诠释中的一些问题

我确信我的信息提供人都真诚地相信奶树仅仅代表恩登布社会组织的联结和统一的方面。我也同样确信，奶树在行动情境中的角色——在此情境下，奶树突出地代表着某一个特定的团体与另一个团体之间的对立——构成了它整体意义中同等重要的成分。若恩登布人并没有认识到他们对奶树的象征意义的阐释与他们与之相联的行动之间不一致，这是否意味着这种不一致对社会人类学家来说毫无意义呢？在此我们必须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对谁有意义？”诚然，一些人类学家如纳德尔（Nadel 1954：108）认为，“我们探究一个社会时，不被理解的象征符号没有意义；象征符号的社会影响在于它们的指示能力。如果它们对于行动者而言不指示任何东西，那么，从我们的观点来看，这些象征符号就是不相干的，实际上它们也不再是象征符号了（不管对于心理学家或精神分析学家来说其意义为何）。”莫妮卡·威尔逊教授（Wilson 1957：6）也持类似的观点。她写道，她之所以强调“尼亚库萨人自己对他们仪式的诠释，是因为人类学文献充斥着有关符号的推测，即民族志学家对他者仪式的解读”。实际上，她在这点上走得更远。她将自己对尼亚库萨人仪式的分析完全建立在“尼亚库萨人对象征的解释或翻译上”。在我看来，这些调查者过分谨慎拘泥，自设了一个刻板的，甚至是凭空而来的限制。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困难来自于无法辨别象征符号（symbol）的概念和仅仅作为符号（sign）的概念。尽管我完全不同意卡尔·荣格的基本假设，即集体无意识是仪式象征意义的主要构成原则，但是我认为，荣格通过作这种区分（Jung 1949：601），为后来者的进一步调查研究扫清了道路。“一个符号”，他说，“是一种已知事物的类似的或缩略的表达。但是，一个象征符号总是对一个相对未知的事实可能的最好表达，尽管该事实已然被认识到或被假定是存在的。”纳德尔和威尔逊将大部分仪式象征符号仅仅当作符号，必定忽略掉这些象征符号的某些极其重要的特点，或者认为它们是不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