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科化之前的“文学”

在借鉴西方教育体制，建立起现代大学里“繁花似锦”的分科课程前，中国人也有很好的文学教育。清人姚鼐讲学书院，编选教材（《古文辞类纂》），促成桐城文派流衍全国^[1]，便是相当成功的例子。即便在西潮汹涌的清末民初，京师大学堂等迅速崛起，仍有康有为、章太炎等保持大儒讲学的传统。幸运的是，康、章二位讲学，留下较多资料，后人可据此钩稽并复原学科化之前中国人的“文学教育”。

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创办万木草堂，革新教学体系，宣传维新理想，培养造就大批变法维新人才（如梁启超、麦孟华、徐勤、韩文举、梁启勋等）。这一经过，《康南海自编年谱》有详细记载。如“光绪十七年（辛卯）三十四岁”则云：“始开堂于长兴里，讲学，著《长兴学记》，以为学规。与诸子日夕讲业，大发求仁之义，而讲中外之故，救中国之法。”而“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四十一岁”则有曰：“（八月）二十二日封万木草堂，以吾所藏及藏书三百余箱，尽付一炬，所著行之书，亦已行各省毁版矣。”^[2]扣除奔走国事的戊戌年，康有为讲学万木草堂的时间，足足七年；弟子张伯桢据1896—1897年于万木草堂听讲笔记整理而成的《南海师承记》，也证明这一点。对于康门弟子来说，万木草堂听讲，是闻“大海潮音”，乃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就像梁启超说的，“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余生平于学界稍有所知，皆先生之赐也”^[3]。

康有为的万木草堂在其政治生涯中发挥了非常巨大的作用，而好在他的弟子们极为崇拜他，“日札记其讲义”^[4]，而这些笔记又多有流传。1988年中华书局刊行《万木草堂口说》，整理者用的是藏广州中山图书馆的《南海康先生口说》和藏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万木草堂口说》。其中涉及文学的部分有“文章源流”“文学”“论文”“骈文”“赋学”“讲王介甫百年无事札子、苏子瞻代张方平谏用兵书”“八股源流”“袁稿”等^[5]。仅以“文章源流”为例：

古人言语文章无别。《六经》皆孔子文章。《易经》多工夫。胡稚威谓，人皆死，惟文不死。古来圣贤豪杰皆死，惟有文可以不死。青与白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文有自然之法，有创造之法。《诗》，辞章之祖，李斯辞章亦佳。《书》，开记事之体。……后汉至六朝俱骈文。昌黎一人独倡古文，当时未之从也，从之者柳宗元及其徒数人而已。昌黎文范围有宋一代。本朝讲侯、汪、魏三家。龚定庵能追周秦以上之文。唐以前之文，简腴厚曲，唐以后之文，长枯薄直。^[6]

这些精彩言论，中华书局版每句断开，单独排列，因都是大判断。此乃传统中国大儒讲学的特点，吉光片羽，精美绝伦，但满天星斗，点到即止。一直到康有为的《万木草堂口说》，都是如此。文字简略，思路又如此跳跃，必须将其还原到朝夕相处的师徒讲学这一特定环境，才能明白其佳妙之处。这里需要的是结论，而不是具体的论证过程。与晚清以降引入“教科书”，肯说“多余话”，形成了鲜明对照。也与拥有教学大纲、教学讲义的我们不同，当时的互动很多，师生自由讨论，随兴而起，随兴而止。

在此我们可以再看另一位大师章太炎。

1922年4—6月，章太炎应江苏省教育会的邀请，在上海讲授国学。第一讲开篇就是：“我在东京曾讲演过一次国学，在北京也讲演过一次，今天是第三次了。”^[7]在这三次讲授中，始终围绕着国学展开。而倾向于书院讲学的章太炎，对新式学堂的教学方式很不以为然。^[8]因此，辛亥革命后，多次拒绝北大、清华的盛情邀请。面对日渐强大的现代教育及学术体制，太炎先生坚持独立讲学，而在章先生的学生中有很多后来很出名的学者，像朱希祖、钱玄同、许寿裳以及周氏兄弟等都是当时章先生在东京讲学的学生。后来北京大学请章先生来讲课，他就推荐了自己的学生，这也造成了民国初年到20世纪20年代期间，北京大学中文系老师的主要班底都是章先生学生的局面。因为这些老师大部分都是江浙来的，他们的口音太重，学生大都听不懂，因此学生上课都得要讲义。

章门弟子在追忆其师讲学时，往往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所见所闻自然颇多差异，但在章氏喜欢讲授的《说文》与《庄子》这一点上，各家回忆比较一致。任鸿隽：先讲顾炎武《音学五书》、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郝懿行《尔雅义疏》、王念孙《广雅疏证》, “一周一次，大约继续了一二年”;“小学讲毕后，我们请先生讲诸子学，于是先生讲了《庄子》”; “讲过了这些古籍之后，先生还作了一次系统的中国文学史讲解”。

很难说日后提倡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梁启超等，是如何继承康有为的衣钵；真正影响弟子们的，是康的学术史讲授。想想日后梁启超之撰写《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902）、《清代学术概论》（1920）、《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23—1925）……

而若一定要在章太炎的“国学”论述中，凸显其“文学教育”的位置，那么，不妨落实为东京及上海讲学时对于三国两晋文辞的强调，以及对于“集外文”的表彰。经过周氏兄弟的诠释与转化，这一“重写文学史”的努力，日后被中国学界广泛接纳^[9]。

只是随着大学体制日渐完善，“文学史”成为中国文学系的主要课程，凭借个人魅力独立从事“文学教育”，已成遥远的记忆——20世纪20年代以后，在中国文坛及学界肆意挥洒才情的，是康、章那些充满叛逆精神的学生辈。

[1] 近年的相关著述，参见陈平原：《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八讲“文派、文选与讲学——姚鼐的为人与为文”、王达敏《姚鼐与乾嘉学派》（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年）第八章“桐城学人群体的形成”、徐雁平：《清代东南书院与学术及文学》（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二章“书院与桐城文派的传衍”、魏泉：《士林交游与风气变迁——19世纪宣南的文人群体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五章“梅曾亮的京师交游与‘桐城古文’的流衍全国”等。

[2] 康有为：《康南海自订年谱（外二种）》（楼宇烈整理），第19、66页，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

[3] 参见梁启超：《三十自述》，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第16—17页，上海：中华书局，1932年；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载夏晓虹编：《追忆康有为》，第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

[4] 梁启超《三十自述》有曰：“余与诸同学日札记其讲义。”

[5] 参见康有为：《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万木草堂口说》，第230—250页。

[6] 康有为：《长兴学记·桂学答问·万木草堂口说》，第230—231页。

[7] 章太炎主讲、曹聚仁记述：《国学概论》，第1页，香港：学林书店，1971年港新六版。

[8] 参见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第二章“官学与私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9] 参见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第八章“现代中国的‘魏晋风度’与‘六朝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