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绩与皇恩：世袭的形式

清朝关于爵位世袭的政策随着政治和军事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在征服时期，特别是在1644年以前，爵位继承还不是问题，因为八旗军队的不断扩大和军事行动的绵延不绝为皇亲们提供了充分的晋升机会。努尔哈赤次子代善的子孙就是很好的例子。代善（1583—1648年）是和硕贝勒之一，是一员能征善战的名将，在征服乌拉部的战役（1607年、1613年），以及后来的抚顺之战（1618年）、萨尔浒之战（1619年）和沈阳之战（1621年）中赢得了极高的声望。他在早期与明朝之间的历次战役（1629—1634年）中发挥了主要作用，终生都是最高决策圈中的杰出人物。(68)除了继承代善亲王衔的七子满达海之外，他的长子岳托、三子萨哈廉和四子瓦克达都以善战闻名，并靠自己的功业获得了亲王或郡王衔。(69)代善、岳托和萨哈廉的儿子勒克德浑都建立了亲王衔“世袭罔替”的功业，位居宗室“八大家”之列。

17和18世纪，“世袭罔替”的特权越来越受到限制。1684年的皇命把这种特权限定于亲王和郡王衔的拥有者，他们可以把头衔传给一个儿子。其他儿子的头衔则依次递减，直到拥有“八分”的最低一级。(70)如果一位亲王死时无子，朝廷不会自动指派一个继承人来承袭他的爵位和香火：在玉牒中可以看到许多家族消亡的例子。当然，皇帝可以指派一个继承人，有时候，他让自己的儿子充当其他王公的继承人。(71)

1750年，礼部递上奏折，请求皇帝对一项调查活动的方案给予指示，该项调查最终促成了关于世袭制度的新政策（1751年），这些政策一直沿用到清末。首先，弘历要求所有潜在的继承人到皇宫觐见。贵族头衔的继承不再依赖出身而是成绩，要看他们说写满语和骑马射箭的水平。这项新政策在1762年德昭——他承袭了多铎的郡王衔——去世，皇帝召见他的儿子们时得到了实践。皇帝以厌恶的口吻说：

俱不能清语。拉弓亦属平常。……是以朕复令于原立王爵多铎子孙内，拣选人员，与德昭之子一同带领引见。今观该衙门所拣选者，俱优于德昭之子。而德昭诸子内，竟有年逾四十，不能清语，不能拉弓者。岂可令其承袭王爵耶？此皆信郡王德昭在日，并不教训子弟所致。德昭王爵，原不应令其承袭。但系伊祖军功所立。若不令其承袭，朕心殊为不忍。(72)

由于乾隆不想割断征服时期的皇亲多铎的亲王爵位传承，所以他不太情愿地选择德昭“最好的”儿子如松承袭了郡王衔。他补充说：“着传谕王等，各宜加意教诲子弟。傥袭爵时不能清语骑射，朕必照此办理。”(73)

1764年，皇帝降旨说，亲王衔的拥有者应量才录用，为国效力，不管他的母亲地位是高是低。他的谕旨否定了康熙朝确立的原则，并在《钦定大清会典》中明确指出：“以嫡子孙承袭。无嫡子孙，方准庶子孙承袭。”(74)这项规定与汉人的继承原则——正妻所生长子承袭爵位——区别不大。此外，亲王的儿子可以自己赢得头衔的年龄于1688年从15岁提高到18岁：皇帝指出，应考察候选人的文字水平、骑术和箭术。(75)不过，承袭去世父亲头衔的儿子不受年龄限制。

乾隆时期，因功业而获得王位（功封）与世袭获得王位（恩封）是区别开来的。功封涉及王位建立者的功业，大多数是征服时期的英雄人物。1644年以后，皇子们继续获得亲王衔，但他们是通过恩封而非功业获得封赏的。大多数（虽非全部）都能获得亲王或郡王爵位。虽然恩封的头衔可以传承，但它是依次递减的。与爵位相配套的是俸禄、牛录、府第、家具、奴仆和侍卫。作为交换，皇子们需负责京城内外的典礼、军事、外交和担任行政官职（参阅第三章）。

乾隆皇帝这样区别对待他的近亲（和他的儿子），以纪念征服时期的爱新觉罗氏，他们堪为当下和未来宗室的楷模。1767年，乾隆降旨曰：

不知王公等应袭封爵，原当视其祖宗功绩，分别定制，方合酬庸之义。如简亲王、信郡王等王爵，俱系我朝定鼎之初，伊祖宗竭诚宣力，懋著勋劳，或多立战功，或殁于王事，国家锡爵报功，承袭罔替。(76)

1776年，乾隆重申了他所做的决定：授予因军功而获得的爵位世袭罔替之权，同时削减皇帝恩赏的头衔。他辩称说，他给予子孙的“恩赏”仍然远远超过宋朝皇帝所给予子孙者。(77)他希望这些新规章恒久有效，所以下令让所有宗室王公传看这道谕旨。(78)

皇帝意识到“此等王公之功业年代久远”，已不再广为人知。他建议编写传记，记述宗室王公的功绩，刊印后公发给王公和高级官员。征服英雄的爵位永远不降等级，而通过恩封获得的亲王和郡王衔每传一代递减一等。(79)

同样的动机促使乾隆为以前遭清洗的一些人恢复了名誉。开国功臣（1644年以前成为贵族者）在17世纪皇帝与王公之间的斗争中遭受了严重的政治迫害（参阅第三章）。(80) 1788年乾隆皇帝特别注意到在子孙后代中永远保持皇家传统的问题：“朕自临御以来，间日恭阅列祖列宗实录一册，因得备知祖宗创业艰难，及尔时懿亲荩臣，勤劳佐命，底定中原，伟伐殊功，实为从古所未有。”(81)爱新觉罗氏子孙后代应该熟悉祖先的丰功伟绩，以便在实践中效仿他们。但是，像多尔衮等一些为满洲的胜利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宗室被不公正地排除在玉牒之外，在此情况下，又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多尔衮的兄弟多铎和阿济格也是英雄人物，但由于他们与多尔衮的关系，同样受到错误的谴责并被除名。在其他满洲贵族原样传承其爵位的同时，爱新觉罗氏的爵位却都发生了变化，使得创始人与其子孙后代的传承产生了断裂：“去祖渐远，几忘其先世锡封之由。”(82)

皇帝降旨把多尔衮重新写进玉牒中。他的血统（已于1652年断绝）由皇帝指派的继承人加以承续——他承袭了多尔衮的亲王爵位。努尔哈赤的三个儿子、皇太极的两个儿子和舒尔哈齐的儿子济尔哈朗的初始爵位得到了恢复。代善（努尔哈赤次子）两个儿子郡王的初始爵位也得到了恢复。皇帝赐予这八位亲王和郡王的子孙后代“世袭罔替”之权，他们还被称为“铁帽子王”。1775年，“世袭罔替”之权被授予怡亲王允祥（康熙十三子）的子孙。19世纪，恭亲王奕和醇亲王奕的子孙得到了这项特权。(83)

建国一代的其他皇亲也受到了纪念。1778年，乾隆皇帝注意到饶余亲王阿巴泰和他的儿子安亲王岳乐只有一个后代承袭亲王爵位，遂封赏他们的子孙六等爵位。他赐予敬谨亲王尼堪的子孙五等爵位。至于谦郡王瓦克达、巽亲王满达海和没有爵位的屯齐的后代，皇帝分别赐予他们第九、十二和十五等爵位。这些人都得到了“世袭罔替”之权。(84)通过这些措施，乾隆皇帝象征性地恢复了征服英雄与他们的子孙之间的历史联系。

乾隆皇帝的继承者们延续了他确认爱新觉罗氏尚武历史的做法。1830年，道光皇帝用他祖父的理由拒绝“恩封”永皓，同时降旨调查应该承袭第十八等爵位的华英。道光皇帝说，华英承袭了其祖先傅勒赫的爵位，而傅勒赫是死后才被追封为“公”的，后来因事牵连而被剥夺了爵位。傅勒赫是努尔哈赤十二子阿济格的次子，本身是政治阴谋的牺牲品。虽然傅勒赫后来被恢复了名誉，但阿济格的其他儿子仍被排除在爱新觉罗氏之外。道光皇帝谕命宗人府调查阿济格的后代，并选择潜在的继承人。(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