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李福清及其俄罗斯汉学传统

肇始于18世纪俄国传教使团的俄罗斯汉学，历经三百年的学术发展，独立于世界汉学之林，形成了悠久、独特的汉学传统。

就像国徽上的出自拜占庭帝国君士坦丁一世徽记的双头鹰，一头望着西方，另一头望着东方，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地处东西方文明的交汇处，学术文化既受东方文化的影响，又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历史传统则更接近东方。公元13世纪罗斯被金帐汗国占领，长期受鞑靼人统治的影响，15世纪开始向亚洲扩张，是中国最大的邻国，元史中已有中俄直接交往的确切记载。

17世纪，彼得一世执政后，面对欧洲的强盛和俄国的落后，他亲自前往欧洲考察，实行学习借鉴西欧的重要国策，进行振兴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诸方面巨大的“欧化”改革，并于1712年从莫斯科迁都圣彼得堡，打开俄国通往欧洲的窗户。彼得一世的改革打破了前几个世纪中俄罗斯文化与西欧文化的隔绝状态，试图使俄国从与“欧洲”的脱离中全面“西方化”，从俄国汉学创立阶段的西欧“移植”可见一斑。

1925年收到聘书，1726年到任的俄国皇家科学院首位东方古代史院士是来自德国的汉学家拜耶尔（Г.-З.Байер，1694—1738），他于1731年在彼得堡出版了欧洲第一部汉语语法《中文博览》（Museum Sinieum）。学术史上对拜耶尔功过评价历来众说不一，各执己见，斯卡奇科夫（П.Е．Скачков）院士就直言拜耶尔的活动并未促进俄国的学术发展^[1]，但是拜耶尔将西方汉学成果引入俄国，以东方学家视野开辟俄国汉学研究，在俄国汉学的创建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特殊地位。

而彼得一世亲自创立皇家科学院之始便向欧洲聘任东方学院士，也表明了俄人向学西方，重视东方；“取西学”，“治东方”的国际考量。此前，1715年，作为向“东方推进”的重要举措，彼得一世已经向中国派出首批传教使团，其中为“俄国汉学做了整顿机构、培训人才和搜集资料三项奠基性的工作”，“为俄国汉学编织摇篮的重要人物”郎喀，是沙皇御医的养子，瑞典籍，曾留学柏林。郎喀通过北京的西方耶稣会士获取西方汉学著作及各种政治经济情报，1730年从中国带回的中文图书等文献构成了彼得堡汉学藏书的基础……^[2]

因此，以东西方跨文化视野，做中国学问，早在俄国汉学奠基之时，便深深地印迹于其学术传统，并在此后俄罗斯汉学确立发展中，以俄国与西方的国际学术文化交流，丰厚的汉、满、藏、蒙跨学科东方学研究成就，和比较研究的学术方法不断延伸开拓。

首批俄国本土汉学家全部来自18世纪派往中国的传教使团。俄国来华传教使团自第二批（1729年）起便派遣非神职学生随班来京学习满汉文字，研习汉学尤其是儒学，完成汉学著（译）述。得益于此，加之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位（1762—1796）期间，对中国传统道德思想的认同，从西欧刮向俄国的“中国风”影响，18世纪，大量中国文化典籍译介传入俄国，其中也包含西方耶稣会士的译作。

同时，传教使团和俄国探险家也为早在彼得一世已经开始的俄国丰富、珍贵的汉、满、藏、蒙东方学文献收藏做出了重要贡献。经过一批批俄国汉学开路者筚路蓝缕的拓荒式努力，对中国古典文献的收藏、整理、研究和作品译解，19世纪，以圣彼得堡汉学家为代表的俄国古典汉学传统得以形成。

此时的俄国汉学已经摆脱了对西欧汉学的依赖，独立于西方汉学、东亚汉学，自成一体。其传统中最为重要的当属充满学术积累的文献收藏编目，这也同俄罗斯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的东方学研究密不可分。

譬如，1818年，东方学家加缅斯基（П.Каменский）、利波夫措夫（С.Липовцов）编就的《科学院图书馆所藏中文和日文书籍目录》（Каталог китайским и японским книгам，в библиотеке Имп．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хранящимся，1818）；1841年，科学院德籍布罗塞（М.И.Броссе）院士整理发表的《科学院亚洲博物馆的中文馆藏》（О китайской библиотеке Азиатского музея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1857年，第一位俄国汉学院士瓦·瓦西里耶夫（В.Васильев，1818—1900）发表的《彼得堡大学的东方书籍》（Записка о восточных книгах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м университете）等等。这一传统发展到20世纪瓦·米·阿列克谢耶夫院士创立的俄罗斯现代汉学，更加注重学术史的文献学梳理，成为以文献档案资料为基础的俄罗斯汉学鲜明的文献学汉学学术特征。

论及俄罗斯汉学各阶段发展重要的代表人物，当代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院士，便和俄罗斯汉学宗师比丘林（Н.Я.Бичурин，1777—1853）、瓦·瓦西里耶夫院士和瓦·阿列克谢耶夫（阿列克，В．М．Алексеев，1881—1951）院士等一同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如果说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上半叶的比丘林作为俄国汉学奠基人，为俄国汉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做出巨大贡献；19世纪下半叶，一代俄国汉学时期的开拓者瓦·瓦西里耶夫使俄国汉学走上民族化、职业化之路；20世纪上半期，有“翰林”之尊的阿列克谢耶夫创建了苏联汉学学派；20世纪下半叶的李福清则在传统的汉学、东方学诸多领域承继、深化俄罗斯汉学传统，独树一帜，卓有建树。

……一个有关中国民间创作研究的李福清学派将会出现。……学术传承性也得以彰显，李福清在莫斯科的不懈努力，也使得瓦·米·阿列克谢耶夫学派不断发展壮大。^[3]

[1] 参见П.Е.斯卡奇科夫：《俄罗斯汉学史》，В.С.米亚斯尼科夫编，柳若梅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7-70页。

[2] 参见蔡鸿生：《俄罗斯馆纪事》，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77-78页。

[3] Китай и окрестности．Мифология，фольклор，литература．К 75-летию академика Б.Л．Рифтина，М.，РГГУ，2010，c.12.