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派”眼里的资产阶级

翔千怎么也没想到，他在单位里遇到的不顺心，竟缘于香港大酒店的那场婚 礼。

原先，翔千和银行里的小青年都像朋友一样，工作中碰到什么问题，只要打一声招呼，他们都会抢着来帮你忙；下班了，你邀我，我请你，聚在一起喝酒说说笑笑。现在，什么都变了。那场婚礼暴露了翔千“ 小开”的身份，出席婚礼的许多嘉宾是香港纺织界的“大佬”，都是腰缠万贯的资本家，这使翔千成了“左派”眼里的“资产阶级”，他们痛恨“资产阶级”，进而讨厌其后代。结果，翔千周围的一张张笑脸不见了，上面都好像抹了一层“冰 霜”。

对此，翔千最初是不解——百思不得其解，继而是郁闷——心中堵得慌。走进银行已如同走进地狱，四周寒气逼人，不再有一丝一毫的乐 趣。

翔千想到了离 开。

摆在翔千面前的路，有这么几条：第一条路，另外去找一家单位，比如银行、贸易行或者其他机构，从头做起；第二条路，回祖国内地，回到父母身边，帮助父亲打理家族企业；第三条路，创业，在香港闯出属于自己的天地。他冥思苦想，反复权衡：第一种选择，自己一点也不喜欢，即使谋得高位、拿到高薪，也没有多大兴趣；第二种选择也不妥当，毕竟老婆孩子包括淑圻全家都在香港，怎么能说走就走呢？于是，他将目标锁定在第三种选择——在香港创业，做唐家几代人都从事的行当：纺织 业。选择纺织行业，不是翔千心血来潮作出的决 定。

也许是家族的基因，也许是父辈们言传身教，翔千对房地产、股市这些“赚快钱”的行当，实在没有什么兴趣。在他的心目中，只有办实业才是正道，才能在利己的同时又利国利 民。翔千发现，进入纺织业，他具有“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有利条 件：

在一场死伤近2 亿人口的世界大战之后，人们终于盼来了久违的和平，几年时间的休养生息之后，香港的元气一点点恢复了，市场一天天兴旺了。“衣、食、住、行”，在任何朝代都是人类的第一需要。所以，英国的工业革命从“穿衣”——纺织业开始，上海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经济的起飞，领跑的也是纺织业。在解决了吃饭问题以后，“穿衣”成了普罗大众更为关注的事情，不仅要穿得体面，而且要穿得漂亮。香港是如此，当时的中国也是如此，整个世界又何尝不是如此？这个市场，说它多大就有多大，别说一个公司，就是一千个公司、一万个公司，都做不过来！这就是“天 时”。

讲到“地利”，香港的优势就更明显了。从1947 年始，英国重新给予香港“联邦特惠税”待遇，取消了物价、出口等方面的管制，恢复了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刺激了香港制造业的恢复和发展。与此同时，由于内战的爆发，不少有钱人扶老携幼逃到香港。1945 年抗战胜利时，香港人口仅有60 万，到1952 年已经增加到220 万人。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的资金纷纷流入香港。据估计，从1946 年至1950 年，从内地流入香港的黄金、外币、有价证券等，大约有5 亿美元。资金的大量流入，为香港经济输入了它所急需的血液，极大地推动了香港经济的发展，令香港纺织业从小到大，最终成为支柱产业。那时，香港纺织业走的是从海外大量进口棉花，加工成纺织品，然后销往英、美、澳大利亚及东南亚等地的路子。这种出口导向型工业模式，适应了香港地域狭小、资源缺乏的特点，因此具有很强的生命力。1947 年香港才建起第一家棉纱厂，而到了1950 年，全港从事纺纱、织布、印染、针织、制衣的大小工厂已超过1000 家，雇用工人超过5万人，占整个制造业雇员的30％。

在“人和”方面，翔千的优势也十分明显。抗战胜利后，江浙沪一带有许多从事纺织业的老板，曾从英美等西方国家订购了大批纺纱、漂染、织布、针织等设备，准备大展拳脚大干一场，由于爆发了内战，这批机器被转运到了香港，并从上海调派了成千上万的管理人员、技术人才和一线工人。据统计，当时占香港总人口不到4％的上海人（香港人将江浙沪一带的移民通称为“上海人”），拥有香港棉纺工业近80％的份额。这些上海人中，有不少翔千的朋友。何况，唐家对香港也并不陌生。鉴于蒋氏政权的腐败，唐君远曾经打算把实业转移到香港。后来因为翔千祖父唐骧廷不愿意离开上海，嫌香港地域太偏、条件太差，唐君远方才作罢。他虽然把厂房退了、机器卖了，但那些先期到达的管理人才、技术人才，有一部分却留了下 来。

不过，尽管有此“天时、地利、人和”，但真的要走出这一步，翔千还是犹豫再三。他知道，创业是条不归路，曲曲折折、荆棘丛生，不可预测的因素太多了。为此，他好几个晚上徘徊在梳士巴利道，思前想后，权衡利弊。看着星空下的维多利亚海湾，心里就像那起起伏伏的大海一样，怎么也平静不下 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