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章太炎思想研究》到《章炳麟评传》

我自己所写的《章太炎思想研究》，从1977年写起，到1983年完成，前后写了六七年时间，最后是到1985年才出版。《章太炎思想研究》基本上把我多年做章太炎思想研究的主要心得比较系统比较完整地反映出来。出版以后，第一次评吴玉章奖，作为史学类唯一的一本专著给评上了。当时吴玉章奖历史学类有三种，一是胡厚宣主编的《甲骨文合集》，一是胡华主编的《中共党史人物传》，都是多卷乃至几十卷的，唯一一本单本的著作就是《章太炎思想研究》。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副所长李新读了这本书，评价很高。我现在还保留陈铁键的一封信，就是协助李新做多卷本《新民主主义革命通史》、做瞿秋白研究，给瞿秋白平反做了很多工作的那位陈铁键，他给我专门写了一封信，说李新读了这本书，全力向他推荐，让他读这本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重印这本书时将陈旭麓当时写的评语附在书页后面：

姜义华同志的《章太炎思想研究》是近半世纪以来研究章太炎极其全面而有深度的一部论著。……过去有关他的传记和论文，多偏重于政治行谊，或学术的概略和一端，罕有全面而系统的巨编。姜著第一次改变了这个状况。……一、传记和思想研究的一元化。……二、诸学分陈与探本溯源的论证。……三、参考和引征资料方面，作者掌握了章氏的所有著作，包括已刊和未刊的手稿。……它不仅是研究章太炎具有开拓意义的丰硕成果，而且是近十年来众多人物思想研究的卓越著作。——陈旭麓

这本书当时在国外也有一些影响。出版以后，美国研究孙中山的著名学者史扶邻教授曾经想把这本书翻译成英文，还专门给我说过这事，后来发现翻译难度太大，章太炎的文字太晦涩了，不得不放弃。史扶邻教授学养很高，我有一篇研究孙中山的文章就是他翻译成英文的。当时华东师大哲学系的冯契教授对这本书评价也是相当高，指定他的学生要读这本书，说研究近代思想史一定要读这本书。这本书里面讲章太炎的哲学思想的部分，过去从来没有人这么研究过。书里讲，章太炎虽然用佛学形式，用庄子和法相宗的话语，他哲学体系的建立，他所回答的问题，所关注的问题，其实跟康德，包括当时新康德主义关系很密切，受康德哲学影响非常大。他思考的很多问题，不仅当时国内，也是国际上整个哲学界都关注的一些问题，所以，他在这方面思考的问题很有深度。听说，冯契先生对这一点特别欣赏。

也正是在这本书出版以后，1988年台湾的韦政通先生过来，对我提出，希望我给他们在台湾编辑出版的“世界哲学家丛书”写一本章太炎，将章太炎作为世界哲学家之一，要求我在《章太炎思想研究》的基础上写一本比较集中一点的学术传记。那套书是韦政通跟傅伟勳两个人联合主编的。傅伟勳先生一直在美国，1989年的时候，他陪星云法师到上海来，又当面跟我提出，让我给他们写一本《章太炎》，编到“世界哲学家丛书”里面。后来听说，韦政通、傅伟勳是在新加坡和庞朴、汤一介一道开会时，庞、汤二位向他们推荐的。这本书1991年在台湾出版，可以算为《章太炎思想研究》的一个副产品。1995年，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国学大师评传”，也要求编一本《章太炎评传》，这本书结构和《章太炎思想研究》不一样，内容上只有个别补充。

《章炳麟评传》是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一种，是匡校长亲自点名叫我承担的。《章炳麟评传》有六十多万字。责任编辑原来希望在《章太炎思想研究》基础上稍微改一改就行了，我还是全部重写了一遍。全书分三大部分：一是作为革命家的章太炎，那是章太炎的政治生涯；二是作为思想家和学者的章太炎，对章太炎的主要学术论著逐一做了分析；三是专门谈章太炎与他的师友。所以，这本书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写了好多年，2002年方才出版，已经比较晚了。

几本书中，影响比较大的还是1985年那本《章太炎思想研究》。那时候研究章太炎思想的人比较少，研究中用了现在流行的知识学或知识生产的方法，结合章太炎讨论了当时整个思想界的问题。《章炳麟评传》对章太炎的思想学说把握得可能更为完整更为准确一些。写《章太炎思想研究》时，“文革”结束不久，写的时候，对中国历史、中国近代历史的反思刚刚开始不久。我在《结语》里边特别强调了对近代中国思想大变动怎么看，章太炎在这中间的角色地位怎样估计。冯契先生最看重的可能是章太炎的哲学思想那一部分，就是我讲“一场夭折了的哲学革命”这个部分，因为前人探索的比较少。另外，“致力于民族文化近代化的巨匠”这部分，对章太炎的经学、诸子学、历史学、语言学、文学复古，对他的人性学说，都谈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从思想史研究来讲，这两部分自己的心得可能多一点。那个时候，虽然已经摆脱了原来的一套话语，探讨了一些新的东西，基本上走出了地主阶级反满派、资产阶级革命派等等套路，希望能够更平实地还原这段真实的历史，但是还留有一些原先话语体系的烙印。要真正形成一套新的史学话语体系，这不是当时能够做到的，到现在为止还在继续向这个方向努力。相较而言，《章炳麟评传》更实在一些，当然，也还有不少缺陷，特别是章太炎和他的同时代人、他的学生的关系，很多地方还没有来得及进一步研究。2014年10月我在《团结报》发表了一篇《论章太炎思想学术的现代品格》，就谈了一些新认识。我希望一些来读博士的青年学子做更深入的研究。

章太炎研究中间，还有一个编辑出版《章太炎全集》的问题。因为在主持章太炎著作注释组工作的时候，我就尽可能收集了章太炎本人的著作，当时觉得有条件编《章太炎全集》，所以给上海人民出版社提交了一份关于编辑出版《章太炎全集》的初步构想。那是在1975、1976年的时候。不多久，章太炎的著作注释组解散了，这个计划就搁置下来了。后来，汤志钧跟山东大学王仲荦出面，希望还是把《章太炎全集》的编辑出版工作继续进行下去。他们去苏州跟章太炎的夫人汤国梨商量，希望把这个事给做起来。王仲荦跟汤志钧二位为这事又专门来找我和朱维铮谈，提出一个方案，由出版社来组织，大家分头去校勘、注释，不设总主编，也不组织编委会。后来上海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的《章太炎全集》，就是大家分工负责，分头完成的。全集第二卷是章太炎的《春秋左传读》《春秋左传读叙录》《驳箴膏肓评》等。《驳箴膏肓评》等从未发表过，全部据手稿抄清整理。《春秋左传读》就是在“人防工地”劳动期间校点的，当时查找资料远没有现在这样方便，里面差错不少，因为这是我完全不熟悉的一个领域，而且章太炎在考据时，大量引用各种古籍，又多不注明出处，所以什么是引文，什么是他自己的叙述，怎么断句，经常出错。后来在看清样的时候，正到广东去出差，匆匆忙忙，利用晚间和在火车上看的，无法找到所引原著仔细核对。当然，责任还是在我，不该因为赶时间，不仔细校对，这也是一大教训。后来汤一介主编《儒藏》，也收录了《春秋左传读》，负责校点者来找我，我把我这里章太炎相关的手稿照片，毫无保留地让他们全部复制去了。

这次新版《章太炎全集》，由杭州市余杭区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面，请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嘉璐做编委会主任。书出来以后，我才看到，我也列名编委，真惭愧，因为我完全没有参与。《春秋左传读》一卷，也收录了，我改正了明显的差错。其他各卷，我就没有介入。

章太炎思想，现在研究的人挺多。和我几乎同时出版的还有一本《章太炎思想研究》，是华中师范大学的罗福惠跟唐文权两个人合写的，按照章太炎的儒学思想、佛学思想等一个个专题写下来的。台湾的王汎森的章太炎思想研究，大陆汪晖的研究，都很有深度。另外，日本的学者也比较多地注意到章太炎，高田淳、岛田虔次、近藤邦康、河田悌一等人的著作，都有自己独立的见解，我同这几位日本学者都有过比较深入的交流。

不同的时代对章太炎思想关注的东西很不一样。比如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我们的老师一辈的章太炎思想研究，注意的重点是章太炎思想的阶级属性，当时强调阶级斗争、阶级分析，大家讨论比较多的是他的思想是封建的，还是反封建的呢？是资产阶级的，还是反资产阶级的呢？而我们70年代到80年代再做的研究，希望更多了解的是章太炎对中国的历史、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资源，对当代的世界，对外来的各种思想文化资源，对当代中国政治、中国社会、中国文化，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知识基础上，从一个什么样的角度来思考，来回答这些问题的。涉及的面比过去要广得多。

章太炎的哲学思想，海外关注得比较早。章太炎的《齐物论释》，我看到的是日本的荒木见悟最早做了翻译与注释，是在日本《九州大学学报》上发表的。日本另外一位学者，学习院大学的高田淳教授，专门写了一部《章炳麟的“齐物”哲学》，对章太炎的《齐物论释》做了深入的介绍与分析。我在日本访问时，蒙高田淳先生多次热情接待，并邀我访问学习院大学。那时，日本现任天皇德仁正在学习院大学读研究生，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很感兴趣。我一直想将高田淳教授的《章炳麟的“齐物”哲学》译成中文出版，可惜未能如愿，只能期待新一代学人。

国内过去较早注意到章太炎哲学思想的，是侯外庐先生的《中国近代思想学说史》，其中有两章专论章太炎的哲学思想，执笔者应该是赵纪彬先生。这部著作对章太炎的哲学思想评价非常之高。但是解放之后，我们学者对章太炎哲学思想尤其是《齐物论释》，很少给予关注。《章太炎全集》中的《齐物论释》，是山东大学的王仲荦先生校点的，王仲荦先生是章太炎的学生，但他在介绍这部著作时，只重点说了这里面有很多唯心主义的东西，对这本书的真正学术价值，丰富的学术内涵，并没有给予说明。解放以后我们出版的近代哲学史的著作中，对章太炎的东西，基本上都是从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这一角度做判断。

为什么日本学者关注的跟我们的角度不一样？章太炎这本《齐物论释》，名义上是逐字逐句逐段诠释庄子的《齐物论》，但他大量运用佛学中的唯识学和近代西方哲学来进行解释。日本的学者比较早注意到章太炎的这部著作，因为他们看到章太炎具有20世纪世界哲学发展的眼光，试图从哲学上回答新世纪世界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挑战，在哲学上进行了富有洞察力的可贵探索。我们很长一段时间的哲学纠缠在唯物论与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两个营垒的划界那个框架里，所以对章太炎的哲学思想很难做出有足够深度的剖析。

我写《章太炎思想研究》，特别是他的哲学部分，注意到章太炎对近代以来西方哲学所关注的许多重大问题，包括当时日本哲学界所关注的一些基本问题，已经有比较深入的思考。他在上海因“苏报案”坐了三年牢，出狱后刚到东京，跟宋教仁第一次见面，就问宋教仁，最近日本出版了哪些好的哲学书。当时在同盟会革命党人中间，几乎完全没有人关注哲学问题。现在可以看到，章太炎当时对哲学问题的关注，可以说超出了同时代的许多人。当时，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很多篇介绍西方哲学的文章，严复、王国维在哲学上都有自己的思考，而章太炎所思考的哲学问题，在广度与深度上都可以说领先于当时东亚众多思想家。他的不少思考应当说是经得住时间考验的。直到现在，你会发现，他所思考的许多问题还有非常强烈的现实意义。他对近代以来西方哲学界提出的很多问题，回应是很敏锐的。当然，他用西方哲学的话语来呼应这些问题还有困难，所以他大量用法相宗或唯识学的东西，用佛教、印度教关于哲学问题思考的思想资源，提出一些很有意义的见解。真正的哲学思维可以超越时代的局限性，揭示出宇宙、人性、社会更为根本的东西。我们至今还能够从章太炎的哲学思考中得到一些启迪。

章太炎思想研究中，过去大都分别论述他的各种思想，比如他的政治思想，他的经学思想，他的诸子学思想，他的佛学思想等等，而把他的思想与学术综合起来进行考察，通过他思想学术的变迁考察整个中国文化、中国学术、中国思想的近代化或者说向现代的转型，这样总体的研究比较少。章太炎的《小学答问》，他的《文始》，讲中国文字的原始意义及其后衍生意义流变过程，他的《新方言》，讨论各地方言及其由来。这三部著作，搞语言学的人都很重视，但过去都是分别去谈，贯穿在他的这些著作背后更为根本的意义，很少有人去讨论。我认为，他所致力的是揭示中国语言文字发展的内在规律，通过各地方言内在的统一性说明汉语言文字为什么可以成为国家统一的重要载体，研究中国传统语言文字怎样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而走向现代。通过这样的综合考察，就可以看到章太炎语言文字学方面的努力，完全不是局限于个别的见解。中国文化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语言文字的统一，首先是文字的统一，书面语言的统一，各地的方言虽差异很大，仍然不失内在的统一性。在欧洲，各种方言演变成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语言和文字，中国则有统一的语言和文字。章太炎精心研究中国文字的原始意义以及后来如何派生出各种方言，研究各地方言背后有什么统一的东西在里面，我觉得这都是因为他要致力于建立和发展中国近代统一的民族语言。像这样把章太炎思想学术的各个方面，作为他自觉地意识到并自觉地承担起的总的历史使命的一部分，作为整个中国文化的近代命运的一部分的来考察，我觉得，这样方才能够更深入地理解章太炎的思想与学术。

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文化启蒙运动中，章太炎算得上是一位挂帅的人物；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那批挂帅的和冲锋陷阵的人物，或者是章太炎的学生，如周作人、周树人、钱玄同，或者深受章太炎思想的影响，如陈独秀早就接受章太炎影响，胡适写《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时候，坦率承认受章太炎《国故论衡》影响很大。新文化运动中许多宏论其实基本上就是沿着辛亥革命时期章太炎那套思路发展下来的。新文化运动中的所谓文化保守主义，也从章太炎那里吸取了大量思想文化资源，像黄侃、刘师培这批人，成为文化保守主义重要代表人物，他们或是章太炎的学生，或者跟章太炎关系特别密切。章太炎的学生，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在许多大学人文学科中占据了支配地位，反映了章太炎在思想学术界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章太炎对中国古代的思想学术流变的研究，对中国学术史上不同时期、不同思潮、不同学派的评价，对中国历史上各种制度的分析，很多东西到今天来看还是很有见地的。比方《訄书》中的《学变》，考察汉代到魏晋时期中国学术变迁，虽然是短短的一篇文章，但所讲的学术流变趋势，条分缕析，非常清晰。《清儒》一篇，讲清代学术变迁，同样清清楚楚。尊重学术的人真正地关注历史本身，力求尊重客观的历史事实，有一个宽阔的眼界，对问题能够作深入的思考，立足对现实世界比较准确的把握，便比较容易得到一些能够经得住时间考验的结论。章太炎的思想与学术，便具有这样一个基本的特点。

前贤过去很少关注章太炎的两篇文章，一篇文章叫《信史》，还有一篇叫《征信论》。这两篇文章讲的都是方法论问题，也正是章太炎本人思想与学术在方法论上的真实写照。章太炎和康有为思想与学术的分歧，和他们在治学的基本方法上的不同有着很密切的关系。章太炎1901年撰写的《征信论》，清楚说明了他们在治学方法上如何代表了两种很不相同的路向。他指出：“诸学莫不始于期验，转求其原，视听所不能至，以名理刻之。独治史者为异。始卒不逾期验之域，而名理却焉。今之散儒，曾不谕是也，故微言以致巫，玄议以成惑。”针对康有为所鼓吹的三统三世说，他评论道：“夫礼俗政教之变，可以母子更求者也。虽然，三统迭起，不能如循环；三世渐进，不能如推毂。心颂变异，诚有成型无有者？世人欲以成型定之，虽燔炊史志犹可。”一个是要创造一个尽善尽美的理想世界和莫能例外的普遍法则，要求人们按照这个理想世界和普遍法则来改变现实生活与现实世界；另一个则是坚持从现实世界的实际状况出发，“始卒不逾期验之域”，对学术，对生活，都不迷信那些和现实完全脱节的空谈与幻想。新知识和新价值观念的建立，都坚持以人的实际生活为中心，充分尊重历史实际联系，须臾不离中国社会的实践。后者，正是章太炎治学的根基之所在。

从这点上来说，可以说章太炎继承了清代戴震等人实事求是的汉学传统，但是在他身上更多的则是现代的学术研究的特质。章太炎对传统儒家的评价，对传统道家的评价，对传统法家的评价，都坚持信史，坚持征信的精神。他对儒家在政治实践中的作用评价并不高，儒家中间他最欣赏的是荀子一派，而不是孟子一派。他认为荀子一派的主张，在国家和社会治理实践中更有效。他是近代中国最早重视法家的一个人，对法家给予非常肯定的评价。他对道家的东西也给予其他人很少给予的那样的关注。他也是在近代中国对名家，对墨子、墨家比较早给予关注和很高评价的学人。所以，在思想学术上，章太炎确实是一位在众多方面继往开来的人物。他自我评价《齐物论释》《国故论衡》这些著作“一字千金”，胡适也承认章太炎的这些著作是千百年来少有的具有独创性的学术专门著作。包括他的《新方言》《文始》这样一些语言文字学著作，也是千百年来少有的。我为纪念章太炎逝世8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提供的论文《章太炎与中国现代学术基础的奠定》中说，章太炎的主要著作，有着一以贯之的宗旨和基本理路，它们构成了一个相互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机整体。1910年创刊的《学林》杂志在发刊词《学林缘起》中说，章太炎的著述旗帜非常鲜明地针对当时特别有影响这样一些倾向：一是“今文诸师，背实徵，任臆说，舍人事，求鬼神”；二是“守文者或专寻琐细，大义不举，不能与妄者角”；三是“玄言久替，满而不盅，则自谕适志者寡”；四是“学术既隐，款识声律之士，代匮以居上第，至乃钩援岛客，趣以干誉，其言非碎，则浮文也。浮使人惑，碎使人厌，欲国学不亡无由”。这段概述，相当全面而准确地说明了章太炎思想与学术如何一以贯之地反对和不遗余力地纠正这些偏向。

任何人都是时代的产物，都不免有时代的局限和他个人知识与经验的局限。章太炎也不例外。但他在那个时候已经进一步去思考人生的价值、生命的价值、人的历程存在的意义，还是很可贵的。章太炎在《菿汉微言》中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宋代理学家已经提到过的，东海有圣人，西海有圣人，此心同，此理同，在当代世界重新强调这一点，那就是确认世界上不是只有一个中心，西方有西方的圣人，东方有东方的圣人，各种文明各有自己存在的合理性，各有自己存在的价值。章太炎坚持教育必须从“自国自心”发出来，一直反对将西方的模式机械地套用到中国，这一观点贯穿在他的思想与学术活动中，也贯穿在他的政治与社会活动中。章太炎致力于发现和坚持中国所独有的知识谱系、价值谱系、制度谱系和话语谱系，至今仍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

特别值得欣慰的是，现在章太炎思想与学术的研究，又已成为一道滚滚洪流。国内外众多新一代学者贡献了许多新的研究成果，已经将章太炎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我将继续努力，认真地从他们这些新的成果中吸取营养，继续提高自己。

姜义华

2019年11月16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