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与明治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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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从知识方面接近日本

开始关注日本

以中国在甲午战争的失败为契机,从19世纪末期以后,日本开始对中国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开始重视日本的存在,可以说是在近两千年的中日交流史中的一件大事。因为迄今为止,文化一直是从中国流向日本,而此时,则开始从日本流向中国。

甲午战争之前,中国对日本缺乏关心。例如,江户时代末期的日本人为了解世界形势而常读的魏源的《海国图志》,初出的五十卷本(1842年)中并无有关日本的记述,至百卷本(1852年)方才收录进来。在此十年间,日本开始加入到世界形势的一角。但是,对中国而言,日本还是一个遥远的存在。例如前述的冯桂芬,提及日本开国缔结条约,在条约得到批准以后,乘坐火轮船遍历西洋,报聘诸国(1860年),对此他认为“日本蕞尔国耳,尚知发愤为雄”(《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但其对于日本的新信息,也仅是出于对中国闭塞的现状的危机感而顺便提及,而日本本身并未成为其关心的对象。

当时对于日本的认识,与后代相比尚不完整,或只将重心置于政治一面。例如,负责交涉缔结中日条约(1871年)的洋务派李鸿章,其日本观主要集中在日本的自强以及产业化、留学生派遣等方面,以及在朝鲜问题上感到日本的威胁[12]等。所关心的内容,并不在废除封建制度及树立立宪国家等根本的体制问题方面。即使所谓对政治的关心,也与后述康有为的关心有本质的区别。

清国公使馆于1877年开设于东京,何如璋(1838-1891)为首任驻日公使。即使是何如璋,也仅是略述日本的历史以及明治维新以降的官制、兵制、学校、国计、地理等。例如对于明治维新,何如璋认为,前代尊卑有别,但通过维新,易服色,改革礼仪制度,使实质胜过文饰。另外,还以皇室为中心,废除封建制,改为郡县制,使数百年积弊渐除。以及,最近喜模仿西洋风俗,上至官府,下至学校,大凡制度、器物、语言、文字皆以西洋为模范等。[13]他虽然对日本及明治维新颇为关心,但是也仅限于表面现象而已。

关注范围的扩大

不过,在同一时期,对日本的关注也在逐步深化,例如,张德彝(1847-1919)的日本观。张作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于1862年创设的同文馆的首期学生,先后作为翻译数渡欧美。1868年,张在经由横滨赴欧美时,在船上曾与日本人交流。当时,他一面震惊于“汉化”(中国文化的影响)远及边境(日本),一面言及日本人的服饰及礼仪做法、发型、已婚妇女的风俗、日本无科举而有身分制度、祭礼、货币、器物以及刀剑、房屋构造、无偷盗之人的良好的治安环境、女子店头值班的商店景象等。此外还言及日本的国字(平假名及片假名)以及汉文训读等,虽受到“汉化”,但与中国古典的读法相异,如“孟子见梁惠王”一句,日本人按照“孟子—梁惠王—见”的语顺阅读等,还具体举出训读法的例子进行了说明。[14]其所关注的领域,第一次扩展到社会文化方面。

其时也出现了有关日本的专著。黄遵宪《日本国志》四十卷(1887年)便是代表之作。[15]黄遵宪(1848-1905)曾作为驻日公使馆参赞随何如璋赴日,随后,花费了八九年时间来完成该书。该书后被称为“奇作”(薛福成《日本国志·序》)。薛福成之所以称其为“奇作”,大概是因为,从中国而言,一则与日本断交已久,又加之倭寇以及出兵朝鲜等的影响,所以对日本多厌恶之情。对于一个将来不知是仇敌还是友邦的邻国,黄遵宪竟然从200多部书籍中搜集大量资料,花费巨大的精力与漫长的时间,终于完成该书。在薛撰写序文的1894年,即使是以作为西洋通的外交官来看,日本也没有受到太多的关注。但是,黄遵宪在《日本国志》的自序中,自比作《周礼》中的小行人(作为使者出使四方,并向王报告当地的礼俗与政治等)或外史氏(掌四方之志)等,认为中国有关日本的记述甚少,虽为邻国但在心理上却相隔甚远。这也成为其著述的动机。黄遵宪认为,日本的史书中并无中国式的书、志,因此虽然在采辑、编纂、校雠(文献批判)三方面有困难,但还是详细搜集了明治维新以后的社会、经济、教育、军事等方面的数据。在记述方面,并未采取传统的《春秋》笔削的手法,以“皇”、“帝”等君主的名称为首,官名、事名、物名、编年法、历程记录法等,均原样使用日本的名称,并未以中国为标准进行叙述。不以中国为标准叙述异国,或是因为当时中华意识已经开始相对化。至此,便诞生了由国统志、邻交志、天文志、地理志、职官志、食货志、兵志、刑法志、学术志、礼俗志、物产志、工艺志等组成的《日本国志》。

对日本认识的转变

就这样,对日本的关注逐步产生,但对于近代中国来说,对日本认识的巨大转变,还在甲午战争以降。败于小国日本使亡国的危机感扩散,这才迫使人们的视线开始转向日本。康有为模仿日本提倡实行“变法”,将专制君主制改革为立宪君主制,在有名的“公车上书”(1895年5月2日)中,反对割让台湾,认为割让将使民心离反使中国分崩离析,有亡国之惧。中国的变法运动,开始得到一般士人及官僚们的支持。康有为模仿日本模式进行变法,如在变法的最终阶段开设国会制定宪法,在之前的阶段则设置制度局使优秀的人才进行公议[16],以及为培养国民而制定教育制度[17]等。随后,还开始向日本派遣留学生,翻译日本书籍等。

康有为认为,翻译日本书籍的好处有二,一、同文(均使用汉字)易学;二、因日本已将欧美的重要书籍悉数翻译,所以可以省却从原文从头翻译之劳。在派遣留学生方面,也具有(1)地理上近便、(2)派遣费用较低、(3)同文易于速修等优点。[18]其弟子梁启超(1873-1929)也认为日语具有易学的特点。因日语中汉字占七八成之多,日语的语法构造也简单易学,数日可小成,数月即可大成。[19]不仅康有为及梁启超如此认识,洋务派高官张之洞也认为,“至各种西学书之要者,日本皆已译之,我取径于东洋,力省效速”(《劝学篇·广译》),在向日本派遣留学生方面,也与康有为所述雷同(《劝学篇·游学》)。

如此对日本认识的转变也体现在清朝政府的政策当中,如中国各地开始兴建日语学校、[20]留学生大举赴日留学等。其结果是,日本书籍得到广泛阅读,并纷纷被翻译为中文。

日本书籍与中国近代的思想家

在如此的历史背景之下,中国近代的思想家,几乎均通过日本书籍来吸取西洋近代思想。康有为曾在其《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1898年1月)中回想道,自己在十七八岁时托与日本通商的同乡商人购买了日本书籍。一读之后,曾惊讶于日本变政的勇猛以及效果的显著。[21]于是花费十年岁月写成了《日本变政考》,当时搜集的参考书籍一览后成为《日本书目志》(1896年)。[22]从《日本书目志》中,也可见其对日本书籍的关注度之高。

该书收载了15门、249类、7724种日本书籍的相关记述。其份量极巨,除自然科学及实业相关书籍以外,还包含有教育及宗教等在洋务运动时期吸收西洋文化之际未见的领域。例如在理学门中,除理化学、天文学、气象学等自然科学以外,还含有人文学领域的哲学、论理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因为在中国,传统上将“理”理解为自然与人类的通则。在哲学类中,列举了末松兼澄(1855-1920)《哲学一班》、井上圆了(1858-1919)《哲学要领》、三宅雄二郎(1860-1945)《哲学涓滴》、中江笃介(1847-1901)《理学沿革史》、有贺长雄(1860-1921)《国家哲论》等22种,在心理学类方面,则收入了元良勇次郎(1858-1912)《心理学》、井上圆了《通信教授心理学》、有贺长雄讲述《教育适用心理学》、井上哲次郎(1855-1944)《心理新说》等25种。但是,在理解方面,康有为时有讹误。比如他认为心理学乃我孔子旧学,明末常倡心学故多气节等,将西洋的心理学混同于中国的心学,将国家与社会的不同仅理解为集团的大小等。对于西洋的学问,尚未理解周全。但是,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以甲午战争为契机,中国的士人们终于透过日本书籍开始注目于西洋近代思想。

在民间的知识分子中,如在历史学领域取得卓越成果的王国维(1877-1927)也对日本比较关注。除日语之外,王还通过英语汲取西洋近代思想,不过引发他对西洋近代的兴趣的却是日本书籍。据其《静安文集》自序称,正是通过田冈岭云(1870-1912)的文集(《岭云摇曳》,《第二岭云摇曳》,均刊行于明治三十二年即1899年),才开始对康德以及叔本华感兴趣的。明治时期,《岭云摇曳》与《第二岭云摇曳》一共销售了1万部,成为了当时的畅销书。在《呜呼新年》等文章中,岭云借庄子与叔本华论述了厌世的人生观以及物质文明的弊害等当时的问题(《岭云摇曳》)。最早将叔本华以及尼采介绍给中国的是王国维[23],其背景与明治三十年代厌世观的流行有关。如后所述,厌世观对章太炎的思想影响极大。

革命家也同样在阅读日本书籍。例如辛亥革命的指导者宋教仁(1882-1913)在日记《我之历史》中,提到哲学方面的书,以远藤隆吉(1874-1946)《虚无恬淡主义》及《心理学讲义》、冯·基尔希曼(Julius Hermann von Kirchmann,1802-1884)著藤井健治郎(1872-1931)译《哲学汎论》、朝永三十郎(1871-1951)《哲学纲要》、河上肇(1879-1946)《无我爱的真理》、井上圆了《哲学要领》、服部宇之吉(1867-1939)《心理学》等为首。他购买并阅读了大量日本书籍,对《哲学要领》及《心理学讲义》等,还认真地作了笔记。[24]此类日本书籍,成为近代知识分子吸收西洋知识的便利手段,他们正是通过大量的日本书籍接受了西洋近代思想。

日本书籍的历史性地位

对日本的关注程度,也表现在日本书及中国书的翻译量上。由表1与表2可知,中文翻译的日本书与日文翻译的中国书的关系,以1895年为界线发生逆转,中文翻译的日本书的量开始急速增长。从1660年至1895年的约二百数十年间,中文翻译的日本书不过12种,而日文翻译的中国书为129种,为中文翻译的日本书的十倍。然而以甲午战争为界,至辛亥革命(1911年)的16年间,中文翻译的日本书增加至958种,而日文翻译的中国书仅有16种,其比约60倍。而从1912年至1945年之间,中文翻译的日本书为1899种,增加到辛亥前的约2倍,翻译日本书的倾向更为显著。[25]文化极为明显地从日本开始流向中国。这是迄今未见的一种现象。文化一向是从中国流向日本,现在其流向发生了改变。并且,所翻译的日本书的领域,除自然科学以外,还扩展到以社会科学为主的哲学及宗教领域。洋务运动时期,翻译西洋书以自然科学为主,至此,开始涉及文化领域。中国思想在传统上一直以政治及伦理为中心。求知于西洋的社会科学以及哲学,可以说是暗中为中国思想的相对化创造了一个契机。

表1 中文翻译的日本书统计

表2 日文翻译的中国书统计

据谭汝谦:《中日之间译书事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译书目录中的日本书籍

对西洋文明摄取范围的扩大,可以从当时出版的译书目录的分类及收载书目的变迁上得知。翻译扩展到社会、人文领域,也使这些领域得以进一步细化。对于西洋文化的关心进一步扩大开来。例如王韬(1828-1897)在《泰西著述考》(1890年)中,列举了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的活动地点及著书等,收录书目的内容主要为基督教以及天文历法等,而并无日本书及哲学类书籍。[26]基督教及天文等是清末的知识分子首先想到的西洋的学问。书中并未对书籍进行详细分类,或是因为书籍的领域较小也较为明确。

即使是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1896年),[27]其书籍分类也仅有西学、西政、杂类等3门,收录的书籍,以上海制造局本及益智书会本、广学会本、同文馆本、税务司本等洋务运动期间的文本较多。日本的相关书籍,在史志类中,有冈本监辅(1839-1904)《万国史记》、冈千仞(1833-1914)《米利坚志》,在附卷的地志类中,有黄遵宪《日本国志》及《日本杂事诗》、傅云龙《日本图经》、姚文栋《日本地理兵要》、顾厚焜《日本新政考》,游记类中有王韬《扶桑游记》等,仅此而已。在当时,所谓“西学”,首先为自然科学,所谓“西政”,其内容则为官制、学制、农政、矿政等,以行政方面为主。政治思想尚未成为一个问题,精神领域更是无从谈起。对哲学领域及日本书不感兴趣也是理所当然。所谓日本书,也仅为日本整体的概论。

康有为《日本书目志》(1896年)的状况如上所述,至徐维则《东西学书录》(1899年),[28]项目分类更为细致,收录书籍也逐步增多。按照自然、社会、人文3个领域分为21门,共收录了561种相关书籍。与《西学书目表》的350种相比,大幅增加。后至《增版东西学录》(1902年),更增加至936种,数量翻倍。在增补的书目中,以日本书籍或欧美书的日语译本重译居多。

进入20世纪以后,在顾燮光《译书经眼录》(1934年)[29]中,日本书的中文翻译本极多。该书分为史志、法政、学校、交涉、兵制、商务、博物学、哲理、宗教等25门。例如将哲理门又进一步分为哲理、社会学、论理学三科,包含中江笃介《理学钩玄》、元良勇次郎《伦理学》、井上圆了《哲学原理》、科培尔(Raphael von Koeber,1848-1923)著下田次郎述《哲学要领》、井上圆了《哲学要领》、有贺长雄《社会进化论》、岸本能武太(1866-1928)著章太炎译《社会学》、高山林次郎(1871-1902)著《论理学》等,共计34种书籍被翻译成了中文,其中24种译自日本书籍。由此可知,日本书籍所起到的作用之大。

清末,西洋的学问与思想的分类项目有所增加,是因为从甲午战争之后,需求广泛增加所致。学西洋之学不如译日语书,这与以低成本快速培养近代化所需人才的中国的状况有密切的关系。章太炎从日本书籍中吸取西洋近代思想,也正是以此状况为背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