血流，但无情的墙却不愿让步。这对我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我已经觉得生活是无法忍受的。我时常对自己说，所有这些都是荒唐的。如果我不能完成博士论文，那么这对于国家考试大概应当够了；而如果不能成为伟大的女哲学家，我或许还可以是一个可用的女教师。但理性的理由无济于事。我无法做到过街时不希望有一辆车从我身上轧过去。而如果我做一次远足，我会希望摔到山下去，不活着回来。
没有人猜到我的内心状况是如何的。在哲学学会里和在莱纳赫的研讨课上，我在共同研究时是快乐的；我只是害怕这些让我感到安全的课时的结束，以及我的孤独战斗的重新开始。有几次胡塞尔在研讨课上要求我报告我的工作进展。而后我必须在晚上到他那里去。但这些谈话并未使我感到轻松。当我讲了几句之后，他就觉得自己有话要说，并且一直说到他累得无法继续讨论为止。我离开那里时可以对自己说：我学到一些东西——但对我的研究工作而言很少。这也是他的研讨课的通常进程。
汉斯·利普斯通过莫斯而听说了我的论题，并让人告诉我，他对此非常感兴趣，而且很想就此听听我的说法。有一次在胡塞尔的研讨课后，他请我和他一起走。他领我走最近的路到他的住处，即是说，不断地穿过位于研讨课大楼对面的植物学研究所以及通向下卡施毕勒街6号的植物园。在研究所里他向我低声细语：“如果遇到某个人，我们必须说，我们来找奥特曼小姐，因为我们实际上是不能在此穿行的。”下卡施毕勒街是一条又窄又绕的小巷子，利普斯住在这里的一间小屋里，屋子是马斯（Maaß）太太的，她是一位木匠的妻子，举止不太招人喜欢，利普斯有些怕她。让·海林在哥廷根时也曾住在这里；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还有几位较老的现象学家也在这里住过。我们走上一条又窄又陡的台阶，而后走进“书房”：一间微小的小屋连同一些零散而可怜的家具。利普斯的脑袋几乎会撞到屋顶，而如果他站在屋子中间伸开双臂，他的手几乎要触到两边的墙壁。一个小门通向更小的小寝室。我不得不在沙发角上坐下，利普斯穿上一件白色的医生罩衫，装满烟斗，在他的小黄折叠书桌旁坐下，并且用他又大又圆的眼睛充满期待地望着我。现在无路可逃了：我必须做出答辩：我是如何思考同感的。他看起来不是很满意，并且提出反驳。但当我说，莱纳赫对我表示赞同时，他便活泼地叫起来：“那么您就把我所说的都删除吧。我对莱纳赫抱有最高的敬重。”学期结束时，我在斗胆向胡塞尔建议这个题目之前曾与莱纳赫谈过，而他给了我鼓励。但与利普斯的交谈还是让我感到极度沮丧。与他相比，我觉得自己还是现象学中的新手，而当我敢于做一些我力所不能及的事情时，这种印象就更为强烈了。
那时我偶尔会遇到利普斯与他的熟人中的一个在吃午饭。我在那几个月没有常去的饭馆，而是——如果还去吃午饭的话——去某个恰好摆在我路过的路旁的午餐桌。当两人看见我时，我不得不坐到他们的桌旁；这也是一个短暂的放松。而后利普斯告辞说，他在这里不能陪我去席勒街了。他必须现在赶快回家躺下睡觉。他现在正在尝试尽可能多地睡觉，并且在其它时间完全集中精力地工作。他已经睡过14个小时，但他希望逐渐能够达到21个小时。他在那个冬天行使哲学学会主席的职务；学期快结束时他必须为舍勒的客座讲座做准备，他感谢我将此也告知了我认识的人。但他不想在夏天时再来，那时他想到斯特拉斯堡的让·海林那里去。听到这个让我觉得很遗憾。我想，如果不能指望看见他的高大身影和他的海军蓝夹克在哪里冒出来，我会感觉自己更加失落。
圣诞节前不久，整个学生圈都应邀到莱纳赫那里共进晚餐。我至此还没有像较老的女大学生们所做的那样拜访过莱纳赫博士太太。我曾经在她定期参加的她的丈夫的讲座上见到过她。她是高个子，身材十分修长，她的走动有一种小鹿的优雅。对我们来说，最引人入胜的是她的毫不掺假的施瓦本方言。有一次，当我想去拜访莱纳赫时，她在石壕街上就走在我前面。在她住宅的门前她转过身来问候我，并且说：“您肯定是来找我丈夫的。”而后她带我进去，并且自己立即在他那里通报了我。几年后她向我叙述了当时我没有注意到的东西：莱纳赫当时站在上面的窗前已经看到她走过去；于是她压低声音喊：阿道勒（阿道夫的昵称）、男孩、心肝！他吃惊地摆摆手，因为他看见我跟在后面走来，后来他在上面还责怪她这样做是会让他在他的女学生面前很没面子的。
那天晚上我们在沙龙里受到接待，这个沙龙连同其银灰色毛绒大沙发让人感觉十分雅致，但没有其它房间那么舒适。晚饭时我们被叫到莱纳赫的书房，也许是因为这里比餐室更宽畅和更惬意。几张小桌子已经被布置好，每张上面都有一棵点燃的小树。没有电灯干扰温暖的烛光。我们站在这迷人的景象面前，就像圣诞夜的孩子们。由于在客人中只有三位女士，莱纳赫太太决定，每个女士都坐到一张桌旁，而先生们则自己选择坐在哪里。而她自己不得不选择较大的桌子，因为女主人当然要构成主要的吸引点。那里当然也是最活跃的。我偶然一次听到他们谈到“为罗马而战”注154——也许是说以前人们会以何种热情吞下那四卷书。而后莱纳赫太太的声音响彻整个房间：“这个我从来没做到过！”我找了一张最小的桌子，旁边只能坐三个人。我的绅士是埃德温·奥克福德（Edwin Oakford），一位富有的美国人，他在雷曼的课上也坐在我旁边，以及门瑟（Mense）博士，我在哲学学会就已认识他——一个有些闷闷不乐和心神不定的人，后来我们再也没有听到过关于他的消息。
这些社交活动当时对我来说是闪光点。我事先就会为此高兴很久，并且事后还会对此反复回味。它们也为我提供了给家里写的每周报告的素材，因为我并不想写我的烦恼和痛苦。
［……］
唯一知道我对自己工作进展不满意的——但并未猜测到它给我造成的折磨有多大——是莫斯契维奇。这个可怜的人当然没法帮助我，但在学期结束前几周他对我说：“您为什么不去找一下莱纳赫呢？”而且他劝说了我如此之久，直到我决定听从他的建议。下一个周五，在练习课结束后，我没有与莱纳赫道别，而是问他是否能够与我独自谈一会儿。他友善地答应了，但我必须等待，因为还有其他人要谈他们个人的事情。他与其中一人到另一个房间去了。一会儿他来找我去。现在我告诉他，我很想谈一下我的论文。“但一切都还是那么不清楚！”我小声小气地补充。“现在就可以把不清楚的东西弄清楚啊”，他回答。这听起来是如此亲切和如此令人欢欣鼓舞，以至于我已经感觉得到了一些安慰。我被约了一个时间做详细讨论——我已经记不得这是否就已在第二天早上。我惴惴不安地来到这里，而后被要求坐在书桌对面最舒适的休闲沙发上。于是我报告了我收集的大量材料，以及浮现在我眼前的计划，以便对此混乱进行整理。莱纳赫觉得，我已经走得很远了，而且他竭力劝我现在就开始起草。到学期结束还有三周。然而我应当再来一次，并且报告我做出了哪些东西。这是一个重大的决定，我毫不犹豫地开始实施。至此为止还没有什么工作让我付出过如此巨大的精神强度。我相信，如果一个人自己不曾做过创造性的哲学工作，那么他对此几乎无法想象。在这里我记不得，我当时已经感受到那种深深的幸福，就像我后来在工作中每当最初的痛苦努力被克服时总是会体验到的那样。我还没有达到这样一个清晰性阶段：精神可以在这里休养于一种业已获得的明察中，可以由此出发看见新的道路的开启，并且有把握地向前行进。我像是在雾中摸索前行。我自己觉得我所写的东西很奇怪，而如果另一个人将这一切都解释为荒唐的，那么我会立即相信他。在一个困难面前我始终受到保护：我几乎不需要寻找语句。那些思想好像是自动地、轻易而可靠地被语言表达出来，而后如此坚实而确定地站在纸上，以至于读者无法再找到这种精神诞生的痛苦痕迹。三周过去后，我有了约三十大张写满了的稿纸。
现在我去莱纳赫那里。这是早晨。他的书房还放着早餐。我带着我的手稿，并且想留给莱纳赫请他浏览。但让我大吃一惊的是他要我留下来，他想当场就阅读。在此期间他递给我一本正好放在他书桌上的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来消遣。我打开书，试图读些什么，但我不可能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上面。这实在太让人紧张了，我坐在这里，而我的法官在试图完成对我的著作的判决。他勤奋地读着，有时会赞许地点点头，间或也会听到他发出赞同的惊叹声。他很快读完了，快得让人吃惊。“很漂亮，施泰因小姐”，他说。这是可能的吗？是的，他的确没有指责什么，而且他劝我不要中断这个研究。我难道不能在哥廷根留下来，一直待到我将它完成吗？在家里我肯定不会像在这里一样不受干扰。他知道那会是怎样的，如果他回美因茨的话。那时必须拜访所有的阿姨。我立即决定听从他的忠告。他正准备去美因茨他的父母那里，但只住八天。如果我完成了的话，可以将我的论文的第二部分交给他。
假期开始了，哥廷根变得空空荡荡。我独自留了下来，在小屋里，坐在我的书桌前。由于我没有讲座要听，因而几乎可以不间断地写下去。在一周之后我完成了。那时大约是晚上八点，开始淅淅沥沥地下起了小雨。但我在屋里待不住了，我必须走出去并且确定，何时可以找到莱纳赫。当我去石壕街时，正好有一辆出租车从弗里德伦德尔路转过来并且沿街开上去。它停在莱纳赫房前——一会儿他的书房亮起了灯。现在我都知道了。我当即转身回家。我无法言说是带着何种喜悦和感激。直到今天，在20多年之后，我还能感受到那深吸的一口气。
次日早晨我拿着我的手稿到了那里，并且摁响门铃。莱纳赫自己为我开门。他独自在家；他的太太在斯图加特，为了援助他在那里进行文科哲学毕业考试的姐姐。宝莉妮（Pauline）比他大；她这么迟才决定上大学，而记忆方面的学习对她来说很费力。第一次尝试时她没有通过，这第二次因而也就更让她紧张。当我刚到那里时，门铃还响了第二次，而莱纳赫不得不再次去开门。他回来时报告的口气就像是一个孩子在背诵一段委托传达的信息：“是屠户！不，我们不需要什么。”奥古斯特注155在去市场前就是这样一再提醒他的。
这次我不再像第一次考试那样完全忐忑不安。莱纳赫感到非常满意。我问他，这篇论文用作国家考试是否足够了。噢，当然！胡塞尔会为此而高兴的，他并不会常常得到这样的论文。我现在可以无忧无虑地去度假了。我们开心地道别，直至4月再见。
在莱纳赫这里的两次访问之后，我像是获得了重生。所有的厌世都荡然无存。困境中的拯救者对我显现为一个好天使。我觉得就好像他用一句魔语而将我的可怜脑袋的可怕怪物变成了一个清楚而有序的整体。我不怀疑他的判断的可靠性。我安心地将论文放在一边，以便将所有努力都用于准备口试。尽管我才读了六个学期，我却很有优势，因为我几乎还有通常必须用于这两篇大论文的全部时间可以支配。与考试规定不符的是，我已经完成了这些论文。
国家考试的正式报名需要在州一级的学校咨询委员会递交；需要附有生平简历、学历的准确说明、必要的讲座和练习课的证明以及离校证明书。而后会召集考试委员会，被任命的考官需要提出论题，而对每个论题有3个月的时间。只有当它们被提交了之后，口试的日期才会确定下来。不允许表达对委员会之组成的期望。这里的技巧在于，要如此地陈述大学课程和专门的研究领域，以至于在内容上不可能是别人，而恰恰就是所希望的自己的老师来进行这个考试。我完成了这个技巧：被确定的哲学考官是胡塞尔，历史考官是雷曼，日耳曼学和德国文学的考官是维森费尔斯。此外我错过了报名的日期。我甚至不知道还有一个最后限期和一个在学校里提醒此事的布告。考试委员会的秘书是一位哥廷根文科中学的老师，他用不耐烦的口气向我指明这一点，但还是迁就地接受了材料。我已记不得我是何时得到汉诺威方面消息的。或许是在假期后。雷曼将题目做了准确的表述，就像我在他那里上研讨课时已经所处理过的那样；这里只还需要再加入一些文献；这我可以放心留到我的提交日期——这是11月——前再做。但胡塞尔为我准备了一个让我难受的意外。大概是他的记忆出了问题，他提出的题目使得我不仅要顾及特奥多尔·利普斯，而且也要顾及其它关于同感的文献，尽管主要是利普斯。我也许可以保留原有的内容划分和整个结构不变，但需要通读和加入大量新文献。
［……］
尽管有一大堆口试的准备工作需要做，此外还有因为题目变化而需要对哲学的国家考试论文进行修订，但所有这些与我所经历的事情相比都只是一些儿戏了。对于考试材料的纯粹记忆而言，若我可以结识一些工作伙伴就会在根本上轻松些。在历史方面是一位参加雷曼研讨课的正在大学读书的女教师：来自希尔施贝格的凯特·沙尔夫（Käthe Scharf），即一位西里西亚女同乡。她是一个无忧无虑的人，也想尽可能舒服地通过考试。她还将报名推延了一些，以便先安心做准备。关于我从未关心过的那些考试条件，她知道得非常详细。这样我便得知，雷曼在口试时完全依据他的那些讲座，在他那里必须将他做过的讲座中的两个大的和一个较小的讲座作为专门领域来给明；此外，在历史考试中，如果不是毕业于文科中学，就需要提供希腊文知识的证明；雷曼通常总会把色诺芬《远征记》的一个开头拿来考试。（这个开头我在布莱斯劳的初学者课程班上就学过，那时还记得。）作为专业领域，我们选择了专制主义时期和革命时代，此外是我们从我们的国家考试论文中拿出的1848/49年革命。我们在一起仔细研究我们的详细课堂笔记。我们让人从图书馆里一车一车地将那些被给出的来源著述和最重要著作运到阅览室。阅读所有的材料是不可能的，但我们还是想将所有的东西都看一下，拿在手上摸一下。我尽我所能带一些回家，在晚上的时间里阅读，或在一个我无力再做更艰苦工作的时间里阅读。当时我读了兰克的许多东西，尤其喜欢读的是国家史。加上伏尔泰、孟德斯鸠，以及许多其他人。我有了关于历史生活的一幅巨大的、色彩丰富的图像，有了一种真实的接触。相互的考问非常有趣。天气好时我们会登上哥廷根的山丘。我现在也摸到了考试用功技术的窍门。在我们本子上，最重要的事实必须用红线标出，更小的选择用红色和蓝色，最小的选择则用红色、蓝色和绿色。借助于这种方式可以在最后几天里将许多东西再次浏览一遍，并且真的可以做到，所有需要的东西差不多都在手边了。
如果我们晚上一起工作，我们会相互邀请吃晚饭。这在凯特·沙尔夫那里尤其舒服。因为她母亲在她身边帮她料理家务。这位好太太陪着她女儿来上大学，宁可让她的丈夫独自留在家，也不愿让她女儿独自留在陌生的城市。这让我觉得很奇怪，而且我一直在为那位父亲难过。但也许父母二人都一致想要以此方式在大学生活的危险面前保护他们的孩子。
哲学史和日耳曼学方面的准备工作我是与我在心理学研究所认识的萝特·温柯勒（Lotte Winkler）一起进行的。这里的合作导向了某种比愉快的同伴关系还要多的东西。萝特·温柯勒也很开心有趣，但她具有更深切的科学兴趣。此外她自己心里有些负担并且曾对我倾诉：她是路德新教徒，但与一位犹太律师订了婚，他的父亲坚决反对这个婚嫁。在她结婚后我们还保持了较长时间的通信联系。
宝莉妮·莱纳赫也在这个夏天来到哥廷根，以便开始她的学业。现在她与她的弟媳一起去听她弟弟的讲座。我自己大概是应通常的学期末聚会邀请而在胡塞尔那里认识她的。她在学会里极富激情、诙谐幽默且善于应对。但与她单独谈话时就可以看入到一个深邃的、宁静的和真正安逸的心灵中去。她的脑袋让人联想到哥特式的木雕，而她的双手是如此柔软和有生气，就像拉斐尔前派的圣人之手。与此相应的是她理解其大学学习的方式。她选了古代语言，并且能够全身心地深入到一个让她感到快乐的作家中去；为了实际目的的学校论文离她甚远。他的弟弟阿道夫常常戏弄地说她：“宝莉妮——一个自为的世界！”而姐弟三人中最小的海因有一次在她安静地坐在那里独自发愣时对她喊：“宝莉妮，至少要拿本书在手里吧！”有几次与她一同在她家里待过之后，我就会全然不由自主地用她的名字称呼她。对她说“莱纳赫小姐”会让人觉得不自然。
还有一些人在这个夏天新来哥廷根。莱纳赫在我于学期初去拜访他时就告诉了我。来了一位想在源头上学习现象学的俄国教授、一位退役的将军封·君德尔（von Gündell）和一位年轻的先生封·巴里干（von Baligand）。将军是一位小个子白发先生，当然只被允许参加初学者的研讨课。他举止谦虚，但他的问题始终是以一种有力的、军队的声调被说出来。封·巴里干先生对学习很认真；只要有活动他都参加，即使是哲学学会。尽管他还会过于自信和自以为是地乱说一气，但莱纳赫已经非常确定地给他定下了规矩，而到学期结束时这个教育的结果已经显示出来了。
这个学期让·海林也来住了几周，以便进行他的国家考试。那晚在胡塞尔那里庆祝考试通过，同样也庆祝了奥特曼小姐通过考试。处在喜悦中的她对我也比至此为止更为友善了。与让·海林在一起不需要很长时间就可以与他建立联系。对每个人他都以孩子般的开放方式来迎接，而在这后面还藏着深切而温柔的善意。同时他还是一个爱开玩笑的人，而且始终具有最令人惊讶的想法，以至于在他面前，所有的忧郁、愤恨、无情的恶灵都会被驱散。他的面孔狭长，山羊胡是金黄色的，声音细脆，这些都有点像勇敢的小裁缝。注156胡塞尔非常喜欢他，同时珍视他的哲学才华。他以洛采为题写了一篇国家考试论文。他后来在《年鉴》上付印的关于本质、本质性和观念的文章便是从中产生的。
自冬天起我也对贝尔更为了解了一些，因为他也在胡塞尔那里写一篇博士论文。这将我们作为“同病相怜者”联结在一起。当大师约他去那里报告他的进展时，他也完全不喜欢。要是这个报告是在与他一起散步时进行的，那还过得去。在向上爬到容斯时，胡塞尔就喘不过气来了，而这时自己就可以说话了。在冬天结束时贝尔提交了他的论文初稿。大师去维也纳祝贺他母亲80诞辰时将它带在身边，作为旅途读物。（莱纳赫以我们所有人的名义写了一封非常亲切的祝贺信，我们所有人都在上面签了名。）贝尔当时对我说：如果他的论文根本不需要修改或需要修改很多，那么他想在继续进行之前先回家一趟。他已经五年没有见到过他的加拿大家乡和他的父亲。但情况既非前者亦非后者：他被要求做一系列小的改动，因而他决定这个夏天还留在这里。夏天开始时他告诉我说，他父亲现在想到德国来，在巴德诺海姆用那里的温泉疗养。他父亲想让他去安特卫普接船，并且让他大部分时间在巴德诺海姆陪他，因为他根本不懂德语。过些时候我从一次讲座前的短暂交谈中得知，他的父亲买了一张“印度女皇号”（Empress of India）的船票，但却因为心脏病突发而不能踏上这次旅途。现在这艘船沉没了，而那个来得如此不是时候的阻碍却救了他的命。但很快就有完全不同的另一个无法克服的困难挡在他们父子重逢的路上。
塞尔维亚谋杀国王的炸弹在我们的平和的大学生涯中间炸响。7月充满了疑问：会导致一场欧洲战争吗？所有迹象看起来都是如此。但我们无法理解真的应当走到这一步。在战争中或战争后长大起来的人都无法想象我们直至1914年时都还相信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那种安全可靠。和平、财产的稳固、习常状况的持续对于我们而言就像是不可动摇的生活基础。但当人们最终注意到风暴在无可阻挡地逼近时，他们就会试图弄清这个过程。确定无疑的是，它会完全不同于以往所有的战争。这将会是一种如此可怕的毁灭，以至于不需要持续很长时间。在几个月内一切就都会过去。
当托妮注157与我晚上七点从莱纳赫的课上出来后，我们会在玉登街的一个售报点买一份《柏林午报》，它在这个时间里会随着柏林的火车到达这里。有时我们去的时候它还没到。那样我们就会在门前聊着天走来走去，直至它到来。其他人当然也是如此。有时我们会遇到莱纳赫与太太和姐姐。我们从水果店拿来樱桃，边吃边打发时间。在路过时我将打开的袋子递给莱纳赫和两位女士，他们伸进去抓取。过了一会儿莱纳赫太太跟在后面跑来，将她在此期间买来的递给我们。但她还不得不听她丈夫说：施泰因小姐的樱桃要比她的好吃得多。
当我去上最后一次研讨课而来到莱纳赫的书房时，没有人在那里。在他的书桌上放着一张打开的大地图。随后考夫曼也到了。他也看到了打开的地图。“莱纳赫也在研究地图”，他说。在这个晚上没有再讨论哲学。人们只是在谈论将要发生的事情。“您也必须参加吗，博士先生？”“我不必须参加，我被允许参加”，莱纳赫回答。我对这个回答感到由衷的高兴。它与我自己的感觉完全相应。
不安的情绪与日俱增。但我当时的行为已经与后来在这些危机日子里常常有意识地所做的完全相同：我在工作中保持平静，尽管内心已经准备好随时中断。我不愿意通过跑来跑去和无益的废话来增添普遍的紧张情绪。每次在荷马那里读到，赫克托尔在与他妻子和他小儿子诀别之后还命他妻子回家做她的事情时，我都很高兴。
就是在这种心态中，我于7月30日下午四点坐在我的小书桌旁，正沉浸在叔本华的《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中。五点时我想去参加讲座。这时有人敲门，沙尔夫小姐与她的女友、一位西里西亚女子麦尔克走了进来。她们报告说，我可以省去走这段路了。黑板上有一个布告，已经宣战，所有讲座都停止了。在我们说话期间，又有人敲门。这是内莉·库朗。理查德已经收到应召令。一旦下达战争动员令，他就必须在几天后作为军官代理到达他在图林根附近的后备营。她不应当独自留在哥廷根，而是应当待在她布莱斯劳的父亲那里等待战争结束。而由于理查德认为，在战争动员开始后铁路的私人营运就会被阻断，因而她应当今天晚上就动身。我是否愿意一起走。我想了一下：哥廷根位于德国心脏，很难指望会看到一个敌人，除非是作为俘虏。相反，布莱斯劳离俄国边境只有几个小时路程，而且是东部最重要的堡垒；不排除它很快被俄国军队所包围的可能性。我做出了决定。我合上《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很奇怪的是我再也没有拿起过它。现在大致是五点，而八点是我们的火车。在此之前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处理。于是我说，如果我做完所有这些，我想在八点前的半小时到库朗夫妇那里，而后与他们一起去火车站乘车。随之我们便分开了。我相信，我的第一条路是去了托妮·迈尔那里。我不可以将她独自留在这里。她无法像我这么快地做出决定。由于我没有时间等待她考虑结束，我便与她约定稍后在库朗家见面，如果她还想一起走的话。现在她去其他的西里西亚朋友那里［利希特维茨（Lichtwitz）教授夫妇］，向他们做进一步咨询。我继续前行；去银行取钱，去吃午餐的地方付我的每月账单。而后去莱纳赫那里。我让他为我所上的他的讲座和研讨课出具证明。他做了，但告诉我，我无需在任何地方再证明了，以后没有人会问这个的。他询问我想做什么。我想去红十字会。他还没有服役，但他当然会去报名当志愿军；而如果人们不接受他，他就必须让封·君德尔将军——他现在又活跃起来了——帮他实现此事。他将我的地址写了下来；我们还是要相互报告：我们成为了什么。我第一次意识到，他在我面前的友善不仅仅产生于一般的仁爱，而且是出于衷心的友爱。
现在我赶回我的住所，打点了最近期间最必需的东西带走，剩余的则迅速装在我的旅行箱里，交给我的女房东保管。我也很快与她结账并与她道别。还有时间赶到库朗那里。车已经在门口了，托妮也来了。但内莉让人等了很长时间。虽然理查德要与我们坐车同行一段路，但他们现在已经在他的书房做了告别。而这并不那么快。我十分同情这两个人。实际上在他丈夫不得不离开之前内莉就已经上路，这是让人惊讶的。我要是她就肯定不会这样做。也许这是出于对其父亲的担心。这样她也就完全有别于其他人。
车站和火车当然都挤满了旅行者。我们无法去埃兴贝格，通常我们会在那里中转到卡塞尔-布莱斯劳的大铁路线上，而现在必须去卡塞尔。理查德陪我们到那里。卡塞尔的骚动与混乱更大。甚至无法查明，我们上的火车是否真的去布莱斯劳。铁路官员们自己也不知道，而后干脆不再让人看见他们，以免一再地被问到。在我们途经的每座铁路桥旁都站着一个哨兵。这让人初尝战争的滋味。此外我们越往东部走，就越是会觉得安静和有序。同样的观察我后来在革命开始时也曾有过。有一次我们必须在途中停较长时间，因为机车上有些东西需要修理。这已经是第二天了。旅行者从所有车厢爬出去，坐在火车边，在明亮的七月阳光下。这是一幅祥和快乐的景象，而且让人产生奇异的感触，只要想到，这正是在驶向战争。在途中某处，忠实的丹茨格找到了我们。7月31日的后午时分，我们到达布莱斯劳。我的主要担心是内莉。我想在回自己家之前将她交给她的父亲。我记得我请丹茨格打电话告诉我的家人，我已经抵达并且很快到家。法律顾问高兴地先将他的女儿、而后将我挽在手中。我并未滞留多久；我让出租车等在门口，并且立即继续往前开。我母亲在窗口等着，并走到街上来接我。她在我下车时已经站在车门旁了。“你从来没有这么乖乖听从过”，她喜笑颜开地说。我不得不拒绝这个夸奖：她的尽快回家的指令在哥廷根没能再赶上我。
［……］
我于10月下半月到达哥廷根。内莉将她的住宅连同所有家什都交给我使用。由于她自己对此无法享用，那么我应当为此开心。于是我让人将我的东西从席勒街32号搬到42号。这是一间相当新的两层楼小屋。屋子的主人帕普斯特（Pabst）夫妇住在底层。库朗夫妇租了一层和二层。现在这是我的王国。
［……］
从席勒街到城里的最近道路要经过阿尔巴尼教堂墓地和消防水池。当我有一天在回家途中经过水池时，有一位女士在我前面走，她穿的绿色大衣是我熟悉的。她在刚好要转进海因霍尔茨路（与我需要走的方向相反）时转回身来，当她看到我时，就停下来等我。这是埃里卡·戈特。除了我们两人之外，胡塞尔的小圈子里没有人回到哥廷根。因此我们不言而喻地相互结伴。她刚要去她在海因霍尔茨路20号格罗纳维克太太那里的午餐桌吃饭。我这天已经吃过午饭了，但从这天起我也应当去那里了。宝莉妮的膳宿都在格罗纳维克这里。石壕街的住所被锁起来了，莱纳赫太太在斯图加特她母亲那里。很快我在海因霍尔茨路的屋子里就像在席勒街一样有在家的感觉。我只是中午去，晚上我与以前一样自己照料自己。定期每周一次会收到家里来的一个小包裹。如果我母亲在周五早上按规定的方式为安息日做麻花面包，她也会为我（以及她在汉堡的子孙每人各自）做一小份，中午将它们新鲜烤好，交邮局寄出；此外还会有作为配菜的一块鹅肝或一块周日煎肉。
［……］
当时始终有那么需要相互倾诉的：各地的战事、来自前线的消息、学习的事情。每次有一张莱纳赫的战地明信片甚或一封信到来，我们都会那么高兴！他处在凡尔登战区。有一次他给我们每人寄了一朵雪花莲。他自己采摘的，它们到达时还十分新鲜。埃里卡和我也弄到我们同学的战地地址，并且开始给他们寄战地明信片。而后有回信：从海林、利普斯、考夫曼那里。秋天也带来了我们圈子里的第一批损失：弗里茨·法兰克福特和鲁道夫·克莱门斯。法兰克福特的母亲住在布莱斯劳，在战争开始时她的女儿马格达·弗莱（Magda Frei）便到她那里去了。她是女医生并且嫁给了一位哥廷根的医生，但她的丈夫现在也在战场。战后弗莱夫妇全部移居到布莱斯劳。托妮·迈尔与法兰克福特太太和弗莱博士太太交好，因而请我在回布莱斯劳时拜访她们。两人因为失去儿子和弟弟好多年都无法得到慰藉。他们很看重我去她们那里并通过我而与这个圈子保持联系，他们的弗里茨曾在这个圈子如此幸福。我得以仔细阅读他的战争日记以及他的全部文字遗稿。她们很想看见他留下的这些研究得到发表，但我无法将它付诸实施。
埃里卡的弟弟汉斯·戈特也在战场。汉斯与弟弟格奥尔格来自他们父亲的第二次婚姻，而她自己则来自第一次婚姻。现在她父亲早已过世，但第二个母亲对于埃里卡而言是一个真正的母亲，她与两个弟弟的关系也是非常真挚的。我从未见过戈特太太和她在什未林的住所，但通过埃里卡的叙述我对这两者都十分熟悉。她是一位笃信的路德新教徒，而她的生命的温暖善良之光一直投射到了我们这里。
尽管有沉重的战争忧虑，这个冬天大概是在我的哥廷根学习生涯中最幸福的冬天了。与宝莉妮和埃里卡的友谊变得比老的学习友谊要更深和更美了。这是第一次：我不再是引领的和被索求的部分，相反，我在其他人那里看到了比我自己更好和更高的东西。
与我的两个学习伙伴的合作还在继续。当沙尔夫小姐和我晚上共坐在我的舒适的书房里时，我们会勤奋地为战地士兵们编织袜子或其它保暖的东西。我当学童时在手工课上没有学会多少这方面的技艺，而且自此之后早就将它忘光了。现在我在我灵巧的女伴那里重新学会了它；在我们详细讨论和铭记我们的历史规定作业的同时，毛线针在频繁地格格作响。
在特定的晚上我与埃里卡一起做哲学的作业。为最后一次复习我从她那里得到三页纸，让·海林在上面勾画了哲学史的轮廓。他与法兰克福特在国家考试时都用过它，而现在它被继续传承下去。作为最后的阶段，上面标明的是现象学时代；在这里写着：所有其它哲学的终结。宝莉妮也促成了莉安娜注158与我之间的工作约定，而她自己有时也与我一起带着幽默来读它。如果格罗纳维克太太的两位晚餐客人被别人请走，那我就会将第三个人请到我这里来，以便她不必独自与老妇人在一起。而后我会买比通常更多的吃食，并且尽我的可能来漂亮地装饰那张墙角小圆桌。所有的东西屋里都有，而且内莉会因为我用她的东西而高兴的。卧室里的麻布衣柜被漂亮的衣服塞得满满的；而如果我想要一个好看的果盘或一个银质蛋糕篓，那么我只要到下面餐室去，伸手到那里的大餐柜里去拿；总是能找到我刚好需要的东西。
这个冬天的胡塞尔研讨课上，参加人数寥寥无几。开始时老熟人中只有日耳曼学家君特·米勒还出现。夏天期间来了波兰人罗曼·英加尔登。他曾身处波兰军团，但因为心脏有问题而不得不被免除兵役。此前他还与他的同胞在一起。现在他独自在此，为与我们还能说上几句话而感到高兴。有两个新人冒了出来，有一个是以哲学为专业的，而且目标明确地驶向学院的职业生涯：赫尔穆特·普莱斯纳。我时而也在大学之外与他在一起。我当时必须作为莱纳赫博士太太和内莉·库朗的代表来接受为女大学生们做职业咨询的工作。这个位置是由“女性教育与女性学习”协会设立的，这让我与协会的主席法律顾问施泰因贝格太太建立了联系。施泰因贝格夫妇现在也被普莱斯纳的父母推荐给普莱斯纳先生，而这两位友善的人时而会以请我们一起吃午饭或吃晚饭为乐。当两位哲学家在烤鹅旁进行无法理解的对话时，他们在专心地聆听。后来当我想到这些邀请时，我会不由地一再微笑。因为事后我往往产生一种不无理由的怀疑：好心的律师或许希望：在他们好客的家中会有一对男女聚合到一起。但我们二人在此方面相隔得无法更远了。当普莱斯纳先生从城中心的老市民住宅中出来陪我回席勒街时，他会向我阐述他的“体系”，并且向我解释，他在哪几点上无法与胡塞尔同行；但他并未恰当地将自己的意思说清楚。
圣诞节前几周，我们将我们寄往前线的圣诞包裹聚集在一起。礼物是带着最大爱意被找出来的，由从各个甜食店里精挑细选的美食组成。在每个大包裹中都有许多小包裹，用漂亮的纸张单个包起来并用彩色丝带缠绕好。莱纳赫得到的是纯粹金黄色的带子，考夫曼是紫色的，属于青年运动的汉斯·戈特是农夫带子：上面绘有彩色小花的黑色带子。最难的是最外面的包装：当时的规定是，所有的东西都必须缝在粗麻布中。在宝莉妮的房间里我们在地板上待到深夜，以便精工细作地完成此事。当我随后独自穿过教会墓地回家时，在墓碑之间遇到一个大概正从这条路走回附近军营的军官。他看到我时完全不知所措。“嚯，您倒是有勇气！”他在经过时说。我在家还看了《法兰克福报》；当时我每天在赐予自己一些夜晚的安宁之前都会仔细研究一下报纸和我的少许书籍。
11月里我提交了自己的论文，并且请求一个尽可能早的口试日期。它被定在1月14日和15日。只有在哥廷根的最亲近女友们知道此事；我在写给家里的信中只字未提；应当让最少的人为此感到惊慌不安。我想在哥廷根度过圣诞节。所有其他人当然都回家了；无家可归的莉安娜至少也去了熟人那里。在她们出发之前，有一天晚上我听见许多脚步走上楼梯：宝莉妮、埃里卡和莉安娜为我带来了一棵装饰动人的圣诞树。如果我独自庆祝圣诞前夜，那么这应当给我安慰。这是我平生得到的第一棵装饰好了的圣诞树。我带着喜悦和感激将蜡烛插在上面。对我来说，独处并不是一件悲伤的事情。我至此为止都没有习惯庆祝圣诞，不会挂念什么。
在考试前我还必须拜访考官。我最不熟的就是文学史家维森费尔斯。由于他的高大同事爱德华·施罗德作为上尉还在战场，他现在开设了日耳曼学的高级研讨课并且是代理主任。他在学期开始时愉快地接受了我，没有要求我提供一篇入学资格论文。他向我保证，他从他上学期的关于《浮士德》的练习课上对我有所了解，知道我有能力。这次他开的是关于海因里希·封·克莱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的练习课。在最初几周我去了。但由于我觉得它无聊和无用，因而后来我跟他说：他或许会理解，我如此临近考试，必须在家里工作，从而将自己从课程参与中解脱了出来。在我拜访他之前，有人告诉我说，要想做高年级的德语考试，就必须写一个笔试论文。当我在维森费尔斯那里时——他的别墅就紧挨着胡塞尔在霍恩路上的别墅——，我问他这是否属实。是的，他说，但这并非危险的事情；只需要在三个小时里写一篇文章。我想在三个小时里完成不了什么像样的东西。并不期待大东西，他这样回答。仅仅是要认识一下风格。我觉得，我们可以更容易做此事。我建议他读一下我的两篇大论文中的一篇。他觉得这非常实用，就立即准备接受了。他打听是什么题目。我说了题目，并且向他建议历史论文，因为哲学论文对于非现象学家来说是很难弄懂的。但他恰恰对这个题目感兴趣，并且答应让胡塞尔给他这篇论文。这样口试就尽可能地被简化了。当时除了在自己的专业学科中的考试外还有在一个包容了哲学、德语和宗教的“通识教育”中的考试。哲学与德语是我的专业，因此对我省略了；宗教则因为犹太人不在其中受考也被省略了。这样我就被免除了“通识教育”的考试证明。我只需要在我的几门专业学科中受考；诚然，由于我想做的都是高年级的考试，因此在每个专业科学中的考试都是整整一小时。作为德语的专业领域，我给出的是莱辛。我曾仔细研究过莱辛的著作，还研究过维森费尔斯的莱辛课程。我虽然自己没有听过这个课程，但借到了一本笔记抄本，我的姐姐弗丽达在假期里将它用打字机誊写了出来。我还必须给明：我在中世纪的叙事诗方面读过哪些东西。这方面有数量可观的一大批文献，其中也有维恩赫·德尔·加腾奈尔（Wernher dem Gartenaere）的《迈尔·黑尔姆布莱希特》（Meier Helmbrecht），我从一次布莱斯劳的课程中对它有所了解，而它已经在哥廷根帮助我被接受到研讨课中。
对雷曼的访问让我感到非常轻松愉快。当时在哥廷根，这个老人的心情十分沉重。作为老自由派和热情的英国朋友，他因为与英国开战而极为痛苦。那时在某些圈子里出现的可怕问候语“上帝惩罚英国”一再地让他生气。但他在他的系里几乎是唯一持有这种信念的人，而且在同事那里“没了好感”。所有这些他都坦率地告诉我。他的全部安慰就是他的研讨课。没有这些周一晚上的课程他就几乎忍受不下去。他也对德国政府的姿态持批评态度。在我告别时他说：“周五我们可不能谈论这些事情。”“噢，可是我喜欢这个远甚于那个”，我微笑着回答说。他将我的专业领域记在我给他的名片上。在考试时他为了切题而将名片拿在手里。雷曼也询问了希腊史和罗马史方面的问题，这时我才注意到，我应当也将它们列为我的专业领域了。但我并未因此而胆怯，而是立即说出迦太基和波斯战争，因为在学校里学到的这些关键战役，我记得是最清楚的。在我们多年的李维注159阅读（Liviuslektüre）中，我尤其熟悉迦太基战争。前几天我还勤奋地读过莫姆森注160的罗马史，以便重温我的知识并获得一个概览。
考试第一天早上，我向哈尔通太太注161倾诉了我的顾虑。她摊开身子沉重地坐在长沙发上并为我打气。由于她的工作，她几乎认识全系的人；她定期在维森费尔斯太太那里做事。“维森费尔斯肯定不会让你不及格”，她最为确定地向我保证说。“而在胡塞尔那里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让你不好过。”
考试应当在1月14日周四下午五点开始。我还去格罗纳维克太太那里去吃午饭，但一般的席间交谈让我感到如此烦躁，以至于我的女友们决定，第二天埃里卡应当到我那里去，在家里为我做饭。她开心地接受下来，会去购买所有必要的东西，而后在干净舒适的厨房里为我忙碌。
考试是在文科中学里进行的，校长米勒是一位非常令人生畏的考试委员会主席。这天我还没有见到他。我完全是独自一人受考，但同时有其他考生按序进入他们各自专业的其它教室。我们都在一个专用于此的房间里等候。五点时维森费尔斯亲自来接我过去。还应当有考试委员会的另一成员作为陪审员在场；由于没人来，我们就一直独自在那里。他拿出一本小书：中世纪高地德语。这会是什么呢？《迈尔·黑尔姆布莱希特》——我要控制自己，不要泄露我的喜悦之情。我流利地阅读和翻译，也能够回答所有语法问题。现在是在德国文学中的漫步。我应当说明，中古高地德语叙事诗后来成为什么了；这时就有机会讨论民间话本（Volksbücher）。于是我们谈到浮士德论题以及对它的不同处理。当我想对莱辛的浮士德问题说些什么的时候，维森费尔斯打断了我：“诚然，您给出的专业领域是莱辛，但我现在还是更想提几个关于浪漫派的问题。”“请吧！”我平静而顺从地说。在我也回答完这些问题之后，时间到了。友善的考官祝我愉快，并且说，他很高兴我如此出色地开始了考试。
周五十一点到十二点安排的是哲学考试。这次米勒校长是陪审员。我知道这对胡塞尔来说是非常不舒服的；他担心会有人指责他对待自己的学生过于温和，因而他的考试非常严厉。整个一小时他提的都是关于哲学史的问题。我读过柏拉图的许多东西，但他现在问的恰恰是我只是通过别人的论述而了解的《蒂迈欧》；但我为了避免我的好大师在严格的主席面前丢脸而不敢这样说，而是开始以所提问题为支点，冷静地重构这篇对话的思路。同样的做法我也用在我应当对大卫·休谟在其《道德与政治论文集》和《人性论》中对数学所持态度的说明中。我根本没有《论文集》，对《人性论》也只读过一部分，但我鼓足勇气做比较。这种精神杂耍的小把戏甚至使我感到快乐，但它让我付出极度的紧张，而我很高兴胡塞尔终于转向逻辑学。最后还有几个出自教育学史的无关紧要问题。我不得不坚守了1小时15分钟。当我在阿尔巴尼教堂墓地的窄路上走向席勒街时，埃里卡从厨房窗户中探出半个身子挥着双手迎接我。午饭已经做好了，而且十分出色成功，小桌子已经为我们二人布置好，而在我们为自己增强体力的同时，我必须如实地从头到尾阐述这场战役的进程。
我已经相当劳累，但没有时间疲惫，因为下午五点是历史考试的最后一幕。这次应当是维森费尔斯作陪审员。由于他有些迟到，雷曼先开始考希腊文本。与以往相同，这是我背得下来的《远征记》的开篇。当维森费尔斯进来时，考官用这样的话来迎接他：“这位女士对希腊文很懂行。”“这位女士整个说来都很懂行”，他开心地笑着回应说。而后继续进行。一个关于波斯战争的简短问题。而后是个让人吃惊的问题：“您认为汉尼拔的最大壮举是什么？”对此我还从来没有考虑过。我也不知道，这是否是一个随意的问题，以及雷曼作为答案想要什么。“越过阿尔卑斯山。”我短暂地想了一下，而后带着最大的把握说：“他将战场移到了意大利。”现在大概是雷曼感到吃惊了。他大概注意到，我没有花力气弄到并记住以往考试问题与相关答案的汇编集，而是自己无拘无束地进行思考和判断。于是他认可了我的回答并通过一个插入的小问题而将我带到阿尔卑斯山的跨越上；对此我从李维那里了解了很多。——古代史只是前奏。现在进入雷曼自己的研究领域，我从中选择了我的研究领域。重又有一个令人惊讶的开始：“如何看待对普鲁士军国主义的指责？”我想：“真好，他现在想到我在最近拜访他时所说的话，我更喜欢进行一次政治谈话，而不喜欢让人这样考我。”但这个问题本身让人为难。它听起来像是要求对现有状况进行批评，而我不喜欢这样做。因而我的回答首先是外交式的：“这取决于人们如何理解‘军国主义’。”维森费尔斯笑了起来。但雷曼耐心地告诉我他的定义：人们所说的军国主义是指：在和平时期维持一个常备的军队。在这个前提下我只能毫不犹豫地承认，可以合理地谈论普鲁士的军国主义。据此我必须说明人们在英国如此激烈地反对军国主义的理由。现在我们处在平滑的航道上，一桨接一桨地前进，直至六点。
宝莉妮·莱纳赫已经在外面等着我。她先将我带到“客蓉与兰茨”注162，以便在打完战役后用咖啡和蛋糕来增强体力。在一张邻近的桌子上坐着数学家兰岛（Landau）和心理学家卡茨。几分钟后卡茨走过来说：兰岛教授先生对他说，他刚刚在文科中学看到我，我必定是刚刚完成考试。现在他要立即祝贺我。我当然乐得高兴。这晚我应当去格罗纳维克家吃晚饭。中途我在韦登街的一个小邮局给布莱斯劳发了一个通报喜讯的电报。宝莉妮和我还必须在她的房间交谈一会儿，因为埃里卡和莉安娜在餐室还没准备好。当我们终于被叫去吃晚饭时，在我的座位上燃起了许多小蜡烛，它们被摆在一个彩色木环上，就像在过生日时那样；周围躺着紫罗兰的小花束。格罗纳维克太太准备了一个节日盛宴。埃里卡坐在我对面，她的黑色眼睛闪烁着爱意和喜悦。
次日我坐火车去了汉堡。我的姐姐罗莎正好在伊丽泽那里住几周，当我到她们那里，让她们分享我的喜悦时，她们两人都非常高兴。在这里我也收到来自布莱斯劳的祝贺。我母亲的信中包含着我以前曾提到过的段落：如果我记得我的这个成就应当归功于谁，那么她将会更加高兴。但我还没有走到这一步。我在哥廷根学会了对信仰问题和有信仰的人的敬畏；我现在甚至时而会与我的女友们去一个路德新教的教堂（当然，在那里的布道中笼罩着的宗教与政治的混杂无法将我引向对一个纯粹信仰的认知，而且也常常引起我的反感）；但我尚未重新找到通向上帝之路。
我不想将我的访问拖得过长。我周六过去，周三下午便又准时回到胡塞尔的研讨课上。他很看重人们定期参加他的研讨课；而现在当只有少数几个他的老学生还在这里时，这就比平时更重要了。我在考试过后还没有见到过他，课程结束时便到他的主任办公室注163去找他，想问他我何时可以访问他以及想听一下关于我的论文的进一步情况。通常如此和蔼的大师明显不太高兴。由于我在考试后没有立即去他那里，我犯了一个失礼的过失（fauxpas）。这时他告诉我，他曾有许多关于我的论文的话想跟我说，但现在全忘了。它还不足以成为博士论文（我也从来没这么想过）。而由于我在历史和文学中如此出色地通过了考试，我还可以考虑是否更愿意选这两门学科中的一个来做我的博士论文。他对我的伤害不可能更大了。“教授先生”，我十分气愤地说，“我并不在乎用随便一个博士论文来赢得这个头衔。我只想试一下，我在哲学中是否能够成就一些独立的东西。”这似乎使他恢复了思考。他的恼怒一下子消逝了；他用完全改变了的语气说：“现在您需要好好休息，施泰因小姐，您看起来完全疲惫不堪。”我还从未如此迅速地得到安抚，于是告辞出来。次日，讲座结束后他在大厅门口等着我。他太太向我衷心问候，并且请我周日下午去喝咖啡。我们还必须庆祝一下考试通过。戈特小姐、莱纳赫小姐和韦格尔特小姐也在被邀请之列。如果我还希望有谁在场的话，我尽管告诉他。
在周日之前我还要对雷曼和维森费尔斯做告别访问。两人都在此对我表达了他们的满意。维森费尔斯向我透露，考试委员会主席对“出色”的评分提出了异议，因为由于被免除了通识教育考试，考试对我来说特别容易。但考官们却坚持我的成绩为一分注164。胡塞尔在周日对我笑着保证：“我们会为您而战斗的。”果然，证书上标明的笔试和口试成绩是：“出色通过”。
［……］
注165这样我就自由了，而在我“为了从护理病人的劳累中得到恢复”而完成了希腊文考试后（胡塞尔就是这样揶揄我的），我毫不停顿地开始进行博士论文的写作。我为此留在布莱斯劳，以便随时可以听候［野战医院的］召回命令。但我也乐意独自一人不受干扰地工作，无须因为给大师的不如所愿的汇报而做任何中断。与他的关系并未因为距离遥远而受损，相反甚而更为温暖和真挚了。他让两个年轻的儿子加入了哥廷根的志愿团，当然也完全理解我去作护理的决定。他带着真心的关切伴随着我的活动，以他那漂亮、纤细而仔细的手书给我写长信，并且在我的报告上感受到最大的喜悦。同样使他感动的是，我是在他的家乡麦伦注166。他一开始就向我询问，从魏斯基兴望出去能否看到阿尔特法特山注167， 他出生在普罗斯涅兹注168，对那里十分熟悉。当然，每次收到大师的信对我来说都是一个节日。有一次我不得不确定，有一封信丢失了，这让我非常沮丧。他是如此地亲切，在一段时间后又忧心忡忡地询问，我过得如何，因为他没有得到回信。与其他在战场上的朋友的通信交往也在继续。当莱纳赫给我写道：“亲爱的护士埃迪！现在我们是战友了……”，我是多么开心啊。
最长的来信是考夫曼的。兵役对他是最艰难的。尽管他最仔细认真地完成了所有义务，他也从未走得比当下士更远，而莱纳赫却相当快地从炮手升作少尉。除此之外，考夫曼在精神环境之外感觉自己无根无系。恰恰因为他作为哲学家，尤其是作为现象学家还不是很有把握，因此他担心，由于长时间的中断学业他会丧失一切。故而与我的联系为他提供了一个让他感激不尽的支撑点。我将我在第一个战时学期听过的，而他还不了解的胡塞尔逻辑学大课仔细记录下来，而后让人将我的课程笔记用打字机誊写出来。我的姐姐弗丽达始终愿意做这样的工作。这个礼物让考夫曼如此高兴，以至于不仅他自己感谢我，而且他的唯一的妹妹玛尔塔也感谢我，她显然怀着最大的爱意在牵挂着她的长兄。她与我保持了多年的通信联系；我们从未见过面，在她结婚后书信往来渐渐停止了。考夫曼的极端对立面是由汉斯·利普斯构成的。对他来说，习常的市民秩序是一件［给疯子穿的］约束衣，他很乐意将它扔掉。无法预测的战争生活对于他是如此适合，以至于他有一次在度假时说：“如果和平到来了，我将如何开始呢？”他与哲学的关系是一种如此有机的关系，以至于没有什么环境和异样的事务能够干扰它。就像他能够做到研究自然科学和医学并有时也作为医生工作，同时他的哲学发展并不因此而受到影响一样，他同样也可以在地下掩蔽部工作，就像在一个哥廷根或德累斯顿的咖啡馆或舞厅的音乐中工作一样。他的来信往往只有几句话，用他的大字体手书——对于不熟悉的人来说它是无法辨读的，但每个字母都是一个图饰——会充满整整一张纸。胡塞尔曾说，里面什么也没说。的确，从里面读不到关于战争形势的任何东西。但这寥寥数语对我却意味着很多：它们始终给我一个他的此在的忠实图像。他时而叙述一只住在地下掩蔽部附近并与他分享果仁糖的蟋蟀；时而叙述一只他在一个教堂里抓到的小枭；他将它称作吕贝卡，并将它带在身边很长时间。它是对他留在德累斯顿他母亲那里的小鸮卡鲁索的一种替代。利普斯太太按照他的委托用金丝雀来喂它。当她没法再得到金丝雀后，她心情沉重地决定将它放了。她乘坐出租车将卡鲁索带到德累斯顿草原上，将它留在那里，但此后还时常去看它。用一个战地小包裹就可以让利普斯感到幸福。他有一次写道：“您有一种异乎寻常的精准性来查明我刚好需要什么。”这是一些不同的东西：有时是一个日本的木雕，有时是几篇关于相对论的论文，不过常常只是果仁糖或其它甜品。
［……］
在这段时间里，有如此多的人性的东西涌向我，并在最内心深处击中我；我聚集了自己的全部力量来将我的论文重新激活，它作为沉重的负担压在我的心灵上至此已经两年多了。当我在魏斯基兴在厚厚一叠摘录和草稿中翻阅时，我会变得相当焦虑。而可怕的1913/14年冬还没有被忘却。现在我坚定地将一切源自书中的东西都放在一边，完全从头开始：根据现象学的方法对同感问题进行一个实事研究。噢，现在的进展与当时是多么不同！当然，我每天早晨都胆战心惊地坐在我的书桌旁。我像是在一个巨大空间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点——在这个巨大的范围里会有什么东西到我这里来让我抓住吗？我坐在椅子上完全向后仰躺，并且带着痛苦的焦虑将精神集中在对我来说最急迫的问题上。过了一会儿似乎升起了一线光。我至少可以表述问题并找到途径去收拾它。而一旦我弄清了一件事，新的问题便从各个方面（胡塞尔通常会说“新的视域”）开启了自身。我始终会在正在写下文字的漂亮页张旁放一张纸条，以便将这些冒出来的问题记录下来；它们都必须在它们的位置上得到处理。与此同时，一页又一页的纸被写满了，我写得面红耳赤，而内心充满了一种不太熟悉的幸福感。当我被叫去吃午饭时，我像是从另一个世界回来了。我疲惫但充满快乐地下楼去。我对现在我知道的一切感到十分吃惊，这些都是我在几个小时之前还根本没有丝毫预感的事物；我对我能够重新把握到的许多接上了的线索而感到高兴。
尽管如此，每天这样的继续进行都像是一个新的馈赠。而始终也是如此继续进行着，三个月一晃而过。而后在我心中有某种东西被释放出来，并且旋转成为一个自己的此在。我还可以复查，报告和补充具体细节；首先我必须阅读许多文献，并且借助于我自己已经掌握到的东西来进行批判的思考。但所有这些都只是在一个作为整体业已形成的构成物上的一种归档。这是我在1916年1月底时的进展。根据我的回忆，圣诞节时尚未写完一半，但已经有了相当大的一块，我十分想就它与胡塞尔讨论一下，以便可以听到一个暂时的评价。圣诞前不久，宝莉妮·莱纳赫来了一封信：她的弟弟回来休假过节；她们都觉得，如果我也去哥廷根就好了。休假——我至今还从未想到过！至此为止，与莱纳赫的重逢对我来说是与和平是同义的。要真是这样就太美了。我问母亲，她觉得这个建议怎么样。这是一个钱包的问题，这么远的旅行要是没有迫切的理由，我们家里是不会那么容易决定的。但这次我母亲立即劝告我去。她由衷地将这次重逢的巨大快乐赐予我。此外，她已经领会到，与胡塞尔做一次谈话是非常恰当的。当我在哥廷根说起此事时，宝莉妮·莱纳赫十分钦佩。她在发出信后就觉得自己的要求实属过分。而她在她美因茨的家里就决不会找到这样的理解。
我现在是已经离开一年后再到哥廷根了。当莉安娜·韦格尔特与以前一样坐在我对面时，她说：“您看起来完全没有变化，施泰因小姐。”“我不这样认为，”格罗纳维克太太说，“从她身上可以看出，她认识了生活的严厉。”宝莉妮暂时还住在格罗纳维克太太这里。但她很快就会搬迁到石壕街，因为莱纳赫太太不想再离开，而是在莱纳赫离开哥廷根后也继续住在这里。
莱纳赫的生日是12月23日。这是我到达后的第二天。我应约于上午去石壕街。我买了一本漂亮而流行的书作为生日礼物，并且满怀喜悦期待地上了路。在熟悉的台阶上刚刚向上走了两层，我便已经透过玻璃门看到所有人都聚集在衣帽间的外面。正好有人陪客人出来。门开了——我走进去，站在我面前的是的表兄理查德·库朗。我们两人都同样吃惊。“怎么，你也在这里？”他热烈地叫起来。“你马上跟我走；我必须和你谈一下。”我求助地看着莱纳赫。我实在难以做到：走到门口就返回。但理查德并不轻易放弃他已经放到脑子里的事情。他也转向作为最高主管的房主：“您告诉她，她应该跟我走。”“这必须由她自己决定。”这意味着，我必须屈从于我的命运。但这时从另一方面来了援助：莱纳赫太太干预了：“你们两个今天下午都到我们这里来喝咖啡吧。此外胡塞尔夫妇也会来，还有普悌·克莱因（Putti Klein）。而后你们可以躲到另一间房间，不受干扰地交谈，想谈多久就多久。”这是一个无可指责的建议，理查德知道无法再反驳了。他走了，我们松了一口气，现在可以真正相互问候了。莱纳赫变得宽大而结实了，兵役对他很适宜。这时我才真正认识了莱纳赫太太。以前我只是作为学生来找我的老师。但现在我属于最亲近的圈子、属于“第一排的送葬者”，莱纳赫就是这样开玩笑的，有一次他曾描画：若他阵亡了将会是怎样一种情形。除了他太太和宝莉妮之外，他还算上了埃里卡·戈特和我。此外，埃里卡这几天也被约来。她想也必须在家庆祝圣诞。但她想在圣诞与新年之间过来，因而在这个假期要在哥廷根和什未林往返两次。
当然，对于莱纳赫太太来说，她无法在这个短短的休假期独自享有她丈夫，这是一种牺牲。但她很乐意这样做，因为她知道，与我们的重逢会使她丈夫感到快乐。当埃里卡随后到来之后，我们两人去散步，路上遇到一同出门的胡塞尔夫妇和莱纳赫夫妇。彼此做了简短的问候。我此前已经几次去了胡塞尔那里，而埃里卡在短短几天没有必要去胡塞尔那里，因为她整个学期都是在哥廷根度过的。“施泰因小姐是专为莱纳赫而来的”，胡塞尔逗弄说。（他坚信，我是为我的论文而来，而我却觉得他的玩笑切中真理。）“戈特小姐也是专为莱纳赫而来的”，马尔维娜太太跟着说。现在好大师又说了：“莱纳赫先生以为如何？”“我十分惭愧”，回答简捷。现在达到顶点：“莱纳赫太太以为如何？”胡塞尔太太问。我们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这时响起了最美的施瓦本语：“啊，我当然最能理解了。”禁忌被打破了。我们相互道别，埃里卡和我略有狼狈地走回家，无品位的玩笑还在我们心中萦绕。这时我们听到后面有很快的脚步声。莱纳赫太太追着我们跑过来，而且现在是上气不接下气地喊：“戈特小姐，施泰因小姐！”我们转过身去。“你们今晚到我们家来？”莱纳赫太太对我们说。我们为她在应对任何境况时都表现出自然的诚挚之心和情感的坚定不移而着迷，所有的抑郁也都随之而被驱散。
但现在回到生日咖啡聚会上来。客人们首先是在灰色沙龙中被接待的。我在这里再次见到胡塞尔。
［……］
当然，在到达之后不久我就已经抱着我的手稿去了霍恩街。大师让我读了几个大段落，感到相当满意，给了我一些小的补充建议。在莱纳赫夫妇那里我必须仔细报告这些访问，并且引发了强烈的惊讶，因为长时间地倾听某个人，这通常绝不是胡塞尔的方式。每次我都被问到：“在胡塞尔那里始终还是那么美好吗？”
圣诞前夜唯有宝莉妮在莱纳赫夫妇那里。我完全可以理解，他们想将这个晚上静静地留给自己。莉安娜·韦格尔特一并邀请了我和她当时结交的一位较年长的大学生。她将其舒适的小屋装饰得很漂亮，并且尽其所能为我们三个无巢可归的小鸟做了很有圣诞味道的布置。若只是我们二人肯定会更有如家的感觉。但在舍费尔（Schäfer）先生那里我却感受到一个坚硬的内壳，它将她的诸多努力弹了回去。事实上他在此后不久就让她大大地失望了。莉安娜建议去天主教堂参加午夜弥撒。她大概在慕尼黑常常这样做。这对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但我开心地接受了。我们穿过漆黑的冬夜来到短街（Kurze Straße）。但这里四处都无人可见，而教堂的大门紧闭。圣诞弥撒大概要在明天才举行。这样我们便不得不失望地回家。
圣诞第二天我应邀与莱纳赫夫妇一起去胡塞尔家共进晚餐。马尔维娜太太十分友善，而我为此十分高兴；当然这与在莱纳赫家中的夜晚是全然不同。除了我们之外还有其他客人在那里：延森（Jensen）教授（医学家）与他太太，以及一位瑞士的女大学生。延森夫妇与胡塞尔夫妇私交很好，但对我来说却完全陌生。在那里讨论了很多政治，而且是以一种鲜为我们认同的方式；好像瑞士的女大学生也身受其苦。席间谈到圣诞树的习俗从何而来。延森教授取出《百科全书》的“W”卷，并且读取其中的“圣诞树”词条。胡塞尔太太极为慎重地要求我们确定，哪一种小块姜汁饼味道更好：是她自己烤制的，还是由施泰林（Stählin）小姐带来的真正巴塞尔的。当我们走在回家路上时，莱纳赫突然在路上停下来问：“现在要老实说一下吧：究竟哪个味道更好——是假的还是真的巴塞尔的小块姜汁饼？我觉得真的更好吃。但我没敢对胡塞尔太太这样说。”这时他恶作剧地笑起来，而我们大家便都摆脱了我们所怀有的忐忑抑郁心情。
我已经记不得，莱纳赫和我自己是何时离开的。对于我的论文来说，与胡塞尔谈话是非常令人鼓舞的，而现在一路继续顺风顺水。但这时传来让人吃惊的消息：胡塞尔收到并且接受了聘书，要作为海因里希·李凯尔特的继任者而去弗莱堡，而此刻我的论文尚未完成。李凯尔特接受了去世的威廉·文德尔班的位置而去了海德堡。这两位“巴登学派”的领军人物曾在一起共同活动，并因此而效果卓著。要想在这里为现象学获得立足之地并非是一项轻而易举的任务。但胡塞尔没有片刻犹豫就接受了这个聘任。他随之也从尴尬的处境中得到解脱，他多年来便身处于此，现在则得到了德国最有声誉的教席之一。比他本人更高兴的肯定是马尔维娜太太。但喜悦应当没有延续很久。在准备搬迁至弗莱堡的过程中传来消息：他们的爱子沃尔夫冈阵亡了。他在战前不久完成了文科中学的毕业考试，而且有了详细的、为他的极为出色的天赋所指明的语言学习计划。他作为17岁的青年参加了哥廷根的志愿团。丧失幼子对于父亲也是沉重的打击。“我必须忍受”，他在给我的信中写道。
向弗莱堡的疾速转移打乱了我的计划。我曾有把握地认为，在口试中考我的与在国家考试中考我的是同一些先生，而在博士论文口试中对副专业的要求要低于对任教能力（facultas docendi）的要求，因而只需要做小小的重复就可以了。现在我不得不准备好去面对完全不认识的教授。在接到胡塞尔聘任的消息后我便立即写信问他，我是否应当最快地完成我的论文，并去哥廷根进行博士考试。但他回答说：这已经不可能了。我只要安安心心地将“出色作品”（opus eximium）写完，而后去弗莱堡。他会在那里怀着最大喜悦等待我，而其他的新同事无疑也会以各种方式来迎接他的博士生。
［……］
我在青年时代就在城市里有了某种声誉，在知识圈甚至在高薪阶层（这两者在布莱斯劳紧密联系着）有些影响，这让我母亲为我感到骄傲。如果在此期间有什么东西影响到她的快乐，那么这就是我附加给自己的过重工作负担。如果我从学校回来，我会将所有学校的东西放在一边注169而开始写我的博士论文。吃晚饭时我出现在家人面前，晚饭后我立即重回桌边。直至大约十点，我才开始准备第二天的课程。倘若我已经疲倦得无法理解任何东西时，我便读少许的莎士比亚。它对我的精神生命是如此地起作用，以至于我立即又可以继续进行下去了。母亲在睡觉前便先到我这里，伸出手来要带我一起去睡觉。而后我会微笑着拒绝，而她会在晚安吻别后离开。她会留心给我准备一份用来为夜间工作增强体力的食物。如果家里人吃水果，那么会有一小盘削好的水果放到我的写字桌上。此外，罗莎在一个隐蔽的地方存放着一些饼干和巧克力，并且每晚给我带一些来。尽管如此，持续紧张的结果也渐渐显露出来。最初是1916年夏出现了较长时间的食欲不振，而后几乎每年都重复。我在很短时间里体重就减了约20磅。在此期间我默默地得出这样的信念：学校工作与艰苦的学术研究彼此无法长期协调一致。我清楚地知道，如果我可以希望在学术上有所建树，那么我就要毫不犹豫地放弃学校工作（尽管我很喜欢它）。因而对我来说是，胡塞尔对我博士论文的评价是一个事关我的生活道路的决定。
弗莱堡
我利用复活节假期来口授记录我的论文。我的两个表姐妹阿黛尔海特·布尔哈特（Adelheid Burchard）与格蕾特·皮克（Grete Pick）都是能干的速记打字员，她们为我效力，并且轮替地在不上班的时间里来我这里。所有的周日和节假日都被充分用于此。这是一篇长文，因为博士论文在篇幅上已经有了惊人的膨胀。在第一部分我还依据了胡塞尔讲座中的几个简略说明，我在这里将“同感”作为认识的一个特殊种类来研究。但由此出发我继续前行到我自己所特别牵挂的并在所有后期研究中都一再重新探讨的东西上：人格的建构。与那部处女作相关联，为了说明对精神关联的理解如何有别于对心灵状态的简单感知，这项研究是必要的。对于这些问题，马克斯·舍勒的讲座和著述以及威廉·狄尔泰的著作对我具有重要意义。与我仔细研究过的大量同感文献相衔接，我还加入了关于在社会、伦理、审美领域中的同感的几章。我后来没有将这些部分一并付诸印刷。注170
用打字机打在厚白纸上的论文手稿有如此庞大的篇幅，以至于我无法让人将它们装订成一卷。若是如此就会成为一本大开本书，这对于好大师来说太不方便了。所以我让人将它制作成带有可弯曲的蓝色厚纸板的三册书，再加上一个可以将三册全放进去的结实纸夹。以此包装，这部作品在复活节后不久便作为邮局包裹寄往弗莱堡。我请胡塞尔在夏季期间审核我的论文。我想自己随后在7月我的长假里再去弗莱堡，以便进行博士学位的口试答辩。大师对这部蔚为大观的著作感到很高兴，但同时让我对此有所准备，即：他不容易找到时间来审阅它。这是他的第一个弗莱堡学期。他开设一门哲学引论的课程，而且还在最仔细地加工某些新东西，以便为新学生们开启对现象学方法的理解之门。这花费了他的全部精力。我并未因此而气馁。我的学校以外的时间现在被我用来准备口试。在其它方面我也为这次长途旅行做好了准备。自学校工作以来，我就已经觉得，有必要较为仔细地选择我的服装。我了解当我在年轻姑娘面前站在讲台上时我会受到什么样的观察，而我也想尽可能地既不因为疏忽随意也不因为过分讲究的装饰而引起注意。为了旅行也需要购置一些新东西。为了考试，母亲赠给我一件丝绸连衣裙，这是我的第一件。（当时人们只有在节庆场合才穿着丝绸连衣裙。我的姐姐们只是在她们结婚时才在她们的嫁妆中得到她们的第一件。只是在战争的最后几年里，由于无法再得到棉布，丝绸才成为日常的物品。）我们一起选了一块又厚又软的绸布；颜色是黯淡的李子红。
我为此次旅行而高兴。我第一次要越过“美因河线路”了。我还根本不认识南德地区，因而始终向往到那里去。在弗莱堡的滞留也应当成为我的度假。苏塞·穆格丹（Suse Mugdan）在那里学习一个学期，并且带给我许多好的建议。首先我不应当住在城内，而是应当住在外面的君特谷。这样我就差不多已经住在黑森林里了。我们学校在7月的前几日结束。我立即上路。我几乎无法说，当我结束学校工作时，我有多么深地舒了一口气。我确定，假期对于老师们来说要比对于孩子们来说美得多。（我的女友埃里卡·戈特后来解释说：“为了从学校工作中得到休整而过的假期是美的。但没有了学校工作的假期要更美。”）
第一个最大的快乐在德累斯顿等着我。汉斯·利普斯在那里，在他母亲家中；我的假期的第一天是他的休假的最后一天，我们正好还可以在德累斯顿会面并且一同乘车直至莱比锡。他在火车站等我。他也在战争中变得健壮了，他身着军灰色军装，绑着棕色皮绑腿，看起来非常魁梧。我们没有时间再去看他的母亲。所以我们在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等待我们的火车出发。我们交换了我们圈子中人的消息。这时他问：“您也属于在慕尼黑每天都去做弥撒的俱乐部吗？”我不得不为他这个滑稽的表达方式而笑起来，尽管我切身地感受到敬畏的缺失。他指的是迪特里希·希尔德勃兰特和西格弗里德·汉堡格（Siegfried Hamburger），他们已经皈依了天主教并且现在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不，我不属于。我几乎要说：“可惜不属于。”“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施泰因小姐？我完全弄不懂这些。”我懂一点点，但我对此无法说很多。
而后我们在二等车厢的一个隔间里相对而坐，大部分时间只有我们两人。在来的路上，利普斯于弗莱堡拜访了大师。“您是否听到，他读了一些我的论文？”“噢，毫无迹象！他给我看过。他有时将纸夹解开，将几个册子拿出来，在手中掂量，并且心情愉快地说：您只要看看，施泰因小姐给我寄来了多么大的一篇论文！而后他仔细地将它放回去，重又将纸夹系上。”“这倒是好迹象啊”，我笑着说。
我讲述我们的学校活动和我的拉丁文课。突然利普斯打断了我：“啊，施泰因小姐，您根本不知道，我在您面前觉得自己是多么低能！”我摇摇头。“这怎么可能，因为您自己不就将这些事情全然视作低能的？”“这些事情——是的……”但这个印象已经在那里。此外，它完全建基于相互作用之上。以往我就已经在他的简短表述中感受到一种明察的深度，与它相比我觉得自己的所有工作都像是拙劣的东西。而现在我的感觉也是如此。
我最后要报告的是我于1916年7月从布莱斯劳到弗莱堡的旅行。我在莱比锡与汉斯·利普斯告别，而后穿过夜晚，抵达海德堡。我在中学时一直梦想在海德堡学习、这个梦没有实现。现在我至少要认识一下它，所以我将我的行程中断了一天。
此外，我已经无法确定，这是在这次旅行途中发生的，还是在几个月后再次去弗莱堡时发生的。同样我也记不得，在这两次旅行中是哪一次在法兰克福与宝莉妮·莱纳赫见了面。我们穿过老城闲逛，我通过歌德的“思想与忆念”而熟悉它，在此期间我们有很多话要说。但比罗马广场和牡鹿沟街给我印象更深的是其它的事情。我们走进主教堂（Dom）待了几分钟，在我们敬畏沉默时走进来一个提着购物篮的妇女，并在一个长凳上跪下做了短暂的祈祷。这对我是全新的事情。在我去过的犹太教堂和路德教堂，人们只是去做礼拜。但在这里，某人在工作日的劳作中走进一个空荡荡的教堂，就像来进行一次亲密的谈话。这让我永远难以忘怀。宝莉妮后来带我沿着美因河走进的利比希研究所注171，那里存有迈伦（Myron）的雅典娜。但在到达那里之前，我们来到一间屋子里，那里摆放了四尊出自16世纪一个佛兰德墓葬的塑像：圣母与约翰在中间，玛格达雷娜与尼哥底母在两旁。耶稣的身体（corpus）已经不复存在。这些塑像带有如此动人心魄的表达，以至于我们久久无法从那里脱身离开。而当我们从那里走到雅典娜这里时，我只觉得她的确风姿优美，但她并未打动我的心。许多年后我才在再次参观的过程中找到了理解她的钥匙。
在海德堡我也有一个好导游：伊丽莎白·施泰格（Elisabeth Staiger），哥廷根数学家费利克斯·克莱因的女儿，我前面可能已经谈到过她，因为我是于1915年圣诞节在莱纳赫家中认识她的。她在丈夫去世后重又回到学校教书，如今在这里的一个男孩学校工作。与她交流学校里的经验最让她高兴。我参观了海德堡城堡、内卡河，看到了大学图书馆里的漂亮的宫廷抒情诗人手写稿。而在那里重又有另一些东西比这些世界奇迹更深地铭刻在我的心底：一个谐生教堂（Simultankirche），它被一堵墙隔开，这一边用作路德教的礼拜，那一边用作天主教的礼拜。
第二天中午12点，我到达弗莱堡。我的女友苏塞·穆格丹极力建议我住在君特谷，这样我可以得到一些假期的休整。一位友善的男子将我从火车站领到开往君特谷的轨道电车的站台。这是位于城南的一个合并的村庄，从平原一直建造到黑森林的山中。在村庄入口前靠着森林边的稍高处有一座带有最纯粹意大利风格的大房子。异国情调的外观会立即吸引住每个人的眼球。电车司机告诉一个人说：这是愉快心情别墅（Wohlgemut‘sche Villa）。每次走过那里，都会希望有一次可以进入到这个关闭的天堂里。后来它转而成为利奥巴修女会（Liobaschwestern）的财产，这让我感受到爱和信任。
这次我从它旁边驶过，穿过古老的小门，一直到达轨道电车的终点站。就在车站附近，我在平地上的一个干净农家房屋中找到一间舒适的小房间，房主是一位和善的年轻女子。她的丈夫上了战场；年迈的公婆与她住在一起。在这个瞿普费尔森（Kybfelsen）乡间旅舍的斜对面可以得到价廉物美的餐饮，天气好的时候可以在餐饮大花园里用餐。
有了自己的住所之后，我就立即动身去胡塞尔夫妇那里。他们现在住在洛莱托街，位于君特谷与市中心之间，在洛莱托山的山脚下；不像在哥廷根那样住在自己的房子里，而是住在一个宽敞的租用住宅里。当我被带进过道时，我已经透过一扇大玻璃门看见可亲的大师坐在他书房的书桌旁。这让我感到难过。在哥廷根他可以在远离世界的顶楼工作。他是在高度紧张的时期来到这里的，甚至不下来吃晚饭。而现在他像是坐在一间玻璃屋里。我被立即带到他那里。他迎向我走来，而且打趣地喊道：“债权人来啦！”不，他说他还没能看我的论文。在新大学的第一学期——他对他的课程做了全新的加工并且为此需要时间。此外我会对他的课程非常感兴趣：近代哲学，是从我们的立场出发来看的，听众因此会同时被引入现象学。就此情况而论，我几乎无法开始进行博士考试。胡塞尔太太完全按捺不住了。“施泰因小姐专门从布莱斯劳长途跋涉来到弗莱堡，现在难道要让她白跑一趟吗！”大师并不为其所动。“施泰因小姐很高兴来认识弗莱堡，以及来看看我在这里如何安排。她也会从我的课程中获得许多东西。博士她可以下次来做。”我也并非完全不知所措，但还是暗暗地想，这也还不是此事的终审判决。很明显，我必须去听这个课程。一周四次，下午五点至六点，只有周三和周六无课。胡塞尔太太也定期去。课程结束后我们在大学前面等待，直到大师从教师房里出来。而后我们步行回到洛莱托街。在第一次课上我也再见到一个哥廷根的老熟人：罗曼·英加尔登，战前在胡塞尔身边听过课的波兰人中的一个。战争开始时他加入了波兰军团，但很快因为心脏的毛病而被免除兵役，并且回到哥廷根。他作为唯一出自哥廷根老圈子的人陪伴胡塞尔来到弗莱堡。除他之外，一同来的还有一个路德教的神学家鲁道夫·迈尔（Rudolf Meyer）。作为新追随者还要加上一个俄罗斯女子普洛尹克（Pluicke）太太。在胡塞尔那里我曾被告知，他们“火烧火燎地”想要认识我。因而我很快便与他们一起被邀请。普洛尹克太太热衷于现象学，但更热衷于鲁道夫·斯坦纳。在她的影响下，“小个子迈尔”也转向了人智学。两人在一段时间之后离开了弗莱堡。我不知道他们后来的情况如何。
有一天，当我从洛莱托街去君特谷时，胡塞尔和他太太陪着我走。半路上他说：“我太太让我不得安宁。我必须找时间来读您的论文。我还从未接受过一篇我没有读过的论文。但这次我想这样做。您立即去系主任那里，取得一个博士口试的尽可能偏后的日期，以便我到那时可以读完您的论文。”我当然立即便着手完成所有必要的事务。我必须从胡塞尔那里取走装有三卷本的纸夹，以便将它提交给系里。为了不损失任何时间，我可以为他提供一个副本，直至那个正本正式地重新传送到他那里。
博士生们通常会去大学的学籍管理员那里，给他一些小费，以便通过他的帮助而去他们所希望的考试委员会那里。这个小后门为我所鄙弃。我直接去了哲学系的系主任那里。当时的系主任是古典语言学家科尔特（Körte）教授。在战争期间他是后备军的上尉，在弗莱堡训练新兵，并且在空闲时间里作为系主任处理他的行政事务。因而他接待我时身穿军灰色制服。他是一位非常和蔼的先生。确实不需要中介者就可以与他达成一致。论文没有人能评价，只有胡塞尔。因而他必须成为审核人。我给出的副专业是近代史与近代文学。为此考虑拉赫法尔（Rachfahl）教授与维特科普（Witkop）教授作为主考官。我请求以［1916年］8月3日为考试日期。6日在布莱斯劳要开学，我必须于5日晚到家。我在途中还要在哥廷根留一天，因此我要在4日早上从弗莱堡出发。科尔特教授告诉我，我必须自己向考试的教授们请求，在弗莱堡留到这一天。通常因为酷热，讲座在7月底就结束了，而那时人们就会去避暑了。按此保留条件，博士口试定在8月3日下午六点。现在我去拜访两位先生并向他们做自我介绍。在不认识的人那里进行考试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而我必须确定一下，他们究竟是哪路神仙。赫法尔教授的书我已读过。他首先是通过他的关于腓特烈·威廉四世与1848年革命的理论——一门被我的近代史老师们（布莱斯劳的格奥尔格·考夫曼和哥廷根的马克斯·雷曼）所拒绝，此外也相当普遍地被坚定地拒绝的理论——而为我所知。三月革命属于我的专业领域，我的历史的国家考试论文与此相关。所以我必须小心，以免发生冲突。在维特科普教授那里，如我从交谈中注意到的那样，要打交道的不是数字和日期，而是观念。他询问我是否读过欧根·屈内曼（Eugen Kühnemann）的书。这已经告诉了我很多。我还没读过那本赫尔德书注172，并立即从图书馆里借出了一本。两位先生都同意那个日期。为了让自己适应他们的思维方式，我还去参加了几次他们的讲座。我相信不超过两次或三次。而后我觉得已经获得了充分的了解。我也必须考虑到，我是在假期里，而且我应当为一个新的季度来增强自己的体魄。我现在通常一早带着我的书从君特谷出发上到周围的一座山上，在草地上躺下，在那里备考。
在这些日子里，我的女友埃里卡·戈特也从哥廷根过来了。她也想度假休整；同时她还想来支援我，让我在考试日不是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这里。我到火车站接她回来。当我们一同坐在我的小屋里时，我拿出我的黑森林地图放在她面前并指给她看：这里是费尔特山（Feldberg）。这里我们必须去一趟。博登湖我们也必须去一趟。埃里卡心花怒放地拥抱我。莱纳赫夫妇曾极力劝阻她到我这里来。他们认为我现在只能为考试做准备，没法再做其它事情。现在她为自己对朋友的忠诚而受到奖励。但我们必须将我们的出游安排得巧妙些。胡塞尔的课程是不可以逃避的。要去费尔特山的话，用两次讲座之间的时间必定就够了。我们在去的途中完全步行，从君特谷越过绍因斯兰德山（Schauinsland），中途过夜，并且可以在下午听完讲座后骄傲地对大家说，我们早上曾在费尔特山上，而且在喝早晨咖啡时看到了阿尔卑斯山。博登湖的旅行我们要等到考试前的几天再进行。对此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并且要利用周六与周日。我们决定暂时不告诉胡塞尔，以免大师有可能因为我如此临近考试还让自己享受这些而感到不安。
在韦惹火车站（Wiehrebahnhof）等待赫伦山谷列车（Höllentalbahn）时，我们注意到胡塞尔全家人都在站台上。他们在离我们不远处上了同一列火车，并且同行了一段路程，我想是直至欣特察尔滕（Hinterzarten）。我觉得，他们仓促地看见了我们，就像我们仓促地看见了他们一样。格哈特与他们在一起；他只是来这里休几天假，而我们猜想，他们更愿意与他们的儿子独自在一起。我们坐火车穿过整个赫伦山谷直至多瑙厄申根（Donaueschingen）。在那里我们坐火车下行到辛根（Singen）。但当我们从费尔特山下山，看见东面赫皋群山（Hegauer Berge）如浪峰般升起时，我决定，我们要去看一下霍恩特维尔注173。于是我们留在辛根过夜。
晚上登上山，在古老的城堡漫游，想着埃克哈特以及席勒的青年时代，真是十分美妙。这里还有一些战俘在堡垒里受苦。早晨我们继续走到湖边。一位老妇划船在教堂的钟声中将我们从卡恩的拉道夫采尔（Radolfzell im Kahn）渡到对面的赖兴瑙岛（Insel Reichenau）。修道院当时给我留下了尤为深刻的印象。葡萄园，在深蓝色天空下，在耀眼夺目的阳光中，由碧波荡漾的湖水围绕着——这是那一天留在我记忆中的东西。
但在快乐的漫游旅行之外，在这些天里也有极为严峻的印象留存下来。在埃里卡到达后的第一夜或第二夜，我们就被一次空袭所唤醒。我对此已经习惯了，并不十分介意。埃里卡睡在另一间房里，与一对夫妇的房间只有一墙之隔。突然那个男子在敲我的门，并且用他的巴登方言告诉我，我的“同伴”（Kamerad）在哭。我急忙穿衣到她那里去。她的确是泪流满面，但不是为她自己担心害怕。有人告诉她，可以听出火炮射击是从弗格森注174那边传来的，而她的弟弟汉斯就是作为少尉处在那边的战场上。现在她听到了榴弹的爆炸声并且说：如果这里就已经是如此可怕，那么在那边必定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地狱啊。我跪在她的床前安慰她。我们所听到的只是防御火炮，它从城堡山（Schloßberg）向下对整个城市进行拦阻射击。从弗格森那里只能听到一些沉闷的隆隆声。这时她的眼泪立即止住了。埃里卡完全安下心来。她甚至看到了我疾速地披在身上的连衣裙。“您找到了您的风格”，她说。自从我当教师以来，我就努力做到让自己的穿着无可指责。我在讲坛上站在一群来自最好家庭的成年女孩面前，并且知道她们对于外表有着如何苛刻的眼睛。我既不想因为疏忽随意也不想因为过分高雅而让人反感，而是尽可能不引人注目，这样就可以尽可能地避免将她们的注意力从课程转移到我个人身上。
当然，尽管有埃里卡的假期，我还是必须继续为博士口试做准备。我们现在还要一大早将更多的书拖到山上去。在我研究我的那些书的同时，埃里卡在研究我的论文。她十分忠实地在下午去听胡塞尔的讲座，而后我们三人在讲座后等着他。有一次他出来时对我说：“幸好您没有跟我一起在教师室，否则您会沾沾自喜的；我向其他先生说到了您，也强调了您在战争中作为护士所做的贡献。”他很在意我顺利通过考试。在他的哥廷根学生圈中还没有人在弗莱堡做过博士考试；现在我作为第一个要给人以一个好的印象。他已经参与过多次考试，因为哲学常常被选作副专业。当我们晚上被邀请到他那里去时，他向我们讲述他的经验。要求是非常高的。“Cum laude”已经是一个很好的成绩了；很少给出“magna cum laude”的；“Summa cum laude”只是给任教资格候选人的。“那我就瞄准Cum laude了”，我开玩笑地说。“您要是能通过就应该高兴了”，他回答说。这是对我的自负的一小瓢冷水。此外，由于需要仔细研究我的论文，大师在此负担下呻吟叹息。奥特曼小姐有一次在周日从斯特拉斯堡过来看我们。我们下午与她一起在胡塞尔家中。大师在喝咖啡时出现在阳台上，而后很快又回到书房。“我根本无法为您奉献时间”，他对奥特曼说。“您要感谢施泰因小姐，我要将所有时间用在她的论文上。”他将我叫到他的书房；我需要向他解释一些他没有完全弄懂的东西。此时我们谈到整个论文。“这只是一篇学生论文”，我说。“不，完全不是”，他坚定地回答，“我甚至觉得它非常独立。”这是我听到的第一个评价，而它听起来非常有希望。
有一次我们应邀到胡塞尔家里去参加晚会，被邀请的是一个较大的圈子。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是在那个晚会上认识马丁·海德格尔的。他还在李凯尔特那里便完成了任教资格考试，胡塞尔从他前任那里接受了他。他的就职讲座是他在胡塞尔已经到了弗莱堡之后才举行的。它具有针对现象学的确凿无疑之矛。注175他后来的太太、当时还是佩特里（Petri）小姐，曾在胡塞尔的讨论上出现并且活跃地提出反对意见。这是他自己后来告诉我的：“如果一个妇人形象是倔强不羁的，那么后面一定藏着一个男人形象。”在这个晚会上，海德格尔给我的感觉很好。他安静而内向，只要没有谈及哲学。但一旦有哲学问题出现，他便充满了活力。
在回到君特谷后，我们还在床上谈到这个晚会。（如果我们回家较迟，年轻的女房东会睡到我的面对街道的小房间里去，并将她的有两张床的大卧室留给我们。）埃里卡与大师独自谈了很久。他抱怨说，他无法推进他的工作。他1912年便在与《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部分的关联中草拟了第二部分。在1913年出版了第一部分之后，人们催促他完成《逻辑研究》的新版，因为老版本已经售罄。而后是战争爆发，儿子沃尔夫冈阵亡，向弗莱堡的迁居。所有这些都将他从他的著作的思路中拽了出来，而现在他无法重新找到进路。他无法再辨认原稿，因为他是用纤细的铅笔字速记下来的；他的视力现在已经弱到不足以去阅读它们；他对眼睛的抱怨由来已久，很想让人为他做一个白内障摘除术，但这个病从未达到可以做手术的程度。现在他只知道一个拯救办法：他必须有一个助手。我们躺在自己的床上绞尽脑汁：我们从哪里为大师弄一个助手来？因为所有的老学生都在战场上。对此最合适的人选大概就是弗里茨·法兰克福特了。但他恰恰是第一个阵亡的。“倘若我想，他或许可以用得着我”，最后我说，“那我会去的。”埃里卡十分吃惊。“这可能吗？我不能。我现在必须在学校工作挣钱。”我也没有我能赖以生存的财产。但算计不是我的事情。我会直截了当地去做。只是我觉得根本无法想象我有可能被纳入考虑范围。我是那么渺小，而胡塞尔则是在活着的哲学家中的第一人——按照我的信念，他是在那些超越时代并规定历史的极其伟大的人物中的一个。但我自己知道办法了。“我会自己去问他。我还可以等到考试之后。如果他读完了我的论文，他也就可以更好地做出评判。”于此我们结束了我们的讨论并且互道晚安。
当我们次日下午六点与胡塞尔太太一起在学校大门前等待，而胡塞尔从阶梯上走下来时，他对他太太说：“你与戈特小姐先走，我与施泰因小姐有话要说。”这样我们便两个、两个地向回走。在几天前大师就打趣说：“您的论文让我越来越喜欢了。我必须当心，不要让它上升得太高了。”现在他用同样的语调继续说：“我已经在您的论文中走得相当远了。您真是个非常有才华的小女孩。”而后他变得严肃起来。“我只是在考虑，这个论文是否可能在《年鉴》中与《观念》相并列。我的印象是，您已经从《观念》第二部分中提前取走了一些东西。”这让我的内心抽搐了一下。这是我可以切入我的问题的一个点。现在要赶快抓住这个时机。“如果真是如此，教授先生——反正我还想问您。戈特小姐告诉我，您肯定想要一个助手。您认为我可以帮助您吗？”我们刚好要过德赖萨姆河（Dreisam）。大师在腓特烈桥中间停下并且以最快乐的惊讶喊道：“您想来我这里？是的，我想与您合作！”我不知道，我们两人中哪一个更幸福。我们就像是处在订婚时刻的一对年青人。胡塞尔太太与埃里卡小姐站在洛莱托街上看着我们过去。胡塞尔对她太太说：“想想吧，施泰因小姐想来我这里作助手。”埃里卡看着我。我们无须语词便心心相印了。在她的深深的黑眼睛里闪烁着最衷心的喜悦。当我们晚上重又睡在我们的床上时，她说：“晚安，女助手！”
当我们现在重又与胡塞尔夫妇相聚时，未来计划得到了辛勤的打造。我还必须回布莱斯劳两个月去学校工作。目前没有替代我的人，而秋天我还要进行文科中学的拉丁文考试。但我想从10月1日起辞职。胡塞尔本人也对我毫不犹豫地愿意将学校工作放在一边而感到吃惊。胡塞尔太太得出结论，我必定是很富裕的。无论如何，多年后还有人一再地告诉我，她是这样向人说到我的。关于薪酬问题曾有过严肃的谈话。胡塞尔说，他每个月可以给我一百马克。注176以此我当然还不足以应付，但还是可以减轻一些负担；这样我的家人也更愿意同意。我对所有这些都说：是的。这些事情对我而言很尴尬，我想尽快摆脱它们。
考试现在已经不再受到关注。胡塞尔笑着说：“我们可以说您想说的。甚至可以说同感。（这是我的博士论文的论题。）只是我们必须避免这个词。”注177我再三提醒他：“您不要像在国家考试时那样考那么多的哲学史。”他认为，这恰恰是必要的。
伟大的日子终于到来，1916年8月3日。晚上埃里卡在床上问，我的心情如何。我回答：“无论如何，24小时之后就过去了。”她对这种宿命论感到十分吃惊。她当然要陪我同赴沙场。此前我们为了使精力充沛而去了比尔林格咖啡馆（Birlingers Kaffeestuben）；我尤其乐意去那里。它有几个装饰动人的毕德麦耶尔风格的房间。我们也在露天找到一张桌子，这是我最中意的：有节制的绿和黑。我要了冰咖啡和蛋糕，而且如此证明了我的异乎寻常的本领，以至于埃里卡几乎要担心我可能会反胃。这是热得可怕的一天。系主任选了政治学系的会议室作为考试房间，因为那里最阴凉。他让胡塞尔和我坐在会议桌旁舒适的皮沙发椅上。他自己则背对着我们坐在一张写字桌旁，就好像这不关他的事。当然他在注意地倾听，但他想尽可能地避免对我造成困扰。因此这就像是我与大师的一次熟悉的思想交流。为了使事情变得更吸引人，他用一个问题开场：“尽管常常要求在考试中应当独立思考——而且还是在这样的酷热中——，但您是否可以告诉我……？”如此等等。我猜想，这位友好的陪审官看穿了这个善良的把戏。但他丝毫未让人察觉到。预定的时间对我来说过得很快。结束时系主任跳起来说：“现在我们必须给施泰因小姐弄杯水来。”他自己急忙穿过房间去取东西，尽管我完全没有感到虚弱或需要提神。
现在是两门副专业；预定每门是半小时。维特科普教授的问题是那么“文艺”，以至于我在胡塞尔面前都感到羞愧。但我给出了所希望的回答，而主考官后来向胡塞尔恭维说：立即就可以看出是受过哲学训练的。他甚至考了40分钟，以至于系主任最后打断他说：“同事先生，我们并不想比必要时间更长地折磨施泰因小姐。”
历史考试只是一个小小的附属物。当我想不起一个名字时，胡塞尔给我提示。8点时我可以离开。先生们留下来商讨结果。埃里卡与英加尔登在下面的大厅里等着。我至此一直未得见到的学籍管理员这时也出现了。他祝贺我说：“至少也应当是summa。在胡塞尔于论文下面写了那些评语之后，这已经不可能是别的了。”他得到了他的小费，尽管他什么也没为我做。
当晚我们被胡塞尔夫妇邀请去他们那里。但我们知道，在那里只有一些甜点，所以我们想事先在哪里吃个晚饭。尽管英加尔登建议放弃，但由于我们不接受，他便将我们带到附近的一家餐厅。他想在这里告别。后来追问出来，他没有钱。他的每月一次的支票还没有到，而上月的钱又所剩无几。“您今天是我的客人，这是完全理所当然的”，我说。在我们吃完饭后，我悄悄将我的钱包塞给他，让他去为我们大家付账。
但这时已经相当迟了。在胡塞尔家里所有人都已经在等着我们。胡塞尔太太和［女儿］伊丽用常春藤和春白菊扎了一个富丽堂皇的花环。它被戴到我头上充当桂冠。“就像一个女王”，小个子迈尔兴高采烈地说。胡塞尔心花怒放。系主任自己建议分数为“summa cum laude”。我们告别时大概已是午夜以后。已经没有轨道电车了。我们必须在漆黑之中走回去。由于空袭威胁，到处都始终完全遮住光。英加尔登陪我们一直走到我们的小屋门口。他听说了我10月1日会再回来，感到十分高兴，他将不会独自在弗莱堡了。
我们进屋时，里面的年轻女子醒了。我还戴着花环。“应该这样给她照张相”，她说，“趁着幸福的闪光还在。否则她总是带着那样一张辛勤劳作的脸。”早上我给家里发了一封电报，报告我的结果和我的到达时间。而后我们启程。我已经记不得埃里卡为什么不能与我一起去哥廷根。我只记得，我是独自到那里的。莱纳赫太太等着我，但我在火车站的格布哈德旅馆要了一个房间，因为我第二天早上就要继续乘车走。而后我们坐出租车去石壕街。
［笔记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