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贵族

蒙古王公与爱新觉罗氏关系极为密切，这种关系始于16世纪，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叶。蒙古贵族被纳入征服精英集团的过程，与蒙古人归顺大清帝国的过程是一致的。

17世纪，蒙古人可能占据着满洲的一半土地和后来名为承德的地区，所以，赢得他们的支持对满洲人统一东北地区是至关重要的。努尔哈赤和皇太极采取了同样的政策：提拔和赏赐率众来归的蒙古部族首领。早期的归顺者，如喀尔喀蒙古巴约特部贝勒的儿子古尔布什等，均被赐予高级爵位、牛录（既有蒙古牛录，也有满洲牛录）和各种礼物，并娶了爱新觉罗氏为妻。1644年之前共有37位蒙古人拥有高级爵位。(29)整个清代，统治者都承认并奖赏战功和行政业绩。然而，清朝创立蒙古贵族圈的意义不在于承认个人的功绩，而在于他们与皇权有直接的战略和地缘政治关系。

早期的满族历史表明，努尔哈赤和皇太极能够抓住蒙古部族之间的世仇恩怨，作为分化和征服蒙古人的机会。虽然1593年科尔沁部加入了进攻努尔哈赤的九族联盟，但他们于1627年和1628年决定与皇太极结盟，共同对付察哈尔蒙古领袖林丹汗。其他部族踵行于后，女真和东蒙古各部组成的联军打败了察哈尔蒙古人，他们在林丹汗于1635年去世后归顺了满洲。

蒙古联盟通常是暂时性的，而且性质特殊。清朝成功地改变了这种状况。他们赐予蒙古盟友贵族头衔。起初他们对察哈尔蒙古首领也采取了同样的策略。虽然林丹汗的儿子额尔克孔果尔额哲成了额附（他的母亲是满洲亲王济尔哈朗的王妃），但察哈尔亲王布尔尼的反叛（1675年）凸现了严密控制察哈尔蒙古人的必要性，他们后被迁回大同、喀拉干（今张家口）和独石口以北的传统牧区。1675年以后，每个察哈尔旗都被置于一位总管的掌控之下，后来（1761年之后）由一位都统掌管。察哈尔各旗还被安插进不少喀尔喀、科尔沁和卫拉特军队。(30)

奖赏盟友、惩罚敌人是政治活动的一个通例。在这方面，清朝统治者走得更远。他们通过把蒙古部族编入旗籍的办法来削减蒙古世袭贵族的自主权。1636年，科尔沁、土默特、翁牛特、敖汉、奈曼、巴林、阿鲁科尔沁和札鲁特等部被编入旗籍，他们最终形成了两个盟：卓索图盟和西盟（或昭乌达盟）。内属蒙古最后共有24部、49旗。(31)新建各旗的行政控制权都不掌握在贵族之手。一个新的官职——札萨克（jasagh）——被设立起来负责旗务。虽然札萨克是从世袭贵族中挑选的，但清廷能够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包括无能、年老和疾病等）委任不同世袭家族的后人来出任这个职位。札萨克也被置于高级行政官员的控制之下。负责蒙古各旗和各盟人员事务的中央机关是理藩院。

东蒙古各部相对弱一些，并在17世纪陷于分裂。他们最后被完全纳入清朝的政治体系。清统治者接下来面对的是喀尔喀蒙古人，他们在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控制着今天蒙古国的领土范围。与东蒙古各部一样，喀尔喀蒙古分裂为三个群体。左翼的七个喀尔喀旗在扎萨克图汗的领导之下，汗位继承争端把他们与土谢图汗统领的喀尔喀右翼分裂开来。喀尔喀的第三个群体由车臣汗统领。部族的内部争端削弱了喀尔喀蒙古的凝聚力，使他们难以抵挡其他蒙古部族的攻击。(32)

虽然一些喀尔喀首领在1635—1637年间向满洲人进贡，但满洲人与喀尔喀蒙古人的关系在整个17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都是极不稳定的。(33)虽然内部四分五裂，但对满洲军队而言，散布在广袤地域的喀尔喀蒙古人是一支非常可怕的力量。随着17世纪70年代新的准噶尔汗噶尔丹统一漠西蒙古各部（厄鲁特蒙古），喀尔喀地区的力量平衡出现了重大转折。噶尔丹是准噶尔重要领袖巴图尔洪台吉的儿子，他曾在拉萨学习，皈依了藏传佛教。因他父亲去世而引发的系列争斗使噶尔丹重返世俗社会。他于17世纪70年代统一了准噶尔各部，当时满洲军队仍在巩固对中原地区的占领。1678年，五世达赖喇嘛授权噶尔丹代表厄鲁特联盟与其东边的喀尔喀蒙古人商讨希望迁入喀尔喀草原部分地区之事。

1688年噶尔丹率领准噶尔人对付喀尔喀人时，土谢图汗帐下的蒙古各部寻求清廷的保护，而扎萨克图汗及其帐下各部与噶尔丹结了盟。最后，所有喀尔喀部族于1691年5月在多伦诺尔正式归顺了康熙皇帝。他们的归顺对此后的事态发展至关重要。厄鲁特与喀尔喀之间的和谈失败了，康熙皇帝御驾亲征，经过一系列战役（以1696年的昭莫多之战为高潮），打败了噶尔丹。噶尔丹的死亡并不意味着准噶尔汗国的终结，他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承袭其位，准噶尔人和他们的盟友继续挑战清朝的边疆政策直至18世纪。清朝平定帝国内亚边疆的军事努力在攻占伊犁（1756年）以后方告结束。(34)

1691年以后，清朝对喀尔喀的政策仿效了他们对东蒙古的处置模式。汗部（aimak）也被编入旗籍。虽然朝廷确认了车臣汗、土谢图汗和扎萨克图汗的头衔，但只给了他们名义上的统治权。1728年，士谢图部分出一部分成为赛因诺颜部，喀尔喀部就被分成了四个盟。旗和盟都由理藩院委派的扎萨克掌管。(35)消解喀尔喀自治权的过程至少花费了清朝40年时间。

行政上，外藩蒙古各旗与内属蒙古各旗是分开的，前者在整个清代都保持着更大的自治权。(36)因而，皇帝创建了一系列行政职务监管外藩蒙古事务。18世纪中叶，皇帝委派一名将军监管喀尔喀旗务，他驻扎在乌里雅苏台。乌里雅苏台取代了原先设在科布多的指挥部，该部是1718年设于当时的喀尔喀与准噶尔边界的。(37)科布多后成为新机构的治所，有自己的昂邦大臣，管理厄鲁特蒙古（1761年）。1758年，有一位昂邦大臣驻于库伦，管理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事务。1786年，库伦办事大臣又接管了东部土谢图汗部和车臣汗部的行政管理事务。(38)

到清代末期，外藩蒙古被编为大约18个盟、201个旗。由于迁徙的范围被限定在清廷划定的区域之内，夏冬季节逐水草而居的传统游牧部族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蒙古人不能迁往本旗之外的牧场了。1843年以后，想迁出限定区域的蒙古人和喇嘛需要申领关防。(39)此外，在清帝国治下的和平背景和清廷的鼓励下，藏传佛教寺庙在蒙古地区急速扩张，对蒙古文化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参阅本书第七章）。

作为征服精英集团组成部分的蒙古贵族，其内部是有区别的。皇帝施予内属蒙古贵族的恩宠最多最厚，他们与清统治者结盟的历史也最久。虽然清统治者确认了喀尔喀可汗们的传统地位，但他们非常谨慎地限制喀尔喀贵族的领地和爵位。一项研究表明，喀尔喀札萨克中有一半是一等台吉（蒙古贵族头衔，位次辅国公），超过三分之一是辅国公（蒙古贵族爵衔第六级），而内属蒙古各旗的札萨克中有五分之三是拥有头三等爵位（亲王、郡王、贝勒）的王公。虽然也有明显的例外，但喀尔喀贵族和青海、新疆的蒙古贵族一样，贵为额驸者较少。(40)

无论地位高低，所有蒙古人都得服从北京设立的官僚规制。他们的爵位须得到理藩院的确认，该院保存着贵族爵位证书，并负责处理继承事务。没有理藩院的批准，任何人不得承袭爵位。(41)即使清廷真的惩罚蒙古贵族，也比惩罚皇亲国戚宽容得多。有一项研究表明，尽管世袭爵位依辈分递减（除非拥有者得到“世袭罔替”之特权），多数蒙古贵族还是得到了提升而非降级。(42)

蒙古人给予了清朝很有价值的帮助。驻扎在清俄边界上82个要塞中的许多官兵是蒙古人，他们还出兵参加了征伐漠西蒙古人的大多数战役。蒙古王公和满族人同在理藩院为官。许多蒙古人担任清朝的文武官职，并以出色的成绩获得贵族爵位。其中一个例子是班第（1755年去世），他是隶属于蒙古正黄旗的博尔济吉特蒙古人。他从八旗官学毕业后进入官场，先后在理藩院、兵部和各省任职。他在1754—1755年平定准噶尔之役中的表现得到了皇帝的认可，并获得世袭一等子爵。班第是50名画像悬挂在紫光阁并由乾隆皇帝亲笔题名的大臣之一。虽然班第本人被升为一等公（1755年），他去世以后，其子巴禄承袭的却是子爵爵位（译者按：此处原文有误，应为一等诚勇公）。(43)

清廷以官职和荣誉表彰著名的蒙古部族后代，与对待满族征服英雄的后代一样。土谢图汗部的名将桑斋多尔济是土谢图汗的弟弟察珲多尔济的后代。他是清廷公主之子，在迎娶一位公主之前就被提拔到北京的宫廷任职。他在1756年平定青衮杂卜叛乱中起了重要作用，后来担任驻库伦的蒙古大臣，与其家族的其他许多成员一样。(44)

策棱（1750年去世）是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策棱是一位喀尔喀贵族，在他的部族领袖土谢图汗于1680年代归降满洲人后，他被引介到清宫任职。1692年，康熙皇帝命他到上书房学习。1706年，他迎娶了皇帝的十公主。1710年十公主去世后，策棱率下属来到额尔德尼昭西北的牧场，他在那里统率清军成功击败厄鲁特准噶尔（1721年）。1723年，已是郡王的策棱奉命巡视阿尔泰山各处关隘。他帮助族人获得了赛因诺颜可汗之位，代表朝廷在恰克图谈判（1727年），并签订了条约。他因1731年大败准噶尔军的战功而被封为亲王，并获赏银万两。翌年，他被授予“超勇”称号，以表彰他在额尔德尼昭之役再次重创准噶尔中发挥的作用。作为乌里雅苏台将军和赛因诺颜汗部的盟长，他被允许“像皇室成员一样”系黄带子。(45)策棱是仅有的在太庙立有牌位的两个蒙古人之一。策棱的孙子拉旺多尔济迎娶了乾隆皇帝的七公主（参阅第四章）。策棱家族与皇家的姻亲关系一直保持到清王朝结束。第七代孙那彦图亲王迎娶了庆亲王奕劻的长女。义和团运动后慈禧太后逃往西安时，那彦图陪伴左右，在她召见蒙古贵族时充任翻译。(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