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从就业角度看中国经济目标增长率的确定

一、经济增长目标、就业与通货膨胀

经济目标增长率的选择已经成为我国经济政策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一方面，我国经济必须有比较高的增长率，因为经济增长既关系到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振兴和中国梦的实现；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增长要切合实际，过高的经济增长目标可能对中国经济构成通货膨胀压力。

经济增长目标的确定需要同时考虑就业、通货膨胀两个方面的因素。通货膨胀影响人们的生活费用，所以如果考虑通货膨胀来确定增长率，确定的是经济增长率的上限；而保就业考虑的则是经济增长率的下限。进一步说，无论是考察实际增长率与失业率（奥肯定律，Okun's Law），还是考察通货膨胀与失业率（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分析的基础首先都是基于对失业率的判断。就宏观调控而言，最重要的是确定经济增长率的下限，而主要的考虑因素就是就业。

就业的增长能否通过经济的增长来取得，取决于两者之间是否有一致性。关于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的关系，国内外的研究成果颇多。其中，国外学者重在研究两者之间的一般关系，而国内研究大多以就业弹性为着眼点，计算我国的真实就业弹性，并对我国就业弹性低于理论预期值提出种种解释。

西方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就业的增长与经济的增长有一致性，这一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典学派将国民财富的增长同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的提高紧密相连。新古典经济学派则提出了“自动均衡”的充分就业理论，更通过建立生产函数模型来进一步描述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的关系。利用索洛模型进行比较静态分析，可知就业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有同方向变动的趋势（即∂gQ/∂gL＞0）；同时，技术进步率、资本投入增长率以及劳动与资本产出弹性均与就业增长率负相关。1962年，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Arthur Okun）根据美国的统计资料，提出著名的“奥肯定律”：失业率每增加1%，实际GNP^[1]就会减少2.5%左右；反之，要使失业率降低1%，GNP需要增长2.5%左右。奥肯定律讨论的是在一定实际失业率与自然失业率的结构关系下，实际失业率与实际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化，但奥肯定律在实际经济中往往失效。Jim Malley（2008）对七国集团（G7）国家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工会、效率工资、失业保险等特殊制度安排会使奥肯定律失效，因为这种特殊制度安排使劳动供给曲线反转，劳动的边际产品可能变为负数，除德国的失业率处于奥肯定律范围内，其他国家都处于奥肯定律之外。中国也有学者指出，由于城市存在隐形失业并不断进入实体经济（夏静，2005），农业隐形失业人口进入实体经济（蔡昉等，2004）等多种原因，奥肯定律在中国也是失效的。菲利普斯曲线则讨论了在一定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的结构关系下，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化，但正如弗里德曼（Friedman，1968）和费尔普斯（Phelps，1968）发现的，两者间的替代关系只在短期存在，长期里将回到自然失业率，即不加速通货膨胀的失业率，重要的在于估算自然失业率，并以此确定失业率警戒线。虽然各国都有估算，如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U.S. Congress：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2013年2月5日公布的数据，美国自然失业率长期维持在5.5%左右，短期在6%左右，也有人认为美国自然失业率于2011年达到峰值6.7%后呈下降趋势（Weidner and Williams，2011）。也有人对欧洲国家自然失业率进行估算，认为在2002年后基本维持在8.5%左右，在2008年后则基本上处于9.5%左右的高值，2013年后仍有上升风险（Blanchard，2005；Benati and Vitale，2007），但总的来说很难准确估计。Staiger（1997）曾对估算自然失业率之所以难以准确的原因做过概括，在模型参数应具有怎样的具体形式、自然失业率是否具有随机性、模型以怎样的形式设定等问题上都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

我国学者对中国自然失业率也做过大量的估算研究，曾湘泉（2006）曾用Kalman滤波方法，估算了1992—2004年的自然失业率曲线，发现中国具有不断升高的自然失业率，于2002年达到峰值后，在4.18%—5.16%的范围内波动。石柱鲜（2008）利用HPMV滤波对我国自然失业率进行估算，并运用自然失业率对我国通货膨胀的特点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自然失业率的波动性逐渐减弱，通货膨胀的适度区间为2.9247%—5.7369%，我国通货膨胀对负向实际失业率缺口的反应强于其对正向失业率缺口的反应，具有非对称性。尹碧波（2010）运用ADF检验和HR（1）模型估算我国潜在增长率为11.4%，自然失业率为2.8%。都阳（2011）采用Kalman滤波方法，在不变“自然失业率”和非线性置信区间估计的基础上，对不变自然失业率进行了测算，发现其峰值出现在2003年，约为5.42%，2009年回落到4.13%。显然，不同学者估算的结果差距显著。

我国学者较多从“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出发来考虑经济增长对就业的作用。所谓就业弹性，是指经济增长每变化一个百分点所对应的就业数量变化的百分比。弹性越高，说明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效应越大；若就业弹性为负值，则说明经济增长对就业有“挤出”效应（经济增长为正而就业减少）或“吸入”效应（经济增长为负而就业增加）。纵观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就业弹性就显著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且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龚玉泉和袁志刚（2002）利用1978—2001年我国GDP增长与就业增长的数据，观察到在经济波动的上升期，城镇登记失业率并不下降，而是基本保持不变；在经济波动的回落期，随着GDP增长率的下降，失业率呈上升趋势。他们认为，总的来说，我国GDP增长所带来的就业吸纳能力在不断下降，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挤出就业的。李红松（2003）运用差分公式法（即根据弹性定义计算）和经济增长模型法分别测算了我国不同阶段的就业弹性值，并指出差分公式法的局限性——弹性定义中强调引起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不变这一前提难以满足。测算结果表明，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就业弹性水平出现显著性下滑，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减弱。蔡昉、都阳和高文书（2004）重估了我国的就业弹性——他们把全部城镇就业作为分析对象，从GDP总量中减去农业增加值，再减去乡镇企业中非农产业的增加值，通过适当的价格调整，得到了实际的城镇GDP年度增长率；把城镇就业年度增长率和城镇GDP增长率相比，就得到了城镇就业弹性指数。与城乡整体的就业弹性下降趋势不同，城镇就业弹性指数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并于90年代后期向早期的水平接近，2000年达到0.31，只是在21世纪又有所降低，2002年为0.19。这个就业弹性按照城乡整体和分三次产业的方式所计算的结果，都显示出更大的经济增长就业弹性。然而0.2左右的就业弹性，与发展中国家平均0.3—0.4的水平相比仍然较低。陈桢（2008）根据GDP和就业人员统计数据，计算得到各年份的就业弹性并以3期进行移动平均，得到修匀趋势，证明就业弹性的移动平均序列趋于下降：“六五”时期，我国GDP平均增长一个百分点，能够推动就业增长0.35个百分点左右；“九五”时期，GDP平均增长一个百分点，就业只能增长0.14个百分点。据此推算，我国20世纪80年代一个百分点的GDP增长可创造240万个左右的就业岗位，而进入21世纪后，一个百分点的GDP增长只能创造70万—80万个左右的就业岗位。

就业弹性不断下降说明经济每增长一个单位所需投入的劳动量减少，这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背后只有两个可能——技术的进步和与经济结构相对应的就业结构的变化。顺着这两条思路，我国学者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的非一致性提出了解释。

其一是“技术进步论”。这种观点认为技术的进步节省了人力，减少了劳动岗位。然而唐鉱和刘勇军（2003）认为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是双重的，短期的技术进步可能会带来就业的挤出效应，但长期来看技术进步能增加社会产出，提高社会的人均收入水平并导致社会消费结构的改变和产业结构的演进，尤其是具有劳动密集型特征的第三产业的发展；而且从20世纪90年代的国际数据实证分析来看，以高新技术和新经济著称的美国，以及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韩国，其GDP就业弹性一直远高于我国。

其二是“经济结构调整论”。这种观点认为我国就业增长率下降和失业率上升是由经济结构的快速调整引起的。如果经济中劳动密集型产业所占比重下降而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所占比重上升，就业弹性势必下降。胡鞍钢和周其仁（1997）将就业弹性的下降归结为工业走了资本密集化道路。钱永坤、宋学锋和董靖（2003）以江苏省为例，使用1985—1999年《江苏统计年鉴》所载数据，建立了就业量决定模型，定量分析投资等因素对就业量的影响程度，检验“资本密集化的工业道路导致我国就业弹性下降”这一假说，发现理由并不充分。他们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资本投资增加不仅没有替代劳动力，反而是拉动就业增加的主要因素。但由于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实际工资增加抵消了投资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导致GDP的就业弹性下降。张车伟和蔡昉（2002）通过观察三个产业的就业弹性，发现我国的就业弹性呈现出以下特点：（1）就业弹性的整体下降趋势——我国的就业弹性从1979年的0.44下降到2000年的0.10，且自1990年以来尤为明显；（2）三个产业吸纳就业的能力不同，第一产业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最小而第三产业对就业的拉动作用最大，第一产业就业弹性的波动实际上折射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的变化。他们还把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化综合在一起，通过分析三个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就业比重与GDP比重的比率）的变化趋势，指出我国经济结构变化的本质是效率的提高和结构的改善——第二、第三产业的劳动密集程度过低的状况得到了改善。但龚玉泉和袁志刚（2002）指出，就业结构能否随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顺利调整取决于原有从业人员的人力资本含量、知识技能结构的更新能力，以及企业用人自主权的大小。事实上，在1992年以前由于就业制度刚性，原有从业人员和新增劳动力在三个产业间的分布基本上属于地域性配置和行政性配置，产业结构调整对就业增长和失业几乎没有影响。1992年以后，产业结构的调整遵循资源的市场配置机制，尽管失业率有一定程度的上升，但也带来了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和新兴行业的发展，从而导致对就业派生需求的上升。因此，总体看来，产业结构调整对就业的净影响难以判断。

其三是“名义就业量下降中的有效就业增长论”。龚玉泉和袁志刚（2002）仔细区分了“有效劳动就业量”和“名义就业人数”，指出我国的就业现象表现为：体制转轨、结构调整等带来的失业上升和经济增长带来的就业增加两者相伴而生的“名义就业量下降中的有效就业增长”。李俊锋、王代敬和宋小军（2005）从理论上分析了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关系，并将中美两国数据进行了比较研究。然后，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非一致性的原因，其中用有效就业理论证明了我国同样存在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互动机制，并用计量工具对结果进行了回归分析。

还有部分学者质疑现有的数据和计算方法，认为我国的实际就业弹性并未下降，最多只是有些震荡。龚玉泉和袁志刚（2002）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镇，以及自我雇佣、季节工、临时工等非正规就业人员和一部分隐性就业人员并未被统计为从业人员，导致我国就业增长率和GDP增长计算的就业弹性被低估。邓志旺、蔡晓帆和郑棣华（2002）也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名义就业弹性系数存在下降趋势，但是如果把隐性失业考虑进去并计算一个相对比较真实的就业弹性系数就会发现，我国经济近二十年来的增长对就业的拉动能力仍然保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水平。

曹建云（2008）以西方传统理论为基础，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得出如下结论：（1）我国经济增长率与就业增长率之间呈现微弱的负相关关系，1978—2005年，两者的皮尔逊相关系数为-0.015；（2）我国经济增长不是就业增长的Granger成因，这意味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没有有效地促进就业增长；（3）奥肯定律在我国失灵；（4）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就业弹性在低水平上不断下降，这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导致就业弹性下降有着本质的区别。曹建云认为，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的关系背离传统理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包括经济增长方式、技术进步、产业结构不合理、体制改革，以及劳动力市场不完善等。

上述研究以种种不同的方法考查了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经济增长拉动就业的机制，若直接估算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的关系，会忽视劳动力市场的自动调节功能。在我们看来，经济增长影响就业的渠道分为两个环节：首先是经济增长影响劳动力需求，其次是劳动力需求的变化影响劳动力市场的均衡，从而影响就业。问题是劳动力需求增加后，劳动力市场的反应可能是工资上涨，或者是就业增加，或者是两者同时各增加一点，这取决于劳动力供给的弹性。如果劳动力需求增加了，但劳动力供给固定不变，那么劳动力需求对就业就没有影响，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就完全被工资上涨消化，此时经济增长对就业就没有拉动作用。如果劳动力需求增加了，但劳动力供给在现有工资水平下是无穷大的，也就是说劳动力过剩现象十分严重，那么工资就不会上涨，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就完全被就业增加消化，此时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就很大，我国改革开放之初的情况就是这样，那时农村有大量的富余劳动力，城镇企事业单位也存在大量冗员，所以那时经济增长很快但工资上涨率尤其是农民工的工资上涨率不高。如果劳动力需求增加了，但劳动力供给的工资弹性介于0和无穷大之间，那么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就由工资上涨和就业增加共同消化，工资上涨一点、就业也增加一点，两者的上涨率之和大体上等于劳动力需求的增加率，这就是最近十年来的情况。最近十年来，我国农村的富余劳动力基本上被吸收完毕，城镇企事业单位的冗员也基本上不存在，所以在出现经济增长时，就业和工资同时上涨，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取决于劳动力供给的弹性，劳动力供给弹性越大，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就越小。随着我国逐步进入劳动力短缺的时代，劳动力供给弹性将越来越小，经济增长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将主要反映在工资上涨上，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会越来越小。

上面从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影响机制出发，把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影响分为两个环节——经济增长影响劳动力需求，劳动力需求影响就业和工资，从而得出结论：工资上涨和就业增加都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在劳动力供给弹性比较正常（也就是不出现劳动力供给弹性为0或者无穷大）的情况下，工资上涨和就业增加存在一定的替代性，可以通过工资上涨幅度的调整来调节就业增加的幅度。换句话说，劳动力市场有自动调节功能，在不同的劳动力市场环境下，工资可以自动调节以出清劳动力市场。因此，在确定经济目标增长率时，不必过于僵化，要善于利用劳动力市场即工资的自动调节作用。假定经济增长率下降了，但需要消化吸收的劳动力数量不变，此时由于工资的自动调节作用，这些劳动力依然可以被消化掉，但工资上涨率可能降低。

二、中国的劳动力供给

中国的工作年龄人口数是由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但我们发现，《中国统计年鉴》中关于2011年以后的几项人口及劳动力指标之间存在比较明显的出入，所以我们对我国2011—2027年工作年龄人口数进行了估算。确定我国劳动力供给的方法如下：首先计算工作年龄人口，其次根据历史经验估算经济活动人口也就是劳动力总量的数值，这就是每一年的劳动力供给量。

之所以选择2027年作为截止年份，是因为2012年出生的人在2027年达到15岁，成为工作年龄人口；而且2012年的人口出生数现在已经有了，不需要估算。我们对中国工作年龄人口的具体估算方法如下：

（1）以2010年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我们认为，这一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是可信的。这次人口普查给出了2010年每个年龄的人口数，而且区分了性别。我们就以这一年为基准年估算以后各年的工作年龄人口数。

（2）根据以此普查数据编制的生命表中的各年龄的死亡率，估算以后各个年份15—64岁每个年龄人口的死亡人数（分性别），减去这一死亡人数就构成下一年大一岁的人口数字。比如，2015年的16岁的人口减去这一年16岁的死亡人口数，就构成2016年的17岁人口数。

（3）这样，2012年0岁人口数减去这一年出生的人在0—14岁之间的死亡人口数，就构成2027年15岁的人口数，同样也可以得到2027年16—64岁的人口数，加总即得2027年15—64岁的人口数。其他年份的估算方法相同。

由于我们仅需要估算15—64岁之间的人口数，所以所需参数不多，且误差比较小，我们的估算结果相对比较精确（见表1.1）。

从表1.1可以看出，我国的工作年龄人口和劳动力数量都将在2013年达到峰值，此后将逐步下降。这个结果有点出人意料，因为许多人都没有想到我国的劳动力峰值居然已经过去。实际上，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2年我国的劳动力数量减少了接近350万人。因此，我国的劳动力数量实际上几年前就已经进入零增长区间，在2013年达到峰值其实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事情。根据已有数据可知，我国未来14年的劳动力现在都已经出生，出生最晚的是2012年，这一年出生的人在2027年成为工作年龄人口。因此，2013—2017年的工作年龄人口数据虽然还没有出来，但人已经出生，以后只需要把每个年龄的死亡人口数减去就可以了，这样得到的估算结果应该是具有相当的精确度的。

根据以上的估算结果，我国今后劳动力数量将逐步减少，2027年减少最多，达630多万人。这是因为这一年达到65岁的是1962年出生的，而从1962年起，我国经济开始从三年自然灾害中恢复，同时中国也进入生育高峰，这就意味着2027年起，每年达到65岁的人口数将很大，而达到15岁的人口数因为后来的计划生育政策而较少。

根据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数字，2013年工作年龄人口减少了近250万，比我们估算的还少很多。因此，从总量上说，我国经济面临的就业形势其实不严重。

三、中国经济增长对劳动力需求的拉动作用

经济增长会增加劳动力需求。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劳动力需求会增加多少呢？我们估算了2000—2012年我国劳动力需求的增加量以及每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带来的劳动力需求的增加量。由于现在就业方面的主要问题是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问题，我们主要关注非农劳动力需求。

我们的估算方法如下（所需数据均可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查到）：

（1）把第二、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加总，即得到中国的非农产业增加值。

（2）计算中国非农产业的真实劳动生产率，即中国非农产业的真实增加值除以非农产业的就业人数。

（3）计算中国非农产业的真实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

（4）用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实际工资的增长率减去非农产业的真实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再加上中国就业人数的增长率，即可得到中国劳动力需求的增长率。

这一步是计算中国劳动力需求增长率的关键一步。原理如下：首先，工资的增长有两个原因——一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二是劳动力需求的增加。所以，工资增长率中，剔除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之后，剩下的就是劳动力需求的贡献了。其次，劳动力需求的增加有两个结果——一是均衡就业量的增加，二是真实工资的增长。因此，劳动力需求的增长率就等于均衡就业量的增长率与真实工资的增长率之和，计算公式可表示如下：

劳动力需求的增长率=真实工资的增长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均衡就业量的增长率

（5）根据上一步得到的劳动力需求的增长率和就业人数，可以得到劳动力需求的增加量。

（6）将劳动力需求的增加量除以经济增长率，即可得到每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可以带来的劳动力需求的增加量。

根据上述方法得到的结果如表1.2所示。

从表1.2可以看出，2000—2012年，每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能够带来的劳动力需求的增加量波动幅度很大，最低是160万人，最高是481万人，均值是315万人。

每年的劳动力需求增加量很多，但实际就业量却没有增加那么多。比如，2012年劳动力需求增加了3 387万人，但实际非农就业量只增加了1 105万，剩余的2 282万个劳动力需求去了哪里？这2 282个劳动力需求一部分弥补了退休造成的空缺（一个人退休并不意味着其岗位上还需要人，以前对老人可能是因人设事，人退休了，企业可能不需要进人），一部分被工资的上涨消化掉了。如果假定一个人退休就必须有另一个人顶上来，那么剩余的2 282个劳动力需求就完全被工资上涨消化掉了。在市场经济中，工资的调整能够均衡劳动力供求，因此，在出现劳动力需求过大的情况下，工资就会上涨，实现劳动力市场的均衡。

综上所述，我国已经或者即将进入劳动力减少的时期，因此从总量上看，我国就业没有大的问题。但我国存在劳动力转移的问题，所以需要创造足够的城镇就业机会。根据2010—2012年我国经济增长对劳动力需求的带动作用的估算，我们认为，6.5%的经济增长即可实现我国的就业目标。根据表1.2的计算结果，如果按照2010—2012年经济增长对劳动力需求的平均拉动作用，6.5%的经济增长可以使劳动力需求增加2 046万人；如果按照2012年经济增长对劳动力需求的拉动作用，6.5%的经济增长可以使劳动力需求增加2 859万人。这些是工资不上涨的情况下6.5%的经济增长所能带来的就业增加量。如果农村转移劳动力保持在1 100万人左右，6.5%的经济增长就足以吸收掉这些转移劳动力；不仅如此，还需要工资上涨来消化掉多余的劳动力需求。如果2014年跟2012年相比，其他因素都不变，那么2014年工资上涨率比2012年低2.2个百分点即可。

[1] 国民生产总值（GNP），是当时衡量一个时期国民经济生产总量的指标并用来反映经济增长，现在它在衡量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已经被GDP所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