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金融危机和风险理论
金融风险、金融危机与金融生态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关联，当受外部冲击时，金融风险逐步积累，金融生态趋于恶化，到一定程度时将会引发金融危机。因此，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可视为金融生态的负面组成。保证金融生态健康稳定的发展，就必须对影响金融生态产生和破坏的因素进行规避。
2.2.1 金融危机和风险的产生与传染
Diamond和Dybvig（1983）是最早提出并探讨金融危机与风险产生机理的学者。该文从银行视角对金融危机进行了考察，认为金融危机形成的直接原因是银行体系内经济主体造成的，并以此提出了银行挤提模型。该模型指出银行存款人通过银行金融契约的方式把钱存于银行，但是相对于其他类型的金融契约，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其存在更差的稳定性。根据银行挤提模型得出，造成银行挤提的原因由三方面构成，分别是个人与整个集体理性的悖论、普遍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现象以及存款人在自我实现方面具有不确定因素[27]。
Goldfajn和Valdes（1995）提出金融中介在金融危机传导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不可否认，在金融体系中，金融中介在维系金融体系日常运作中起到了增加资本流动性的作用，然而，一旦一国货币受到攻击，金融中介首先受到影响，极易发生挤兑现象，进一步引发更大的危机。在国际市场上，表现为中介机构为规避流动性风险而收回贷款，进而造成其他国家流动性不足的现象发生，这就将金融危机很自然地通过金融中介传导到了其他国家及地区[28]。
Gerlach和Smets（1995）认为进出口贸易联系是造成金融危机传染的关键因素。为此他们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与研究，结果显示：当一国金融生态环境受到外界投机性攻击而产生本币贬值的现象，这一现象的出现将有利于加强该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从而扩大出口贸易。因此，该国很可能采取竞争性货币贬值策略来维持国际市场份额，造成的后果极可能是一场金融危机[29]。
Masson（1998）构建了多重均衡模型，并对1994—1995年和1997年的新兴市场危机进行了分析，指出进出口贸易是国家间的实际联系，它与金融危机的传染存在紧密关联[30]。
Drazen（2000）对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的政治经济周期进行了调查和评估，认为政治商业周期结合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极易造成金融危机的净传染。研究指出1992年爆发的欧洲货币体系危机，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政治因素导致了这场危机的传染[31]。
Huh和Kasa（2001）通过建立动态均衡模型提出了一个货币危机传染的解释，认为当一组国家共同依赖同一个国外市场时，繁荣时期的价格战争将会导致竞争性货币贬值，不利的外部冲击将会导致货币危机的传染[32]。
Komulainen（2003）以1980—2001年中31个新兴市场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对银行挤提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很大程度上不是由于银行造成的，货币危机的产生是由失业率、通货膨胀率和反映债务的其他指标造成的，并指出随着资本的大量流出，国家债务逐渐增加，造成了对金融危机防范能力的降低[33]。
Loretan和Remolona（2009）分析了亚洲主要借款人的信用违约互换（CDS）息差波动和预期违约频率，从而分析了金融危机的蔓延与传染，认为这些借款人在CDS合约上的估值损失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全球和区域风险定价因素的变动，而不是个别违约预期的修正，可见2008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最终导致的全球经济不景气的结果，其中净传染效应的作用不可小觑[34]。
范恒森、李连三（2001）在研究中对金融危机传染的定义进行了界定，并且将金融危机传导渠道按照是否在发生危机时存在分为偶发性传染渠道和非偶发性传染渠道，前者只有在危机发生后才出现；而后者在任何时期都可能存在。这两种传导渠道中，只有后者才是基于世界各国及地区基本经济状况的真实联系[35]。
卢盛荣（2009）以美国2008年次贷危机为例，分析金融危机是如何扩散传染到中国的。研究结果显示，金融危机的传导渠道是通过汇率与外贸、流动性需求、市场预期、产业联动效应实现的，进而影响到我国金融体系的健康与稳定，并提出了相应的危机防范措施[36]。
麦勇（2009）通过借助流动性偏好模型研究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问题。按照银行间存款市场的完备性将其分为不完备银行间存款市场结构和完备的银行间存款市场结构两种，并指出在流动性冲击的影响下，前者的银行间拆借市场中隐含了更大的银行危机传染的可能性，银行间的长期资产越多，银行间拆借的短期利率和银行间存款的长期利率越高，相应地银行间拆借市场便会较为稳定，此时外来的流动性冲击便不足以造成危机传染的事实，而且适量的银行存款对传染效应具有阻碍作用[37]。
罗春婵（2010）对金融危机传导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研究内容包含了金融危机传导的定义、传导机制、传导结果和早期预警的建立。文中认为金融危机传导是指一国发生金融危机之后作用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金融体系及实体经济的整个过程，又根据传导地区的不同可分为封闭经济条件下的危机传导和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危机传导，并且指出了金融危机传导的宏观条件和微观条件。前者是指金融自由化、金融虚拟化以及经济全球化；后者是指市场参与主体的增加、金融部门业务范围和风险承担模式的转变[38]。
王维红（2012）研究了金融危机在国际贸易网络中的传染效应。不同于以往对金融体系、金融环境的研究，而是借助网络模型通过对最近一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国际贸易网络跨国扩散传染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到金融危机通过国际贸易网络对各国的传播系数，从而获取定量描述了各个国家由于与其他国家的贸易联系而遭受的金融危机传播效应。结果发现，金融危机的传染与国际贸易网络存在很高的正相关性，即国际贸易网络显著地促进了金融危机的跨国传导，针对这一现象，文中提出了世界各国及各地区应携手建立最优免疫策略，从金融危机的传播途径上对国际贸易网络进行风险防范[39]。
张培（2015）在传统理论的基础上，以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为例，使用宏观资产负债表的分析框架研究了金融危机的国际传导与国内传导，这一框架将存量分析与流量分析、总量分析与结构分析相结合，为金融危机传导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发现金融危机传导是各种传导渠道和传导效应在各个宏观经济部门综合作用的结果[40]。
2.2.2 金融危机与风险的量化分析
Özlale Ü, Metin-Özcan K（2007）提出了可以用来测量金融危机发生可能性的测量方法，即非线性适量空间模型和扩展的卡尔曼滤波器算法。以土耳其为研究对象，通过以上测量方法提取相应的序列，对2000—2006年土耳其经济状况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项目逆差的增加、违约风险的提高以及国内货币的过高估值等都会对金融危机的发生产生影响[41]。
Coudert（2008）通过主成分分析方法对金融风暴进行预测并建立了Probit模型和动态因素模型，以此方法研究亚洲地区的货币危机问题，以期得到相应的预防措施[42]。
上述研究或者模型对于金融危机的研究大多是针对国家层面开展的，也有一些学者另辟蹊径，从微观角度入手，通过企业借贷、风险规避的层面研究分析金融危机。Pas-quale Commendatore（2008）则是后一种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他通过蛛网模型对企业借贷与金融危机之间的关联做出了分析，结果得出：金融危机的发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贷款有无约束。无约束的企业贷款会导致金融危机，而有约束的则需重新修正蛛网模型。贷款约束与企业往期业绩具有高相关性[43]。
Cipollini（2009）对于金融危机的分析则是通过设计金融机构的风险规避指标以及使用相关的控制变量，结果表明：风险规避指标对于股票市场危机具有正相关性，但是与货币危机的关系则表现的比较弱[44]。
Cuaresma（2009）利用贝叶斯方法通过具体衡量相关变量来对货币危机的不确定性问题进行处理，结果表明：以实际汇率的失调以及金融市场的相关指标为危机发生的主要因素是由危机前期情况决定的并非危机当期决定的[45]。
陈静（2012）在研究中提出了一套特别的、用于监测并发现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指标体系及工具，并通过金融压力构建系统性风险压力指数，以期通过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量化评估，做到遏制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根源达到化解金融危机的目的。该研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出发最终建立了“宏观+微观”双角度的系统性风险评估框架。
何纲（2015）以金融风险监测数据为基础，对区域金融风险量化及分布问题进行了探索性研究，运用熵权法综合评价指数，结合空间统计与常规统计方法，对区域金融风险进行综合量化及多维呈现。
宋天依、高金莎（2015）将互联网金融存在的风险分解细化，并通过层次分析法对风险进行量化评估，研究认为信息不对称、配套法规模糊或缺乏以及操作风险对互联网金融总体风险的影响较大。
陈建青、王擎、许韶辉（2015）通过构建静态及动态CoVaR模型对我国金融行业间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金融行业间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溢出效应具有正向性及非对称性，金融风险加剧时存在增强循环链和减弱循环链，从动态角度来看，在正常风险水平下，我国金融行业间的风险溢出效应与市场繁荣程度正相关，但在金融危机前期维持较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